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章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

第二章　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

　　作者认为“俄国经济独特发展论”是民粹主义的“实质”和“基本思想”。用他的话说，这种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1）关于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一定学说，（2）关于俄国人民具有特殊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以及特别的历史命运这样一种直觉的信念”（第2页）。作者在解释这句话的附注中指出，“民粹主义的特点就是它有十分确定的社会理想”［注：“十分确定的理想”一语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说，不能理解为民粹派已经“十分确定地”知道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完全不对了。“十分确定的理想”只应了解为直接生产者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极其模糊的。］，并说他在后面要叙述民粹派的经济世界观。
　　这种对民粹主义实质的评语，我觉得需要作些修改。这种评语过于抽象，过于唯心，它虽然指出了民粹主义中的主导的理论思想，但既没有指出民粹主义的“实质”，也没有指出民粹主义的“来源”。因此，为什么上述理想能够同对独特发展的信仰、同关于个人作用的特殊学说结合起来，为什么这些理论成了我国“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仍然是十分不清楚的。既然作者在谈“民粹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第1章标题）时，未能限于谈纯粹社会学问题（社会学中的方法），还涉及了民粹派对俄国经济现实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指出这些看法的实质。可是，作者在上述附注中只做了一半。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用德文写的评论尼·—逊先生著作的那篇文章（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1期）中，称民粹主义为“民族社会主义”（1893年《俄国财富》第12期第185页）。“民族”二字，如果是对俄国旧民粹主义来说，则应改为“农民”，如果是对现代民粹主义来说，应改为“小市民”。民粹主义的“来源”是小生产者阶级在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占了优势。
　　这个评语必须解释一下。我用“小市民”一词不是指它通常的含义，而是指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含义。在商品经济体系中从事经营的小生产者，——这就是构成“小资产者”、Kleinbürger或是其同义语小市民这一概念的两个特征。因此，这一概念既适用于农民，也适用于手工业者，民粹派一向把他们同等看待，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二者都是为市场而工作的生产者，所不同的只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已。其次，我是根据下面一点来把旧民粹主义［注：所谓旧民粹派，我不是指推动《祖国纪事》的那些人，而是指“到民间去”的那些人。］和现代民粹主义区别开来的：旧民粹主义是一个相当严整的学说，它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根本没有显露出来，学说的实践方面还是纯粹的空想，那时民粹派坚决地离开了自由派“社会”而“到民间去”。现在就不同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无人否认，农村的分化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民粹派那种幼稚地信赖“村社”的严整学说只剩下残缺不全的片段了。在实践方面，空想已为提出小资产阶级“进步办法”的决非空想的纲领所代替，只有冠冕堂皇的词句，还使人想到这些可怜的妥协办法和那些希望祖国走更好的独特道路的幻想有着历史上的联系。我们看到，现在不是同自由派社会疏远，而是十分令人感动地同它亲近。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不得不把农民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区别开来。
　　对民粹主义实际内容的看法所以必须作这种修正，更重要的原因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存在着一个主要缺点，即上面所说的过于抽象，这是第一。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受到约束的那个学说的“若干基本”原理，正是要求把社会思想归结为社会经济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尽力证明：要是不这样归结，即使民粹派的纯理论的思想，如社会学中的方法问题，也是弄不清楚的。
　　司徒卢威先生指出，米尔托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两位先生对民粹派关于社会学中的特殊方法的学说阐述得最为透彻，他给这个学说下了一个评语，说它是“主观唯心主义”，并从上述两人的著作中摘引了许多话来证实这一点，而这些话是值得研究一下的。
　　两位作者都把历史是由“进行斗争的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放在第一位。“个人创造历史”（米尔托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得更明白：“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第8页）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因此指出“干涉事变进程的权利”（司徒卢威先生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第8页）不过是毫无意思的同义反复。这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话里表露得特别明显。他说，活的个人突破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前进。这些“历史条件”是什么呢？按作者的逻辑，又是另一些“个人”的活动。活的个人突破另一些活的个人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前进，这是多么深奥的历史哲学呵！为什么把一部分活的个人的活动称作自发的，而对另一部分活的个人又说他们“推动事变”向着预定目标前进呢？显然，在这里要找出什么理论内容来，那几乎是徒劳无益的举动。全部问题在于给我们的主观主义者提供“理论”材料的那些历史条件，向来就是（现在也是）对抗关系，它们造成了对生产者的剥夺。主观主义者不能理解这些对抗关系，不能从中找出“单独的个人”可以依附的社会成分，因此只得编造一些理论来安慰“单独的”个人，说历史是“活的个人”创造的。有名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除了表现好的愿望和坏的理解外，根本不表现别的什么东西。作者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进一步推论，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欧洲的生活“是无意义、无道德地形成起来的，就和自然界中河水的流动和树木的生长一样。河水顺着阻力最小的方向流动，能够冲掉的，即使是钻石矿，它都会冲掉，不能冲掉的，即使是一堆粪，它也要绕过。水闸、堤坝、侧路渠和排水渠是在人的理智和感情的倡导下建造起来的。这种理智和这种感情，在欧洲现代经济制度产生时可以说并没有在场（？——彼·司·）。它们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因此，它们对事物的自然的、自发的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第9页）。
