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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1日）


　　本文由郑异凡译自《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俄文版第463—492页，载于《“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


　　同志们，两星期前中央委员会“满意地”——如它在党内通报中所说的——接受了几位中央委员的声明，次日，我党中央机关报指出，中央委员会的通报和我们的声明是“历史性的文件”。

我们为什么提交《六人声明》？


　　我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这些话说明，党没有把我们的声明看作某种党内的手腕或一步巧棋。这一声明对党内历史的非常困难时期作了总结，发表这一声明不是为了玩弄什么“手腕”，而是出于我们对党内状况的认识、对最广大的党员群众向我们这些签署并支持这一声明的人提出的要求的认识。
　　提出这个声明，首先是由于担心我们会无意中面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生前最后几个月竭力警告我们的前景，即分裂的前晨。（喧哗。）同志们，因此这一声明并不仅仅具有组织性质，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政治文件，它是我们向党的中央机构、向全党、向全世界读到这一声明的无产阶级群众承担的义务。
　　我们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不用不可逾越的鸿沟来把思想问题、原则问题同组织形式截然分开。仅仅把我们的声明看作是组织上的一个步骤，是不正确的。由于这一声明，我们承担了一系列政治义务。其中就承担了这样一种政治性义务，即采取适当的形式来捍卫我们的观点，而不致使任何人——无论是党内的，还是我们在党外的敌人——有可能把我们为现在或将来同中央委员会或其他机关有分歧的问题所进行的辩护，解释成恢复或准备新的斗争。从这一声明产生了一项义务，即在捍卫我们的观点时放弃那些会被看作是攻击党中央委员会的方法，这个党是在唯一的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我们认为，目前激烈的斗争气氛远未消失，而我们的任何言论都有被看作是准备新的斗争或攻击中央委员会的危险，在这种时刻这一义务迫使我们把我们的言论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希望发生的，这也就是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把我们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的言论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原因。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谅解，前些日子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不能不解释一下我们对斯大林同志在你们面前进行辩护的那个文件中集中提出的那些指责所持的立场。（插话：“对，辩护得好。”）
　　我的任务是主要根据这一文件确定我们之间意见分歧的真正规模，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们对这一分歧在党的今后历史中的命运的看法。

我们的意见分歧何在？


1. 无中生有的指责


　　斯大林同志在这里为之辩护的决议案断定和构想出所谓反对派联盟同中央委员会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在我们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前途、世界历史现阶段的性质以及在苏联确定共产党的总任务等问题上，我们存在根本性的重大分歧，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确实同党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不幸，那我们就无法共事了。那时就可以分手，光明磊落地分手，各干各的历史事业。
　　同志们，尽管这一决议暗示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我想根据决议本身来证明这一点。除了我们确实存在的分歧之外，没有任何必要加上并不存在的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在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我们提出的政治起诉书中的各条之前，我想指出，说明我们观点的开场白是下面这些话：

