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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3卷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60] （1906年7月中） 杜马的解散[161]向工人政党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来指出其中最主要的几个：（1）对我国革命进程中的这一政治事件的总的评价；（2）确定今后斗争的内容和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口号；（3）确定今后这个斗争的形式；（4）选择斗争的时机，或者确切些说，估计可能有助于正确选择时机的各种情况。 下面我们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 一杜马的解散最清楚最鲜明地证实了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曾经警告说，不要为杜马的“立宪”外貌所迷惑，不要为1906年第二季度俄国政治中的立宪外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所迷惑。现在，实际生活已经说明，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的人）在杜马面前说的那一大堆关于杜马和涉及杜马的“大话”，全然是十足的空谈。 请注意一个有趣的事实：杜马是在严格遵守宪法的基础上被解散的。根本不是“驱散”，根本没有违背法律。相反，也象在任何“立宪君主国”里一样，是严格遵守法律的。最高当局根据“宪法”解散了议院。根据某某条款，这个“议院”被解散了，并且在同一道命令中（恪守法律者，你们欢呼吧！）指定了新的选举或召集新的杜马的日期。 但是，这一切立刻就暴露出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1906年整个上半年不断指出的俄国宪法的徒有其名，本国议会制的子虚乌有。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狭隘的狂热的”“布尔什维克”，而是最温和的合法的自由派也承认了并且是用自己的行为承认了俄国宪法的这种独特的性质。立宪民主党人以下述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他们以大批“逃亡国外”，逃往维堡，以违法的宣言[162]来回答杜马的解散，以最温和的《言语报》上的文章来回答并且继续回答杜马的解散。《言语报》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是恢复了专制制度，不得不承认苏沃林在写他未必能活到新杜马出现这句话时无意中泄露了真情。于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期望就一下子从“立宪”转到了革命方面，——这仅仅是最高当局严格遵守立宪制的行为的结果。而立宪民主党人昨天还在杜马中吹嘘说，他们是“王朝的挡箭牌”，是严格的立宪制的拥护者。 实际生活的逻辑比宪法教科书的逻辑更有力量。革命正在教导着人们。 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关于立宪民主党的胜利所写的一切（参看尼·列宁的小册子《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已经被十分清楚地证实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极端片面性和目光短浅已经一目了然。过去布尔什维克经常不断地就立宪幻想提出警告，这已成为人们辨认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的标志。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认识到这确实是一种幻想，一种幻影，一种幻梦。 杜马没有了！——《莫斯科新闻》[163]和《公民》[164]欣喜若狂地大叫道。宪法没有了！——立宪民主党人，那些曾经非常巧妙地引证我们的宪法、津津有味地咀嚼宪法条文的精明的宪法行家，没精打采地随声附和道。社会民主党人既不会欢呼雀跃（我们从杜马那里也取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也不会垂头丧气。他们会说，人民是有所收获的，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幻想。 是的，全体俄国人民在通过立宪民主党这个实例学习，不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是从自己的、他们自己正在创造的革命中学习。有一次我们说过，人民正在通过立宪民主党清除自己最初的资产阶级解放的幻想，他们将通过劳动派清除最后的资产阶级解放的幻想［注：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立宪民主党人曾经幻想不推翻旧政权而从农奴制、专横暴虐、亚洲式的野蛮状态和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狭隘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劳动派幻想不消灭商品经济而把群众从贫困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幻想也会破灭，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破灭，——如果我国革命发展到我国的革命农民取得完全胜利的话。 立宪民主党很快地兴盛起来，他们在选举中获得冲昏头脑的胜利，他们在立宪民主党杜马中高唱凯歌，他们在“敬爱的君主”的御笔一挥之下突然破产（他可以说是在向他表示爱戴的罗季切夫的脸上啐了一口），——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人民的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人民，广大民众，直到1906年大多数还没有成长到具有自觉的革命性。大家已普遍感到专制制度令人不能容忍，感到官吏政府不中用，感到人民代表机关必须建立。但是，人民还没有能够意识到和感觉到旧政权同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事实说明，人民在这方面还需要有特别的经验，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 立宪民主党杜马在自己短短的存在期间很清楚地向人民表明了没有权力的和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之间的全部差别。