　　司徒卢威先生打了一个问号，但我们不懂他为什么把问号只打在一个词的后面，而不打在整句话的后面，要知道这一整句都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理智和感情在资本主义产生时没有在场，——这是什么胡说？资本主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又是什么呢？而没有理智和感情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那时“活的个人”的理智和感情对“事物的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什么谎言？完全相反。人们正是在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时候建造起十分巧妙的水闸和堤坝，把不肯屈服的农民赶入资本主义剥削的河道；他们修建起十分奥妙的政治措施和财政措施的侧路渠，使那些并不以经济规律的作用为满足的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剥夺顺着这些水渠奔流下去。总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一切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不能只用理论错误来解释。这一切说法完全是由于这位作家所持的小市民观点。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自己的发展趋势，它把自己固有的对抗发展到了极点；利益的矛盾已开始具有一定的形式，甚至已反映到俄国的立法中，——虽然如此，但小生产者却置身于这一斗争之外。他由于自己的一点点产业而对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恋恋不舍，因此，他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却不能理解自己受压迫的真正原因，还在以幻想安慰自己，说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人们的理智和感情还处于“萌芽状态”。
　　这位小资产者思想家接着往下说：“当然，人们时刻都在竭力设法影响事物的进程。”
　　“事物的进程”就是人们的活动和“影响”，并没有更多的东西，因此这又是一句废话。

　　“但他们这样做时，以最贫乏的经验为指南，受了最低级的利益的促使；所以很明显，这些领导者只能在极罕有的情形下偶然地把人们推上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第9页）

　　这是由于不能使自己的“理想”接近任何迫切的利益而申斥“利益低级”的小市民道德，这是对已经发生的、明显地影响了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分裂置之不理的小市民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断中的这一切特点，在他谈到俄国问题时，显然是原封未动的。他“衷心欢迎”某位雅柯夫列夫先生的异常古怪的谬论：俄国是一块白板[95]，它可以从头开始，可以避免其他国家的错误等等。说这些话的人完全意识到，在这块白板上，拥有大地产和巨大政治特权的“旧贵族”制度代表人物还有很牢固的地位，而带来各种“进步”的资本主义也在迅速成长。小资产者怯懦地闭眼不看这些事实而飞到天真幻想的境界，认为“我们现在开始在一个科学已掌握某些真理和赢得某些威信的时代里生活”。
　　总之，司徒卢威先生所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些论断，已显露出民粹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的阶级根源。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项批评不能不表示异议。作者说：“在他看来，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一方面应当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合理活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应当成为这种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的那种历史趋势是不存在的。”（第11页）
　　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这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差别，这表现在他的大部分论断中。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在目前这种场合，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注：说明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完全贯彻唯物主义、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论坚持到底的具体例子，将在下面随时指出。］
　　作者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后，接着就批评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和值得注意的人物尤沙柯夫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恰当地批评了他在社会学方面的论断，指出这些论断是“毫无内容的”“冠冕堂皇的词句”。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间的非常突出的（对一般民粹主义来说）差别，还是值得谈谈的。司徒卢威先生指出了这个差别，称尤沙柯夫先生为“民族主义者”，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呢，则“从来与任何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认为“人民真理的问题不仅包括俄国人民，而且包括整个文明世界的劳动者”。我觉得透过这一差别还可以看出小生产者双重地位的反映：一方面他是进步分子，因为照尤沙柯夫先生无意流露出来的恰当的说法，他开始“与社会分离”；另一方面他是反动分子，因为他在尽力维持自己小业主的地位并竭力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俄国民粹主义也能够把学说的进步的民主的方面和博得《莫斯科新闻》[96]同情的反动方面结合起来。至于后一方面，我想很难再比司徒卢威先生引用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描述得更明显的了。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只有农民才是纯粹劳动思想的体现者。看来，这一思想已被所谓第四等级即城市无产阶级搬上了现代历史舞台，但它的实质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农民也未必能认出它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一般基础。是劳动权利，而不是神圣的劳动义务，不是汗流满面地谋得自己粮食的义务〈掩藏在“纯粹劳动思想”后面的原来就是这个东西！这是农民……为了服劳役而有谋得粮食的义务这种纯粹农奴制的思想吗？关于这种“神圣”义务的话是说给那些受这种义务压制和迫害的老马听的！！［注：作者大概也和小资产者一样，不知道西欧的劳动者早已跨过要求“劳动权利”的发展阶段，他们现在要求的是“懒惰权利”，即摆脱那种摧残和压抑他们的过度劳累的工作而得到休息的权利。］〉；其次是劳动的分立和劳动报酬，是关于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大力宣传，似乎这种报酬不是劳动本身在其成果中创造的〈“这是什么？”——司徒卢威先生问道——“是纯朴的天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更坏。这是对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习惯于几乎白白为别人做工的雇农的惟命是从精神的称颂〉；劳动与生活分离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彼·司·）范畴，其表现是在工厂里呆上若干钟点而与工人的日常利益没有任何其他（？！——彼·司·）关系，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小生产者的纯粹小市民式的胆怯心理。他有时从现代资本主义组织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却是与这个组织彻底“分离”的分子所进行的反对这个组织的重大运动〉；最后，没有定居生活，没有劳动创造的家园，劳动场所经常变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农民劳动思想格格不入的。先辈传下来的劳动家园，把自己利益跟全部生活融合一起并树立了生活道德（对浸透先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的劳动，——所有构成农民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特点的这一切，都是工人无产阶级完全不熟悉的，因此，后者的生活虽然也是劳动生活，但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和以既得权利的原则为依据的）、至多不过是抽象哲学的道德上面的，而农民的道德基础却是劳动、劳动的逻辑和要求。”