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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仑泰：新妇女论 |
妇女参加生产的人数既渐增加，经济的独立程度既渐提高，便使她们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自身在家族中是个孤立者，在社会上是不平等，在国家是无权利者。妇女因为参加劳动，在社会上已被认为是有用者；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却依旧蔑视妇女为无权利者，这是一般公平观察者所目击的事实。妇女既已参加各种生产部门，但在社会上、政治上，仍旧是无权利，而且仍隶属于男子——已经不是她们的给养者的男子。所谓妇女问题，便由这种矛盾而发生了。这问题虽然直到19世纪末叶，才尖锐化起来，但远在那时期以前，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妇女问题的萌芽。因为工场手工业及工厂的兴起，职工与手工业者衰落，不但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大经营者，即妻子儿女的劳动力，也不得不出卖的时候，“妇女问题”就已经发生了。 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期的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主要的是关于工资和使妇女从事真正的劳动的问题。因为从15世纪至18世纪的三世纪间，行会（GUILD）的独占与其严格的规定，将妇女的职业领域，束缚得非常狭小，使她们再从职业领域回到家庭去，生产劳动的领域，几乎完全为男子所占有，因此妇女的地位，更加一落千丈了。妇女在职工组合中，被剥夺了劳动的可能性，由此她们便更加陷身于工厂主的残酷的榨取中。就法国来说，当时法国的工业，完全为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所支配，拥有百人以上的劳动者的企业，以及有烟囱的工厂，还是很少。反之工场手工业与手工业者，却张着稠密的网，繁荣于全法国。在手工业劳动者所密集着的许多地方，都充满了为定货商而劳动“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仅用十数劳动者或女工的小手工业作坊，在巴黎及其他法国的各都市，有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发达。高贵的丝织品、纤巧的花边、金属制品、各种锻带和日用品等，都出自女工的手中，尤其是纺织工业用女工最多，占90%。不过当时的绢丝制造工业，已具有大工业的性质，那时很明显地，工厂和手工业者或手工业作坊对抗着，且渐有将它们消灭之势，所以到法国大革命时，法国的无产阶级妇女，已经遍地皆是。巴黎市内充满了乞食女与卖淫妇；巴黎郊外，散布了饥饿失业的妇女群。所以，当1789年7月，反抗富豪和官僚权力的劳动大众的暴动爆发起来时，妇女大众——女职工、女商人、女手工业者，——都踊跃地参加，是很自然的事。要求面包和职业，是妇女大众参加那次革命的目标。当时巴黎劳动大众的请求书中，有这样的要求：“在劳动上妇女与男子有同样的权利，男子劳动的特殊部门，女子既不能参加，则妇女劳动的特殊部门，亦得禁止男子加入。” 在某一个要求工作的请愿书中，写着：“我们要求妇女有职业，这并不是为了要颠覆男子的威信，我们是为了要获得生存的保障，即使那是极朴素的生存。” “参加一切的职业部门，换句话说：劳动的绝对自由”，这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妇女的要求。这种要求，是救济成千上万的饥饿的女乞丐、流浪者和卖淫妇的保障。这种要求，不单是妇女的，同时也与正在发生的工业无产者的要求合流了。巴黎郊外的住民，都异口同声地叫喊着“劳动的自由”。但劳动自由，首先必须废弃封建制度，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破坏残余的行会组织的特权。——阶级的本能，使巴黎郊外的妇女们知道：如果要获得“真正的劳动”，应该走怎样的途径。