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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3卷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 （1906年5月上半月） 同志们！我被你们选为代表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2]。现在我不能亲自到彼得堡来，因此请允许我提出一个关于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并且顺便谈一谈对代表大会的一些看法。 在谈正题以前，应当先作一个重要的说明。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20人或者还多一点，开了将近30次会议，要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丝毫不差地记住，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是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之一，此外还参加了其他几个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我在代表大会期间不可能记笔记。没有笔记，光靠记忆是不行的。由于忙于委员会的工作，或者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和个人的事，有些会议我没有出席，因此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个别情节和个别代表的发言我根本没有听到。代表人数比较少的前两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3]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注意力高度集中，也完全不可能把代表大会的情况都确切地记在脑子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印出后，我阅读了这些记录，虽然我亲自参加了代表大会，但是却象读一些新书一样，因为这些记录确实使我知道了不少新的事情，纠正了我对代表大会的许多不确切或不完整的印象。因此，我恳切地提醒你们，这封信只是一个粗略的报告，是一定要根据代表大会的记录加以订正的。 一 代表大会的成员先谈一下代表大会成员的一般情况。大家知道，有表决权的代表是按每300个党员选举一名代表的规定选举出来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一共有110名左右，在代表大会开始时好象要少一些（没有到齐）；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大概有11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中有5名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少数派”3名，“多数派”2名，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你们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委托书）和5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其次有发言权的还有各组织的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和某些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土地委员会”[4]委员2名，还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和其他一些人）。有发言权的还有工人人数在900名以上的大的组织（彼得堡、莫斯科和南方区域组织）的几位代表。最后，有发言权的还有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5]3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6]和犹太组织（崩得）[7]各3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名称好象是在乌克兰革命党[8]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通过的）1人。有发言权的一共有30人，或者还要多一些。就是说，总共不是120人，而是140多人。 有表决权的代表如果按照在策略纲领上的“倾向”，或者不妨说按照派别立场划分，情形大致是这样：孟什维克62名，布尔什维克46名。在代表大会的多次“派别性的”表决中，至少这个数字我是记得最清楚的。当然有一部分代表是不坚定的，或者说在某些问题上是动摇的，用议会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中派”或者“泥潭派”。虽然根据投票情形被我划为孟什维克的一些同志也自命为“调和派”或“中派”，但代表大会上“中派”的力量还是很弱。在代表大会的比较重大的几次表决中，我记得只有一次（关于崩得同党合并的问题的表决）这些“孟什维克调和派”是真正没有表现派别倾向地投了票。这一次表决，我记得是以59票的多数战胜了派别倾向十足的孟什维克，详细情况下面再谈。 总的来说是62比46。代表大会是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拥有巩固的和稳定的优势，这就使他们甚至能够事先进行协商，从而预先确定代表大会的决议。既然有一个固定的紧密结合的多数，在派别会议上私下进行协商实际上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以当某些代表，特别是所谓的中派的代表抱怨这一点时，我在同代表们的谈话中把这种抱怨叫作“中派对自己力量薄弱的抱怨”。有人曾经试图把派别会议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来讨论，但是这个问题被撤销了，因为事实表明，反正派别已经结成，派别会议已经也可以让局外人参加，这些会议已经可以成为“公开”的会议。[9]例如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问题（象下面就会看到的）实际上不是通过代表大会的选举，而是通过派别的简单“协商”解决的。现在我不想评论这种现象。在我看来，为这种现象而难过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在旧的派别划分没有消除以前，这种现象是完全无法避免的。 至于派别内部的分歧，我要指出，这种分歧只是在土地问题（一部分孟什维克反对地方公有，布尔什维克则分为主张实行分配土地的“罗日柯夫派”和主张没收土地、在共和制条件下实行国有化的一派）以及同崩得联合的问题上明显地出现过。其次，令人注意的是孟什维克中的那个在《开端报》[10]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内同志习惯于把它同帕尔乌斯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派别完全不见了。的确，在孟什维克中间可能有“帕尔乌斯派”和“托洛茨基派”（例如有人肯定地对我说，他们大概有8个人），但是，由于取消了临时革命政府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能够有所表现。然而更有可能的是，由于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本来同普列汉诺夫的《日志》[11]不一致的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普遍地转到了普列汉诺夫方面，于是“帕尔乌斯派”也向右走了那么一步。我只记得一件事情，也许就是孟什维克中的“帕尔乌斯派”迫使全体孟什维克稍微改变了一下态度。这就是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事件。委员会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修改了孟什维克原来的决议，把“争取政权”（决议的这个地方谈到运动的任务）改成了“用强力争取权利”（或者“夺取权利”——我记不太清了）。这个修正案的机会主义是这么明显，以致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最激烈的反对。我们有力地抨击了这个修正案。孟什维克的队伍发生了动摇。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召开了派别会议，在派别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告诉我有10个倾向于“帕尔乌斯主义”的孟什维克声明他们坚决不同意修正案，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实。事实是：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争论以后，普列汉诺夫不肯把这个问题提付表决，自己撤销了修正案，他的借口（在外交手腕上也许是巧妙的，但也是令人可笑的）是在“修辞”上不值得大肆争论。 最后，在结束代表大会成员问题的时候，我还想谈一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大会成员审查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有过两个，因为代表大会选出的第一个委员会全体辞了职。[12]这是前几次代表大会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非常突出的事情，这件事至少证明在代表大会成员的审查工作中有极端不正常的地方。我记得第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调和派，最初他也博得了我们这一派的信任。既然他没有能把自己的委员会统一成一个整体，既然他和整个第一个委员会都被迫辞职，可见这位调和派已经没有能力调和了。代表大会上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而引起的斗争的详细情况我简直没有注意到。当时一再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有几位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资格被取消了，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在第一个委员会辞职的时候几乎发展到爆发的地步，而当时我正好不在场。我还记得一件也同确定代表大会成员有关的显然相当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梯弗利斯工人（大概有200人）曾经对梯弗利斯代表团的代表资格提出抗议，这个代表团几乎全都是孟什维克，其人数也非同一般，大概有11人之多。这个抗议书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因此想必已经记录在案。[13] 只要这两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是比较仔细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认真地起草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和各地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情形的报告的，那么委员会的工作也必定已经记录在案。是不是这样做了，记录中是不是有这个报告，我不知道。如果没有，那么毫无疑问，委员会没有仔细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有，上面我所说的话可能有很多地方就要加以订正，因为在这样一个非原则性的十分具体的事务性问题上，凭一般印象是特别容易出错的，所以特别须要仔细研究文件。 为了把一切形式上的问题作一结束而尽快转到更有意义的原则性问题上去，我要顺便再谈一谈记录问题。我担心我们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会比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差一些。这两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全部是经代表大会批准的。统一代表大会的各位秘书破天荒地这样失职，代表大会破天荒地这样匆匆忙忙结束（尽管已经从代表大会的议程中撤销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以致没有能够把全部记录拿到代表大会上批准。记录委员会（孟什维克2名，布尔什维克2名）在代表大会结束后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广泛而模糊不清的大权：批准没有完成的记录。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委员会就得请代表大会在彼得堡的各位代表解决。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十分忧虑。我担心我们会得不到象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那样好的记录。诚然，我们有两位速记员，有些发言差不多会全文记录下来，而不象从前那样只是记录一些摘要，但是代表大会上所有争论的完备的速记记录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正象两位速记员再三向代表大会声明的那样，他们两个人是根本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的。我是主席，所以我竭力坚持秘书至少要提供好的摘要，哪怕十分简短；我说，可以把个别发言的速记记录作为对记录的额外的补充；但是，必须有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不是要有个别的发言，而是要有所有一切争论的发言，即使是摘要也好。[14] 二 常务委员会的选举。代表大会的议程现在我按会议的程序来谈一谈代表大会的工作。选举常务委员会的表决是第一次表决，实际上这次表决预先决定了代表大会一切最重要的问题的表决（不管局外人觉得这是多么奇怪）。有将近60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58票）选了普列汉诺夫和唐恩，不少选票上没有填第三个候选人而留下了空白。有40多票或者将近40票选了我。后来“中派”有所表现了，他们忽而给这个候选人忽而给那个候选人增加10票或15票。结果好象普列汉诺夫以69（或者71？）票，唐恩以67票，我以60票当选。 关于代表大会议程问题的争论有两次是很有意义的，这两次争论很清楚地说明了代表大会的成分和性质。第一个争论是要不要把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列为第一项议程。各民族党当然希望这样做。我们也赞成。孟什维克却否决了这一点，他们的理由是：应当先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决，然后再同别人合并，应当先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怎样，然后再同“他们”合并。对于这个理由（这个理由从心理学上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孟什维克的派别观点上看也是正确的），我们反驳说：否认各民族党有权同我们一起自决难道不奇怪吗？既然“他们”同“我们”合并，那么“我们”就要一起而且应该一起（包括他们在内）来决定“我们”怎样。还必须指出，关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开幕前，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就已经达成了关于完全合并的协议。尽管如此，把这个问题列入第一项议程的提议还是被否决了。波兰代表团团员瓦尔沙夫斯基同志公开地反对这一点，甚至冲着孟什维克大声喊叫起来，使整个会场都发笑了，他对孟什维克说：你们想首先“吃掉”或者“咬死”布尔什维克，然后再同我们合并！这当然是开玩笑，而且我是最不喜欢在诸如“吃掉”这样一些“可怕的字眼”上挑剔的，但是这个玩笑对当时那种独特的政治形势却是一种突出的、非常中肯的评价。 第二个有意义的争论，是要不要把我国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根据我们在《党内消息报》[15]第2号上的声明［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00页。——编者注］，我们布尔什维克当然是赞成的。从原则上来看，下面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革命是不是真正在走向高涨，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现在革命运动的哪些形式是主要的，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哪些任务。孟什维克根本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因而陷入了很难令人羡慕的境地。他们借口说什么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用决议来束缚党等等，这种任意杜撰和编造的做法实在令人吃惊。大概是唐恩，他竭力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当时大会上另一位发言人反驳唐恩的发言，拿出了《党内消息报》第2号，心平气和地读了孟什维克策略纲领中的几个“致命的字眼”：“我们”（正是我们，孟什维克），“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结果引起了哄堂大笑。这位发言人问道：同志们，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昨天“我们建议代表大会承认”，而今天“我们建议代表大会”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列入了代表大会议程，但是孟什维克后来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三 土地问题代表大会首先提出的是土地问题，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土地纲领问题。争论是很大的。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原则问题。一共有5个报告人：我维护土地委员会的草案（刊印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0—241页。——编者注］，反对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约翰同志维护地方公有。第三个报告人普列汉诺夫维护马斯洛夫，并且企图使代表大会相信，列宁的国有化是社会革命党[16]和民意党[17]的思想。第四个报告人施米特维护按“A方案”（这个方案见前面提到的小册子［注：同上，第240页。——编者注］）精神修改的土地委员会的草案。第五个报告人波里索夫维护分配。他的纲领在结构上很独特，但在实质上同我们的纲领最相近，只是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而不是实行以建立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 不言而喻，在这个报告中要详细说明涉及十分广泛的辩论的一切情形，我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尽量只谈主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谈“地方公有”的实质和那些反对以建立共和制等为前提的国有化的理由。同时我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是整个争论的焦点，因为这种提法带有强烈的论战性，这对于分清各种不同的基本思想倾向往往是有益的，是理想的。 “地方公有”的实质是什么呢？“地方公有”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大私有者的全部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或任何地方自治机构。农民的份地和小私有者的土地应该仍归他们所有。大地产则“转让”，交给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地方自治机构。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土地仍归农民所有，而地主的土地农民可以向地方自治机关租佃，不过是向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租佃。 我是第一个报告人，我坚决地反对这个草案。这个草案不是革命的。农民不会拥护这个草案。如果没有十分彻底的民主国家制度直到实行共和制，如果不实行人民选举官吏，如果不取消常备军等等，这个草案是有害的。这是我的三个主要理由。 我认为这个草案不是革命的草案。第一，因为这个草案中说的是一般的转让而不是没收（不付赎金的转让）；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因为这个草案中没有号召以革命的方式实行土地改革。在立宪民主党人[18]这些要人民同专制制度妥协的伪善的妥协分子也自称为民主派的时候，侈谈所谓民主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如果不提出口号，号召农民自己立即就地即通过各地革命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并由农民自己处置所夺取的［注：在我的草案中用的是“所没收的”。波里索夫同志正确地指出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说：“所夺取的”。没收是法律认可的、法律批准的夺取。我们应该提出没收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我们应该号召农民夺取。农民的这种夺取应该由全民立宪会议加以认可，使之合法化，全民立宪会议作为人民专制的最高机关，将根据自己颁布的法律把夺取变成没收。］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的召开，那么任何土地改革都只能是自由派官吏的改良，立宪民主党人的改良，而不是农民革命。如果不提出这样的口号，那么我们的纲领将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或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改革纲领，而不是农民革命的纲领。 其次，农民不会拥护地方公有。实行地方公有，就是份地由农民无偿地占有，而地主的土地则要向地方自治机关租佃。革命的农民不会同意这一点。他们或者会说：我们要分配全部土地，或者会说：我们要把全部土地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地方公有的口号永远不会成为革命农民的口号。如果革命胜利了，那么革命无论如何不会停留在地方公有上。如果革命没有胜利，那么“地方公有”只会成为一种象1861年改革[19]一样的对农民的新的欺骗。 现在谈一谈我的第三个主要理由。如果以一般的“民主制”为前提，而不是以特定的共和制和人民选举官吏为前提，那么地方公有是有害的。地方公有就是把土地交给地方政权机关，交给地方自治机构。如果中央政权不是彻底的民主的（共和制等等），那么地方政权只能在琐碎的事情上实行“自治”，只能在脸盆镀锡[20]的问题上独立自主，只能实行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我国地方自治机关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民主”[21]。而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地主土地占有制这种根本性的问题上，地方政权的民主制对不民主的中央政权来说简直是玩具。如果没有共和制和人民选举官吏这个前提，地方公有就意味着把地主的土地交给选举出来的地方当局，尽管中央政权还是掌握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手里。这样的改革简直是开玩笑，而且是有害的玩笑，因为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会把修建自来水和电车等权利交给选举出来的地方当局，而永远不会把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土地交给它们。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一定会把这些土地从归地方自治机关“管辖”转到归内务部“管辖”，农民一定会受三倍的欺骗。因此必须号召大家打倒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由人民选举一切官吏，不要不这么做或者在这么做之前去设计一套自由派的地方改良的玩具式的模型。 普列汉诺夫维护地方公有的理由有哪些呢？他在他的两次发言中最突出地提出的是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他的这个独到的理由可以概述如下。土地国有化曾经是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罗斯[22]的经济基础。我们目前的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都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因此，为了防止复辟（即为了防止革命前的旧制度复活），正是在国有化问题上要特别小心从事。 孟什维克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理由非常有说服力，因此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普列汉诺夫鼓掌，特别是为他的攻击国有化的“骂人字眼”（社会革命党思想等等）鼓掌。但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相信这个理由纯粹是诡辩。 现在首先来看一看“彼得一世以前莫斯科罗斯的国有化”吧。我们且不说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实际上是进一步夸大了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对莫斯科罗斯的看法。我们只要翻一翻克柳切夫斯基、叶菲缅科等人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谈论彼得一世以前的俄国土地国有化是不严肃的。不过，我们还是先撇开这些历史考查工作吧。我们暂且假设，在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罗斯，在17世纪，真正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实行国有化就会使莫斯科罗斯易于复辟。但是，这样的逻辑恰恰是诡辩，而不是什么逻辑，或者说这是文字游戏，而对现象的经济基础或概念的经济内容根本不加分析。即使莫斯科罗斯实行过（或者：如果说莫斯科罗斯实行过）土地国有化，这个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确立起来了，到了20世纪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这样，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理由还剩下什么呢？他把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混为一谈了。他只看到字眼相同，而忽略了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差别。他立论于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即想象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而实际上谈的却是象波旁王朝复辟（他曾谈到这次复辟）这样的政治复辟，也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反共和制统治形式的复辟。 在代表大会上有没有人向普列汉诺夫指出他把事情弄混了呢？有的。有一位在代表大会上叫杰米扬的同志在发言中说，普列汉诺夫企图用“复辟”来恐吓我们，但是这是毫无用处的。从他的论证的前提得出的是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纯粹不可思议的东西。而从他的结论和他所举的例子得出的则是由拿破仑实行的帝国复辟，或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波旁王朝的复辟。但是这样的复辟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第一。第二，这样的复辟恰巧不是土地国有化的结果，而是出卖地主土地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采取极端资产阶级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措施，采取绝对加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措施的结果。这就是说，普列汉诺夫拉扯上的不管哪一种复辟，无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莫斯科罗斯的复辟），还是19世纪法国的复辟，都同国有化问题绝对无关。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杰米扬同志的这些完全无法辩驳的理由是怎样回答的呢？他回答得非常巧妙。他大声说，列宁是社会革命党人，而杰米扬同志给我喝了一种可以说是杰米扬的鱼汤[23]。 孟什维克兴高采烈。他们听到普列汉诺夫的这句出色的俏皮话笑得要死。雷鸣般的掌声震动了整个会场。而关于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复辟能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却被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完全取消了。 当然我丝毫不想否认，普列汉诺夫的精采回答不仅是一句出色的俏皮话，如果您高兴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深思熟虑。但是我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完全被莫斯科罗斯的复辟和19世纪法国的复辟搞糊涂了。我想“杰米扬鱼汤”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说法”，不过不是用在杰米扬同志身上（象因普列汉诺夫的出色的俏皮话而欣喜若狂的孟什维克所想象的那样），而是用在普列汉诺夫同志身上。至少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就有一些代表在谈论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时提到了“莫斯科的三鲜汤”[24]和“香肠的俏皮话”，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谈到在目前俄国革命中夺取政权的问题时，为了让他的那些孟什维克开心，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法国某个外省小城市里一位公社战士在“夺取政权”失败后吃香肠的笑话。 前面我已经说过，在代表大会上我是第一个作关于土地问题报告的人。作总结发言时，我也不是最后一个，而是5个报告人中的第一个。所以我发言是在杰米扬同志以后，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因此，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普列汉诺夫反对杰米扬的理由的那种天才的雄辩。我只简单地重复了这些理由，发言的重点不是指出作为地方公有的论据的复辟论的十分空洞，而是分析复辟问题的实质。我问普列汉诺夫同志：你所指的是什么样的防止复辟的保证呢？是指消灭产生复辟的经济基础的绝对保证呢？还是指相对的和暂时的保证，也就是创造一种不是消灭复辟的可能性，而只是减少复辟的可能性，只是增加复辟的困难的政治条件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要回答：只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为防止在俄国（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发生复辟的充分保证。其他的保证没有，也不可能有。因此从这一方面说来，问题在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怎样和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促进或加速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可以设想的答案只有一个：既然区区的10月17日宣言[25]就引起了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那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多半不可避免地（或者至少有很大的可能）会引起欧洲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大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第二种”也就是相对的防止复辟的保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复辟，即不是滑稽可笑的“莫斯科罗斯的复辟”，而是19世纪初法国式的复辟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是小商品生产者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小商品生产者动摇于劳动和资本之间。他们同工人阶级一起反对农奴制度和警察专制制度。但是同时他们又总想巩固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者的地位，因此，只要这个社会的发展情况稍微顺利一些（例如工业繁荣，土地改革以后国内市场扩大等等），小商品生产者必然掉过头来反对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者。我说，因此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商品生产和小农所有制为基础的复辟在俄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接着我又说，如果从复辟角度来看，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俄国革命的形势：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俄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无产阶级同革命的农民一起能够组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革命不能保持住胜利的果实，是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保持住胜利的果实，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后备军吗？有的，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谁要是在谈论复辟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那就表明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是极端狭隘的。他忘记了18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国是被落后得多的半封建的国家包围着，这些国家是复辟的后备军，而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俄国是被先进得多的国家包围着，在这些先进的国家里有能够成为革命后备军的社会力量。 总之，普列汉诺夫由于提出了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而涉及许多极有意义的题目，但是他丝毫没有就事情的本质加以说明，却避开了（引导孟什维克听众避开了）地方公有问题。的确，如果说小商品生产者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这样称呼不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复辟）的支柱，那么这同地方公有又有什么关系呢？地方公有是土地占有的一种形式，但是，阶级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特点并不因土地占有形式不同而有所改变，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无论是把土地实行国有、地方公有还是实行分配，小资产者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是反对无产者的复辟支柱。如果说在这方面可以在各种土地占有形式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限的话，恐怕也只能赞成分配土地，因为分配土地使小业主和土地有更紧密的联系，——更紧密的，因此也是更难割断的联系［注：我们说“恐怕也只能”，是因为小业主同自己的“小块土地”有更紧密的联系是否正是波拿巴主义[26]的最好的支柱，这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里还不适于详细地谈论这个具体问题。］。所以用复辟作论据来为地方公有辩护，简直是可笑的。 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时候，在我后面作总结发言的约翰和普列汉诺夫同志试图再一次悄悄地从这个关于复辟的拙劣的论据跳到另一个表面上相似而内容完全不同的论据上去。他们不再从共和制建立后防止君主制复辟的保证这个角度来替地方公有辩护了，也就是说，不是把它当作保障共和制的手段，不是作为永久性的制度，而是在反对君主制争取共和制的斗争过程中把它当作基础，当作有助于进一步取得成就的手段，作为暂时的和过渡的制度。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竟把实行土地地方公有的大的地方自治机构称为地方“共和制”，并说它们将成为反对君主制的支柱。 关于这个论据，应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马斯洛夫的最初纲领和代表大会通过的约翰—普列汉诺夫—科斯特罗夫的纲领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地方公有是革命进程中的暂时的、过渡的手段，是争取进一步的成就的斗争工具。因此这种解释是一种“随意的捏造”，纲领中的原话不是证实了而是驳倒了这种解释。例如我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革命农民委员会是革命的工具，是争取进一步的成就的斗争的基础，我在纲领中还直截了当地说：党建议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并处置这些土地直到立宪会议的召开。马斯洛夫—约翰—普列汉诺夫—科斯特罗夫的纲领不仅没有谈到这一点［注：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纲领没有谈到这一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有权拿地方公有的新解释来同孟什维克的“革命自治”比较。