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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仑泰：新妇女论 |
在没有说到苏联妇女的地位以前，我们先有简单地检视一下前一个时代——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代的必要。 1914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是当时人类曾经经验到的最大的流血战争！欧美列强，都加入战团，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激烈的震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失去了均衡，将几百万的劳动者，从机器的旁边，赶上战场！平时生产日用品的工场，现在一变而为制造破坏与杀人工具的场所了。差不多可以说：保证各国以及交战团体的胜利，就是军需工业——子弹、军需品、大炮的不断发展，也可以说：决定战争的，不在战场上的过程，而在军需工业的竞争，这种军需工业的生产部门，都是大资本家的代表，它可吸收技术不熟练的劳动者，男子既经上了战场，他们的妻女、姐妹以及母亲等，洪水似的被吸进了工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已经失去了“扶养者”的妇女群众，不得不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企业家于此，发现了可利用这些工资低廉的劳动力，应用到各方面，因此不久就有妇女们称职地代替驱向战壕的劳动者，在这些上面使企业家得到了不少的利益，所以对妇女劳动的需要也急速地增高。自大战开始，以至于和平恢复为止，不仅上交战国，即中立国——靠战争而发了财的中立国，妇女的劳动，亦急剧地增加。交战国的需要妇女劳动力，乃是代替出征男子了，而中立国的所以需要，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发展——生产力的急剧发展，吸收的劳动力，因此加大，由是不管男和女，将她们（他们）的自由劳动力很快地被吸引到了生产部门。 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妇女劳动，有了显著的变化：战前妇女的天地是厨房：大战开始以后，一变而为负有发展国民经济，和为国服役的“后方士兵”了。她们在“爱国主义”的赞美中负着这双重的重担而劳动着！ 从事生产的妇女，不断地在增加，没有一个产业部门，看不到妇女在活动！ 战时妇女劳动，最广泛地普及于金属工业，军用化学品的制造部门（火药工场）、军用被服工厂、罐头制造工厂等，这些都是直接供给前线的产业部门；不但如此，即使对妇女采取关门政策的后方各产业部门，亦到处需要着她们。此外电车火车的车长、司机、守卫、卖票员、搬运工人等，都有妇女在活动；甚至最困难且有害妇女身体的矿山及建筑事业中，也有妇女从事劳动。至于从事通信事业——电话、电报、邮政等——的妇女，则显然大量激增。1914年至1918年间妇女劳动力的增加率，各国虽然不同，大约在70%——400%之间。例如德国的金属工业，增加了408%，法国的金属工业增加到两倍，俄国有些部门的女工人数，凌驾于男子之上。铁路事业，在战前，妇女仅从事于事务、清洁、信号等部门，到了战时，从事于这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妇女人数，竟占全体从业人员的35%。法国妇女在生产部门的人数占100万人，英国有150万人，德国则增加到200万之多。总计战时欧美各国的劳动妇女的增加数，约1000万人。 这样急剧增加的原因，很明显地不外男子劳动者的不足与妇女劳动的低廉！妇女劳动者缺少组织，阶级意识不甚发达，不惯于主张自身的阶级利益，没有反抗营业主的力量，所以她们绝对不以为她们的拼命劳动，完全被企业家利用，肥满了企业家的腰包，而以为这是为祖国的幸福！有人说妇女劳动，确是能力低下，所以资本家给以较低的工资。这些可以说完全是荒谬的见解。战争中，企业家自己以及他们的理论代表者曾证明：女工可以完全代替男子劳动者，所以劳动生产率，至少不至低下。而且根据统计，虽然有许多地方显示着妇女生产率低下，而在别的地方，相反地超过男子的却很多。 妇女的被引入国民经济的领域，与妇女自身，并没有什么妨害，而是为将来的妇女解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值得痛心的是：资本家的剥削方法。