法国的无产阶级妇女，毅然成了革命团体的同志，她们都为了获得赚“一片面包”的权利而斗争。 要把法国大革命时代，妇女参加革命运动的英勇姿态，精确地记述出来，恐怕要花去这整本书的篇幅吧。独菲纳与蒲尔塔尼亚两县的妇女大众，最初向王府挑战，继起的为阿格尔柴、雪莱索的女市民，她们都很积极地参加三级会的代表选举，使资本主义社会也抛弃了妇女是无价值的观念，反要求妇女的支援，将她们引入活跃的战士队伍中，这种事情，是当国内战争激化的时代和民族战争的时代，在历史上所屡见的。阿其埃地方的妇女，对专制的君主政体投掷了革命的宣言，巴黎的无产阶级妇女，曾手执武器，进攻要塞，参加占领巴士底狱。无产阶级妇女并以罗莎·拉康布为首领，以女职工夏布利、奥周泽为先锋，进攻凡尔塞，由女卫兵解送法王到巴黎。路易到巴黎时，巴黎郊外的妇女与男子众多守护巴黎城门的荣誉。1789年，女鱼商们，派遣代表于三级会议，鼓励议员传达她们的要求。巴黎郊外的妇女们叫喊着“诸君！请勿忘了人民的事情！”以警告法国国民议会三级会的议员。她们参加玛斯广场的请愿，而成了被法王残杀的牺牲者。 逐渐成长的法国无产阶级妇女，随处意识到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阶级任务。她们知道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妇女群众——法国的女工与贫苦的农妇——从饥饿、高昂的物价、无权利、贫苦与失业中解救出来。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妇女始终是革命的，不是妥协的，她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常常鼓舞了一般徘徊不前的男子，而造成了果敢的不妥协的氛围。 以勇敢、不怕牺牲、好斗著名的编织业女工的史迹，在共和制倒毁后，还长久地威胁着资产阶级，使他们不敢高枕安眠。然而，被全世界的反革命者呼为“悍妇”的编织女工，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呢？那就是当时困于饥寒的女织工、农妇、劳动者的妻，女手工业者或作坊的女工，她们痛恨贵族与旧制度，由于健全的无产阶级本能，她们为了保护新的法兰西——人各有业，既无不劳而食的奢侈的贵族，也无饥饿而死的幼儿——而斗争。被呼为“悍妇”的编织女工，就是这样成了最勇敢的战士的伙伴的妇女们。她们为了不愿空费时间，不论参加任何集会，或示威行列时，常手里织着东西，她们编织这些东西，不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参加国民军的兵士，及革命的拥护者。 “妇女运动”的萌芽，肇端自法国大革命及美国独立战争时代（1774年至1783年），这个运动，是和一些活动的女权拥护者和初期的平权论者的名字相联结的。在法国革命中，不消说，有着许多光辉的女性。她们的名字，不仅是在妇女运动的范围，即和其他各种先进的革命事业，也密切地连结着。与抱着稳健主张的聪明的政治家吉朗特党的罗兰夫人相并，又有伟大的新闻记者兼作家的民主主义者罗倍尔·考拉莉奥，她们热烈的拥护革命，她们虽然对于妇女运动没有特别的关心，不曾特别提出妇女的要求，但在使人们承认男女平等的价值和妇女在历史上的功绩方面，她们的劳绩，是决不亚于初期的女权论者的。由她们对于革命事业的贡献与忠实，使人们忘记了女子是弱者，而显示了她们是一定的政治潮流的表现者。和女权论者奥林比·德夫伦相并，在她们当中，又产生了两个为革命的烈焰所锻炼，具有热烈的战斗性格的特殊的女性典型。在革命的初期，我们可以看到跟德莫林一起对鼓励人民武装暴动的代洛妮·娜莉克，她曾参加占领巴士底狱，为此国民会议特赠给她一把荣誉的刀剑，以表彰她的功绩。当10月5日进攻凡尔赛那一天，她为了要鼓励革命的妇女们的精神，特地穿了红色的衣服，直向凡尔赛驰骋，她和哲学家莱门创立了“法之友”会，她向全国妇女呼吁支持国民军，积极地拥护新的祖国——法兰西共和国。6月20日，她帮助民众搬大炮向王宫进攻。8月10日，她曾在广场上，彻夜用她像火一样的辩舌宣传革命，要求确立“人民的真正的最高权利”，她曾参与马赛的军队，侵入王宫，因此共和国成立，赠她一顶“市民冠”，以示褒奖。然而终因当时山狱党与吉朗特党的相互倾轧，娜莉克渐倾向后者，以至于死。 罗莎·拉康布，是鼓励进军凡尔赛的一人，她是巴黎四郊的妇女的真正的领导者。