（第18页）这里赤裸裸地表现了小生产者的反动性，他闭塞无知，因而不得不相信自己负有永世做老马的“神圣义务”；他具有“先辈传下来的”奴才性，他对自己那一点点产业恋恋不舍，生怕丧失这点小产业的心理迫使他甚至拒绝任何关于“公平报酬”的思想并反对一切“宣传”；由于劳动生产率很低，由于劳动者被束缚在一个地方，这点小产业使小生产者变成了野人，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关系必然造成他的闭塞无知和奴才性。对这些反动性的破坏，应无条件地归功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它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割断了劳动者与农奴制、与农奴制传统的一切联系。中世纪的剥削形式，是被主人对奴仆、当地富农和包买主对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宗法式的“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的富翁”对自己的“伙计”等等个人关系掩盖着的，因此造成了极端反动的思想；而资产阶级则用“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的大老板”的剥削，即非个人性的、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因而打破一切荒唐幻想和空想的剥削，代替了和继续代替着这种中世纪的剥削形式。资产阶级破坏了除自己一小块土地什么也不愿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农民以往的孤独生活（“定居生活”），使劳动社会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开始用强力把生产者推上社会生活舞台。
　　司徒卢威先生在谈到尤沙柯夫先生的这段议论时说：“可见尤沙柯夫先生十分清楚地指明了民粹主义的斯拉夫主义根源”（第18页），随后他在总结自己对民粹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叙述时又补充说，对“俄国的独特发展”的信仰构成“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间的历史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的争论是“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间的意见分歧的自然继续”（第29页）。我觉得这后一论点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无庸争辩，民粹主义者所犯的最低级的克瓦斯爱国主义[97]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如尤沙柯夫先生）。同样无庸争辩，忽视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和他对有关直接生产者问题的提法，对于想代表这些直接生产者利益的俄国人来说，就等于完全屏弃西方“文明”。但是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更深的地方：不在独特发展的学说，也不在斯拉夫主义，而在代表俄国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思想。所以民粹派中间也有过一些作家（而且是民粹派中间的优秀人物），正如司徒卢威先生也承认的，他们跟斯拉夫派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他们甚至承认俄国已走上了和西欧同样的道路。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两个范畴是根本不能说明俄国民粹主义的问题的。民粹主义反映了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形成时代俄国实际生活中几乎还不存在的一件事实，即劳动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对立。它是通过小生产者的生活条件和利益的三棱镜来反映这个事实的，因此反映得不真实，不大胆；它所创造的理论没有提出社会利益的矛盾，而是枉然地指望另外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纠正民粹主义的这个错误，说明哪一个社会集团能够成为直接生产者的利益的真正代表。

　　现在我们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那本书的第2章。
　　作者的布局如下：他先提出使人不得不认为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唯一正确的方法的一般性见解，然后叙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最后则把得出的结论用来解释俄国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由于这一章的主题特别重要，我们打算比较详细地分析它的内容，并把引起异议的地方一一指出。
　　作者一开头就完全正确地指出，把社会过程归结为“给自己提出目标”并“推动事变前进”的“活的个人”的活动的那个理论是一种误解的产物。当然，谁也从来没有想说“社会集团是与组成它的个人无关而独立存在的”（第31页），但问题在于“个人，作为具体的个人，是所有过去的和当代的个人即社会集团的派生物”（第31页）。现在把作者的意思解释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断言，历史是由“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创造的。完全正确。可是，这些“思想和感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是偶然出现的，而不是从一定社会环境（它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材料、客体，它从正面或反面反映在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上面，反映在代表这一或那一社会阶级的利益上面）中必然产生的，能不能认真地维护这种意见呢？其次，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真实的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呢？显然，这样的标志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既然这里谈的只是社会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应该加上几个字：个人的社会活动，即社会事实。司徒卢威先生说：“我们把社会集团和个人分开，我们把前者看作在社会生活基础上产生的并体现在习惯和法律、风俗和道德以及宗教观念上面的人与人间的形形色色的相互关系。”（第32页）换句话说，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主观主义的社会学者的议论似乎从“活的个人”开始，其实是从下面这点开始的，就是把他认为合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从而他就没有可能研究清楚他们的现实的思想和感情）“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是从空想开始的”，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注：《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55页：“社会学应该从某种空想开始。”］。其次，因为这位社会学者对于合理不合理的看法本身就反映着（他自己是无意识的）一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他从推论中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在他看来“纯粹”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产物，实际上代表的只是……小市民的观点和利益。
　　最后这一点——即关于个人作用或主观方法的特殊社会学理论，用空想代替了批判的唯物主义的探讨——特别重要，但它被司徒卢威先生忽略了，因此值得稍微谈谈。