正是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对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解释以后不得不承认，“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没有对任何人说明任何东西，而且把许多人弄糊涂了（见《日志》第5期）。布尔什维克早在《前进报》[27]和《无产者报》[28]上就说过，“革命自治”这个口号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它没有表达革命彻底胜利的条件。要取得这种胜利，所需要的不是革命自治，而是革命政权，不仅需要地方革命政权，而且需要中央革命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188—199、356—372页。——编者注）］，反而肯定无疑地提出了一个长期安排土地使用的计划。 第二，反对这个论据的主要的和根本的理由是，普列汉诺夫的纲领在防止复辟或防止反动的保证这个幌子下得出的是同反动派搞交易的结论。请你们想想吧，难道我们没有为我们所要领导的广大群众写下纲领，特别是土地（农民）纲领吗？可是结果怎样呢？个别党员，甚至党的领袖也会说，实行土地地方公有的地方自治机关将成为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的共和制。而在纲领中，土地改革直接地、明确地同地方管理机关的民主制相联系，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中央管理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彻底民主制有联系！我要问你们：大批党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该以什么为指导呢，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的地方“共和制”的言论呢？还是我们新的党纲条文呢？在党纲中，为农民提出的土地要求明确地仅仅同地方管理机关的民主制相联系，而根本没有同中央政权和国家制度的民主制联系起来。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本身就混乱不清，因而必然会同那个“赫赫有名的”（普列汉诺夫认为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自治”的口号一样，起着“把人弄糊涂”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党的纲领成了同反动派搞交易的纲领。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纲领在现代俄国的实际政治意义，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几位发言人所说的那些理由来看，这个纲领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是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他们的理由是十分美妙的，他们的意图也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而纲领实际上却成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其中贯穿着“搞交易”的思想，而不是“农民革命”的思想（顺便说说，普列汉诺夫说，过去我们害怕农民革命，现在应该把这种害怕心理抛掉）。 以上我分析了“防止复辟的保证”这个论据的学术意义。我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论据在杜巴索夫宪制和立宪民主党国家杜马时期[29]的政治意义。它的学术意义等于零或者负一。从政治上来讲，它则是立宪民主党武库中的武器，是给立宪民主党人帮忙的。你们可以环顾一下你们的周围，究竟哪一个政治派别把指出复辟危险变成了几乎是自己的一种垄断呢？是立宪民主党这个派别。我们党的一些同志曾经指出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制”和他们的维护君主制等等的纲领之间存在着矛盾，立宪民主党人在无数次回答这些同志时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触犯君主制就会引起复辟的危险。许许多多立宪民主党人向社会民主党人喊道：不要触犯君主制，因为你们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与其招致复辟的危险，反动的危险，倒不如同反动派搞交易，——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智慧的全部实质，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这一切正是由于站在小资产者的阶级立场上，由于担心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会给资产阶级带来危险而必然产生的。 现在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证实我所说的话。米留可夫和盖森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30]在1905年12月写道，莫斯科证明了武装起义是可能的，然而起义还是注定了要失败，这并不是因为起义没有希望，而是因为起义的成果总归要被反动势力清除的（见我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这本小册子中的引文[31]）。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早在1905年，我曾经在《无产者报》上引用了《俄罗斯新闻》[32]上维诺格拉多夫的文章中的几句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26—230页。——编者注］。维诺格拉多夫希望俄国的革命不要按照1789—1793年的方式，而按照1848—1849年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希望我国不要有胜利的起义，希望我国的革命不要进行到底，希望革命早一点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他们同君主制的妥协而中断。维诺格拉多夫用普鲁士警官的复辟吓唬我们，当然，他根本没有谈到象德国无产阶级这样的“革命的保证”。 借口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这纯粹是立宪民主党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资产阶级的利益驱使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同革命的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一场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必然要抓住一些历史的论据和过去的例子。在过去，工人总是被欺骗，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也会复辟，因此，我国也不能例外，——资产阶级说，他们这样说自然是想削弱俄国无产阶级对自己力量和对欧洲社会主义力量的信心。资产者教训工人说，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的尖锐化会导致反动，因此应当缓和这些矛盾，与其在胜利以后冒反动的危险，倒不如不去争取胜利，而去同反动派搞交易。 普列汉诺夫抓起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是偶然的吗？不是的。既然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起义作了错误的评价（“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33]）并且采用隐晦的手法在《日志》上鼓吹工人政党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这样做就是必然的了。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另一项议程时曾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发生了资产阶级为什么称赞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关于这一次争论我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只要指出，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我并没有把我的上述理由加以发挥，只是大略地谈了一下。当时我说，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同反动派搞交易［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8页。——编者注］。我的土地纲领所谈的就是这一点，它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例如，“农民革命委员会”是农民起义所能走的唯一的道路（同时我完全没有把农民委员会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象孟什维克把革命自治同革命政权对立起来那样；我把农民委员会当作一种革命政权机关，一种需要其他中央机关、临时革命政府、全民立宪会议来补充的机关）。只有这样表述的土地纲领，才能排除资产阶级官僚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才能排除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考夫曼、库特列尔之流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 普列汉诺夫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纲领的这一基本点。他注意到了而且在代表大会上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表达他的承认的时候又采用了（可谓秉性难移）杰米扬的鱼汤或者说普列汉诺夫垃圾的方式。是的，在列宁的纲领里有夺取政权的思想。列宁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糟就糟在这里。这是民意主义。列宁在恢复民意主义。同志们，应该反对恢复民意主义。列宁甚至说什么“人民的创造性”。这还不是民意主义吗？等等，等等。 我们，布尔什维克，我和沃伊诺夫，都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断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论据对我们只有好处，因而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同志们，请你们稍微考虑一下这个论断吧：“因为列宁的纲领中有夺取政权的思想，所以列宁是民意党人。”这里说的是什么纲领呢？土地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是要谁夺取政权呢？革命的农民。列宁是否把无产阶级同这些农民混为一谈了呢？不仅没有混为一谈，而且在他的纲领的第三部分中专门把他们区别开了，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还把这一部分（第三部分）全部照抄到自己的策略决议中！ 这不是很好吗？普列汉诺夫本人说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应该害怕农民革命的。但同时他又好象觉得革命的农民夺取政权是民意主义！！革命的农民不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农民革命呢？？普列汉诺夫的话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既然坐到了斜坡上，就会止不住一个劲儿地往下滑。起先他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有夺取政权的可能。现在他又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革命的农民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既然无论无产阶级，无论革命的农民都不可能夺取政权，那就是说政权应该仍旧由沙皇和杜巴索夫掌握。或者说应该由立宪民主党人夺取政权？但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又不愿意夺取政权，他们要保留君主制、常备军、参议院和其他各种美妙的东西。 我在代表大会上说，普列汉诺夫害怕夺取政权就是害怕农民革命，难道说得不对吗？［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0页。——编者注］沃伊诺夫说，普列汉诺夫年轻的时候被民意党人吓坏了，以致当他自己承认农民革命的必然性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没有任何人还抱农民社会主义幻想的时候，他还总是仿佛看到民意党人的幻影，这难道说得不对吗？沃伊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讽刺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该决议第一条一开始就承认任务是“向专制政府争取政权”），说“夺取政权”是民意主义，而“争取政权”才是真正的、深思熟虑的马克思主义，这难道说得不对吗？而实际上的结果正是这样：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意主义，孟什维克赐给了我们党一个“争取政权”的纲领——由立宪民主党人来争取。 关于民意主义的叫嚷当然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我记得非常清楚，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一向就是（从1898—1900年时就开始）拿这个稻草人来吓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34]阿基莫夫同志在我们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为阿克雪里罗得和立宪民主党人辩护的精采演说，他恰巧使人回想起了这一点。我希望以后能在著作中再来谈这个问题。 关于“人民的创造性”的问题我要谈几句话。我在代表大会上是从什么意义上谈到“人民的创造性”的呢？［注：同上，第330—331页。——编者注］这同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注：同上，第285—313页。——编者注］（该小册子已经分发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了）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样。我把1905年10—12月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作了对比，并指出在革命时期人民（革命的农民加上无产者）的创造性比在立宪民主党时期更丰富、更有效果。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民意主义。我认为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普列汉诺夫这样说是回避如何估价1905年10—12月时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日志》中分析这一时期的运动形式，而一味在那里说教！）。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不过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同布兰克先生以及所有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接近。 为了结束土地问题，我再谈一谈最后一个重要的论据。普列汉诺夫说，列宁是一个幻想家，他幻想由人民选举官吏等等。给这么好的结局写一个纲领并不困难。不，请你给坏的结局写一个吧。你应当使你的纲领“考虑得非常周密”。 毫无疑问，在这个论据中有一个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十分重视的意见。的确，一个只考虑到好结局的纲领是不合适的。我在代表大会上回答普列汉诺夫说，正是在这一方面我的纲领显然要比马斯洛夫的高明。要相信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租佃制的存在就够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在一切地方租佃制得到发展。这一条是不是适用于俄国呢？是适用的，而且是在很大规模上。约翰同志反驳我，说什么我的纲领中有一种荒谬的思想：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还存在租佃制。但是他错了。约翰同志在这一点上有三个错误：第一，我的纲领的整个第一部分都是讲农民革命的最初步骤（夺取土地直到全民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在我的纲领中“不是”在没收“以后”“还存在”租佃制，而是承认事实，因为租佃是事实；第二，没收是使土地所有权转移到另一些人的手里，所有权转移本身丝毫没有触动租佃制；第三，大家都知道，农民的土地和份地也有租佃制。 你们看一看，在“考虑得非常周密”方面，在不仅要注意到好的情况而且要注意到坏的情况方面，我们做得怎样。马斯洛夫大模大样地把租佃制一笔勾销。他一下子就直接假设一个能够消灭租佃制的改革。正象我已经指出的一样，从“坏的实际情况”和必须重视这种情况看来，这种假设是十分荒谬的。正相反，我的纲领的整个第一部分完全是建立在革命农民所反对的“坏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我的纲领里租佃制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灭租佃制，至少同取消常备军等等一样，按普列汉诺夫的“健全头脑”来看是一种“幻想的”改革）。由此可见我注意“坏的实际情况”，要比马斯洛夫认真得多，同时，我向农民宣传的好的实际情况，也并不是以立宪民主党人的交易（地方共和制同中央君主制相对抗）为出发点，而是以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争得真正的民主共和制为出发点。 在代表大会上，我特别强调了土地纲领中这方面的政治宣传的特殊重要意义，可能我还需要在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有人反驳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政治纲领，那才是谈共和制的地方。这种反驳意见证明他们对问题考虑得很不周到。不错，我们有一个总的原则纲领（党纲的第一部分），也有几个专门性的纲领，如政治纲领，工人纲领，农民纲领。谁也没有建议在纲领的关于工人的部分（八小时工作制等等）中特别地、专门地谈到这种改革或者那种改革的政治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八小时工作制以及这一类的改革在任何政治条件下都必然会成为使运动前进的工具。在农民纲领中应不应该特别地、专门地谈到政治条件呢？应该的，因为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的统治下，最好的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也可能成为使运动倒退的工具。我们就拿马斯洛夫的纲领来看吧：纲领中谈到把土地交给民主的国家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构，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党的政治纲领，他的纲领中还是特别地、专门地谈到了目前土地改革的政治条件。