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生活的革命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使各个人的生活、道德、思维、见解等，都起了变化。

　　只要有眼睛，谁也能够看到，“生活”在我们的眼前，渐渐地变化了。几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妇女的“无权利”基础，现在完全被推翻了，苏维埃共和国，一方面努力将妇女引入生产的劳动，另一方面将这些生活在共产主义新经济下的妇女，加以组织和教育，使她们建立集体的习惯、概念、见解等等。

　　生活的变革，特别在革命的初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有显著的变化，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的习惯、私生活、生活样式的根基，一转眼打得粉碎了，因内战的剧烈，国民经济的非常混乱，而社会主义的制度萌芽了，异常灿烂的新生活开始建立了。

　　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的基础是什么？它不仅是生产，也是消费组织。为调整消费，不仅是计算将全国的一切产物与财富，来平均地分配。而且是将消费的组织，建立在新的社会主义原理上。

　　苏维埃共和国首先注意的是：合理的尽可能地节俭而适当的消费组织，这些的最初出现是：实施“社会的配给”。

　　适应当时的穷困状态与贮藏不足的情况，来设法与这一般的贫困饥饿相搏斗的，不仅是消费的社会化集体化，而且尚有其他不少方法。

　　苏维埃共和国从1918年春以来，根据当时的需要，都市各处均采行了“社会的配给”原则，设立苏维埃食堂，甚至给幼年者免费就食，因此以家族为基础的家庭经济范围狭小了。由于我们的贫穷与产物的稀少，有碍于社会配给工作的发展与扩张，这是不待说的，虽然社会配给的机关已经组织了，为了便于运输国民的营养物，已开凿了运河，可是食粮依旧没有。

　　我们的国家，已穷困到了极点，国家的生产物，贫乏得不堪，可是满怀恶意的资本主义列强，偏又封锁粮食，我们中央共有的仓库，不能吸收外国的产物，因此一切都感到缺乏，食物粗劣不堪，然而“社会的配给”在都市住民的生活上，我们认为是不可缺的。譬如彼得格勒在1919年至1920年之间，全人口的90%都受“社会配给”的。莫斯科登记需要“社会配给”的人口占全人口的60%以上，1920年有1200万人（小孩在内）的都市住民受着“社会配给”。由于这种事实，妇女的私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使妇女变成奴隶的厨房，已不是家族生活上不可缺的事情了。虽然，走向共产主义去的道路，只是正在探求的过渡时期，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形态没有消灭，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变革的时代，束缚妇女的厨房，依旧有它的重要地位，不过已不是“家庭的第一位”了，而成为“社会配给”的辅助，这里我们的公共食堂有飞速的增加必要。女工们首先意识到公共食堂能节省她们的时间；只有吃不饱或吃十分没有营养的东西时，会使她们不满，此外甘愿自己做东西吃的，只有愚顽不过的人了。不过社会的配给，虽然比较改善，但对厨房还抱着趣味的，也许不乏其人吧？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妇女对扶养她的丈夫，亲手做菜，博丈夫欢心，这是因为丈夫是她唯一的靠山，所以不得不如此吧！现在的妇女，已被国家承认她有独立的人格，是一个市民，在这种情形下，还有欢喜费尽时间，委身于炊事的吗？在男子方面来观察女子，不是看她怎样会揉面粉，而是尊敬她的人格、个性、以及她是“人”。厨房和结婚分开，这和宗教与国家分开同样，是妇女命运史上的重大变革。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种分离，只不过是一种计划，但根据苏维埃共和国新经济形态的发展；要求人的劳动力、燃料、生产物的消费，尽可能地节约，使消费达到最节省的最合理的状态，要达到这目的，不得不借助于社会的配给。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状态愈困难，社会配给的组织，益感必要与紧急。

　　此外依照苏维埃共和国的新住宅条件：有为家庭而设的公共住宅，有专为独身者而设的普遍的“公共之家”，对于私生活，尤其对妇女生活，有极大的影响。在现世界中，没有像我们苏维埃共和国那样有各种的公共住宅了。这个公共的住宅，不消说不是像19世纪傅立叶所倡导而为某些“理想家”所实行的不实用的、艺术的“共和国”的组织，一切人都在希望着住公共的住宅，不是由于强制，而是由于它有比私有住宅便利的各种经常设备，譬如燃料、电灯等，都有保障，有不少的公共住宅，设有热水管、蒸馏器、公共厨房，扫除等工作有专任的扫除妇担任，有些尚有公共的洗涤室，其中也有设置着托儿所、幼稚园的，绝不会有荒废、物价腾贵、燃料不足、水道设备不完全等的忧虑。因此希望住到公共住宅去的人更加多了。志愿住公共住宅的候补者，在登记簿上，不绝地增加。

