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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

(1906年6月1日〔14日〕)



  这是伊·日尔金先生今天在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我们的生活报》上说的话。他忧伤地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脸上“洋溢着的自满情绪”。米留可夫先生洋洋得意地说的话——“立宪民主党人同极左派分家了”,激起了他的抗议。他嘲笑立宪民主党人的“非凡的政治上的智慧”,说他们既承认目前情况“没有出路”,又夸耀国家之舟正沿着航线勇敢地破浪前进……
  我们就来谈谈这些看法,因为它们涉及当前政治局势中最根本的问题。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事变的发展正强迫那些甚至完全不赞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并且不遗余力地反对我们的人对这种局势作出正确的估计。
  俄国反动派的巴黎俱乐部在传说,“彼得戈夫的一切动荡已经终止。哥列梅金获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116],也就是说,获得了制裁杜马的自由。同喜欢把一切涂上灰暗色彩的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我们的生活报》也说:“我们有充分根据对这种传说深信不疑……”这家报纸的社论最后说道:“斗争正日益尖锐……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而伊·日尔金先生写道:“在俄国是否有很多人相信议会工作会有和平的胜利的结果呢?只有幻想家、空想家、理想主义者,才会沉醉于这种玫瑰色的幻想。”在同一张报纸上,瓦·希日尼亚科夫先生也说:“我们无法逃避革命的风暴,——这是必须承认的。杜马无力使运动转上和平道路,因为它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权力,而没有这种权力,除了革命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别的道路可走。现在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对杜马无所不能的信念日益消失,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愈来愈厉害。〈不信杜马也如同不信上帝一样,算不上是“悲观失望”〉大气中的含电量正在逐渐增加,有时已可以听到隆隆的沉闷的雷声,狂风暴雨的到来大概已为时不远了。”
  以上这些话,对我们来说特别宝贵,因为这些人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是一向怀有成见和敌意的。事变使这些人不得不重复我们所一贯坚持的论点,而过去自由派资产阶级因为我们坚持这些论点总是攻击、谩骂、诽谤我们,制造一大堆流言蜚语,诬蔑“布尔什维克”。
  “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这就是说,由于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条件,议会斗争不可能成为目前俄国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这并不是说要“否定”议会斗争,拒绝利用议会斗争,——这是不用多说的,——而是说,由于整个事变的进程,主要的决定性的斗争已转移到另一个舞台。自由派资产阶级无数次地诬蔑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轻率地怂恿人们采取极端手段”(《言语报》第88号)。先生们,请看,难道日尔金、希日尼亚科夫和《我们的生活报》的社论撰稿人都是受了我们的“怂恿”吗?难道库尔斯克和波尔塔瓦的士兵以及基辅和萨拉托夫等地的农民都是受了我们的“怂恿”吗?
  我们“怂恿”和唤醒了那些总是满脸“洋溢着自满情绪”的人。我们说,选择这种或那种解放斗争形式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须清醒地严酷地正视现实,看到甚至《我们的生活报》现在也承认行不通的那条“道路”在现实中没有存在的基础。我们说,社会党人不能也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成就而牺牲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他们有责任在群众面前揭示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真理:立宪民主党人不可靠,杜马软弱无力,革命风暴必不可避免。如果说今天群众还听信立宪民主党人在竞选会上的花言巧语而不了解我们,如果说明天群众还会迷恋于俄国第一个议会的最初的活动而不了解我们,那么后天,他们一定会相信我们是正确的。事变迫使他们认识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是不迷恋于表面胜利的政党,它坚定不移地号召人们聚精会神地去“看”必将爆发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决定真正的(而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民自由的命运。
  我国革命之所以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正是因为它发动了极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于历史的创造。人民群众内部的阶级矛盾还远没有发展到十分激烈的地步。各政党还只是在形成。因此,我们没有力量比较有效地引导群众或抑制群众。但是我们在研究了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之后,能够预见它们的历史活动的必然趋势如何,它们的运动必然具有什么样的主要形式。我们应当在群众中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知识,不因真理往往令人很痛苦,而且在各种时髦的政治招牌或虚有其表的政治设施的迷惑下不能一下子看清楚而却步不前,不沉醉于美妙的幻想。如果我们用一切办法启发群众,使群众作好采用各种运动形式的准备——这些形式是从表面现象观察问题的人看不见的,然而它们必然要从我国的整个经济政治状况中产生出来——我们也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全部目光都“向上”,而忽视下面正在进行的、发展的、日益迫近的、正在到来的一切,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载于1906年6月2日《前进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94—197页



  注释:

  [116]出自1906年6月1日(14日)《交易所新闻》(上午版)上的一篇短文《相信吗?》。该文说:“《俄罗斯言论报》驻巴黎记者来电称,在法国首都有一个类似反动的俄国俱乐部的东西……据该记者说,5月30日这个俱乐部里香槟酒流成了河。这种狂欢是因为彼得堡的一封来电引起的……‘全胜。彼得戈夫的一切动荡已经终止。哥列梅金获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