我们的口号——召集立宪会议（即建立有充分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是万分正确的，但是，实际生活即革命走向这个口号所经过的路程比我们所能预见的要长一些，曲折一些。 只要对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主要阶段作一总的观察，你们就会看到人民是怎样根据经验一级一级地接近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的。请看1904年年底的所谓“信任”时期。当时自由派兴高采烈。他们占据了整个前台。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说当时的两个主要力量是自由派和政府。然而，人民满怀着“信任”，人民在1月9日“抱着信任的态度”走向冬宫。“信任”时期使第三种势力即无产阶级显露头角，并为人民极端不信任专制政府打下了基础。“信任”时期是以人民拒绝相信政府的那些关于“信任”的言论而结束的。 下一个阶段。许诺召集布里根杜马。信任被事实证实了。人民代表受到召唤。自由派兴高采烈，号召参加选举。自由派教授们不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奴仆，他们号召大学生专心读书，不要从事革命。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屈服于自由派的论点。人民登上了舞台。无产阶级用十月罢工[165]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夺取了自由，争得了宣言，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完全立宪的宣言。人民根据经验认识到，获得自由的诺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夺取自由的力量。 接着，政府在12月剥夺了自由。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第一次起义被击溃了。但是，莫斯科大街上进行的顽强而激烈的武装斗争，使得召集杜马成为必不可免的了。无产阶级的抵制没有成功。事实说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倒维特杜马。杜马中坐满了立宪民主党人。人民代表机关已成为既成事实。立宪民主党人兴高采烈。他们欣喜若狂，欢呼不已。无产阶级抱着怀疑的态度等着瞧。 杜马开始工作了。这一点点扩大了的自由人民利用得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充分得多。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情绪和坚决性一眨眼就落在人民的后面了。立宪民主党杜马时期（1906年5月和6月）是一些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劳动派在杜马中超过了立宪民主党，在人民大会上斥责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怯懦，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迅速发展起来，农民革命运动和军队中的风潮加剧了，在十二月起义后精疲力竭的无产阶级又活跃起来了。结果，立宪民主党的立宪主义时期，既没有成为立宪民主党运动的时期，也没有成为立宪运动的时期，反而成了革命运动的时期。 这个运动迫使政府解散杜马。经验证明，立宪民主党只不过是些“泡沫”。他们的力量是从革命力量中派生出来的。政府用解散杜马这种实质上是革命的（虽然形式上是立宪的）手段来回答革命。 人民根据经验认识到，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无损的，那么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来修订法律或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这就是立宪民主党杜马教给人民的东西。让我们唱一曲永远悼念死者的挽歌，并好好地记取它的教训吧！ 二这样，下面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客观的、由历史决定的内容以及我们应当提出的斗争口号。 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孟什维克在这里也表现出了动摇。他们的第一个口号是：争取恢复杜马例会，以便召集立宪会议。彼得堡委员会声明反对。这个口号显然太荒谬了。这甚至算不上机会主义，简直是胡言乱语。中央委员会前进了一步。它的口号是：反对政府，维护杜马，以争取召集立宪会议。这当然好一些。这已经离下面的口号不远了：推翻专制政府，以争取通过革命的道路召集立宪会议。杜马的解散无疑成为争取建立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的全民斗争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维护杜马”的口号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口号已经包括在我们认为杜马的解散是斗争的导火线这个意思中了。而如果不在这种（即刚才所说的）意义上专门加以解释，“维护杜马”这个提法就会含糊不清，就会造成误解，就会回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的陈旧的东西上去，回到立宪民主党杜马上去，一句话，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许多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倒退”思想。至于这种提法中的正确的东西则已经毫无遗留地包括在我们关于斗争的决定的理由中，包括在对于为什么杜马的解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导火线这一问题的解释中。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一个马上就要到来的斗争的口号，是不能简单地直接地从某一个纲领的一般口号中得出来的。