　　当然要公共住宅绝对的代替私有住宅，尚需相当时间，有许多都市住民，仍满足着她的私有经济和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不过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政，已失去了它的规准，这是一个绝大的进步。尤其使经济困难的人，倾向住公共住宅，即使公共住宅的条件不甚适合，但至少它有许多优越性，尤其在生产繁荣时代，公共住宅比诸浪费妇女劳动的家庭经济要划算得多，这是很重要的。公共住宅对劳动妇女，真是“救命菩萨”。由于有专任的扫除妇、公共厨房、公共洗涤所、电灯、燃料等的设备，使妇女可以省却不少精力。一般的劳动妇女，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公共住宅的增多，扫除无益而且消耗妇女精力的家事”。当然尚有许多顽固不化的妇女，不肯离开那古旧的生活形式，这些只是生活完全集中于炉灶的周围，专做妻子的人物罢了。这些人即使住在公共的住宅，也会为了她的丈夫，将自己的生活，仍消费在锅里灶边的。可是，未来已不是她们的了，由于集体劳动的精神，这些无益于世的人们，将跟着共产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消灭。公共住宅，不但合理地解决了都市的经济与住宅问题，且创造了减轻劳动妇女在这过渡时期所负的重任——家庭与职业的劳动。随着适应各种要求与适应各种趣味的各种公共住宅的增加，很自然而且不可避免地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政消灭了。跟着保守的家庭的个人主义经济的消灭，现代资产阶级家庭的根基便削弱了。家庭既不是消费的单位，就不能以现存形式再存在下去了。但是这个断定，是大抵不能威胁资本主义家庭的信奉者们的——到共产主义的消费胜利，还是很遥远的，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社会的消费形态与个人主义的家庭经济间，尚需要剧烈的斗争，要促进前者的胜利，只有依赖与这问题最有利害关系的——劳动妇女的正确认识。

　　住宅问题，固然在现在的苏联统计中，事实仍是很贫乏的，但是比诸战时，现在公共住宅在俄国的都市经济上，至少在大都市的经济上，已占着极大的数量。例如1920年在莫斯科23000幢房屋中，有8000余幢是公共住宅——包括独身者及家庭用两种在内——尤其给家庭居住的公共住宅占房屋的40%，苏维埃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对于产业经济的组织等根本的变革，虽然很缓慢，但是很快地创造了妇女解放的条件——走出了非生产的家事囚笼。

　　不过缩减妇女在家庭经济上的非生产的劳动，只是妇女解放问题的一面，此外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做家庭奴隶的，是子女的教养问题。在这方面，苏联极力注意到母性的保障与社会教育。妇女这种重荷也减轻了不少，而将这种重荷，移到社会集团，苏维埃共和国之手。

　　苏维埃共和国，在探求适应工人阶级利益的新经济生活形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犯着不少错误，计划也常不断地在改革，但教育与母性保护问题的由社会负担，起初即有了预定的正式方案。因此在现在的生活与世界观，有了深远的革命。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得解决的问题，只有在一切政策是使国民经济向上，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强固的国家中，才能解决。

　　苏联政府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复兴国家的生产起见，来讲母性保障问题的。实现这个问题的第一义，是尽可能地将许多劳动力，从非生产的劳动上解放出来；为了经济的再生产，要很巧妙地利用现在的劳动力。第二在于使新鲜的劳动力，不断地产生，保障正常地增加人口，苏维埃共和国所必要的。

　　只有这样，母性保护问题才能合理地解决。我们树立很新的原则：即繁荣后裔，不仅是个人的或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国家的问题。母性保护的被保障，这绝不单是妇女自身的问题，而是在生产制度转变时，从国民经济的任务出发，要运用妇女的力量，因此不得不防止对家族的非生产劳力的浪费。同时为了保障未来劳动者的健康，不得不保护妇女的健康。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要这样来讲母性问题，是不可能的。阶级的矛盾，个人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利益不一致，都是妨害它的发展的。与此相反的，苏维埃共和国，因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成，个人主义经济，渐次消解在国民经济中。所以母性问题的这样解决，是实际生活所必需的。苏维埃共和国，首先将妇女看作有劳动力的人，将母性的职能，不隶属于家庭，而当作社会的重要一员。

　　籁培华说：“我们常在劳动过程中，将妇女放在眼前，由此出发，来讲母性与幼儿的保护政策”。这话是很对的。

　　但是要使妇女有参加生产的可能性，使她的本性不致受压迫，同时也不致破坏做母亲的职能；这里最要紧的，要将做母性的一切烦累，从妇女的肩上除去，移向集团，因此子女的教育工作，有由家庭的范围移向社会的必要。