　　我们试拿民粹派关于手工业者的流行议论予以说明。民粹主义者描述了手工业者的可怜生活，他的生产的微不足道，以及包买主对他的残酷剥削，指出包买主把绝大部分产品放进自己腰包，给生产者只剩下几文钱作为一天16—18小时的工作报酬，接着得出结论说：手工业者的生产水平很低，他的劳动受到剥削，这是当前制度的坏的方面。但是，手工业者不是雇佣工人，这是好的方面。必须保持好的方面，消灭坏的方面，为此就要建立手工业劳动组合。这是十足民粹派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却不同。他了解手工业情况之后，除了提出这个情况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外，还提出这一手工业的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的问题，即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于是他看到这种组织就是商品生产，也就是通过市场而彼此联系起来的单独生产者的生产。个体生产者供他人消费的产品只有采取货币形式，就是说，只有预先经过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社会计算，才能到达消费者手里，才能使生产者有权获得其他社会产品。而这种计算是在生产者的背后通过市场波动进行的。这些为生产者所不知道的、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市场波动不能不造成生产者间的不平等，不能不加剧这种不平等，而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占有货币＝社会劳动产品。因此，货币持有者、包买主有权有势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在过一天算一天、至多过一周算一周的手工业者中间，只有他占有货币，即占有以前的社会劳动产品，这些产品在他手中变成资本，变成占有其他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的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说，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下，生产者遭到剥夺和剥削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无产者从属于有产者以及二者利益的对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对立给阶级斗争这一科学概念提供了内容。因此，生产者的利益完全不在于调和这些对立成分，相反，在于加深这种对立，增强关于这种对立的意识。我们看到，商品经济的增长在我们俄国也引起了这种对立的加深：随着市场和生产的扩大，商业资本逐渐变成产业资本。机器工业在彻底摧毁单独的小生产（它早已被包买主根本破坏）而使劳动社会化。赚钱制度在手工业生产中被手工业者的表面独立性和包买主权力的表面偶然性掩盖起来，而现在已日益明显和无可掩盖了。“劳动”过去在手工业中也参加“生活”，那不过是把剩余产品奉送给包买主，现在它正在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离”。这个社会十分坦率地把它推开，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基本原则：生产者只有找到乐于占有他的剩余劳动产品的货币持有者，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这样，手工业者[及其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未能理解的东西，即上述对立的深刻的阶级性，生产者自然就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这种先进的生产者才能代表手工业者的利益。
　　现在我们从社会学方法的角度把这两种论断比较一下。
　　民粹主义者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因此他说，我从对现代制度抱反感的手工业者的“感情”谈起，从他们建立美好制度的思想谈起，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谈论什么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
　　这位神秘主义者回答说，的确，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而我在研究手工业中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问题（您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怎样创造了和继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并且我手里有一个可靠的标准，证明我谈的是“活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思想和感情，这个标准就是：这些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诚然，我从来不说“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但是，我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活动的产物。您说您在谈论“活的个人”，但实际上您当作出发点的，并不是具有确实由他们的生活条件、由该一生产关系体系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而是木偶，并且您把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装进它的头里。显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生活脱离了您，您也脱离了生活［注：“实践无情地使它（“新的历史道路的可能性”）缩小”；“可以说，它正在日益减少”。（彼·司徒卢威引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第16页）减少的当然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能性，而是幻想。幻想减少，倒是好事。］。不仅如此，请您看看，您装进这个木偶头里的是些什么东西，您宣扬的是些什么措施。您向劳动者介绍劳动组合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个组织。您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您看不出这个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合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治标办法，这些办法丝毫不能消除生产资料（货币也包括在内）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集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和广大居民群众备受压迫的现象，至多不过使一小群手工业者升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您是从劳动者的思想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司徙卢威先生。他指出民粹派关于“个人”的论断空洞无物后接着说：“社会学实际上总是力图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想要说明历史演进中某个重大关键的任何尝试都使人确信这一点。谈到‘历史人物’和‘伟大人物’时，总是力图把他说成是某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者’，那个时代的代表，把他的行动、他的成败看成过去全部事物进程的必然结果。”（第32页）这种想要说明社会现象即建立社会科学的一切尝试的总趋势，“鲜明地表现在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演进的基本过程的学说上面。既然个人不算数，那就需要找出另一种因素来。这种因素就是社会集团”（第33页）。司徒卢威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说在完成着社会学说的总意图——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不仅如此，阶级斗争理论第一次完全而彻底地贯彻了这个意图，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程度。能够做到这一步是由于给“集团”这一概念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定义。这个概念本身很不明确，可以作各种理解，既可以把宗教现象也可以把民族志、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现象看作区分“集团”的标准。而在上述每一领域中都可以用来区分这些或那些“集团”的固定标志是没有的。