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对于基督教抱著什么态度，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是人类历史中一种最伟大的现象。我们对于已经差不多经过了二千年，其势力现在仍然非常浩大，并且在许多国家中甚至比政府（国家）的势力还大的基督教会，不能不表仰慕之意。因此，无论什么东西，凡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宏伟现象的，都变成一种对于现在极端重要而含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对于研究这种组织的起源的工作―把我们带回两千年前去的工作―所抱的态度了。
基督教的现有势力实使我们把研究它的原始的工作视作比任何别种历史考察―即使那种考察只把我们带回两百年之前【1】——都远较有趣；可是它同时又使考察这些原始的工作变成较为困难。
基督教教会已经变成一种操著统治权威的组织，它之变成了这么样的一种组织或者是对于在教会中拥著高位的人有利，或者是对于在别一种组织即国家中拥著高位的人有利―因为有些国家已经成功地操纵了教会。想反抗这些势力的人必须同时反抗教会。因此，拥教会和反教会的斗争便变成一种党派的运动，一种与各个最重要的经济阶级有密切关系的运动。自然，这种情形实足以妨碍客观的研究者使他对于教会难以作一种历史的研究，而它又使各统治阶级禁止一切考察基督教的起源的工作，把一种神圣性赐给教会，使它超出一切人类批评之上。
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终于一次过的打破了这个神圣的光轮。由那时起，关于基督教起源的科学的考察才变成可能。然而很奇怪，俗人的科学虽在十九世纪中也没有涉及这个范围，好像仍然把它认为完全属于神学范围而不属于科学范围。许多历史作品，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所著而说及罗马帝国时代的，都没有论述这个时代中的最重要的现象―基督教之发生―的胆量。例如，莫悟生（Mommsen）在所著"罗马史"第五卷中曾详细研究过在该撒（罗马国王）们统治下的犹太人的历史，因此，不能不附带提及基督教，可是基督教在他这本书中却似乎是一种已经完成的事实，他这本书是假定读者已经知道基督教的存在为前提的。大体上说，向来表示关心于基督教的起源的只有神学家和他们的反对派，自由思想的宣传家。
然而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就其为信史的作家而不是成问题的历史的作家而言―之所以不说及基督教的起源，不一定是由于胆怯所致。他们之所以不说及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欠缺关于这个问题的史料的缘故。
依照传统的见解，基督教原是由一个人，耶稣基督，创做出来的东西，这种见解至今还未完全为另一种见解所打破。不错，我们最少也可以说，在"开明界"，"文化界"中，耶稣已不复被认为一个神了，然而他仍然被认为一个特殊人物，一个创造一种新宗教而获得一种卓越成功的人。这种见解不但为开明的神学家所采取，并且为急进的自由思想家所采取，后一类人物之和神学家有别的只是：他们极力批评耶稣的人格，尽量由那个人格中删去可贵之处。
然而，在十八世纪还未告终之前，英国的历史家吉本（Gibbon）即早已在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著于一七七四与一七八八年中）中用巧妙的讽笔指出下列的显著事实了：虽然人们以为耶稣曾做过这么奇异的事迹，可是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没有一个曾有过说及他的报告。