这就是说，必须预先说明实现土地要求的特殊政治条件是无可争辩的。全部问题在于，从学术的观点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看，能不能允许不把根本性的土地改革同人民选举官吏、同共和制联系起来，而把它同任何一种“民主”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的民主联系起来，——这种民主，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在是报刊上和“社会”中主要的和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假民主主义。我认为是不能允许的。我可以预言，实践不久就一定会纠正我们的土地纲领的错误，也就是说，政治形势将迫使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在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不是强调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而是强调人民选举官吏和共和制。 至于谈到分配土地的纲领，我在代表大会上是用下面这几句话来说明我对它的态度的：地方公有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分配作为一种纲领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有害的。因此，我当然比较倾向于分配，并且准备投票拥护波里索夫而反对马斯洛夫。分配不会有害，因为农民都同意这个办法，这是第一点；它用不着以彻底改组国家作为条件，这是第二点。为什么说分配是错误的呢？因为这个办法片面地看待农民运动，只考虑到过去和现在，没有注意到将来。“分配派”在反驳国有化的时候对我说，当你听到农民谈国有化的时候，他所说的并不是他想要的。不要只听言论，而要注意问题的实质。农民想要的是私有权，是出卖土地的权利，而关于“上帝的土地”等等言论不过是夺取地主土地的愿望的思想外衣而已。 我回答“分配派”说：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正是在你们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地方，我们同你们的意见分歧才刚刚开始。你们在重复旧唯物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曾经说过：旧唯物主义者会解释世界，而我们应该改变世界［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分配论者也正是这样，他们正确地理解了农民的关于国有化的言论，正确地解释了这些言论，但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他们不善于把这种正确的解释变成改变世界的杠杆，变成进一步推动运动前进的工具。这并不是说硬要农民抛弃分配而接受国有化（如果真有什么人产生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的纲领的第一种方案也会完全打消这种想法），而是说社会主义者在无情地揭露农民关于“上帝的土地”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候，应该善于向农民指出前进的道路。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向普列汉诺夫说过，我还要千百次地重复说：实际工作者将会把现在的纲领庸俗化，就象过去把割地问题庸俗化那样，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不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我们应该向农民说：这些所谓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言论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但是应该很好地分析这个真理。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财产，而国家财产又由特列波夫掌握，这就等于说这些土地将属于特列波夫，你们愿意这样吗？如果罗季切夫们和彼特龙凯维奇们如愿以偿地掌握了政权，因而也掌握了国家财产，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土地落到他们手里呢？农民自然会回答说：不，我们不愿意。我们决不把从地主手中夺来的土地交给特列波夫们，也决不交给罗季切夫们。既然这样，就必须由人民选举所有的官吏，取消常备军，建立共和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把土地转为“国家财产”，把土地转交给“人民”的措施才会是有益无害的。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竞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因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条件下的真正农民革命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干脆整个地否定国有化。这是一种狭隘、片面、草率和近视的表现。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农民说明国有化这一有益的措施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前提，然后还应该指出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性质（我的纲领的第三部分就这么做了，它已经包括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里面）。 在结束我对代表大会上土地问题争论情况的介绍时，我还要讲讲对马斯洛夫的纲领草案作了哪些修正。在表决采用哪一个纲领草案作为基础的时候，起初赞成马斯洛夫的一共有52票，即不到半数，赞成分配的有将近40票（为了不致分散反对地方公有的票数，我附和了“分配派”）。直到重新投票时，马斯洛夫的草案才得到60多票，因为所有的动摇分子，唯恐党会根本没有土地纲领，都投了赞成票。 在几个修正案中，孟什维克否决的是一个要求比较确切地规定“民主制国家”这个概念的修正案。我们建议用这样的措辞：“充分保证人民专制的民主共和国”。这个修正案所依据的是上面明确讲到过的思想：如果没有充分民主的中央国家政权，那么地方公有就是完全有害的，而且可能蜕化成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修正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我恰巧不在会场。现在我还记得，当我穿过邻室回来时，“议会休息厅”的喧嚣声和戏谑的喊叫声——“约翰同志宣布共和制了！”“在他的纲领里找不到防止复辟的保证。”“普列汉诺夫同志复辟了君主制。”——真使我大吃一惊。 后来人们告诉我，情况是这样。一向动不动就要抱委屈的孟什维克，看到这个修正案又感到受了委屈，他们认为这个修正案的用意是要揭露机会主义，是要说孟什维克反对共和制。于是他们怒气冲冲，大嚷大叫。布尔什维克自然也激动起来。人们要求进行记名投票。这时激动的情绪达到了顶点。约翰同志很不安，他不愿意引起争执，当然他一点没有“反对共和制”的意思，他站起来声明他撤销自己的提法，同意修正案。布尔什维克对“宣布共和制”报之以掌声。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或者另一位孟什维克插进来进行争论，要求重新表决，于是——据别人告诉我——总共以38票对34票（显然有很多人不在会场或者弃权了），“君主制又复活了”。 在被通过的修正案中，必须指出的是“转让”一词改成了“没收”。其次，“地方公有派”终于不得不向“分配派”让了步，科斯特罗夫同志提出了一个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意分配的修正案。这已经不是马斯洛夫最初提出的纲领，而成了在大会上人们打趣地说的“被阉割的”纲领。实质上这是一个混杂的纲领，既有国有化（一部分土地变成全民财产），也有地方公有（一部分土地由大的地方自治机构支配），又有分配。同时，在纲领中和策略决议中都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什么时候实行地方公有，什么时候实行分配。结果得出的不是一个考虑得非常周密的纲领，而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纲领［注：一个主张部分地实行分配的孟什维克同志（斯特卢米林）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被阉割的”马斯洛夫纲领进行了最猛烈的批评。他宣读了书面声明，非常中肯地和无情地指出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斥责了）这一纲领中的内在矛盾。可惜我没有把他宣读的话摘记下来。］。 四 对革命时局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标题上的这个问题被列为代表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报告人是马尔丁诺夫和我。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并没有替刊载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的孟什维克决议草案本身辩护。他选择了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并对孟什维克所说的布尔什维克观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批评。 他谈到了杜马这个政治中心，谈到了夺取政权思想的危害性，谈到了革命时期宪政建设的重要性。他批评十二月起义，号召公开承认我们的失败，指责我们的决议是“技术性地”提出了罢工和起义的问题。他说：“立宪民主党人虽然是反对革命的，却在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准备。”（我们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谈这一点呢？）他说：“我们正处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注：放在引号里的是我记在笔记中的话。］（我们又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决议中没有这一点呢？）他又说：“客观上立宪民主党人要比社会革命党人起的作用更大。”把夺取政权同特卡乔夫思想相提并论，把杜马当作“宪政建设”的起点和“代议制度”的基石而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报告的基本思想。象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使我们的策略消极地迁就事变进程中的最微小的曲折，使它服从当前的利益、暂时的需要（或者说似是而非的需要），不自觉地降低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先进战士的主要的、根本的任务。 我的报告是在精确地比较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决议的基础上拟定的。我说，两个决议都承认革命正趋向新的高涨，都承认我们的任务是努力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都承认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一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有了这三条前提，策略路线似乎应该完全一致了。然而我们且看看，哪一个决议更彻底地贯彻了这个基本观点？哪一个决议更正确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和更确切地指明了从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 接下去我指出，孟什维克的决议所作的论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完全是空话而不是论证（“斗争不允许政府有其他的选择。”[35]这就是一句典型的空话！这正是应该加以证明的，而且话也不能这么说。孟什维克是从没有被证明的和不能被证明的前提出发的）。我说，谁真正承认革命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谁就应该作出关于运动主要形式的相应结论。这正是我们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孟什维克却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说：有杜马的时候，我们就支持杜马，有罢工和起义的时候，我们就支持罢工和起义，至于这种还是那种运动形式是必然的，他们是不愿意或者不会考虑的。他们不敢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说，哪种运动形式是主要的。既然这样，那么关于革命高涨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孟什维克说了一句非常不妥当的话：从逻辑上进行到底）的言论就都是十足的空话。这就是说，不是把无产阶级提高到革命的先进领袖的地位，使他们能更深更广地认识革命的意义，根据民主的总的和根本的利益来理解自己的策略，而是把无产阶级降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极参加者和卑微的“粗工”。 我说，孟什维克只用了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这个有名的原理的前一半。杜马是现实的，因此杜马是合理的。他们经常这样说，而且满足于这种说法。我们回答说，杜马外面的斗争是“合理的”。这个斗争是由于当前的整个形势而客观地、必然地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一斗争是“现实的”，尽管它在目前遭到了镇压。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适应时局，这将是机会主义。我们应该周密考虑事变的更深的原因和我们的策略的更远的后果。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承认，革命正趋向高涨，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应该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谁要是认真地这样想，谁就应该会作出结论。既然说和农民一起，那就是说你们认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等等）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象我们的决议那样说明这一点呢？为什么你们一字不提必须同立宪幻想即相信旧专制政府的诺言和法律进行斗争呢？立宪民主党人惯于忘记这一斗争；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就在散布立宪幻想。而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在革命时期忘记反对立宪幻想的任务，那就是在政治上把自己同立宪民主党人等同起来。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以实际行动揭露人民中存在的立宪幻想，那么所有关于“革命高涨”、关于“把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新的革命爆发”的言论又有什么价值呢？ 关于立宪幻想的问题，现在恰恰是一个能够最容易、最可靠地把机会主义者和主张进一步发展革命的人区别开来的问题。机会主义者避而不揭露这些幻想，主张革命的人无情地指出这些幻想的虚假性。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竟闭口不谈这样一个问题！ 孟什维克不敢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10—12月的斗争形式是不适用的和不妥当的，而是用最坏的、隐蔽的、间接的、转弯抹角的方式说出这个意思。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非常不体面的。 这就是我的报告的基本论点。 在就这些报告进行的辩论中，应该提到以下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有一位在代表大会上叫作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同志使我在我的总结发言中不能不惊呼：寻找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己送上门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38页。——编者注］。他的言论可以说是汇集了孟什维主义的“精华”，在这一方面很难找到比他做得更突出的了。他说，“可笑”的是，布尔什维克认为“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合法的和立宪的形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可笑的”，因为这种运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杜马是实际存在的。关于无产阶级作为“首领”或者“领袖”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尾巴”等等这些话，都是“形而上学”，是“漂亮的空话”。 我对这位彻底的孟什维克回答说，摘下你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吧！这样你就会看到俄国的农民运动，看到军队中的动荡，看到失业者的运动，你就会看到现在“隐藏起来”的、但是连温和的资产者也不敢否认的那些斗争形式。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斗争形式是有害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则对这些斗争形式加以嘲笑。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这同过去的伯恩施坦，即德国的孟什维克，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一模一样。资产阶级曾经认为并且公开宣布19世纪末叶德国的革命斗争形式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则对它们加以嘲笑。 由于在代表大会上提到了伯恩施坦问题，自然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资产阶级为什么称赞普列汉诺夫？俄国大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报纸和出版物，甚至包括十月党人的《言论报》[36]在内，都对普列汉诺夫赞扬备至，这是事实，代表大会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事实。 普列汉诺夫决定应战。他说，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同称赞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他们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向资产阶级交出了我们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我是因为我的策略。情况不一样。 