她是常在下层阶级里活动的勇敢女性，她有卓绝的组织才能、清脆的喉音和美艳的容貌。在立法会议的旁听席上，她演说道：为保护革命，应防止联合军的侵入！这演说和她的对于政权民众化的要求，后来都作为革命的文献而记载在历史上。她是君主制的坚强敌人。在8月10日围攻王宫的时候，伤了手臂。后来国民会议亦赠与“市民冠”以示尊敬。1793年，她加入了山狱党，成为马拉派的一员，而戴了“红帽”。她要求逮捕一切的贵族和他们的家族。她并向妇女群众，作反吉朗特党的煽动，为了要覆灭吉特朗党，她竭力援助山狱党。怂恿山狱党党员不停止对于反革命者的斗争，要求逮捕投机者及皮货商，甚至反对并无错误的国民会议。因此使罗伯斯比尔不免嫌忌这位太会雄辩的女山狱党员。她要求“革命妇女俱乐部”的会员，在国民会议有说话之权，并为会员的犯罪者作辩护，引起国民会议的不满。这个“革命妇女俱乐部”，是拉康布和洗涤妇波莉娜所领导的团体，创设在巴黎。拉康布在这俱乐部中对妇女大众，努力灌输革命的精神。例如她在“妇女俱乐部”中曾提出这样的论题：“妇女在共和制下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拉康布是劳动妇女大众的光辉代表者。她与波莉娜互相合作，不仅为妇女的权利，而且为劳动妇女的利益而努力。她曾和巴黎的濒于饥饿的失业妇女群一同站在国民会议的旁听席上，向议会质问：“共和国政府究竟想不想设法解除劳动妇女的痛苦？”劳动妇女们的贫穷与苦恼，在她的有力而大胆的雄辩中，完全传达出来了。 当法国妇女的集团和俱乐部等，被国民会议指令解散时，拉康布竭力保护她的孩子——“革命妇女俱乐部”。但终于也不能不遭到和其他俱乐部同样的命运。当山狱党败落，反动势力占胜利后，妇女的行动，愈发受到严格的监视，但拉康布始终不肯缄默，继续她的演说，终于1794年春被捕，从此她失去了政治舞台。拉康布兼有革命的天性和对于革命事业的忠心。她最初即意识到无产阶级妇女的贫穷、要求和苦痛。是整个劳动阶级运动和斗争的一部分。她并没有为妇女要求特权，但她曾努力使妇女自己觉醒，引导她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劳动阶级的一员，为拥护自己的利益而奋起。拉康布的最大功绩就在这里。因此，她是比另一些在大革命时代的稳健的妇女运动者之流，更和我们相接近的。 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发动自新兴的北美合众国的首任大总统夫人安皮华·斯密斯·阿达姆，及她的战友梅尔茜·乌奥莱，法国的乌林比·菲西，英国的伏尔斯顿克拉等。资产阶级的女权论者以及为妇女的平等权问题，一开始就作为全面的要求，在一切领域都要求承认妇女的平等权利（像18世纪的若干聪明的教授、思想家、文士们和一些勇敢的妇女们一同，为了“优美的性格”而起，提倡妇女应当与男子受同等教育一样）。并以为她们的呼吁，叫醒了在睡梦中的女性，她们成群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奋起，通过19世纪，逐渐为争得还不曾为任何女性所有过的权利而奋斗。 但这个见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妇女解放的历史却在另一种不同的形式上发展着。勇敢的女权论者中，如法国的菲茜、美国的斯密斯·阿达姆，以及英国的伏尔斯顿克拉等，都是在18世纪末叶，妇女已进入生产部门，或者社会已经开始承认妇女的劳动力是有价值的之后，才把妇女平等权作为中心问题而提倡的。向最有威严的国民会议提出了“妇女既有上断头台的资格，则同时也不能不把做官吏的权利给予妇女”的菲茜，是妇女参政权的热烈拥护者。1783年，斯密斯·阿达姆曾说这样的话：“假使想法，不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则妇女没有服从共和国法律之必要。”以威吓新建设的北美合众国的革命政权。斯密斯·阿达姆是最初对妇女政治平等权的要求，赋予明确的原则的女性。18世纪末叶，英国伏尔斯顿克拉是个思想深邃才能卓绝的女作家（她的名著《女权拥护论》于1796年出版），她要求根本改革女子教育和承认妇女在教育上的平等权利。妇女们从种种观点上，接触到上述的“妇女问题”即解决妇女在生产领域内的职分和在国家社会上的权利之间的矛盾的问题。然而，在本质上，她们的整个要求，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根本的口号——“劳动权利”。