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面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按马克思的术语是“生产关系”）的体系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则是这个基础的外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这个理论已把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的客观标准应用于社会科学，而主观主义者认为把这个标准应用于社会学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论断：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不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分开，就不能研究这些现象，而为了把两种现象分开，就需要“有批判头脑”和“品德高尚”的个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社会科学变成一系列的小市民道德信条，这种道德的范例，我们已从那位空谈历史的迷途和“科学光芒”所指明的道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看到了。正是这些论断被马克思的理论根本打破了。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已为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内容和政治、思想形式之间的区别所代替了。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仅仅存在着特殊的，即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规律的地方也有自然界的规律，对这种观点的批驳也就确切说明了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本身。主观主义者关于一般“社会”的论断，这种毫无意义的不过是小市民的空想（因为他们甚至没有弄清楚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概括为几种独特的社会机体）的论断，已被对一定的社会结构形式的研究代替了。第二，“活的个人”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概括起来，并归结为各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以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各个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天真幼稚、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事例”（第33页），“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问题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来说早已肯定，而就社会领域来说，则只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确定下来的。
　　除上述一切论据外，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主观主义者的社会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反驳：“社会学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我们称之为个体的东西是第一性事实，因为个体（无须进一步解释）这一概念本身和适合这一概念的事实是漫长的社会过程的结果。”（第36页）这是很正确的思想，但是，作者的论证有些不正确的地方，因此更需要谈谈。他引用了齐美尔的观点，后者在其《论社会分化》一书中证明了个体的发展和这一个人所属的集团的分化成正比。司徒卢威先生用这个论点来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个体发展和社会分化（“多样性”）成反比的理论。司徒卢威先生反驳他说：“在未经分化的环境中，个人就其单一和无个性来说……将是‘和谐的完整的’。”“现实的个人不可能是‘一般人体所固有的一切特点的总和’，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完满的内容超过了现实个人的力量。”（第38—39页）“要使个人能够被分化，个人就应该处在已分化的环境中。”（第39页）
　　从这段叙述中看不清楚齐美尔究竟是怎样提出问题和论证问题的。但从司徒卢威先生的转述来看，对问题的提法也犯了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的毛病。抽象地议论个体的发展（和福利）对社会分化的依存关系，是完全不科学的，因为要规定一种适合于一切社会结构形式的相互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分化”、“多样性”等等概念本身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看把它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主要错误，也正在于他论断中的抽象教条主义，他企图泛谈一般“进步”，而不去研究某一具体社会形态的具体的“进步”。司徒卢威先生在提出自己的一般论点（上面摘录的）来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时，重复了他的错误，没有叙述和阐明具体的进步，而陷入了模糊的空虚的教条的泥坑。举个例子来说，“个人和谐的完整性在内容上是由集团的发展程度即分化程度决定的，”——司徒卢威先生这样写道，并给这句话加了着重号。可是应该怎样理解集团的“分化”呢？农奴制的消灭是加剧了还是削弱了这个“分化”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后者（《何谓进步？》）；司徒卢威先生的回答大概是前者，因为他援引的是社会分工的扩大。一个指的是等级差别的消灭；另一个指的是经济差别的形成。可见，这个术语很不明确，甚至可以把它安到两个相反的东西上去。再举个例子。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可以算是“分化”的削弱，因为专业工人之间的细密分工中止了。然而不容怀疑，正是在后一情况下，个人发展的条件有利得多（对工人来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问题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作者自己承认个人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对抗（米海洛夫斯基也是这样说）。他补充说：“但生活从来不是由绝对矛盾组成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流动的，相对的，同时各个方面都是经常互相影响的。”（第39页）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提出集团和个人之间的绝对的相互关系，即与一定社会形态的严格规定的发展阶段无关的相互关系呢？为什么不把全部论证用来说明俄国演进的具体过程问题呢？作者有这样提出问题的企图，假使他把它贯彻下去，他的论证就会大为增色。“只有分工（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学说，这是人类的堕落）才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个人而正当地反对了现代的分工形式。”（第38页）这说得真妙；只是应该把“分工”二字换成“资本主义”，甚至更狭窄些，换成俄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破坏了使得生产者愚钝和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贸易关系和世界交换的巨大发展，广大居民群众的经常流动，摧毁了氏族、家庭和地域性公社自古以来的束缚，造成了在西欧现代史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发展，“不同的才能……丰富的社会关系”［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8页及以下各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在俄国，这一过程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充分显示出来的，当时旧的劳动形式异常迅速地破灭，劳动力的买卖占了第一位，使农民脱离了宗法式的半农奴制家庭，脱离了使人愚钝的农村环境，并以纯粹资本主义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代替了半农奴制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普遍提高”，地主阶级被平民知识分子排挤出“社会”，著作界激烈地攻击对于个人的种种荒诞无稽的中世纪束缚等等。