对于这一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我向普列汉诺夫作了回答。我们两个人都指出普列汉诺夫说的不对。资产阶级称赞伯恩施坦不仅是因为理论，甚至完全不是因为理论。资产阶级唾弃任何理论。资产阶级称赞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主张另一种策略。称赞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和革命策略不同的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是因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的、改良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主要的或者几乎是唯一的斗争。是因为他们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搞民主的社会改良的党。就是因为这些伯恩施坦才受到称赞。资产者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缓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缓和革命人民和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把“议会”斗争看作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因为他指责10—12月斗争，特别是指责武装起义。他们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因为他在当前的策略问题上已经成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领袖。 我忘记了补充说明，孟什维克在讨论立宪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表现的。他们没有什么稳定的立场。其中一些人说反对立宪幻想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任务，根本不是当前的特别任务。另外一些人（例如普列汉诺夫）声称反对立宪幻想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在立宪幻想问题上的这两种各走极端、针锋相对的意见，非常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到了立宪制度已经确立，立宪斗争在一定时期成为阶级斗争和一切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候，揭露立宪幻想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特别任务、当前任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立宪国家中的一切事情就是完全按照议会的决定去处理的。立宪幻想是对宪法的一种虚幻的信仰。立宪幻想在宪法貌似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切事情并不按照议会的决定去处理的时候，才会占据首要地位。当实际政治生活同议会斗争中所反映的政治生活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只有这时，反对立宪幻想才是先进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自由派资产者害怕议会外面的斗争，在议会还软弱无力的时候就散布立宪幻想。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把议会斗争奉为唯一的或者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 俄国的政治现实是不是同杜马的决议和演说一致呢？我们国家的事情是不是按杜马的决定去处理的呢？“杜马”的政党是不是多少真实地反映了当前革命时期的实际政治力量呢？提出这些问题就足以了解孟什维克在立宪幻想问题上是多么茫然失措了。 这种茫然失措在代表大会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孟什维克尽管占多数，却不敢把自己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提付表决。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曾大大地嘲笑这一件事。胜利者收回了自己的胜利的决议，——人们是这样议论孟什维克所采取的这种在历届代表大会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异常举动的。人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记名投票，而且确实进行了记名投票，尽管孟什维克对这一点非常生气，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书面声明，说“列宁在收集反对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鼓动材料”。似乎这种收集材料的权利不是任何反对派的权利和义务！似乎我们的胜利者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懊丧而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由于收回自己的决议而陷入十分难堪的处境！战败者坚决要求胜利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决议。我们实在不能希望得到比这更明显的道义上的胜利了。 当然，孟什维克说，他们不想把我们不同意的东西强加于我们，不想使用暴力等等。人们对这一类的遁词理所当然地报以嘲笑，并且再一次要求进行记名投票。要知道孟什维克在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那些问题上，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意见“强加于”我们，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暴力”（为什么要用这个可怕的字眼呢？）等等。关于对时局的估计的决议并没有号召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没有它，党就不可能了解代表大会的全部策略的原则根据和理由。 所以，在这方面收回决议是实践上的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我们的任务是在有杜马存在的时候就参加杜马。至于任何一般的议论，任何一般的估计，任何深思熟虑的策略，我们可不想操这份儿心。这就是孟什维克通过收回决议的行动告诉无产阶级的。 毫无疑问，孟什维克深知他们的决议是不中用的，是不正确的。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却不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把这些观点讲出来，这种事是不会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孟什维克对他们自己的决议甚至不能作任何修正。因此，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无产阶级整个阶级任务的估计方面，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他们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只能一致作出一个消极的决定：根本收回决议。孟什维克模糊地感觉到，如果通过自己的原则决议，他们就会破坏自己的那些实践决议。可是他们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时局估计的决议可以而且应当由全党，由所有党组织加以讨论和对比。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应该加以解决。把这两个决议同政治生活的实际经验加以对照，例如同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教训加以对照，就会很明显地证明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时局的看法和对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看法是正确的。 五 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派别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报告人，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的长篇发言也没有把两个决议（委员会提出了两个决议，因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没有达成协议）进行比较，作出评价，没有确切说明少数派对这一问题的全部观点，而是“概括的叙述”议会制的意义。报告人高谈阔论，大讲其历史，描述了什么是议会制，它的意义，它在发展无产阶级组织、进行鼓动和唤醒无产阶级觉悟方面的作用等等。报告人一再含沙射影地说到“无政府主义密谋分子的”观点，他完全翱翔于抽象的领域之中，高飞在九霄云外，抛出一连串的陈词滥调和美妙的历史见解，这些东西对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历史时期全都适用，但由于这些东西本身的抽象性，唯独对于掌握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具体特点没有用处。关于阿克雪里罗得这样极其抽象地、空洞地、泛泛地谈论问题的做法，我还记得下面这样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在发言中两次（我作了记录）提到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或者说取得协议的问题。有一次他顺便谈到这个问题，他以不屑一谈的口吻，三言两语地表示反对取得任何协议。另一次他谈得比较详细，他说：一般地讲，取得协议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不能在某个委员会里偷偷摸摸地干，而必须是公开地、让全体工人群众都知道和都清楚的情况下取得协议，它们应当成为重大的政治步骤或行动。这种协议会提高作为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的作用，更清楚更明显地向他们显示政治结构的情况，显示各个阶级的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利益。它们会把无产阶级卷入一定的政治关系，教会他们辨认出敌人和怀敌意者，等等。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大“报告”就正是用这一类的议论拼凑成的，——这些议论无法重述，只能举出个别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在答复的报告中首先声明，阿克雪里罗得描绘了一幅十分美丽的、可以说是绝妙的图画。他热情地、熟练地画了这幅画，涂了鲜明的颜色，画了细致的线条。只可惜这幅图画不真实。画是一幅好画，没有说的，只是图画的主题是幻想的。这是一幅以一般议会制的意义为题的美妙的习作，一篇谈论代表机关的作用的生动的通俗演讲。只可惜关于现存的俄国“议会”（如果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的话）的具体历史条件一点没有谈到，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说明。我说，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同立宪民主党人取得协议的议论充分暴露了自己。他承认，这种在真正的议会制存在的情况下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协议，其意义取决于能否公开地诉诸群众，取决于能否排除旧的“偷偷摸摸”的方式，代之以在群众中进行鼓动，由群众自己作主，诉诸群众。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很美妙的。可是，在俄国“议会”制度下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呢？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根据我国现实（而不是图画上的）情况的客观条件，俄国的真正群众性的行动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你们所希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诉诸群众只能是通过秘密传单，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拥有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要毫无用处地叙述议会制的美妙之处了（谁也不否认它们），描绘一下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集会、俱乐部、工会的现实情况岂不更好吗？其实您关于议会制的一般议论是默认要以报纸、集会、俱乐部、工会这一切为前提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议会制度的一部分，这一点难道还要我来向你这位欧洲人证明吗？ 为什么阿克雪里罗得在他的报告中只限于一些陈词滥调和抽象的原理呢？因为他要掩盖俄国1906年2—4月这一时期的政治上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这一实际情况表明专制制度同受压迫的愤怒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用一般议会制的图画吸引听众，就必须把这些矛盾说得不那么尖锐，缓和这些矛盾，描绘一幅同立宪民主党人取得理想的公开的协议的“理想的”蓝图，而最主要的是必须把这些尖锐的矛盾抽象化，忘掉这些矛盾，避而不谈这些矛盾。 为了对实际的意见分歧作出估计而不致陷入漫无边际的空谈，我在报告中比较了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两个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3—347页。——编者注］。经过比较和分析，我认为孟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关于杜马的决议之间有四个基本差别。 第一，孟什维克对于选举没有作出任何评价。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俄国9/10的地区的选举已经结束。无疑，这些选举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材料，这些材料把实际情形而不是我们幻想的那种情形描绘出来了。我们直接地、确切地估计了这些材料，我们认为，这些材料证明：在俄国绝大多数地方，参加选举就等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实际上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孟什维克关于这一点一声不吭。他们不敢这样在具体的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们不敢正视实际情形，不敢根据处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之间的这种地位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没有对实际的选举作出评价，没有对整个选举的结果作出评价，因为这种评价是对他们不利的。 第二，孟什维克的整个决议只把杜马当作或者看成是一个法律机关，而没有看作是表明一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意志（或者说意志薄弱）的机关，是为一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服务的机关。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里一般地谈论杜马，说杜马是一种“设制”，是一种“纯粹的”人民代表机关。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论问题的方法，而是纯粹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法；这不是唯物主义方法，而是最坏的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方法；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小市民的含糊不清的方法。 我在代表大会上说，就拿孟什维克决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来看看吧：“……（4）这些冲突〈同反动派的冲突〉迫使国家杜马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我引自孟什维克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草案）。说杜马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这话说得对吗？什么样的杜马？是十月党人的杜马吗？大概不是。是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杜马吗？它不必寻找支持，因为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得到支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吗？是的，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也只有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这话才说对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确实需要在广大群众中寻找支持。但是，只要你给孟什维克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一般的说法注入具体的阶级内容，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说法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希望依靠人民。这是事实。我们（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正是这样谈到立宪民主党人的。但是我们的决议还补充说：立宪民主党人摇摆不定，一方面希望依靠人民，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的革命自主精神。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敢否认这里加着重标记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在大家都已经清楚杜马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的时候，为什么孟什维克在关于杜马的决议中只谈出一半真理呢？为什么他们只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光明的一面，而闭口不谈另一面呢？ 我们的杜马并不是人民代表机关这个“纯粹的观念”的体现者。只有立宪民主党教授中的资产阶级庸人才会这样想。呆在我们的杜马里的一定阶级和一定政党的代表决定着杜马的性质。