资本家们不仅将低廉的妇女劳动，和已有组织的男子劳动相对立，以便从中取利，且将妇女劳动能力，提到最高限度，以谋增加自己的利润。在战争时期中，保护妇女劳动的一切法律，差不多“临时地”暂行废止，妇女作夜工，以及在规定时间以外再加班，已是很普遍的事；而且有许多工作，简直有害于妇女，他们也会毫无顾虑地要妇女担任。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连原是画饼充饥的“人道主义”的假面具，亦弃之如敝履，赤裸裸地暴露了贪婪的丑相！像英国，妇女劳动的时间，由12小时延长到14小时，至于额外的劳动，被认为应尽的义务。当妇女做夜工最普遍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连“有伤家庭道德”的欺骗叹息声，也绝无所闻了。 其次我们来看看帝制的俄国吧，俄国的资本家们，对俄国起码限制资本家的贪欲的法律，亦费尽全力，将它废除。1915年的军事工业大会中，不仅因男子劳动力的不够应用，且因工业家的不断要求低廉的妇女劳动，决定了广泛地采用妇女劳动。库欺可夫，可诺华洛夫，猎布西斯基等，要求在战争期间废止《限制童工及妇女劳动》。从此俄国许多工厂与制作所，采用着12、13岁的少女从事工作。有不少国家都和俄国的工业家们同出一辙，其所不同的，俄国的资本家们，对于利用妇女劳动，并不像其他国家，要用“男子劳动力不足才用女工”等骗人鬼话，掩饰自己的贪用低廉的妇女劳动，而公然地说他们要用女工，为了比用“牲口低廉”的缘故。 各国的资本家们，为了要饱自己的私囊，不妨造出许多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来欺骗妇女；什么妇女不得不任后方的兵士呀，妇女不能效贞德从马疆场，至少应站在机器旁边，帮助业主，营救祖国呀等等。 虽然如此，由于战争时期，妇女的参加了生产劳动，地位渐趋坚固，而且妇女劳动被社会认为不可缺的要素。 那么，女工们自身，到底得了些什么？她们的地位，是否起了变化？她们的命运，是否已经转好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体味一下：“妇女的地位，全看她在国民经济中所尽职务而定”的话。在资本主义支配下，妇女虽得了工资劳动的荣誉，但实质上，仅是为资本家而劳动，因此妇女工资劳动，虽然人数急剧地增加，但她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会改善她们的地位，那是谁也会明白的。不仅如此，在战争期间，劳动妇女的生活条件，反陷入极艰难的境地。例如因从事于非法的过度劳动，罹病、病死的日益增加等，在统计数字中，不难找到。妇女的患病、死亡、结核菌的传播，以及因过劳而引起的疾病，虽使资本主义社会，觉得恐怖，然而由于他们醉心战事，对于这些不愉快事，也可视若无睹！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牺牲”。因此女工们的生活条件，益趋恶劣；极端延长劳动时间，普遍施行包工制，一面是紧张的劳动，一面是物价不断地飞涨，全体劳动者的生活，都一天不如一天的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可是资产阶级的私生活，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有不少经长久的劳动而回家的妇女——女工、女店员、女司机、女管车等——为了购买食物燃料，又不得不参加待买的“行列”。当时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等没有一处没有这种饥饿“行列”排列着。已经疲乏了的妇女，再站在这种行列的尾巴上长久地等待着，这种苦况是不难想象的。健康失调，精神失常的人，真是比比皆是。为了母体的不健全，生产的小孩，不是患软脚病，就是患盲目症。她们外受物质不足的苦痛，内心不时系念着在战场上的夫、父、兄弟。所以在战时，前方是碧血与呻吟，后方是贫穷与眼泪！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给这种援助战争的妇女劳动者的报酬是什么呢？除出新闻上鼓吹鼓吹“妇女爱国”而外，他们梦里也不会想到如何减轻妇女生活的负担。在战争期间，既没有一个为妇女解除经济重担的机关，育儿的事业，只有一两个慈善家聊任其劳，一切的一切他们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解释：“一切都为了战争，一切都等战争完了以后再商量吧！” 