只根据我们的纲领（见纲领的最后一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等等）来决定眼前即1906年夏天或秋天马上就要到来的斗争的口号，是不够的。为此必须估计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过程，不是从纲领原则中，而是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而正是这种分析向我们表明，客观政治形势现在提出的不是有没有人民代表机关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民代表机关有没有权力的问题。 立宪民主党杜马灭亡的客观原因，不是它不能表达人民的需要，而是它不能完成为政权而进行斗争的革命任务。立宪民主党杜马曾经自认为是立宪机关，但它实际上是革命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责骂我们把杜马看作革命的一个阶段或工具，但是实际生活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立宪民主党杜马曾经自认为是为反对内阁而斗争的机关，但它实际上是为推翻整个旧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要求这样。然而，要进行这种斗争，象立宪民主党杜马这样的机关是“不中用的”。 现在，最愚昧的农夫也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人民没有政权，杜马是没有用的，任何杜马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怎样才能取得政权呢？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人民的、自由的、选举出来的政权。要么推翻旧政权，要么承认革命任务在农民和无产阶级提出的那种范围内是不能实现的。 实际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906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解散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当然，我们不能担保，革命能够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斗争会轻而易举，胜利绝对有保证。在斗争开始以前，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作这类担保。口号不是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的保证。口号只是指出为实现一定的任务所必须达到的目标。过去，这种直接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或召集）一般人民代表机关。现在，这种任务则是保证政权归人民代表机关。而这就是说，要消灭、破坏和推翻旧政权，推翻专制政府。 如果这个任务不能全部完成，那么人民代表机关也就不能成为有充分权力的机关，从而也就不能充分保证这个新的人民代表机关不会遭到同立宪民主党杜马一样的命运。 现在客观形势提出的当务之急，不是争取建立人民代表机关，而是争取创造不能驱散或解放人民代表机关、也不能把它变成一出闹剧（特列波夫之流就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一出闹剧）的条件。 三今后斗争的可能出现的形式部分地决定于斗争的内容，部分地决定于过去的人民革命斗争和专制政府的反革命斗争的形式。 关于斗争的内容，我们已经说明，经过两年的革命，目前斗争内容已集中在推翻旧政权上。要完全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才有可能。 关于过去的斗争形式，在这方面俄国的群众性的和全民的运动的“最高表现”是总罢工和起义。1905年最后三个月，在无产阶级、农民、军队的觉悟分子和各种知识分子职业团体的民主分子的意识和情绪中，不能不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因此，在杜马被解散以后，能够进行斗争的广大群众最先想到的就是总罢工，这是非常自然的。似乎谁也没有怀疑过，对解散杜马的回答必然是全俄罢工。 这种意见的普遍被接受，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革命组织几乎到处都能有意识、有计划地阻止工人搞自发的局部的爆发。从俄国各地都传来这方面的消息。10—12月的经验无疑有助于使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比过去更多得多地集中在总的和同时的行动上。此外，还应当指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根据工人运动的一些大的中心城市的材料，例如彼得堡的材料来判断，工人不仅很容易和很快地领会了必须采取总的和同时的行动的思想，而且还坚定地主张采取战斗的坚决的行动。因杜马的解散而举行（一天或三天）示威性罢工这一不恰当的主意——这是某些彼得堡的孟什维克想出来的主意——遭到了工人们最坚决的反对。作过多次严重斗争的人们的可靠的阶级本能和经验立刻提示他们，现在的问题已经完全不是示威了。工人们说，我们不打算去示威。我们准备在总的行动的时刻到来时去作殊死的坚决的斗争。根据所有消息来看，这是彼得堡工人的共同意见。他们已经懂得，在俄国经历了1901年（广泛示威运动开始的一年）以来的一切事变以后，采取局部行动，特别是举行示威，是可笑的；政治危机的尖锐化排除了再“从头做起”的可能；对于在12月里愉快地“尝过鲜血滋味”的政府来说，和平示威只会有极大的好处。和平示威会无谓地消耗无产阶级的精力，会为警察和士兵演习追捕和枪杀手无寸铁的人们提供机会。和平示威只会在某种程度上证实斯托雷平的吹嘘：他战胜了革命，因为他解散了杜马，同时并没有使反政府的运动因此而尖锐起来。现在大家都把这种吹嘘看作毫无根据的吹嘘，大家都知道和感觉到斗争还在前面。相反，“示威”却会被说成就是斗争，被弄成（毫无希望的）斗争，而示威的停止就会被当作新的失败向全世界宣扬开去。 只有立宪民主党中的我国的赖德律－洛兰们，才想得出示威性罢工这种主意，他们正象1849年赖德律－洛兰一样目光短浅，过高估计了议会制度的作用。无产阶级毫不迟疑地抛弃了这个主意，他们抛弃这个主意是做得非常好的。时时面临革命斗争的工人，比某些知识分子更正确地估计了敌人的战斗准备和采取坚决的战斗行动的必要性。 遗憾的是，在我们党内，由于社会民主党右翼目前在国内占优势，关于采取战斗行动的问题还无人重视。