正是改革后的俄国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这一点民粹派大概是不会争辩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是由什么样的物质条件造成的问题。在农奴制度下当然不会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民粹主义者欢迎“解放的”改革，没有觉察到自己象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一样陷入了盲目的乐观主义，关于这些历史学家，马克思曾经说过，他们透过“解放的”面纱来看农民改革，没有觉察到这种“解放”只是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代替封建的剩余产品。在我们这里情形也完全一样。正是“旧贵族的”经济制度把居民束缚在一个地方，把他们变成各个世袭领主的一群奴仆，造成了对个人的压制。其次，也正是资本主义使个人摆脱了农奴制的一切束缚，使他变成商品所有者（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他和其他任何商品所有者是平等的），独立地和市场发生关系，同时造成人格的提高。民粹派先生们听到别人说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就故作震惊，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进步福利”（它是改革后俄国的标志）的物质条件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社会学”一开头就讲“个人”如何反对俄国资本主义，认为它是俄国一时脱离正道的偶然现象，他这样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他不了解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了条件，使个人有可能去进行这样的反对。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司徒卢威先生的论证需要作怎样的修改。应该完全把问题引到俄国现实的基础上来，弄清楚现实情况如何，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无怪乎民粹派把自己的全部社会学建立在不去分析现实而发出“可能如此”的议论上面；他们不能不看到现实在无情地打破他们的幻想。
　　作者用下面的表述结束他对“个人”理论的分析：“个人在社会学看来是环境的作用”，“个人在这里是一种形式上的概念，它的内涵要靠对社会集团的研究来提供”。（第40页）后面这个对比非常恰当地强调了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因为主观主义者谈论“个人”时总是预先规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即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的社会活动），就是说，他们悄悄地用自己的空想代替了“对社会集团的研究”。
　　司徒卢威先生接着写道，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经济唯物主义使思想从属于事实，使意识和应有性从属于存在”（第40页）。在这里，“从属”的意义当然是指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放在从属地位。主观主义的民粹派恰恰相反，他们下论断时从“理想”出发，毫不考虑这些理想只能是现实的某种反映，因此，它们必须由事实来检验，必须归结为事实。不过这个论点如果不加解释，民粹主义者是不能理解的。他想：怎么能这样呢？理想应该判定事实，指出怎样改变事实，检验事实，而不是受事实检验。受事实检验，在惯于异想天开的民粹主义者看来，就是与事实调和。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
　　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他只是在这些理想的基础上同民粹主义进行论战，他争论的纯粹是这些理想的建立及其实现的问题。
　　民粹主义者认为只要照下面这样做就够了：肯定产生这些理想的事实，再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观点指出理想的合理性（但他不了解这些“现代观点”只是西欧“社会舆论”对新生力量的让步），然后向“社会”和“国家”呼吁：要保障，要防护，要组织！
　　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同样的理想出发，但他不是把它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相对比［注：恩格斯在其《欧·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绝妙地指出，这是一种旧的心理学方法：不把自己的概念和它所反映的事实相对比，而把它和别的概念相对比，和别的事实的模拟相对比。（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5页。——编者注）］，而是与现有阶级矛盾相对比，因此，不是把它表述为“科学”的要求，而是表述为某个阶级的要求，这种要求是由某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需要加以客观的研究）产生的，并且由于这种关系的某些特点，这种要求只有用某种方式才能实现。不这样把理想归结为事实，这些理想始终是天真的愿望，决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也决不可能实现。
　　司徒卢威先生这样指出一般性的理论原理，使人不得不承认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唯一正确的方法后，接着就叙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且主要是引证恩格斯的著作。这是该书很值得注意的和大有教益的一部分。
　　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无论在哪里都不会碰到象俄国政论家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的现象。”（第44页）他首先举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例，指出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只看作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说明。司徒卢威先生反驳这一点是完全正当的。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事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多次谈到马克思，但他从未提到马克思的方法对“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谈到《资本论》，并声明自己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一致”（？）的，但他绝口不谈——举例来说——下面的问题：俄国的主观主义者是不是在模仿那个想按照自己的公平的理想来改造商品经济的蒲鲁东的方法呢［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2页脚注（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脚注（38）。——编者注）。］？这个标准（公平）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标准——“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个方法就象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新陈代谢的实际规律”而想按照“亲和力”的规律来改造新陈代谢一样地荒谬绝伦，为什么一向这样坚决反对把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等同起来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反驳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呢？不反驳马克思认为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呢？这是不能用对文献不熟悉来解释的，问题显然在于完全不了解或是不愿了解。司徒卢威先生似乎第一个在我国著作界中指出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很大功绩。