当时资产阶级政府减轻妇女的负担的唯一办法，是保障兵士们妻子的生活，制定了抚恤兵士的妻、寡妇与孤儿的条文（例如住宅免费等）。实际上这种办法，不是为了体恤妇女，而是为了要安兵士们的心，与壮壮士气罢了。可是像俄国等，就连这些辅助，也是少得可怜。当克伦斯基政府时代，中等生活，每月至少需要达100卢布，当时给予兵士妻子的“辅助费”，每月不过7、8卢布罢了！ 资产阶级国家（英、德、法）因婴儿死亡率的渐次增加，不得不承认了独身母亲的扶助法，可是这法律，仍是极不彻底而且带着暧昧性的。他们对婴孩，绝没有实质上的援助，例如设立保育机关等，所以战时的母亲们，比战前辛苦万倍。 由于这种情况下，在战争期间，所谓“不稳健分子”常是妇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1915年春，柏林女工的欢迎李卜克内西，攻击西德麦而进行反政府的示威运动。反对物价腾贵与反战争的斗争弥漫了全世界。1916年，巴黎妇女曾几次破坏市场，掠夺煤块；1916年6月奥国妇女因愤于战争与物价腾贵，曾暴动三日。意大利当宣战动员时，妇女们曾卧身铁道，阻止兵士出发前线。1915年4月俄国的暴动，主动者都是兵士们的妻子，这运动由彼得格勒经莫斯科以至于穷乡僻壤，女工们不断地参加同盟罢工。当富裕的资本家们，为了要充实自己的私囊，不妨用“爱国心”赞扬妇女、欺骗妇女的时候，却被受了战争痛苦的妇女们揭破，一致要求“把面包给我们的孩子们吧”。 战争给予妇女的是：双肩不堪其重的负担，因此在被剥削阶级中，发生了不平之鸣，妇女暴动就此产生了。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俄国妇女大众的斗争，造成了俄国大革命的端绪。 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在1915年初，为了反社会爱国主义，促进妇女的反战运动，以及决定将来世界大战时指导劳动妇女的方针，便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国际会议。这是宣战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中分成了两种政治倾向：大多数仍主张和社会爱国主义同样赞助战争，而另一派——少数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有以阶级斗争来答复帝国主义战争的必要。 最初的国际会议，由社会主义者来召集，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战争一天天恶化，妇女劳动者不能忍受生活的困难而自然地发生的。 帝国主义竞争，虽对于妇女劳动的发展，是一个绝大的刺激，但因世界大战，劳动妇女的状态，不但不曾改善，反更加恶化；得利的，只是那些投机业者、军火商及有产者的妻子们。她们是社会的寄生者，国民经济的重累，她们不但不生产，而且是浪费国家财富的国民。 战争虽然给无产阶级以绝大的负担与痛苦，另一方面，因战争而各工业部门急剧地从事再组织与生产的机械化，使未熟练的劳动者也能具备高级技术，使企业愈益增强。这些都是很自然地对妇女劳动予以新发展，在战争中，一般地已承认了妇女劳动是有坚强地位，是国家生产资源中的支柱了。妇女只能做妻做母做主妇的格言，已成废话了。 然而到了战争停止，男子成批地从战场归来，工业又走上了和平的轨道时，现在又重新将她们逐出去了。这种事实，一方面正可以说明1918——1919年交战国的战后的经济恐慌的深刻化；同时资本主义在它的没落期，工业复员的过渡期中——战时生产时代——经济破绽的病态，更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个破绽，更增大了列强的财政穷乏、原料品不足，劳动人民更广泛地贫穷化了。法、英、德以及其他欧洲诸国，在1918——1919年度的经济恐慌，差不多使全工业界停止了活动。因此劳动者被解雇，成批的劳动妇女，失去了职业。 然而影响于妇女失业者的急剧增加的，不仅是由于尖锐的经济恐慌所带来的工厂倒闭，在继续工作的国民经济部门，也成批地解雇妇女。战后在劳动市场，有两种竞争者：即复员后的军队与劳动妇女。照往常资本家比较欢喜前者，可是在经济盘算上，则前者不如后者；因为男子劳动者，不单不甚驯服而且不时有许多要求，劳动力的价格也比较高。可是复员归来的男性劳动者，他们有的是革命的精神，尤其因俄国的十月革命，更给劳动者以重大的鼓励与兴奋。他们已学会了使用武器，不怕死。