　　“母性”已经在新的观点上被理解了。苏维埃政权，已将保护母性认为社会的任务了。苏维埃政权，从这原则为出发点，用各种方法，力求将母性的重荷，从妇女的肩上除去，转移给国家。幼儿的养护，子女的物质保护，社会教育的正当设备等，均由母性、幼儿保护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社会教育课来担任了。

　　解决母性问题的原则，虽不能说渐渐地完全实现，而且离开这个目标，还是很遥远；把劳动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活在新的生活形态中这件事，因为国民经济落后与生产力的不足，免不了有许多障碍，不过至少解决母性问题的道路，已经填好了基石，剩下来的问题，只有依照既定方针去做罢了。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用金钱来保障母性，给予母亲各种补助；且更努力于改革她们的私生活，使妇女能以母亲资格，为共和国生育幼儿，并有可能条件使她对幼儿发挥慈爱、照拂、爱抚。

　　苏联自从无产阶级专政以来，即努力将母性保护与社会教育的设备网，引渡到苏维埃共和国之手，母亲与幼儿，是政府特别照顾的对象。革命初期，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当时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即以保护母性的权利，和将妇女看作生产劳动单位这两件事，当做发展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的重要任务。

　　1918年1月，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即提出母性保护问题，着手组织模范的“母亲宫”，此后由热心的妇女活动的同志籁培华的指导，母性保护工作，渐次开展，确实地奠下了根基。

　　苏联为援助孕妇与产妇而设的诊疗所，帝俄时代只有六个地方，现在这些诊疗所与乳儿院，何止千万？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解除保育幼儿等非生产的工作——麻烦的襁褓工作，摇篮的牵绊等——使母性对社会的义务，只是生育健康有能力的孩子。因此劳动社会，必需将孕妇保护周到。妇女自身，宜注意怀孕时的摄食，她要理解这个时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服务于集团，生产着新的劳动单位、共和国的新成员。母性对社会服务的第二义，是拿自己的乳汁去喂乳儿的问题，用自己的乳汁去养乳儿，这是妇女在苏维埃共和国中的权利，对福儿也就是尽了对社会的义务。此外，对子女以后的种种，都是集团的事了。自然，母性的本能是强的，不能使她退化的。但是为什么这本能——爱护幼儿的本能，只能对于自己的小孩？为什么不能把这本能的萌芽再发展起来，使它能爱护到同样需要保护的自己的以外的幼儿呢？

　　“不单要做自己儿童的母亲，要做一切劳动者与农民的幼儿的母亲”，这口号是劳动妇女的新母教。假如有一个女人，对于另一个乳水不足的女人的幼弱小孩，因为不是自己的子女，所以拒绝授乳，这样利己的反社会行动，在共产主义未来的人类里，是将认为惊奇的，这和野蛮人的只爱自己的子女，而拿异族的子女来充饥是同样性质。

　　此外还有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即做母亲的，怕带孩子的烦琐，因此不愿以自己的乳汁去喂幼儿，这种事实能被许可吗？不错，现在的苏联，确有不少的弃儿，这是事实。这种情形，正因我国的劳动问题，尚在开始解决而没有完全解决的缘故。数十万的劳动妇女，在这个困难的过渡期中，在双重的重担——劳动与母性——下困苦着，她们都感到托儿所、育婴室、“母亲之家”的不够，补助金的不足，因此许多女工和职业妇女，不得不和“母性”作战，不得不将乳儿，由自己手里遗弃给国家了。所以弃儿数如此之多，由于我国还没有使妇女深切地意识到做母亲不是个人的工作，而是社会的义务。

　　在妇女间活动的人们，对这一问题，有留意的必要：例如在女工、农妇、职业妇女间，必需向她们说明：我们共和国的新事业中，做母亲的义务是怎样，同时努力督促母性保护及社会教育网等事业的发展。只要做母亲的，能很轻便地做到劳动及母性的双重义务，那么弃儿的数目，自然会慢慢地减少吧。