　　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有哪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应当受到批判。司徒卢威先生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学说还没有得到纯粹哲学的论证，它还不能驾驭全世界历史所提供的大量具体材料。显然需要根据新的理论来重新审查事实，也需要根据事实来批判理论。可能有许多片面的东西和过于匆忙的总结将被抛弃。”（第46页）作者说的“纯粹哲学的论证”是什么意思，不十分清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因此，哲学的论证可以理解为哲学前提和其他科学的确定规律的对照[司徒卢威先生自己也承认，心理学提供的一些原理已使人们不得不拒绝主观主义而接受唯物主义]，或者是运用这个理论的经验。在这方面，司徒卢威先生本人就说过：“唯物主义对一系列〈请注意这一点〉极端重要的历史事实作了非常科学的和真正哲学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说明，这个功绩将永远属于唯物主义。”（第50页）作者的这句话包含着承认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因此，当然需要根据这个观点来“重新审查事实”，特别是重新审查俄国主观主义者所极力歪曲了的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至于最后这个关于可能有“片面的东西”和“过于匆忙的总结”的意见，是个笼统的因而是不清楚的意见，所以我们不准备加以评述，我们要径直分析“没有染上正统思想的”作者对马克思“过于匆忙的总结”所作的一个修正。
　　这里所谈的是国家。“马克思及其信徒”否认国家，“过分”“热中于”“对现代国家的批判”，而犯了“片面性”的毛病。司徒卢威先生在纠正这一点时说：“国家首先是秩序的组织；它在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些集团从属于另一些集团的社会中，则是个统治（阶级统治）的组织。”（第53页）按作者的意见，国家在氏族生活中就有了，并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将存在，因为国家的特征就是强制权力。
　　作者用自己学究式的观点批评马克思时，根本缺乏论据，这一点只能使人感到惊讶。首先，他把强制权力当作国家的特征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在人类的任何共同生活中，无论在氏族制度或家庭中都有强制权力，但在那里并没有国家。恩格斯在司徒卢威先生引证过一段关于国家的叙述的那部著作中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版第84页；俄译本第10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35页。——编者注］。稍前一点，他谈到设置诺克拉里[98]时说，它“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offentliche　Gewalt——俄译本误译为社会力量〉”（同上，第79页，俄译本第105页）［注：同上，第130—131页。——编者注］。因此，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在公社中，“秩序的组织”是由公社全体成员轮流管理的，显然谁也不会把公社称作国家。其次，对现代国家来说，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断更不能成立。谈到现代国家时说它“首先〈原文如此！？！〉是秩序的组织”，这就等于不了解马克思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现代社会中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个特殊阶层是官僚。这个阶层和现代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直接而又极密切的联系，可以从历史上（官僚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反对“旧贵族”制度代表人物的第一个政治工具，是平民知识分子、“小市民”而不是道地的土地占有者第一次登上政治统治舞台时扮演的角色），从这个阶级的形成和补充的条件上（它只给“来自民间的”资产者敞开大门，它和这个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极牢固的联系）明显地看出来。［注：参看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6年莱比锡版第2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56页。——编者注）；并参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版第45—4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62—163页。——编者注）：“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指官僚〉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作者的错误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正是他所要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念头）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不了解，任何官僚机构，无论按其历史起源、现代来源或使命来看，都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机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能从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向这种机构呼吁。
　　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学的看法还值得谈谈。作者在第64—65页上引用了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性关系的绝妙说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页。——编者注］决定论不仅不以宿命论为前提，而且恰恰相反，它为明智的活动提供基础。这里不能不补充一句，就是俄国的主观主义者甚至连意志自由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也弄不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决定论和宿命论混在一起，怎么也弄不明白，于是想到一条出路……就是脚踏两只船：他不想否认规律性，同时又断言意志自由是我们意识的事实（其实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抄袭的米尔托夫的思想），因此可以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把这种思想运用于社会学，除了造成忽视社会中发生的阶级斗争的空想或空洞道德外，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