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被立宪民主党的胜利所迷惑，未能估计当前局势的革命意义，回避了从10—12月的经验中作出一切结论的任务。然而对于党来说，利用这一经验的必要性比许多议会制的崇拜者所设想的要迫切得多，紧急得多。我党中央机关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张皇失措的样子，就是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整个形势重新要求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把罢工作为独立的斗争手段，其缺点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了。大家都知道，政治罢工成功的一个极重要条件就是它的突然性，是能使政府措手不及。而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政府在12月里已经学会怎样对付罢工，并且目前已经在这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大家都谈到铁路在总罢工中是极端重要的。铁路一中断，罢工就很有可能成为总罢工。做不到使铁路完全中断，罢工就很难成为总罢工。然而铁路员工罢工特别困难：讨伐列车随时可以出动；军队遍布全线各个车站，有时甚至就在列车上。在这样的条件下，罢工就可能是——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同武装力量发生面对面的直接冲突。司机、报务员、扳道工往往要立即作出抉择：要么当场被枪杀（戈卢特维诺、柳别尔齐和俄国铁路网中的其他一些车站已经在全国获得革命的声望不是没有原因的），要么去工作而破坏罢工。 当然，我们有权期待曾以行动证明自己忠于自由事业的无数铁路员工会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概。当然，我们决不否定铁路罢工的可能性和取得成功的机会。但是，我们也无权讳言这一任务的实际上的困难，讳言这种困难是最坏的策略。如果能正视现实，如果不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那就会很清楚地看出，罢工必然会而且立即会发展成武装起义。铁路罢工就是起义，这在12月以后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了。没有铁路罢工，铁路线上的电报局就不会停止工作，铁路线上的邮递工作就不会中断，大规模的邮电业罢工也就不可能举行。 由此可见，罢工对起义的从属意义是从1905年12月以后所造成的形势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管我们的意志如何，不管有什么“指示”，尖锐化了的革命形势都将变示威为罢工，变抗议为斗争，变罢工为起义。当然，只有在某一部分军队积极参加之下，起义这种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才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所以，军队的罢工，他们拒绝向人民开枪，在某些情况下无疑会使纯粹和平的罢工也取得胜利。但是，恐怕谁都清楚：这种情况只是特别顺利的起义中的个别事件；要使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要使这种情况尽快地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效地准备起义，最初的起义行动要果断有力，通过非常勇敢的进攻或使很大一部分军队哗变来瓦解军队的士气，等等。 总之，在目前杜马解散造成的形势下，毫无疑问，积极的斗争会直接导致起义。形势也许会发生变化，那时必须重新研究这一结论，但是现在这个结论是绝对不容争辩的。所以，号召全俄罢工而不号召起义，不说明罢工和起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是近乎犯罪的极端轻率行为。所以必须竭尽全力在鼓动工作中说明这两种斗争形式之间的联系，必须竭尽全力准备条件使工人的爆发、农民的起义和军队的“哗变”这三条斗争支流汇合成一条巨流。还在很早以前，从去年夏天有名的“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166]时起，真正人民的，即群众性的、积极的、绝非密谋的运动，推翻专制制度的起义的这三种形式，都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全俄起义的胜利，也许主要就要靠这三股起义的汇合。毫无疑问，象杜马被解散这样的斗争导火线，大大有助于这种汇合，因为农民（从而还有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我国军队）中最落后的部分曾对杜马寄予很大的希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加紧利用杜马的解散作为理由来大张旗鼓地进行鼓动，号召举行全民的起义。要说明政治罢工和起义的联系。要竭尽全力使工人、农民、水兵和士兵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积极的武装斗争。 最后，在谈到运动的形式时，还必须特别提到农民的斗争。在这里罢耕和起义的联系是特别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这里起义的目的应当不只是彻底破坏或消灭所有一切地方政权，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政权（这是任何起义的共同目的，无论在城市、农村和军队等等都一样），而且还要驱逐地主和夺取地主的土地。农民无疑应当在全民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就竭力在事实上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关于这一点用不着多讲，因为任何人大概都不会设想一种不惩罚地主、不夺取土地的农民起义。显然，这种起义愈有自觉性，愈有组织性，毁坏建筑物、财物、牲畜等等的事情就会愈少。从军事观点来看，为了达到某种军事目标而进行破坏，例如烧毁房屋，有时也烧毁财物，这种措施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只有书呆子（或人民的叛徒）才会因农民经常采取这种手段而感到特别伤心。但是不容讳言，摧毁财物往往只是因为没有组织性，因为不善于把敌人的财物夺取过来自己占有，只好去毁坏它，或者是因为战斗的一方力量薄弱，无力消灭敌人或粉碎敌人而对敌人进行的报复。