在当时，“劳动权利”，首先是和革命的胜利相关联的。这就是推翻封建制度，把生活安置在另一种新的基础之上。但为了建设新生活，妇女劳动的出路是必要的。为了劳动的出路，就有争取政权的必要。而资产阶级妇女的女权论者，以为妇女对于平等权的要求和对于自己的权利的自觉，是使妇女走向独立劳动之路。这实在是很错误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却与这个相反。乌林比·菲茜的有名的宣言中，有一段话说： “立法机构的目的，为保护两性的权利、自由、进步、安全和对于压迫的抗争。一切的女市民，与男市民同样，个人或代表者，均得参加立法，——一切女市民，均得与男市民享同等的公职、特权与职业。” 但这一切要，——主要地是可以归结于“妇女均有参加一切公职与职业的自由”的——都只是在生产劳动的道路已向妇女大众展开了之后，才能发生的。所以妇女参政权的承认，在法国革命时，并不是一般妇女大众所认为不可缺的问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妇女们所要求着的。当时巴黎的妇女大众，对于以帕里·爱德斯型的女权论者为领袖的妇女俱乐部，是非常冷淡的。反之，她们却跟整个无产阶级一起，对于行会的撤废，及劳动权利的要求，作过勇敢的斗争。阶级的本能，正确地告诉她们：行会的撤废和劳动权利的要求，是比妇女参政权更为现实的口号。在要求参政的菲茜看来，以为只要能参政，一切妇女的权利，即可得到保障，但事实上，18世纪的一切史实，告诉我们：法英美等国承认女子参政，只确立了资产阶级妇女的权利，至于一般的劳苦妇女，则依旧在十八层地狱中生活。 在18世纪末才开始明显地树起了目标的女权运动，是从当时的生产情形，国民经济的状态，以及妇女在劳动生产上的职务中，必然成为迫切的要求而产生出来的。 由法、英、美的例子，可以愈加证明我们的定义的正确：即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完全是由她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职分来决定的。 在上面各章，我们已经探讨过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和像18世纪英、法资本主义诸国工业生产发达时代的妇女运动的发展。在那里，事实说明了一切。但把我们的定义应用在美国，是否适当呢？在18世纪时，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工业幼稚，全国仅有小规模的自耕农场，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为什么美国反而能成为妇女运动的摇篮呢？为什么在美国，妇女平等权和参政权的要求反比高度发达的欧洲工业诸国更先提出呢？这事实不是与我们的定义——争取平等权的斗争是妇女参加了生产劳动的结果——相矛盾吗？其实，这里决没有什么矛盾，美国正是我们的根本定义的一个确证。美国妇女之要求参政权，是与美国妇女在当时（17、18世纪，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时代）的产业生活上所担任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在这个殖民地上，充满了来自“旧世界”的移民——特别是从封建制度的压迫，或宗教的迫害中脱逃出来的欧洲移民，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金钱，也没有产业的人们，他们只带着唯一的自己的财产，能劳动的臂膀与耐苦的精力，来到美洲。从欧洲来的逃亡者，大抵都是带了全家族，奔向那“新世界”去的。他们在那里安住下来，成了农民，因为人力的不足，不得不由全家族合力经营，农民的妻女姊妹，对于创造农业的财富，绝不劣于她们的父亲丈夫或兄弟，妇女也和男子一样负担了一切经营重担，与尚未为人力所征服的未开化的大自然斗争。她们和男子同样地手持利器，迎击被他们驱逐掉的印第安人的袭击，与男子协力，卫护共同劳动所经营的农场。所以北美妇女是有物质价值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流进一般的农业生产的河床，助长了全殖民地的财富的成长。