"可是我们怎能解释，为什么异教的人和哲学界对于那些由万能者的手显示出来―不是给他们想，而是给他们见―的证据绝不注意呢？在基督，他的使徒，和他的门徒的时代中，他们所宣传的教义是有无限的奇迹以为佐证的。跛的能行，盲的能见，病的痊愈，死的复生，恶鬼被逐，自然的定律又往往为著教会的缘故而停止运行。可是希腊和罗马的贤哲却绝不顾及这种可怖的奇观，他们依旧进行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研究，好像绝不觉得世界的精神的或物质的政府有任何变更的样子。"
据基督教的传说，耶稣死后，整个地球―最低限度也可以说是整个巴力斯坦，都黑暗了三个钟头之久。耶稣之死是大普林尼（elder Pliny）在世的事情，大普林尼在所著"自然史"中曾有一章专论及日蚀问题的文字；可是他并没有说及那一次的日蚀（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卷，第一五章，第六九―七○页）。
即使我们把各种奇迹撇置不顾，我们也很难明白，一个好像"福音书"中的耶稣那样的人物，依照记载，威动了人心，能簪继续他的煽动工作，并且终于为使命牺牲的人物，而绝不能使与他同时的异教人士和希伯来人对于他有只字的叙述。
非基督教徒中最先提及耶稣的名字的就是约瑟福斯·夫雷维阿斯（Josephus Flavius）。他在所著"犹太人的古代事迹"第十八卷第三章，论及巡抚彼拉多（Pontius Pilate）时，说：
"耶稣正生长于此时，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假如我们可以称他为人，因为他做出种种奇迹并且是人们的教师，那些人们很喜欢接纳他的真理，他又在犹太人和希腊人中找得许多信徒。这个人就是基督。虽然彼拉多当时因为我们的民族中最优良的分子控告他的缘故把他钉死，可是那些原本敬爱他的人却仍旧尽忠于他。因为第三日他便在他们中再次出现，复活，好像上帝的各先知所早已预言过的和许多种关于他所做的奇迹那样了。基督教徒由他取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教派自从那时起一直保存到现在。"
约瑟福斯又在第二十卷第九章第一节中论及基督说，祭司亚拿尼斯（Ananus）已遵总督阿尔拜那斯（Albinus）的律法（在尼罗Nero时代）把"耶稣―所谓基督―的兄弟雅各和别些人拿入法庭，证实他们是犯法的人，因而以石击杀之了"。
基督教徒一向都把这些证据认为异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非基督教徒，一个犹太人，并且是法利赛人说的话，这个人生于纪元后三十七年，并且是生于耶路撒冷的，因此他关于耶稣实可以有很详实的记载。其次，他既然是一个犹太人，便自然不会替基督教徒伪做事实，因此他的证据便变成愈加重要。
可是，正因为他是一个虔敬的犹太人的缘故，这一段过于赞扬基督的话便使以前的学者早已发生怀疑。这段话的真确性在十六世纪中便已为人所怀疑，到了现在我们便实在知道它不是约瑟福斯的作品而是一段杜撰的说话了【2】。
这段话是在第三世纪中为一个基督徒的誊写者所加上去的，这个誊写者显然是对于约瑟福斯之没有说及耶稣本人的话很不满意，因此便把巴力斯坦的最幼稚的谣传加入他的作品中。这个虔心的基督教徒很有理由地觉得，绝不提及耶稣的名字便是等于否认他的救主的存在，最少也等于否认他的救主的重要性。所以揭露他这段窜改的话其实就是一种不利于耶稣的证据。
即以那段说及雅各的话而论，也是很可怀疑的。不错，生于纪元后一八五至二五四年的阿利金（Origen）在注解"马太"时曾提及约瑟福斯有一段述及雅各的话。他评论这件事说，很特别，约瑟福斯却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他和塞尔萨斯（Celsus）作论战时又再引及约瑟福斯这段述及雅各的话，并且又再指出约瑟福斯的怀疑态度（对耶稣就是基督表示怀疑）。阿利金这些话实可拿来做一种证据，以证明约瑟福斯的原文并没有那段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的话。我们现在更可以知道，阿利金在约瑟福斯的作品中所发见那段述及雅各的话也是一种由基督教徒窜改的话，因为阿利金所引的这一段话和传下来的约瑟福斯作品述及雅各的说话绝不相同。阿利金所引的那段话说，耶路撒冷之倾覆就是杀死雅各的报应。这一段窜改的文字并没有载入约瑟福斯作品的别些手抄本中，因此便不为别些手抄本所保存。反过来说，传到我们手中的约瑟福斯作品的各种手抄本所述及雅各的那段说话却没有为阿利金所引及。阿利金曾在他的各种著述中再三提及别的手抄本，并且很小心地引及约瑟顽斯的作品中一切对于基督教信仰似乎有所补助的证据。然而存于别些手抄本中的这一段话却没有为他所引及。因此，我们实很有理由假定，传到我们手中的约瑟福斯作品中说及雅各的那一段文字也是一种杜撰的东西，一种为某一个虔心的基督教徒所因为赞扬上帝而窜改的东西，窜改的时间在阿利金之后而在曾引及这段话的犹栖比斯（Eusebius）之前。