　　司徒卢威先生对唯物主义的叙述作了一个补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了“在所有民粹主义学说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两个因素”——“知识分子”和“国家”。（第70页）这个评价又反映了作者的“非正统思想”，这种思想在前面谈到他的客观主义时已经指出。“如果……各个社会集团所以是现实的力量，只是因为……它们和各个社会阶级一致或是依附于它们，那么很明显，‘无等级知识分子’就不是现实的社会力量。”（第70页）就抽象的理论意义来说，作者当然是对的。他可以说抓住了民粹派的话。你们说知识分子应该把俄国引上“另外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了解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你们吹嘘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向来以思想“纯洁”著称，——其实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始终没有力量。作者的批评只限于把民粹派关于知识分子万能的荒谬思想和自己关于“知识分子在经济过程中没有力量”（第71页）这个十分正确的思想作个对比。但这样对比是不够的。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是俄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集团，它是改革后整个时代（贵族被平民知识分子最后排挤出去的时代）的标志，无疑起了并继续起着一定的历史作用，要判断这样一个集团，就必须把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纲领同俄国社会现有各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作个对比。为了不使别人怀疑我们抱有成见，我们不准备自己来作这个对比，而只想援引那位已在第1章里评述过他的文章的民粹主义者。从他所有的评论中可以得出一个十分肯定的结论：俄国先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等级性”丝毫不能抹去知识分子思想的阶级根源。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义都是为了无等级性，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反对旧贵族制度即等级制度也是为了这个。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过时的等级束缚和其他中世纪制度都是为了全体“人民”（当时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无论在西欧或在俄国，资产阶级都是对的，因为它所批评的制度的确束缚了所有的人。当俄国的等级制度一遭到坚决的打击（1861年），“人民”内部的对抗就立刻开始暴露出来，无等级知识分子内部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即农民思想家（俄国直接生产者的第一批思想家没有看见而且不可能看见农民内部对立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对抗也随之而暴露出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俄国社会中的社会对立更加充分暴露，迫使人们承认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事实。民粹主义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分开，几乎完全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所以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是“现实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在维护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注：民粹派许许多多愿望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在第1章里已经指出。不符合这种性质的愿望（如“劳动社会化”）在现代民粹主义中所占的地位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无论是《俄国财富》（1893年第11—12期，尤沙柯夫《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或是瓦·沃·先生（《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都是反对尼·—逊先生的，因为后者“严厉地”（尤沙柯夫先生语）批评了发放贷款、扩大土地占有、实行移民等等已经失效的万应灵丹。］虽然如此，这个力量未能为自己所维护的利益建立适当的机构，未能改变“当前俄国文化界的气氛”（瓦·沃·先生语），而“政治斗争时代的积极民主主义”已为“社会冷淡主义”（瓦·沃·先生语，见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所代替，这不仅是由于本国“无等级知识分子”的幻想性，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出身的和从中汲取力量的那些阶级的地位、它们的两面性。无庸争辩，俄国的“气氛”对这些阶级有很多坏处，但也给它们带来了某些好处。
　　在俄国，被民粹派看作不是“纯粹劳动思想”体现者的那一阶级所起的历史作用特别伟大；它的“积极性”用“姜汁鲟鱼”是麻痹不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个阶级，不仅不象专门捏造难以置信的谬论来诽谤马克思主义者的瓦·沃·先生所说那样“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而且恰恰相反，抓住了这根被冷淡的“社会”所抛弃的“线”，要求发展它，巩固它，使它接近生活。
　　司徒卢威先生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不够充分，因此对下一论点的表述就不十分恰当。他说：“应该证明旧经济制度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第71页）第一，作者所指的“旧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是农奴制吗？但它的瓦解已是无须证明的了。是“人民生产”吗？但他自己接着就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个词组“不符合任何现实历史制度”（第177页），换句话说，这是神话，因为在我国废除“农奴制”以后，商品经济就加速地发展起来了。作者指的也许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挣脱中世纪制度的束缚，商业资本还很强大，大部分生产者还保持着小生产。第二，作者认为这个不可避免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某某阶级的统治吗？是现有生产关系体系的特点吗？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在于肯定这一或那一（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存在；问题都在于肯定事实，无论如何不能把问题转到关于未来的议论上去。这种议论应该留给那些“为祖国”找寻“另外的道路”的民粹派先生去包办。作者自己在下一页就谈到，任何国家都是“一定社会阶级统治的表现”，“需要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以使国家根本改变自己的方针”（第72页）。这一切都是很正确的，并且击中了民粹派的要害，而根据这一点，就应以另外的方式提出问题：应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不是“瓦解的不可避免性”等等）；应该证明，用俄国的材料也能证实“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一规律，就是说，在我国各地，商品经济也在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证明各地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制度，正是这个阶级的统治，而不是臭名远扬的民粹派的“偶然性”或“政策”等等，使生产者丧失生产资料，使生产者到处都为别人而工作。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具有总论性质的第一部分，就分析到这里。

　　注释：

　　[95]白板是拉丁文tabula　rasa的意译，即未经刻写的涂蜡的板。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用这种蜡板记事，用完熨平，仍可重新使用。后来人们用白板比喻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心灵和事物。——362。
　　[96]《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364。
　　[97]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中有一些人热中于保持俄国生活方式。他们不喝外国饮料，只喝国产饮料克瓦斯，不穿西式服装，只穿俄国农民服装，并自诩为“热爱祖国”。后来，人们把这类思想和行为讥讽地称为“克瓦斯爱国主义”。——366。
　　[98]诺克拉里是古希腊雅典共和国的小规模的地域性的区，约于公元前7世纪设置。各个诺克拉里的首领诺克拉尔组成议事会。诺克拉里的基本职能是建立舰队。依照规定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艘战船，配备武器和人员，以应国家的军事需要。至公元前5世纪，由于舰队改由国家和富裕公民出资建造，诺克拉里不复存在。——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