当然，我们一方面应当在进行鼓动时尽量向农民说明，同敌人作无情的斗争直到摧毁其财物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另一方面还应当指出，组织程度可以决定能不能取得更合理得多更有益得多的结局，即歼灭敌人（地主和官吏，特别是警察），而把所有一切财物毫无损坏（或尽少损坏）地转交给人民或农民所有。 四同斗争的形式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斗争的组织问题。 在这方面，1905年10—12月的伟大历史经验也对当前的革命运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同它类似的机关（农民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享有很高的完全应有的威信。现在几乎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或其他党派的革命者都会赞成建立这类组织，特别是在目前主张建立这类组织。 在这一点上，看来是没有意见分歧的，至少没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因此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可谈的。 但是，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有细地谈一谈，因为这方面经常被人忽视。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为了说起来简便起见，我们就以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所有这类组织的典型）在伟大的十月和十二月事件里所起的作用，使这些机关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以致人们有时几乎把它们当作偶像来崇拜。人们以为，对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说，这些机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必要的和足够的”。因此，他们对于选择建立这种机关的时机问题，以及要有怎样的实际条件才能使它们的活动成功的问题，就抱着一种不加批判的态度。 10—12月的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教益的启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群众直接斗争的机关。它们最初是作为罢工斗争的机关出现的。后来客观的需要迫使它们很快就成了同政府进行总的革命斗争的机关。由于事件的发展和罢工转变成起义，它们不可遏止地变成了起义机关。许多“苏维埃”和“委员会”在12月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而且事件极其明显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机关在战斗时的力量和作用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就。 当时，不是什么理论，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号召，不是某个人臆想出来的策略，不是党的学说，而是客观事物的力量使这些非党的群众机关认识到必须进行起义，并使这些机关成为起义机关。 同样，在目前，建立这样的机关也等于成立起义机关，号召建立这样的机关就等于号召起义。忘记这一点，或对广大人民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最不可饶恕的近视和最坏的政策。 既然如此，——无疑是如此——也就可以从这里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要组织起义，单靠“苏维埃”和类似的群众机关还是不够的。为了团结群众，为了达到战斗的统一，为了传达党的（或经过各党协议提出的）政治领导口号，为了引起群众的关心，为了唤醒和吸引群众，这些机关是必需的。但是要组织直接的战斗力量，要组织最狭义的起义，光有这些机关是不够的。 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议会。但是没有一个工人会同意召集自己的议会是为了把它交给警察。大家都认为，必须立即组织力量，组织武装工人队这样的军事组织来保卫自己的“议会”。 现在，政府根据经验已经充分认识到“苏维埃”将导致什么结果，苏维埃是什么样的机关，政府已经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等待这些机关成立，以便袭击敌人、不让敌人有考虑问题和开展自己活动的时间，——现在我们特别应当在进行鼓动时说明，必须冷静地观察事物，必须在组织苏维埃的同时建立军事组织，以便保卫苏维埃和举行起义，否则任何苏维埃和任何由群众选出的代表都将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所说的这种“军事组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当力求不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吸收群众，而是直接吸收亲身参加巷战和国内战争的群众。这些组织应当以一些很小的、由十人或五人甚至也可以是三人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作为自己的基层组织。必须大力宣传战斗就要到来，每一个诚实的公民都应当在这场战斗中不惜牺牲自己为反对人民的压迫者而战。在组织中要少讲究形式，少因循拖延，多简化手续，这些组织应当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灵活性。所有愿意站在自由方面的人，都应当立即联合成战斗的“五人小组”，——这是由同一行业、同一工厂的人们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或者是有同志关系或党的关系甚至纯粹邻里关系（住在同一村庄、城市中的同一座房屋或同一栋住宅）的人们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这些小组应当既有党的，也有非党的，它们是由同一项直接的革命任务——举行反政府的起义联系起来的。这些小组应当最广泛地建立起来，而且在取得武器以前就要建立，不必管能不能得到武器。 