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3卷 “非党”抵制派的错误议论 （1906年7月1日〔14日〕） 《思想报》最近在一篇社论中试图证明，国家杜马中的劳动团不应当因成立党团而陷于“分裂”[148]。它说，对杜马的抵制注定了极端的党派在杜马中将没有自己的党团。而劳动团正是作为非党的组织，将同它在各地的非党“协助小组”相结合而带来最大的好处。 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非党的革命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种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而阶级对立不发展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非党的革命民主派必然会发展和扩大。 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能够发誓不参加各种非党革命团体。例如，这样的团体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协会、一部分教师联合会[149]、铁路工会[150]等等。我们应当把参加这种团体看作是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的临时战斗联盟。只有这样看，才能不损害无产阶级的切身的和根本的利益，才能不妨碍维护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对独立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利用任何一点机会成立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 把成立这种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看作是“分裂”非党革命组织，这表明：第一，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观点；第二，没有真心去维护或没有很好考虑如何去维护非党性。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把社会主义者单独组成政党指责为“分裂”。只有不真诚的，即为自己的隐匿的党性暗中担忧的或者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才会认为成立党的组织就是“分裂”非党组织。先生们，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要知道，非党性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在共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目的的范围内）政党保持中立。用“分裂”这个字眼来指责党性，已经是放弃中立和非党性，已经是具有鲜明的党性了。先生们，你们或者是口是心非，或者是考虑不周。实质上，你们是用反对分裂和维护非党性的叫喊来掩饰你们对于自己的党性的担忧。一个真正非党的、拥护比如说立宪会议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志同道合者在完全接受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前提下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看作是分裂的。 总之，让非党的革命者尽量去发展非党的革命组织吧。祝他们成功！但是希望他们少喊一些反对党的革命者“分裂”非党革命组织的话。 现在来谈抵制。我们深信，抵制并不是错误。在1906年初的具体历史形势下，抵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布里根杜马被粉碎以后以及在12月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样高地举起为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的旗帜，应该同样竭尽全力来粉碎维特杜马。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职责。尽管有各种诽谤和过迟的忏悔，抵制还是为在工人中保持革命精神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它的最好的评价是：（1）工人下层群众赞助抵制；（2）在特别受压迫的边区，抵制进行得很顺利；（3）政府颁布了一项对付抵制的特别法[151]。 那种认为抵制是一个错误、抵制没有好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近视的。抵制不仅带来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好处，而且还带来了最实际的直接的好处。它使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转移到同抵制派的斗争上。它把政府弄到了可笑的、愚蠢的和对我们有利的地步——为召集杜马而斗争，从而大大削弱了政府对杜马成分的注意。如果允许用军事上的情况作比喻的话，抵制就是正面攻击或正面佯攻；不进行这样的攻击，就不能从背后包抄敌人。情况正是这样：我们革命者作了正面的佯攻，政府对这种攻击害怕得要死，颁布了一项极端愚蠢的法律。自由资产者和非党革命者则利用了这种正面攻击和敌人力量在中心地区的集中，作了迂回的运动。他们从背后包抄了敌人，悄悄地钻进了杜马，化了装打入了敌人阵营。 各干各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资产阶级悄悄地钻进去。 现在，我们要完全使立宪民主党为宫廷奸党召开的、对宫廷奸党百依百顺的、同宫廷奸党进行交易的杜马担负政治上的责任。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杜马的成分和杜马活动的全部性质都带有两重性，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支持，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只有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忘记这种两重性或者不愿意看到这种两重性。只有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顽固地忽视杜马作为专制政府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交易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机关的作用。这种交易是否会成功，哪怕是暂时成功，它的后果如何，这一切还不得而知。这归根到底取决于杜马外的人民运动的力量、组织程度和自觉程度。但是，在杜马中占优势的是能够进行这种交易的阶级的代表，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谈判，正在作准备和试探，这是事实。立宪民主党的任何“反驳”，孟什维克的任何隐瞒手法，都掩盖不了这个事实。 既然是这样（毫无疑问是这样），那就很明显，当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绝对要求无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象自由派资产阶级那样兴高采烈地随时准备捡起扔给他们的一根骨头。它不能不尽一切努力来警告人民不要落入宫廷奸党设下的圈套。它不能不尽一切力量阻止召集立宪民主党的伪“人民代表机关”。抵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切。 所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议论是极端轻率和非常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现在为博得资产阶级的欢心而否定抵制，咒骂自己昨天的行为。因为，要知道，孟什维克也曾是抵制派，他们只是愿意在另一个阶段抵制杜马。只要回忆一下两个历史事实就够了；多多少少珍视自己的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忘记这两个事实，那是不可饶恕的。第一个事实是：在由一半布尔什维克和一半孟什维克组成的我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文告[152]中，曾经直截了当地声明双方同意抵制的主张，只是在哪一个阶段实行抵制比较合适的问题上有分歧。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孟什维克在他们的任何书刊上号召参加杜马，甚至“很坚决的”普列汉诺夫同志都不敢这样做。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否定抵制就等于是歪曲党的昨天的历史。 但是，实行抵制是否就一定要放弃在杜马中成立自己的党团呢？完全不是。这样想的抵制派，象《思想报》那样，是错误的。我们当时应当尽一切力量而且确实尽了一切力量来阻止召集伪代表机关。事实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伪代表机关还是召集了，那么我们就不能放弃利用它这个任务。只有不珍视革命斗争、不珍视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认为这是不合逻辑的。应当提醒大家回忆一下李卜克内西的例子。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痛斥、抨击和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而在1870年后却参加了国会。