美国人对于妇女的恭顺尊敬，是从这里发生的。不过，到了最近，因资本主义烂熟的影响，妇女已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女奴隶，或成了男子享乐的工具了。 但美国还是英国的属地时，它的法律，是根据“付租税者即有代表权”的原则的。所以一切的纳税者，都享有参与本州政治的权利。妇女当然也不能除外。当美国的解放战争爆发时，美国妇女的踊跃参加，正是当然的事。她们实际上，对于国家的独立与繁荣，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美国独立的理想，使她们非常兴奋，她们勇敢地战斗到最后，往往甚至凌驾于革命的政治家。梅尔茜·乌奥林女士，在那个运动的领导者——华盛顿尚未采取激进态度时，就已经固守着“美国完全独立”的理想了。妇女们相信着：新共和国的宪法，一定会承认她们的政治权利的。但最后，这信仰是失败了。建国会议虽然没有表明反对妇女的选举权，但将这问题的决定权交给各州，结果，所谓妇女选举权终没有列入宪法中。这决议，有其明显的理由，就因为到了18世纪的末叶，北美合众国，已不是小自耕农的国家，它已走上大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的道路了。妇女已不是有用的生产者，在一般国民经济上，她们已失去了她们的地位。北美合众国，因为资产阶级巩固了它的统治的结果，妇女就降低到隶属者的地位了。无产阶级的妇女成为工厂的女工，沦入了卑贱的资本奴隶的队伍中。因此像北美的工业诸州——所谓旧英吉利诸州，法律上完全否认妇女有参政权，反之尚在农业状态的弗吉尼亚州及纽其亚州的妇女，倒还有她们的地方自治的政治权利。 美国独立战争时，给予妇女“平等权”的主张，从美国社会的特别具有革命意识的阶层——方面，得到了非常同情的反应。每一桩事情，都有妇女参加，市民战争中妇女也被吸入，她们要求妇女要有“市民的勇气”，和对于自己的集团的忠心。可是随着对战胜旧制度的喜悦渐次淡薄，以及随着英国对美国资产阶级的威胁的消除，所谓“妇女平等权”的要求，即是连热心的民主主义者，也毫不关怀了。 由上述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活的实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确证：即妇女要求平等权，是当妇女事实上已成了劳动的一分子，而参与了一般国民经济的时候，这才发生的。并不是提出了平等权的要求，才使妇女加入了生产劳动，反之，却是在妇女已加入了国民经济圈里以后，才产生“妇女在一切领域都应和男子平等”的思想。 但在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妇女的地位，事实上，为什么向来都是不平等的呢？就是妇女占了劳动者的大部分的地方、社会或国家，也依然不承认她们有公民权，这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这原因，就在于建立在阶级矛盾和劳动力商品化上面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本身中。过去是大地主对于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农奴，任意蹂躏；同样，现在资本家对于创造商品价值，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财富的几百万劳动者的权利，是不欲承认，也不肯承认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女工和男工同样是价值的创造者，但她们的劳动，已不是直接的产品卖给消费者的劳动，而是为工钱的劳动。在自然经济支配下时，职工或手工业劳动者，并不是对消费者出卖劳动力，而是出卖由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物品。在工资劳动制度下，劳动者——女工亦在内——完全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承认劳动者的劳动力就是国富的根本源泉。