我们的杜马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如果我们只说杜马希望依靠人民，而不补充说它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精神，那我们就是公然撒谎，就是把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引入迷途，就是最不可饶恕地迁就一时的情绪，就是被摇摆于自由和君主制之间的政党的胜利所迷惑，就是不善于估价这个政党的真正实质。对于你们的这种沉默，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加以称赞，可是觉悟的工人会称赞你们吗？ 再举一个例子。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沙皇政府力求遏止革命的高涨。”这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只有沙皇政府想这样做呢？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无数次地证明了，他们既希望依靠人民，又力求遏止人民革命的高涨吗？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给立宪民主党人涂脂抹粉是不是合适呢？ 于是我作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决议说，杜马可以间接地促进革命。只有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和反动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的决议在谈到杜马的时候直接、明确地说，必须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在关于杜马的决议中对这一点闭口不谈，就意味着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纯粹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理想。 实际经验已经开始推翻孟什维克的幻想。你们已经可以在《涅瓦报》[37]上找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指出（遗憾的是不够系统）：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所作所为是不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允许“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同旧制度搞交易”。孟什维克这样说，就完全证实了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他们决议的批评是正确的。孟什维克这样说，就是在跟上革命发展的浪潮，尽管这种发展还比较软弱，但是已经开始暴露立宪民主党人的本性，已经开始表明布尔什维克对问题的提法是正确的。 第三，我说，孟什维克的决议没有根据无产阶级策略的观点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清楚地加以区分。无产阶级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前进，或者说“分进合击”[38]。可是在目前杜马的时代，无产阶级究竟应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哪一部分“合击”呢？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自己也明白，杜马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你们却回避这个问题。而我们直接地、明确地说：同农民的或者说革命的民主派一起，要通过我们同他们的团结一致使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起不了作用。 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我再说一遍，他是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的真正的思想领袖）企图通过把自己的立场“深刻化”来回答这种批评。他们喊道：不错，你们要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可是我们是在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请看一看我们决议的最后一段吧：“向群众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等等。于是普列汉诺夫傲慢地补充说，只有资产阶级激进派才专门强调立宪民主党人，而我们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似乎是把问题“深刻化”的后面隐藏着的这样一种诡辩，在代表大会上多次被使用，现在也经常被使用，因此值得谈一谈。 我们所说的这个决议要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是谈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呢，还是要确定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哪个阶层现在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呢？ 很明显，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既然这一点很明显，那就没有理由用前者来代替后者。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清楚地说明，社会党人要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也包括革命的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然而，关于无产阶级当前策略的问题要谈的，不是社会党人的批评，而是政治上的互相支援。 资产阶级革命愈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就愈要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中寻找自己的同盟者，愈要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上层深入到它的下层中去。有一个时期，贵族代表和提出（在1901年）希波夫式的“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39]的司徒卢威先生，也能够支持革命。后来革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层开始脱离革命。下层开始觉醒。无产阶级开始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下层中（为资产阶级革命）寻找同盟者。现在无产阶级在这一方面的策略的唯一正确的规定应该是：同农民的（要知道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同志们，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和革命的民主派在一起，使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起不了作用。 再说一次。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最初一些步骤证明哪一个路线是正确的呢？实际生活已经走在我们的争论前面。实际生活迫使《涅瓦报》也把农民团（“劳动团”[40]）划分出来，选择了劳动团而不要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团接近，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实际生活已经使人们懂得了我们的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的和革命的民主派。 第四，我批评了孟什维克决议的最后一条，也就是关于杜马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那一条。我指出，大批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参加选举。在这种条件下，把党的正式代表强加给这些工人群众是不是合适呢？党能不能担保这些候选人真正是党所要选择的呢？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批杜马候选人预料将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选民团，这会不会造成某种危险和反常情况呢？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批杜马候选人竟不是由工人组织选出，不受工人组织的监督……纳扎尔同志要求社会民主党杜马候选人由地方工人组织提名，他的这个修正案被孟什维克否决了。我们要求进行记名投票，并且把我们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50—351页。——编者注］ 我们投票赞成高加索人的修正案（在一些还没有举行选举的地方参加选举，但是不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因为禁止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和取得协议，对党无疑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我还要指出，代表大会否决了叶尔曼斯基同志（自认为是个调和派的孟什维克）的修正案，他要求只有在能够对群众进行鼓动和广泛地组织群众的条件下，才准许参加选举。 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包括波兰人，崩得，记得还有拉脱维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他们坚决主张抵制，同时强调要考虑地方的具体条件，反对根据抽象的考虑决定这样的问题。 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上，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个给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这一指示（可惜它没有收入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代表大会决议里面）委托中央委员会通知所有的党组织：（1）谁，（2）在什么时候，（3）在什么条件下被中央委员会指定为党的议会党团的代表了。其次要定期通报关于这些党代表的活动的报告。该决议委托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所属的地方工人组织监督自己的这些在杜马中的“全权代表”。［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68页。——编者注］这里我要附带指出，这个重要决议由于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不象资产阶级政客那样看待议会制，而遭到了司徒卢威先生的《杜马报》[41]和《新时报》[42]一致的不满和嘲笑。 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讨论情形就要讲完了，最后我还要谈两个插曲。第一个，是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他是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我要对不熟悉我党历史的同志们说，阿基莫夫同志自90年代末起就是党内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机会主义者之一。甚至新《火星报》[43]也得承认这一点。阿基莫夫在1899年及以后的年代里是一个“经济派”[44]，并且始终如一。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杂志[45]上一再称赞过他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识。阿基莫夫同志与《无题》周刊[46]中的伯恩施坦派（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很难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社会民主党右翼同左翼展开斗争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同志的出席当然不能不在代表大会上引起重视。 阿基莫夫同志是紧接在几位报告人之后第一个就国家杜马问题发言的人。他声明，他有很多地方不同意孟什维克的意见，但是他完全同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意见。他不仅赞成参加杜马，而且还主张支持立宪民主党人。阿基莫夫同志公开地维护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用隐蔽的形式，例如说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比社会革命党人重要等等），在这一方面他是唯一的一位彻底的孟什维克。他公开地反对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价。用他的话说，立宪民主党“确实是争取人民自由的党，但是比较温和”。立宪民主党人是“孤苦伶仃的民主派”——我们这位孤苦伶仃的社会民主党人说。“孟什维克必须人为地设置障碍，以免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帮手。” 正象读者所看到的，阿基莫夫同志的发言又一次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孟什维克同志们倒向哪一边。 第二个插曲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点。事情是这样的。委员会提出的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最初决议草案的第五条（关于军队问题）有这样的话：“……在俄国土地上将第一次看到由沙皇亲自促成的、为法律所承认的、从民族内部产生的新政权”等等。在批评孟什维克决议对国家杜马的不慎重和乐观的（说得温和一些）态度时，我也批评了加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词句，我开玩笑地说：也许还要加上“上帝恩赐的”（政权？）。委员会的委员普列汉诺夫同志对于我开这个玩笑非常生气。他发言时喊道：怎么！说我有“机会主义的嫌疑”（这是我记下来的他的原话）吗？我是军人，我知道军人怎样对待政权，也知道沙皇承认的政权在军人眼中有什么意义等等。普列汉诺夫同志生气，正暴露了他的弱点，更明显地表明他做得“过火”了。我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回答说，问题根本不在于“嫌疑”，说这些抱怨的话是可笑的。谁也不会责备普列汉诺夫信仰沙皇。但是决议不是为普列汉诺夫写的，而是为人民写的。对人民说这些只有维特之流的先生们才能说出的模棱两可的道理是不适当的。这些道理会转过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强调国家杜马是“政权”（？？这个词就足以表明我们的孟什维克太乐观了），而且是沙皇促成的政权，从这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合法的政权应该合法地进行活动，应该听从“促成”它的人的话。 孟什维克自己也看出普列汉诺夫做得过火了。根据他们自己人的建议，这些加着重标记的词句从决议中删掉了。 六 武装起义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和国家杜马问题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以及对时局估计的讨论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多少天，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出席会议的代表都疲倦了，不仅是疲倦，他们好象还希望撤销议程上的一些问题。大会通过了一个加速大会工作的建议，因此，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人的报告时间减少为15分钟（前面一些问题的报告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超过规定的半小时）。这样就开始把一些问题匆忙地加以结束。 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少数派”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人切列万宁同志，果然不出所料，正象布尔什维克屡次预言的那样，“滚到普列汉诺夫那一边去了”，也就是说，实质上站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很多孟什维克所不同意的《日志》的观点上去了。我的笔记本里记下了他的这样一些话：“十二月起义只不过是绝望的产物”；“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在最初几天就已经注定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句话象一根红线贯穿在他的叙述中，同时照例搀杂着一些对于“密谋分子”、对于“夸大技术问题”的攻击。 我们的报告人文特尔同志枉然地试图用简短的发言促使代表大会对这两个决议的原文加以评价。有一次他甚至不得不拒绝继续报告下去。这是在他发言的中途，在他宣读孟什维克决议的第一条“斗争提出了从专制政府手中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的时候发生的。原来，我们的报告人虽然是武装起义决议起草委员会的一员，但不知道该委员会在最后时刻在提交代表大会的胶版印的决议草案中作了新的修改。该委员会中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建议，以“用强力争取权利”的字样来代替“争取政权”的字样。 修改提交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不通知报告人，起草委员会的委员，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代表大会工作的一切惯例，使我们的报告人非常气愤，他拒绝继续报告下去。只是在孟什维克作了很久的“解释”之后，他才同意说几句话作为结束。 这样的修改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中竟不谈争取政权，而谈争取权利！请想想看，这种机会主义的说法会在群众的思想中引起多么大的混乱，这种用伟大手段（起义）达到渺小目的（争取权利，也就是说从旧政权手中争取权利，要它让步，而不是推翻它）的极不相称的做法会是多么荒唐。 当然，布尔什维克对这个修正进行了最有力的抨击。孟什维克的队伍动摇了。看来，他们感到：普列汉诺夫又一次做得过火了；对起义的任务作如此温和谨慎[47]的估计，在实际工作中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普列汉诺夫只好打退堂鼓。他收回了他的修正案，并说他认为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其实不过是“修辞”上的问题。这当然是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大家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修辞上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明显地暴露了孟什维克在起义问题上的基本意图：想出一些借口来反对起义，否定十二月起义，劝止再次起义，使起义的任务化为乌有，或者把这些任务确定得根本不再需要通过起义来完成。