任何一个党组织都不可能把群众“武装起来”。相反，把群众组织在小巧灵活的战斗小组内，会大大有助于在行动时获得武器。 自由结合的战斗小组，“战斗队员”小组（如果可以用这个在莫斯科伟大的十二月事件里获得莫大荣誉的称号来称呼它的话）会在爆发的时刻带来极大的好处。会射击的战斗队就能解除警察的武装，突然袭击巡逻队，把武器夺到自己手中。不会射击的或没有获得武器的战斗队，则可以协助修筑街垒，进行侦察，组织联络，伏击敌人，焚烧敌人盘踞的房屋，占据可以作为起义者据点的住宅。总之，这些由决心进行殊死战斗、熟悉地形并且同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人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可以执行多种各式各样的职能。 要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工会和每一个农村中号召组织这样的自由结合的战斗队。彼此熟悉的人们可以预先组织起来。如果成立这种小组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真正为群众所接受，那么彼此不熟悉的人也会在战斗的日子里或战斗的前夜，在战斗的地方建立起五人小组和十人小组。 现在，当杜马的解散惊动了愈来愈多的阶层的时候，你们常常可以从组织程度最差、表面上似乎最“黑帮化的”普通市民中听到最革命的反应和声明。我们要力求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决定很快就要掀起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必须成立战斗队，使他们所有的人都深信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具有人民性的。那时我们就能做到——这完全不是空想——在每一个大城市中有成千上万个战斗队员，而不象在莫斯科十二月起义时那样只有几百个战斗队员。那时就任何机关枪都阻挡不住，——莫斯科公众在指出当地战斗队的性质和成分不够群众化和不够接近人民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 总之：要在一切地方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和类似的机关，同时最广泛地宣传和鼓动要同时举行起义，立即准备起义的力量和组织群众性的自由结合的“战斗队”。 ※ ※ ※ 附言：在这一节已经写成时，我们听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口号有了新的“转变”，即改变为：拥护杜马作为立宪会议的召集机关。因此，在组织问题方面就需要再提出一个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因为真正能够召集立宪会议的实际上就是临时革命政府这样的机关。只是不要象我们的亲立宪民主党的人喜欢做的那样，忘记了临时政府首先就是起义机关。已死去的杜马愿意成为起义机关吗？立宪民主党愿意成为起义机关吗？先生们，欢迎之至！我们在斗争中看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来的任何同盟者都是很高兴的。即使和你们结成的同盟对于我们就象和法国结成的同盟对于俄国一样（即意味着财源）——请原谅我这样说——我们也会很高兴，先生们，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你们的立宪民主党参加起义不过是空洞的孟什维克的梦想，那我们只能说：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的梦想是多么卑微而渺茫啊。但愿你们不要毁于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没有指望的爱情”，立宪民主党人是不能对你们的热情给以报偿的…… 关于临时政府的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从理论方面阐明过了。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政府是已经说明了的。但是现在更值得注意的是，由10月—12月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实践方面。要知道，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事实上曾经是临时政府的萌芽；在起义胜利时政权必然会转到它们手中。现在恰恰应当把重心转到研究这些历史地形成的新政权的萌芽机关上来，转到研究它们的工作条件和它们成功的条件上来。这在目前比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一般”猜想更迫切，更有意义。 五最后我们来考察行动的时间问题。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脉脉温情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立即行动的要求。这种想法已经彻底破产。工人阶级和所有城市居民群众的态度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或感觉到局势的严重。当然，将要到来的斗争实际上决不是为了捍卫杜马，而是为了推翻旧政权。推迟行动是由于普遍希望作好进行真正坚决的殊死的斗争的准备并求得行动的一致。 可能，也许很可能，由于革命情绪的增长和一次不可避免的爆发，新的斗争会象以前的一些斗争一样自发地出乎意外地炽烈起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如果这种发展进程不可避免，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再去解决行动的时间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上述一切方针大力加强鼓动和组织工作。 但是，也可能形势要求我们这些领导者确定行动的时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建议把全俄行动，把罢工和起义的时间定在夏末或秋初，定在8月中旬或8月底。重要的是要利用城市中建筑施工季节和夏天农忙结束的时期。如果在行动的时间方面能够得到一切有影响的革命组织和团体的同意，那就很可能在规定时间内付诸实现。全俄在同一时间开始斗争是会有很大好处的。即使政府探听到罢工的日期，这恐怕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因为罢工不是什么密谋，也不是军事攻击，并不要求突然行动。