李卜克内西能够正确评价为争取成立革命的、而不是资产阶级叛卖性的人民代表机关的革命斗争的意义。李卜克内西并没有怯懦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完全有根据地说：我尽了一切力量来反对这种国会，争取最好的结果。而结果是最坏的。然而我仍旧能够利用它，而不破坏自己的革命传统。 所以，决不能因为抵制而放弃利用杜马和放弃在杜马中成立党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必须加倍留神（任何一个读过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编者注］的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在统一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应当考虑的是，现在是否能够通过在杜马内工作的方式来利用杜马，是否有适于做这项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适当的外部条件？ 我们认为是有的。我们曾经指出我们的杜马代表的部分的错误行为，但是整个说来，他们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在杜马内出现了真正与革命形势相适应的派别划分：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站在右面，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或者确切些说，劳动派中的优秀分子）站在左面。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这种派别划分来提醒人民警惕立宪民主党杜马具有危险的一面，来开展不受杜马、杜马的策略、杜马的目的等框框所限制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派别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能正确进行工作）也将利用非党的革命民主派，同时将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十分明确和坚决地行动。
注释： [148]劳动团曾提出以联合人民中所有的“劳动阶级——农民、工厂工人以及劳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任务，因此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初期，劳动团成员包括各党各派成员：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农民协会会员、无党派社会主义者、激进派、自由思想派、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自治派等等。——273。 [149]教师联合会即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于1905年4月成立，领导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联合会有单纯为职业利益斗争的倾向，但是在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也赞同革命民主派的口号，表示愿意参加人民争取土地、自由和政权的斗争。联合会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进行了抵制，支持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联合会把根本改革俄国国民教育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了实行普遍免费的和义务的初等教育以及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协调各种类型的学校等要求。教师联合会于1909年解散。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恢复。 1906年6月6日（19日），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向全俄国民教师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呼声报》（1906年6月8日（21日）第15号）对此作了报道。——273。 [150]指全俄铁路工会。 全俄铁路工会是俄国第一个铁路员工的工会组织，在1905年4月20—21日（5月3—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全俄铁路工会的纲领包括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等）。参加全俄铁路工会的主要是铁路职员和高收入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批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实质和斗争策略的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也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的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构，同时在某些城市建立了同全俄铁路工会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铁路工会组织。 全俄铁路工会在实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7月22—24日（8月4—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的鼓动工作。1905年9—10月在彼得堡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革命群众压力下，制定并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自上而下选举铁路各级行政机构，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参加者，撤销强化警卫和戒严，实行政治自由、大赦、民族自决，立即召开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10月7日（20日）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的罢工迅速地发展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给了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1905年12月，有29条铁路代表参加的全俄代表会议支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宣布举行政治罢工的决定，并于12月6日（19日）作出关于参加罢工和立即宣布全俄铁路罢工的决定。全俄铁路工会的许多一般成员积极参加了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铁路员工遭枪杀，全俄铁路工会事实上转入地下。1906年8月曾召开一次铁路员工代表会议，讨论因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而举行总罢工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列宁在《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一文中曾提到这件事（见本卷第355页和注184）。到1906年底，铁路工会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作用。190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铁路系统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全俄铁路工会，这一决定为中央委员会所批准。全俄铁路工会于1907年瓦解。——273。 [151]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于1906年3月11日（24日）颁布的沙皇3月8日（21日）诏令。这个专门对付抵制策略的法律规定：凡煽动抵制国务会议或国家杜马的选举或煽动群众拒绝参加以上选举者，判处4—8个月监禁。——274。 [152]指1906年1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告全党书》。传单说：“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联席会议……的讨论表明，两派代表对杜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了对抗政府伪造人民代表会议和用杜马顶替立宪会议的做法，必须象以前一样提出用革命办法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和最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按照这种观点，党参加选举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参加杜马代表本身的选举，在当前条件下是不能容许的。意见的分歧只在于党能否参加选举运动的前两阶段，即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