但是孟什维克不敢直接而果断地、公开而明确地说出来。他们的态度是十分虚伪的，他们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和半暗示的手法来表达他们的内心思想。无产阶级的代表可以而且应该公开地批评无产阶级的错误，而采用隐蔽的、模棱两可的、含糊不清的形式，则是和社会民主党完全不相称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正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找一些借口来反对起义，同时又说什么“人民”承认起义。 谈论技术问题和密谋活动，这是十分明显地转移人们的视线，是十分粗暴地掩盖在对起义的政治估价上的分歧。为了避免作这种估价，为了避免直接说出十二月起义是不是一个前进的步骤和运动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就需要转变话题，撇开政治问题而谈论技术问题，撇开对1905年12月事件的具体估价而一般地谈论密谋活动。把莫斯科十二月斗争这样的人民运动说成是密谋活动，说出这种话实在是社会民主党的莫大的耻辱！ 我们对孟什维克同志们说，你们想展开争论，你们想“刺一下”布尔什维克，你们关于起义的决议满篇都是对看法和你们不一致的人的攻击。那就尽情地争论吧。这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你们的义务。但是不要把估价这段历史性事件的大问题变成琐碎无聊的争论。不要损害党的尊严，让它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十二月斗争这个问题上，除了对另一派别挖苦中伤以外，别的什么话也不会说。请你们再稍微提高一步，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专门草拟一个反驳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的决议，但是对于起义问题，你们要给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一个直接明了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答案。 你们大叫什么夸大技术问题和密谋活动。可是，请你们看看这两个决议草案吧。你们会看到，写在我们的决议中的恰巧不是技术性的材料，而是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材料。你们会看到，我们的根据恰巧不是来自毫无内容和无法检验的陈词滥调（“争取政权的斗争任务”），而是来自运动的历史，来自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政治经验。你们是在委过于人，因为正是你们的决议非常缺乏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材料。你们的决议是谈起义的，可是却没有一句话谈到罢工同起义的关系，没有一句话谈到10月以后的斗争怎样必不可免地导致起义，没有一句话直接明了地谈到十二月事件。正是在我们的决议里，起义不是被当作密谋家的号召，不是被当作技术问题，而是当作由十月罢工、关于自由的许诺、取消自由的企图以及维护自由的斗争所造成的十分具体的历史情况的政治结果。 关于技术问题和关于密谋活动的词句，不过是你们回避起义问题的遁词罢了。 孟什维克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上就被称为“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任何人，只要稍微仔细地阅读过提交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议，恐怕都不敢否认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注：为了帮助读者以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我把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最初的决议草案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收在附录里。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仔细研究和比较，才能在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上独立地作出判断。］ 我们的论点只有一部分对孟什维克产生了影响。谁要是把他们的决议草案同他们最后通过的决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去掉了不少实在琐碎的攻击和观点。但是总的精神当然还是依然如故。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在俄国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后表现出茫然失措，避开直接回答问题，不敢直接向无产阶级说明这次起义是个错误还是前进一步，需要不需要第二次起义，第二次起义同第一次起义在历史上的联系是怎样的，这是历史事实。 孟什维克想从议程上撤销起义问题，他们很想这样做，但是又不敢承认这一点，这种支吾搪塞的做法使这个问题实际上悬而未决。十二月起义还需要党作出评价，所有的组织也都应该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 起义的实践问题也悬而未决。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确认了运动的直接（请注意这一点！）任务是“争取政权”。要知道这可以说是最最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可是人们责备我们说，正是这种说法使问题流于空谈。但是既然代表大会这样说了，我们就应该以此为准绳，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对那些可能忘记了这一直接任务的党的地方和中央的机关和组织进行最坚决的批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定的政治时期把这一直接任务放到首位。谁也没有权利阻止我们这样做，这样做完全符合代表大会的指示，因为我们已经删去了“争取权利”的字样，已经迫使代表大会承认“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 我们劝各个党组织不要忘记这一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声名狼藉的杜马挨了专制政府的耳光的时候。 沃伊诺夫同志在讨论武装起义的时候非常中肯地指出了孟什维克已经陷入了怎样的窘境。说“争取权利”，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说法。说“争取政权”，那就等于丢掉自己手中的一切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沃伊诺夫讽刺说，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密谋分子的邪说。“争取政权”是正统，“夺取政权”是密谋活动…… 这位演讲人还描述了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特征。他说孟什维克是印象派，是情绪不定的人，是见异思迁的人。在涨潮的时候，在1905年10—11月，你看吧，《开端报》拼命地疾驰狂奔，它表现得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更布尔什维克。它已经从民主专政跳到社会主义专政去了。退潮了，情绪低落了，立宪民主党人行时了，孟什维克又赶忙适应这种低落的情绪，跑跑颠颠地跟在立宪民主党人屁股后面，对10—12月的斗争形式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 孟什维克拉林在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非常有趣地证实了上述情况。他把这份声明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因此，声明一定全部记录在案了。拉林在声明中说，孟什维克在10—12月间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采取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我在代表大会上听到一些孟什维克口头上对这一“宝贵的招供”表示了个人的异议，但这种异议是否在发言或者声明中吐露过，这一点我不能肯定。 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也是大有教益的。他谈到了夺取政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不过他在这里非常奇怪地说漏了嘴。他喊道：我反对象密谋分子那样夺取政权，但是我完全赞成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48]那样夺取政权。 普列汉诺夫的这句话被我们抓住了。我对他说，妙极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把你说过的话写到决议中去吧。随便你们怎样激烈地谴责密谋活动，我们布尔什维克还是会完全一致地投票赞成这样一项认可并且向无产阶级建议按照国民公会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决议。你们可以谴责密谋活动，不过要在决议中认可国民公会式的专政，那样，我们就会完全地、无条件地同意你们的。不仅如此，我还向你们担保，在你们签署这个决议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就不会再称赞你们了！ 沃伊诺夫同志也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无意中“说漏了嘴”，讲到国民公会，从而陷入极大的矛盾。国民公会就是下层的专政，即城市和农村最下层的贫民的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国民公会就是不由大资产阶级或者中等资产阶级而由普通人、贫民即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中完全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机关。肯定国民公会而又反对夺取政权，这等于玩弄词句。肯定国民公会而又竭力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布尔什维克一向都是讲由人民群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而绝不是由什么“觉悟的少数”夺取政权。所谓密谋活动和布朗基主义[49]云云，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装腔作势，一提到国民公会，它们就碰得粉碎了。 七 代表大会的结束武装起义问题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和原则性的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其他问题都草草结束，或者没有经过讨论就作了决定。 关于游击性战斗行动的决议是作为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的附加部分通过的。当时我不在会场，也没有从同志们那里听到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比较有意义的讨论。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在这些决议的起草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我要指出，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对立宪民主党作了十分正确的估计，同时承认了起义是争取自由的“唯一手段”。在我们日常的鼓动工作中，应该经常地注意到这两点。 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占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同波兰人合并的问题一致通过了。同拉脱维亚人合并的问题，我记得也一致通过了，至少没有发生多大的争论。在同崩得合并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战。我记得结果是以54票或者将近54票通过了合并。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中派和派别情绪最少的孟什维克都投了赞成票。大家都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领导委员会应当是统一的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要根据共同的原则选举。通过了一项承认必须为实现集中的组织原则而奋斗的决议（我们提出了措辞不同但是意思完全一致的另一个决议，其中强调了我们向崩得所作的让步的实际意义，肯定了必须为无产阶级力量的新的更紧密的团结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 在同崩得合并的问题上，有一些孟什维克勃然大怒，他们指责我们违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原则。对照一下《党内消息报》第2号，就是对这种指责的最好的回答。早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很久布尔什维克就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决议草案，其中建议向所有的民族社会民主党作一系列进一步的让步，直到“在党的地方的、省的和中央的机关中有按一定比例选出的代表”［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0—211页。——编者注］。孟什维克也在《党内消息报》第2号上提出了自己的反决议作为对我们决议的答复，然而他们的决议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不同意我们的进一步向崩得及其他民族社会民主党让步的方案。 我觉得，这个事实对究竟是布尔什维克由于派性而投票赞成崩得，还是孟什维克由于派性而投票反对崩得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 党章很快就通过了。我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孟什维克曾想把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所必需的党员人数增加到全体党员的2/3。当时我同我们布尔什维克同人断然声明：削减一派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章所承认的反对派的最低限度的自治权和各种权利的任何微小尝试，必然会造成分裂。孟什维克同志们，问题取决于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抱忠实的态度，尊重少数派的一切权利，尊重反对派的一切权利［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我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在我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其中附有唐恩的文章）中指出，必须保证处于少数地位的派别有批评代表大会决议的自由和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自由（第8页）。[50]］，那么我们服从，我们将选派自己的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我们将谴责分裂。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样做，那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孟什维克同意把2/3降低为1/2。党章一致通过了，包括第1条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有两点引起了意见分歧。 第一，我们建议给第1条加一个附注，规定改变住址的党员有权参加当地的党组织。 这个附注的目的在于防止小的争吵和纠纷，防止把持不同见解者排挤出组织，防止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互相排斥。党日益壮大。它正在成为一个大党。应该结束争夺地盘的斗争。党的所有机关是选举产生的。而党的基层组织对全体党员来说则应该是完全开放的。只有这样，思想斗争才不致被组织上的无原则纠纷所玷污。 尽管我们一再坚持，孟什维克还是否决了这个附注。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忠实的意图，他们同意通过一个决议：“代表大会否决这个附注，只不过是因为这个附注是多余的，是不言而喻的。”（我在这里是凭记忆引证的，因为在我的记事本里没有这一决议的原文。）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争论和组织纠纷的情况下，考虑一下这个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分歧涉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关系。孟什维克通过了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作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参加解决政治问题的条文（这个含混不清的条文势必会引起误解）。布尔什维克根据俄国党内和德国党内［注：指不久前发生的一次“事件”：《前进报》[51]的6位编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他们免职而掀起了一场争吵。[52]］打笔仗的可悲的经验，主张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权撤换编辑部成员。我认为，孟什维克的决定无疑地表明，在我党右翼中，著作家和实际政治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正常。 我还要当作一个大笑话指出来的，是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确认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53]。把这个决定载入我们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历史真要成为一个大笑话。难道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所有的决定不是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必须遵守的吗？挑出这样一个决定加以确认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只谈所有国家共同适用的对待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而不解决以什么态度对待本国这一个或那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呢？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准备了关于在俄国在基督降生后第1906年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如果代表大会没有时间研究这个问题，那就应该干脆把它搁下。选择这样的“中间”道路，即不研究俄国政党的问题，而确认国际的关于一般问题的决定，这只是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茫然失措。