如果全俄各地的军队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因担心斗争不可避免而惊恐不安，如果他们老是这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所有的组织又能和大批的“非党”革命者一起日益协调地进行鼓动工作，这些军队的士气就会极度沮丧。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中有威信的杜马代表也会帮助这种同时行动获得成功。 如果整个革命的俄国都相信这场伟大的总决斗不可避免，某些孤立的、完全无益的爆发，如士兵的“暴动”和没有希望的农民起义，也许就能得到控制。 但是要重说一遍：这只有在一切有影响的组织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否则就仍旧会走让革命情绪自发增长的老路。 六我们来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杜马的解散就是完全转向专制制度。全俄同时行动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一切局部起义汇合起来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广大居民阶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政治罢工和起义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全俄起义进行最广泛的鼓动，说明起义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竭尽全力使大家都认识到起义不可避免，使大家都看到举行总攻击的可能性，从而不再去进行“暴动”，举行“示威”，不再去发动简单的罢工和进行破坏，而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进行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斗争。 整个形势有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无产阶级准备去领导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然而是伟大的、容易收效的任务：帮助工人阶级这支全俄起义的先进部队。 这个起义将推翻专制制度而建立起真正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立宪会议。 附言：本文是在斯维亚堡起义[167]开始以前写成的。
注释： [160]《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由新浪潮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这本小册子出版后不久，就遭到沙皇政府的查禁，但仍在莫斯科、彼得堡以及外地各省广泛流传。——304。 [161]1906年6月20日（7月3日），正当杜马就土地问题进行热烈辩论的时刻，沙皇政府颁布了一项通告，断然宣布现行土地关系制度不得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杜马乃着手讨论《告人民书》，企图诉诸人民。在《告人民书》即将进行最终讨论时，政府于1906年7月8日（21日）深夜封闭了塔夫利达宫，并于次日公布了秒皇1906年7月8日（21日）签署的《关于解散国家杜马和规定新选出的杜马的召集时间的诏令》。诏令说：“兹根据国家根本法（1906年版）第105条发布诏令，解散国家杜马，并定于1907年2月20日召集新杜马。”解散杜马的具体理由是杜马代表进入了“不属于他们的领域”。——304。 [162]指原第一届国家杜马成员的号召书《人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通称《维堡宣言》。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表约有200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C．Д．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C．N．邦达列夫）修订。号召书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见注199）。 1906年7月16日（29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1907年12月12—18日（25—31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判处167名签名者以3个月监禁。——305。 [163]《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306。 [164]《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306。 [165]指俄国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举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许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4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307。 [166]“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在1905年6月14日（27日）爆发的。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3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315。 [167]斯维亚堡起义于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本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天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连）。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