他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都拼命地想说明：资本家是怎样从几何学的力——机器——和劳动者的劳动力之结合中，找到了他们的利益的。资产阶级认为没有灵魂的机器，才是创造新价值的源泉。他们决不承认这是劳动者的力所造成的。所以他们眼睛里的工资劳动者（女工在内），只是机器的附属品。 在资本主义经济支配下，要想变更关于劳动，或关于无产阶级（包含劳动妇女）的职分的见解，是不可能的。工资劳动，将妇女从狭隘的家事中赶出来，把她们引进了生产劳动的领域。但同时工资劳动制，又使男女劳动者被困于资产阶级的物质束缚下，使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均处于隶属的地位。无论是男性或女性的劳动，都被看做是没有价值的。 无产阶级的一切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国家民主化——即劳动者参与国政——的斗争，都遭到了资产阶级残酷的有组织的反击。照资产阶级的理论说来，能够治理国家、指导社会生活的人，并不是劳动的人们，而是剥削劳动利润的人们。 劳动妇女的无权利，正与全体劳动者的无权利相一致，劳动妇女的命运是与整个劳动者的命运相联系的。从几百万妇女之加入工资劳动的瞬间起，她们的地位就不但没有提高，而且反而恶化了。 资本主义的生产使妇女除了在家庭中的无权利、不平等和成了假使的奴隶之外，更加了一种新的重负，那便是她们不能不为大工厂或制作坊的主人去作工资劳动。 劳动妇女的生活，日渐成了苦役，她们睡眠不足，更谈不到休息的时间。比谁也早起，比谁也迟睡。虽然这样，她们的家族，依然不能不崩溃，家庭一贫如洗，小孩子也没有人照料。妇女们用尽力量，想把家庭从破灭中救出来，想使炉灶不至于断炊；然而，无情的生产力，却毫不顾及她们的愿望，跟着大工厂的确立，家事经济日益缩小，在我们的母亲们年青时，我们的祖母们的生活还比较宽裕时，认为不可摆脱的家事，现在已渐渐地消失了。当大量的日用品充满了市场的时代，劳动者的妻子，自己替家族编制鞋袜服饰是不合算的。只要有钱，便什么都有。但要有钱，就不能不出卖自己的劳力与时间，也就是不能不去替别人做工作。当有许多罐头工厂，制造家庭食品，面包工厂，制造面包，劳动者的家族已可在合作社或简易食堂就食的时代，自然不必再有亲调羹汤或自制面包的主妇了。家政既经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妇女为了家庭的工作，已成了多余。那种工作，无论是对于国民经济，对于家庭的成员，对于妇女自身，都是不必要的了。我们看见，随着工场生产的繁荣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发达，家庭——特别是都市人的家庭，就在开始崩溃、破灭着。在自然经济的支配下，所认为必要的家庭，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见地上则变成重担、束缚，并使妇女的劳动力成为无价值的非生产的东西了。家庭已不是经济的单位，而成了废物。于是妇女的劳动，由狭小的家事领域，逐渐移向国民经济方面。从事生产的妇女数目，日益增加。世界大战，更加决定地证明了：妇女的劳动力，对于以后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现在没有一个劳动部门，没有妇女插足。所以在大战时期，欧美各国的劳动妇女，增加了约1000万人。妇女的劳动，成了不可缺少的。据统计，19世纪初期，在世界市场上价值的1/3，是为妇女所生产的。到现在，妇女参加商品生产的人数自然益发增多了。 妇女的劳动已成为重大的经济要素，但“妇女问题”的解决，却是前途辽远。除了苏联，全世界的妇女，都还没有得到平等的权利。我们知道：妇女无权利的原因，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后关系中，是在于建立在私有财产与个人经济之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分裂中。我们既然明白了这原因，就可以明白铲除这原因所应走的途径。妇女的不平等和隶属性只有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才能够彻底铲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