　　所谓“母性”，并不是说做母亲的不论什么时候，都得跟着幼儿，也不是说做母亲的要埋头于幼儿的精神和肉体的教养事业中。她对子女的义务，只是使子女能健全地发育与成长。

　　我们在工人阶级里，能看得见健康的漂亮的小孩吗？这些小天使只有在富裕阶级间看见，这是什么缘故？是否因为富裕家庭的母亲，都是亲自教育自己子女的缘故？不，决不如此，富裕阶级的母亲们，都把教育子女的责任，交给什么保姆、家庭教师，任凭雇佣劳动者摆布。只有生活没有保障的家庭，做母亲的，才担负着一切母性的重荷。在这种场合，母亲因不能兼顾一切，所以子女都被随处放任，她们（或他们）只有偶然在街头受到一点教育。资本主义诸国的无产阶级，以及贫穷的人们，子女随着母亲，只有自生自灭，没有什么正常的教育。至于进步的觉悟的母亲，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希望将教育小孩的一部分工作，交给社会：像送进幼稚园、小学、夏季学校等。觉悟的母亲，理解了对子女不应该有独占式的母爱，而应由社会来教育子女。

　　资本主义社会的富人们，对子女的所谓正当教育，最重要的还是授予资产阶级的思想。父母将子女委托给有经验的保护、家庭教师、医师、少年感化者的手里，让她们代替母亲，看护子女，并施予教育。而作母亲的，真正的唯一义务——自然的义务，只是生产小孩而已。

　　苏维埃共和国所创造的新制度，决不是资本主义诸国所恶意地宣传的：什么将子女勉强地从母亲的手里夺了；而是努力使一切的母亲——不是单为某些富裕妇女——都能在健康正常的愉快环境中，养育她的子女。苏维埃共和国希望能使一般做母亲的——女工、农妇——都可以将小孩放在托儿所、幼稚园、婴儿室，让她们安心工作，而不必将子女委诸于乳母。

　　在苏联，小孩自出生至16岁为止，由上述社教机关，在健全状态中受教师指导与母亲监督（在托儿所中，母亲有值日监督的义务）而成长。为扶育新社会的成员，这种事业，是必要的。在托儿所、婴儿室、幼稚园的道德与生活状态中，培植着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必要的习性与特质等。被社教机关教育出来的人，比诸于出自孤立的家庭，习惯于利己的幼年生活的人，更适于过劳动的共产主义集团的生活。

　　革命初期，由托儿所或儿童宫中所养育出来的小孩，和从母亲手中教育出来的娇生惯养的小孩，完全不同，前者极富有集体的习惯，富有“团体人”的思想。在“儿童宫”中常见来自个别家庭的新成员，拒绝共同的操作。于是由整个集团包围了这新进者，热心地说服他，像什么我们大家去散步，只有你一个不去，好吗？我们团体轮流劳动，你独自不肯扫除，可以吗？我们这团体大家用功，你一个人搅乱可以吗？他们之间，没有个人的感情，因此一个肥胖的四岁小孩，会很认真地说明：“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或者我的东西，我们这里有的东西，都是大家的。同时大家都要竭力注意爱护团体的所有物。”——这是小儿生活的根本规则；而且相互间，彼此勉励勿损伤“我们的”财物——“儿童宫”的财物。

　　苏维埃共和国，为了保护作为人类再生产的妇女，于革命的初期，即有“母亲之家”的建设，只要是妇女大家深切地需要的地方，即行建设。“母亲之家”不仅安置独身者，即使有家庭的妇女，也许可有一个时期的居住。例如产前产后的几个月，为了避免家庭与家族的烦累，恢复自己的精神，以及为要深切地注意婴孩，许可她居住。经过了相当的时日，小孩不一定要母亲亲自养育，但最初的几个月母子间因生理的关系，婴孩离开母亲，是不合理的处置。

　　不必说女工要住“母亲之家”，即较上级的职业妇女也都欢喜去住，因为那儿有好的照顾与安全的休息，不必宣传，谁都会欣然地去住。最困难的，当时苏联的物质积累很少，因此不能在全国各地为劳动妇女、农妇等建立“救护所”，到现在为止很遗憾的，对于农民间的母亲，仅有微小的帮助：即仅设备了夏季托儿所，但对于农妇中做母亲的，就可减少照顾幼儿的时间，从事田间生产。

　　为了从事职业的劳动妇女，在各企业及各种机关中附设托儿所，里有里的托儿所，市有市的托儿所，托儿所减轻劳动妇女的负担，不是言语所能尽的。我们认为遗憾的是：这种托儿所，还感到不足，还不能满足做母亲的十分之一的要求。

　　解除母亲的累赘的社教机关网，除了托儿所与收容三岁以下的弃儿及孤儿的儿童宫之外，还有什么呢？这里尚有收容3——7岁的幼稚园，到学龄儿童为止的儿童游戏场、儿童俱乐部，最后有儿童的“共产之家”和儿童的劳动宫。此外双亲对儿童的重负中的吃的问题，现在也由国家的社教机关来负担了：即为小学儿童及未到学龄儿童所设的免费食堂，这种食堂，是根据1919年死于革命的樊拉·樊吉娜的意志而创设的。这种政策，在激烈内战中给予我们不少帮忙，至少使无产阶级的子女，不至死亡与饥饿。国家对儿童的照拂，除上述之外，更给儿童免费喝牛奶及给予其他补助食品等，对于最困难的人，还给予衣服鞋袜等。