在约瑟福斯的作品中不特提及耶稣和雅各的话是窜改的话，并且提及施洗礼约翰的话（"犹太人的古代事迹"，第十八卷，第五章，第二节）也有窜改的嫌疑。【3】
所以我们实可以在约瑟福斯的作品中看见种种为基督教徒所窜改的地方，他们自从第二世纪之初期起即已开始陆绩做窜改的工作了。这是因为约瑟福斯对于"福音书"中的主要人物绝对不说一词的事实太过显著，不能不加以修改的缘故。
然而即使我们假定说及雅各的话是一段可靠的话，这段话极其量也不过指出当时有一个被人称为基督，即弥赛亚的耶稣罢了。它除此以外，断不能证明什么。"即使我们承认这一段话是可靠的，它的力量也只等于一条蛛丝，批评的神学断不能以一条蛛丝来悬挂一个人体。在约瑟福斯的时代中―一直到第二世纪之内―假的基督异常众多，因此，我们实用不著把他们分提别论，我们只要把他们一并提及便成了。当时有一个加利利的犹太，有一个提大（Theudas），有一个无名的埃及人，有一个撒马利亚人，又有一个巴尔·科巴（Parcochba）。其中有一个耶稣，自是意中之事。耶稣是犹太人中一个很普通的名宇―或称约书亚（Joschua），或称约稣亚（Josua），意思是救主"【4】。
非基督教徒的作家中第二个提及耶稣的名字的就是罗马历史家塔西佗（Tacitus），他在所著"年史"―作于纪元后一○0年左右―中有过说及耶稣的话。"年史"的第十五卷是描写尼罗时代罗马被焚的情形的，其中第四十四章说：
"为打破当时的传说（谓尼罗应负罗马被焚之咎的传说）起见，他把放火的罪名加诸那些被人称为基督教徒而因为有种种恶行的缘故被人痛恨的人的身上，并且参观他们接受最残酷的处罚的情形。那个使他们有基督教徒之称的人，基督，早已在提庇留（Tiberius）统治时期中为巡抚彼拉多所杀死了；不过，这种迷信虽然因此被禁止于一时，后来却再复出现，不特出现于犹太，这种疫症（mali）的老本家，并且出现于罗马，各种恶事和丑事（atrocia aut pudenda）所丛集和流行的城市中。其始，政府曾逮捕过少许自认放火的人，其后又逮捕过许多不认有放火行为的人，当局之逮捕这些人不是借口他们犯过放火之罪，而是借口他们犯过痛恨人类之罪。政府把向他们执行刑罚的工作做成一种公共娱乐；首先把兽皮盖著他们，然后由恶狗撕碎他们的五体或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或首先准备举行火葬，然后在晚间一到的时候烧起火堆以照耀全城。因为实现这种伟观的缘故，尼罗曾把他的花园借出来给公家应用，甚且布置各种马戏，亲自穿著御者的服装或骑著赛跑的马，混身于人民中。这些人虽然是接受了最严厉的处罚的罪犯，可是当时的人却有些表同情于他们，因为这些人觉得，他们并不是因危害公众利益而被杀，只不过是因为一个赋性残暴的独夫而被杀罢了。"
这一段证据当然不是因为有利于基督教徒而为基督教徒所杜撰的东西。不错，有人曾说过，这段话是不可靠的，因为第奥·加西阿斯（Dio Cassius）并不知道基督教徒在尼罗时代的被杀情形。不过，我们知道，第奥·加西阿斯是生长于塔西佗已死了百年之后的人。与塔西佗的时期相距不久的作家斯韦托尼阿斯（Suetonius）在他的传记中也曾述及基督教徒被杀的情形，他说，基督教徒是"信仰一种新而有害的迷信的人"（第一六章）。
可是斯韦托尼阿斯并没有说及耶稣，塔西佗则简直连耶稣的名字也没有提及。基督―这个希腊名词所指的是"被膏者"―只不过是希伯来的"弥赛亚"的希腊译名。塔西佗并没有一句说及基督的活动和他的教训的内容的话。
第一世纪内的非基督教徒的史料说及耶稣的就是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