这些因战争而革命化了的“不稳健分子”，让他们没有稳固的工资而闲置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一个绝大危险；因此资本家们宁愿放弃从低廉的妇女劳动者身上剥削剩余价值，而预防“赤化”，把这些有“赤化”可能的劳动者，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由于这种政治的作用，战胜了经济的盘算，所以不论德、法、英、意大利诸国的资本家，开始将有过荣誉的妇女爱国者“劳动勇妇”、“后方女兵”，逐出了工场，而以退伍兵士来代替她们了。 资本主义国家，竭力想使战时的畸形生产恢复到均衡，战后的极度的经济恐慌，渐趋和缓，以减少妇女的失业。可是妇女劳动问题的解决，还是很遥远的而不能实现的问题。相反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的高度发达，妇女劳动问题，更加激化，“妇女回家”的是否可能，是不待说明了。 一般的工业，或其中的一部分，由于新局面的开展，一定有许多新的妇女劳动力，被吸入生产部门，所以妇女劳动者的增加，一方面固然由工资的低廉；而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繁荣的工业部门，需要增加劳动者。可是生产力，一时的勃兴，它必然的，又会停顿，工厂既倒闭，劳动力又势必过剩。资本家们，为政治的关系，他们努力想把劳动者置于他们的支配下，不得不牺牲了“合算的妇女劳动者，因为她们做了失业者，还是没有危险性的。这种现象，本来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不足为奇，而到了现在更其显著了。新的恐慌不断地一个一个的来临，国民经济的动摇比前些时候更深刻化，而范围也更广泛，波及的人民也更广大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支配了劳动，私有财产制妨害着合理的调整分配和消费。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妇女问题——劳动与资本相互构成的妇女问题——永不会解决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内，妇女劳动问题，既没有解决与调整的可能，而不可避免的失业的威胁，又不断地降临到妇女的身上，自然使妇女问题，更复杂而更严重化了。 战前妇女参政论者的斗争，以及比较稳健的同权论者的种种请愿运动，都是徒然无功，直至战后，资产阶级国家妇女的地位，确是得到了相当的改良。这其间有着两个大原因。第一是俄国革命，与战后广泛的劳动人民的示威浪涛的汹涌，搅乱了睡在安乐乡里的资产阶级政府。第二是改正选举法，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向劳动者表示，他们已获得了政权，没有再行“社会革命”必要，借此以镇压那已经增长的革命气焰。 因此战后，英、德、瑞士、奥地利等的给予妇女选举权，并不是为了酬报她们的“爱国的服务”，而是处于他们——资本家的纯政治的阴谋。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和剥削下的妇女，即使形式上被承认了平等权利，可是在本质上，妇女的地位，依旧没有任何变更。战后资本主义诸国的妇女，依然是在社会上不平等，在家庭中是处在附属的地位。所以在这种国家里，妇女问题的解决，不但是遥远的事情，而且相反的，妇女生活的各方面，却受到特殊的压力。 怎样才能使家庭、结婚、职业融洽而没有冲突？怎样能使妇女从烦琐的家事中跳出来，使她献身于科学，从事她欢喜做的事情，发挥她的能力与劳动以获得无限的权利？ 堕胎、卖淫与结婚、生产效率与能力的调整，负有养育未来主人的重任的母性健康问题等，像一堵铜墙铁壁，直立在妇女面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这块铁壁，是无从打破的。妇女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巩固的私有财产制的存在，因个人主义的习惯与道德的顽强，因社会生活的缺乏集团的形态，它永远是绊在复杂的而不得解决的社会乱线中。 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能从这种千头万绪中找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