　　当然这种计划，还是不能完全实现的，事实上，现在我们只计划了极少部分公民的事情。这个的主要缺点，不是不希望解放子女对双亲的重累，而是这个时代，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整顿，目前还不能依照苏维埃权力，去实行社会教育事业的全盘计划。总之苏维埃共和国所执行的解决母性问题的方针，是十二分妥当的。

　　以上只就个人经验所及，加以叙述而已。这些计划，都是生活的革命，使两性间的相互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

　　这里苏联对妇女，也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即妇女脱离了非生产的家庭劳动以后，为了创造新的财富，有为国家与劳动集团而劳动的义务，国家为这种重大的事情——劳动与母性的义务——保障妇女的利益与幼儿，使妇女能并行兼顾地尽她的义务。苏联自从革命后的第一天起，即努力创造以下生活条件：即使妇女不致牵着儿子，无路可走，不得以跟着没有爱情的丈夫；被丈夫遗弃的妇女，不致因求助无门，因此而自杀或杀死子女。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援救劳动妇女不是用什么博爱事业，或什么卑鄙的慈善事业，而是努力减轻为社会建设而斗争的劳动者农民的战友——母性之重荷。和男子同样参加了国家的经济复兴，同样地参加过内战的妇女，她有权向国家要求：在她生活中最有责任的时期——她给予社会新成员的时期——社会应为她担负照料未来公民的任务。这是我们对母性保护问题的政策，不过实际上还是与理想离得很远的。

　　母性保护部与社会教育部的工作，虽渐次在成长扩大，但是仍旧十二分地不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旧的完全被破坏了，而新的尚未创造出来，妇女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生活着，因此对母性问题的解决，共产党与政府不得不加倍地留意，这一问题，得到正当的解决以后，不单是妇女，就是对苏维埃共和国的生产对国民经济都是有利益的。

　　与母性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尚有来说一说的必要。即苏联政府对于堕胎的态度。苏维埃共和国于1920年11月20日公布法律，承认堕胎为无罪，这法律，由共产党妇女部提议而实施。至于这问题，为什么要抱这样的态度？苏联不单没有感到劳动力的过剩，而且正深感不足；苏联既没有感到人口过剩，而且正感人口过于稀少，所以我们是感到劳动力非常贵重的。那么为什么会认堕胎是无罪的呢？工人阶级所执行的政策中，决不欢喜含有虚饰与虚伪，堕胎是生活没有保障的妇女所产生的母性问题（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堕胎原因，譬如：怕分散遗产，妇女不欢喜育儿的累赘，此外怕因此损伤了容貌，或抛弃了愉快自由的日子等等）。

　　堕胎，是一般国家都有的现象，而且是很盛行着，任你用怎样的法律与刑罚，都不能禁绝，而秘密地在施行，这种秘密的堕胎，常常使妇女成残疾，或者永远为国家贻患，减少了劳动力的分量。假使堕胎能在正常的外科手术下施行，其所受的损害与危险，也可减少，用过手术以后，就可以劳动。而且苏维埃政府知道，因母性保护与社教机关的普遍设立，可使妇女深切地意识到剩余健康的幼儿，是妇女对社会的义务，到时候，堕胎即可没有。就因此才许可了公然的健全的堕胎。

　　苏维埃共和国对这问题的处理，是要使母性保护事业广泛地发展，以便加强妇女中健全的母性本能，使她们能安适地做母亲同时又为集团而劳动，这样，就没有堕胎的必要了。苏维埃共和国就这样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妇女不能解决的问题，逐步解决。

　　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在世界大战后，生活更加痛苦，一方面为了金钱而做工，另一方面要做母亲，在这双重重荷下苦闷着；而苏联，女工与农妇，都帮助着共产党，建设着经济的新基础，摧毁了将妇女处于奴隶状态的旧生活。

　　随着妇女成为国民经济上不可缺的劳动单位，就寻出了解决这错综复杂的妇女问题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用家事来补充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私有财产制而巩固的家庭形态，在那里就找不出劳动妇女的出路。

　　妇女解放，需要根本地改革了生活，才能实现，同时也只有生产根本地建筑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基础上，生活才能改变。

　　在我们的眼前，生活的革命，很广泛也很深切地进行着，同时实际的妇女解放，也在生活中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