这等于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用自己的头脑来解决关于俄国各政党的问题，所以我们只好重复一下国际的决定！这是把问题留作悬案的一种最拙劣的、只能引起人们嘲笑的方式。 然而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读者将会在附录中找到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相应决议的草案。我们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实际工作者、鼓动员、宣传员，哪有不关心这个问题的呢？）随时拿这些草案同“革命的教训”对照，也就是同各个政党的生活中的政治事实对照，目前俄国实际生活正提供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实。谁愿意这样做，谁就会发现，革命愈来愈证实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即自由主义君主派（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估计是正确的。 孟什维克的决议则明显地表现出束手无策和茫然失措，以致在代表大会上只好采取确认国际的决定这样一种可笑的做法。孟什维克的决议只是些泛泛的空谈，并没有试图解决（或者大致指出如何解决）俄国政治现实中的具体问题。这个茫然失措的决议写道，应该批评所有的政党，应该揭露它们，应该承认没有十分彻底的民主政党。但究竟应该怎样“批评和揭露”俄国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或者这些各种各样类型的政党，这一点决议却不知道。决议说应该“批评”，但是它又不会批评，因为对资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要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同的阶级基础进行具体的分析。决议束手无策地说什么没有十分彻底的民主政党，而不善于判明俄国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在彻底性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已经表现出来而且在继续表现出来。在孟什维克决议的空洞词句和老生常谈后面，甚至我国三种基本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十月党[54]、立宪民主党、革命民主派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我们的这些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估计俄国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倾向方面完全束手无策，已经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他们竟还指责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犯了“真正的社会主义”[55]的错误，即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历史上的具体作用！这简直是又一次委过于人。 我稍微离开了我要谈的本题。但是我在我的这本小册子的开头就预先说过，我打算在报告代表大会情况的时候，同时谈一谈我对代表大会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党员要对代表大会作出有见识的评价，就应该不仅考虑到代表大会完成的工作，还要考虑到代表大会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工作。每一个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对俄国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代表大会上的选举只用了几分钟。事实上一切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举行以前就安排好了。中央机关报由孟什维克安排了五个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组成；我们同意了派三个人参加中央委员会，而孟什维克有七个。这三个人作为一种监督者和反对派权利的捍卫者，今后的处境如何，将来才会见分晓。 八 代表大会的总结整个地看一下代表大会的工作和代表大会的工作所造成的我们党的形势，我们得出下面一些主要的结论。 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的实际成果就是确定了（部分已经实现了）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合并。这次合并巩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将有助于消灭小组习气的最后痕迹。它将给党的工作带来新的生气。它将大大加强俄国所有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 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际成果。分裂中止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几乎完全消除了。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包括全体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应该实现直到现在还多半是在纸上承认的所有党组织的自治权。应该彻底消除争地盘的斗争、畏惧其他“派别”的心理。但愿我们能真正有团结一致的党组织，而在这些组织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派别之间只能进行纯粹的思想斗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做到。但是道路已经确定，原则已经宣布，我们现在应该力求完全地、彻底地实现这个组织上的理想。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的思想成果是更明确地划清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这两派，我们党内也早就形成了这两派。更清楚地划分他们的界限，更明确地判明争论的起因，这是促进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制止一切使社会民主党严重脱离正确道路的倾向所必要的。 统一代表大会提供了大量实际的文件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十分确切地、无可争辩地判明，在哪些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致，在哪些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分歧究竟有多大。应该研究这些文件材料，应该了解确切地表明了分歧的内容和程度的那些事实，应该抛弃旧的小组习气：一味地大叫大嚷，危言耸听，咄咄逼人，而不对某个某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某点某点分歧进行实际的分析。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必须包括尽可能完整的有关统一代表大会的文件材料，使党员能够真正独立地研究分歧，而不是重复那些不假思索地接受来的老调子。这些文件材料当然是枯燥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阅读那些决议草案，拿草案和通过的决议比较，考虑每一条每一句的不同的措辞的意义。但是不做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就不可能自觉地对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样，把我上面所谈的代表大会的争论归纳起来，把代表大会没有研究的（或者说搁下来的）决议草案的不同倾向归纳起来，我得出的结论是：代表大会大大帮助了我们更清楚地划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 我们的右翼不相信俄国目前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取得完全胜利，害怕这个胜利，没有坚决地、明确地向人民提出争取这个胜利的口号。它一直纠缠在一个根本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思想上：似乎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独立地“干”，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应该仅仅由资产阶级进行。对于无产阶级作为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完全彻底胜利的先进战士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右翼是不清楚的。 例如他们提出（至少是代表大会的右翼发言人有几位在发言中提出）农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口号贯彻到底。他们没有在纲领中规定明确的革命路线（由革命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直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便在人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不敢在农民革命的纲领中表达由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思想。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恰巧没有“从逻辑上”把农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行到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逻辑上”（和从经济上）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底，那就只有实行消灭绝对地租的土地国有化。他们杜撰出一条十分勉强的中间路线，主张由各地区各自分散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维持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他们用复辟的幽灵来吓唬无产阶级，而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抓起了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他们是在给君主派资产阶级帮忙。 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路线过高地估计动摇不定的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等等）的意义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协会”[56]，杜马中的“劳动团”，社会革命党人，人数众多的半政治性半工会性的组织等等）的意义。这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过高估计和对革命民主派“下层”的过低估计，同上面指出的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正确看法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立宪民主党人的表面成就，他们的轰动一时的“议会”胜利，他们的装腔作势的“立宪”演说，把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弄得眼花缭乱。这些人迷恋于权宜之计，而忘记了民主派的更根本的和更重要的利益，忘记了那些力量，那些很少在特列波夫和杜巴索夫之流所允许的“立宪制度”的表面上“喧嚷”，却在革命民主派的下层进行着更深刻的尽管不太显眼的工作，酝酿着一些不完全是议会性质的冲突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持怀疑的（说得温和一点）态度，他们力图丢掉10月和12月的经验和当时所制定的斗争形式。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中，在这个在任何真正革命时期都处于首要地位的斗争中，表现了动摇和消极。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抵制杜马的历史作用毫不理解，竭力想用“无政府主义”这种尖刻的字眼来回避对一定时期的运动的具体条件作出估计［注：我刚刚收到卡尔·考茨基的新的小册子《国家杜马》。他对抵制问题的提法同孟什维克的提法有天壤之别。我们的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例如《涅瓦报》的涅哥列夫，胡说什么抵制是无政府主义！考茨基却不然，他对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之后写道：“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用这种方法召集的杜马只不过是令人极端愤慨的伪造的人民代表机关，并且决定对它进行抵制，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的大多数俄国同志认为，与其参加选举运动然后进入杜马，不如进行斗争以便搞垮这届杜马、争取召集立宪会议更为恰当，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多么希望阿克雪里罗得的关于议会制的好处和无政府主义的害处的空洞词句能够尽快公之于世，好跟考茨基的这种历史的具体评价作一番对照！ 顺便说一说。考茨基在他这本小册子里是这样谈到革命的胜利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将愈来愈坚决地和不客气地迫使杜马的代表向左转〈用《涅瓦报》的轻蔑的说法，是“赤裸裸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战胜自己的对手以前……日益削弱和钳制自己的对手。”总之，农民和无产阶级将战胜“他们”，也就是把政府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全都战胜。可怜的考茨基！他不懂得，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进行。他陷入了“布朗基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专政”）的邪说。］，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参加假立宪机关，过高估计这个机关的积极作用。 我们应该同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些倾向进行最坚决的、公开的、无情的思想斗争。应该努力做到对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最广泛的讨论，应该要求全体党员以十分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些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说明自己赞成哪些决定，不赞成哪些决定。如果我们是真正地、严肃地决定在我们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 但是，在统一的党内进行的这种思想斗争，不应该分裂组织，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这在我们党的实践上还是一个新的原则，因此，要正确地加以贯彻还要做很多工作。 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在这一方面，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给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了足够的活动余地。现在还远远谈不上按“地方公有”的精神采取实际行动，而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这却是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的。因此我们应该讨论地方公有，谴责地方公有，不要担心这样会破坏无产阶级的行动的一致。 关于杜马的问题，情形有些不同。在进行选举的时候行动必须完全一致。代表大会决定，在所有将要举行选举的地方我们都参加选举。在选举期间，不得对参加选举进行任何批评。无产阶级的行动应该是一致的。将来只要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我们都将随时承认它是我们党的党团。 但是，除了行动的一致之外，还必须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谴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只有这样进行讨论，通过决议，提出异议，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的公众舆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善于随时表明自己的意见，用正确的方法把已经确定的意见变成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真正的党。 现在我们看一看引起意见分歧的第三项决议，即关于起义的决议。在这里，在进行斗争期间这个问题上行动一致是绝对必要的。在进行这样激烈的斗争期间，全力以赴的无产阶级大军的内部不允许进行任何批评。而在还没有号召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对决议及其根据和各条规定进行最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和评价。 因此，活动范围是很广阔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提供了很多的余地。不管怎样迷恋于假立宪制度，不管有人怎样夸大杜马的“积极”作用，不管社会民主党的极右派怎样号召温和谨慎，我们手中有对付这一切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代表大会关于起义的决议的第一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确认运动的直接任务是从专制政府手中争取政权。谁忘记了这个直接任务，谁把它放在次要地位，谁就是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我们就要同这些违背代表大会意志的人进行最尖锐的斗争。 我再说一遍：余地是很多的，从议会党团到争取政权的直接任务。在这样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思想斗争，可以也应该不致引起分裂，不致影响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 因此我们号召所有不愿让我们党过于右倾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这样的思想斗争。 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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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