　　“我们党内某些人……畏惧困难，因而感到疲倦，表现动摇，陷于绝望，滋长消沉的情绪，感染不相信无产阶级创造力的心理，产生投降主义的思想。”[1]（插话：“这是正确的，对的。”）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些话里只有一部分确实不是心理的，而是政治的分析。至于“不相信、疲倦、消沉的情绪”，这是些不能用精确的政治天平来衡量的东西。既然你们问我们，那么有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感到丝毫疲倦，丝毫消沉情绪，丝毫不相信。（喧哗。）如伏罗希洛夫同志正确指出的，这种东西是难以衡量的，因此应当转入裁定和说明真正的政治指责。这个指责就是：投降主义思想。这是政治指责，这是可以也应该转译成阶级语言的东西，但不能归结为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情绪。所以我自问：什么是投降主义思想，什么是投降主义的指责？
　　投降意味着放下武器，向胜利者乞求恩典。（插话：“正是这样。怎么，你们难道不是投降吗？”喧哗。）那么我要问，这种指责是什么意思，我们向谁放下武器，我们乞求谁的恩典？是向党吗？但是这里说的并不是我们向党放下武器，指责不在于此。这种指责所暗示的是我们向某个阶级敌人放下武器，乞求恩典。不能作别的理解。
　　但是这种指责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反对派联盟向谁放下武器呢？是向耐普曼吗？这是共产主义应与之战斗的一股阶级力量。我们是向他们放下武器吗？你们指责我们的是这一点吗？（座上插话：“不是反对资本家，而是反对党。”）
　　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二股力量是富农。反对派联盟是向他们放下武器吗？（巴布什金从座上插话：“富农在你们心目中是可怕的。”）
　　共产主义与之斗争的第三股阶级力量是国际资产阶级，国际交易所。我们是向他们放下武器吗？
　　最后，除了耐普曼，除了富农，除了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一股巨大的阶级力量是第二国际，向它投降是可耻的。我们是向它放下武器吗？（莫伊先科从座上插话：“向所有这些势力。”）
　　总之，同志们，“投降主义思想”这种尖锐的用语是站不住脚的。它听起来很厉害。（座上插话：“它是正确的。”）但是，同志们，你们没有指出我们想向它放下武器的那种力量，没有用我们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语言把它标出来。我们所想做的不是放下武器，而是同耐普曼作斗争，不是放下武器，而是同富农作斗争，不是放下武器，而是同国际资本作斗争，不是放下武器，而是同第二国际作斗争。（座上插话：“你们真是斗争了。”笑声。活跃。座上插话：“你们再不同党斗争了吗？”莫伊先科从座上插话：“你们在‘航空仪表工厂'支部是想同富农作斗争吗？”）
　　莫伊先科同志，我没有到过“航空仪表工厂”。（莫伊先科从座上插话：“那么不是您，而是您的伙伴。”）我来发言是为了指出我们错在何处，也是为了对认为我们斗争得不好的指责作出评价，但是我请求代表会议给我提供机会，面对政治起诉书说说我所想说的东西。不要作多余的指责，此其一。如果我们有过错，那就请按照我们的真正过错来指责我们，这样的过错可以找到很多，不必去捏造新的和多余的。（笑声。活跃。）
　　关于“失败主义”的指责也同样如此。我们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习惯于把失败主义看作是希望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阶级失败的政治流派。对失败主义从来没有过另一种理解。我要冒再次激怒莫伊先科同志的危险问一下，当您指责我们犯失败主义的时候，您倒底指责我们什么？我们希望谁失败？难道说我们希望工人阶级失败？（插话：“是的。”喧哗。）我们希望苏联失败？我们希望党失败？（插话：“是的。”喧哗。）
　　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插话：“那么为什么搞派别斗争？你们是等待经济危机。”）同志们，其实如果要指责我们所有的真正错误，你们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如果你们要在这里妨碍我准确和清楚地叙述我们心中所想的东西，那么这不是力量，而是软弱。（插话：“对。”）我们不希望任何失败，我们拒绝“失败主义者”的称号。
　　现在我来谈谈这里提出的几点基本指责。第一点，确实是基本的，这就是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问题。决议案向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而我们毫不迟疑地回答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说，自从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上列宁的决议案预先确定我国革命的全部性质以来，我们中间过去和现在没有任何人怀疑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是因为领导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而且还因为无产阶级运用它所夺得的政权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同志们，最近常常回忆起1917年，而这种回忆是有益的。但是，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就我个人和某些同志同列宁同志在革命可能具有的性质问题上的整个意见分歧作出过结论，我断定，从那时起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改变看法，或者说过任何一句使党有根据认为我们怀疑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话。同志们，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后，我只知道有一个声明确实修改了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但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1918年2月发表的一个声明；列宁著作中曾引用过这一声明，该声明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这才是真正修改我国革命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内容。在革命经历的整整九年里一共才出现过一次这样的声明，这是我党之幸事。声明出自“左派共产主义者”，并且只有布哈林同志敢于声明，苏维埃政权在完全流于形式。（会场喧哗。描话，“加米涅夫同志，您采用了恶劣手段。”）布哈林同志很快放弃了这种说法，但这是在列宁同志规定了我国革命的任务之后，对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作的唯一的一次修改。（什维尔尼克：“而过去曾想把谁开除出党？”会场活跃。）
　　因此，同志们，我们可以毫不压制自己的信念完全地、整个地同意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所捍卫的政治文件中对我国革命所作的说明。其中写道：“党的出发点是，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而且第一、它是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第二、它在苏联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2]
　　重复一遍，我们毫不怀疑，而你们自己也承认，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丝毫东西能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难于赞同这种说法。全党的意见都是：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是进步开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它揭开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仅如此，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甚至有点不够全面，赶不上（笑声。）规定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际性质的全面说法。因为说我国革命是进一步开展世界革命的基地，揭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这还不够；上述说法还可以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明确指示予以补充，即我国革命不仅是基地，不仅是支柱，不仅是世界革命所依靠的后方，并且还是这一革命的主导因素。我们记得列宁说过，在事变发生某种转折时，主导因素可能从莫斯科转到柏林或伦敦，但对目前时期来说，莫斯科不仅是基地，并且还是世界革命的主导因素，世界革命的杠杆。
　　同志们，如果在决议中所说明的作为党在我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出发点方面我们可以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那么为什么要捏造一个关于我国革命性质及其前途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呢？谁需要它呢？（插话：“那么社会主义可以建成吗？”）同志们，请等一下，我不能一下子说到所有问题，我按顺序来说。
　　与这一问题最接近的是关于我们党的任务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中说：“十月革命揭开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在对农民实行正确的政策下，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将会顺利地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接着又对此作了补充：“当然，如果一方面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都强大得足以保卫苏联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3]
　　我们像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一样，像从十月开始的整个革命过程中一样，完全持这种观点，党在这里所说的对我们毫不新鲜。

2．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


　　是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中，在对农民实行正确的政策下能够而且将会顺利地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决议的起草人自己在这里加上一个“如果”。这个“如果"应予准确说明。决议补充说：“当然，如果一方面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都强大得足以保卫苏联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插话：“正确。”）正确。
　　同志们，但还不够。首先我要问，这一限定的条件，即中断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能完全包括我们单独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这一事实使我们面临的那些危险吗？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除了这次代表会议所涉及的实际文件资料外，我将尽量不引用任何引文和材料。我引一下李可夫同志提出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我在其中读到：“必须力求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然后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4]
　　请问，这正确不正确？我回答说，绝对正确。那么为什么李可夫同志写了，你们一致通过了，而我们也完全赞同——为什么这里写道，我们必须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然后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呢？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里不用诸如“最理想的是”、“最好是”的语句限制一下？不，李可夫同志的这种表述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赶上并超过这一水平。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赶上并超过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我们才能真正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优越性。要知道，正是由于这缘故才写上必须赶上和超过的字样。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布哈林：“这意味着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你们承认这种速度是必须的，正如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须的一样。（李可夫：“和可能的。”）同志们，现在问题在于，这种速度是必须的，以及为什么它被认为是必须的。之所以必须是因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应当向千百万劳动群众，向工人和农民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优越性。这意味着苏联应当也能够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多、更廉价地组织对居民的供应。（布哈林：“谢天谢地！”笑声。）
　　请问，决议中所说的必须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论点同我们处于被包围状态有没有什么关系呢？什么东西会威胁到我们呢？如果你们认为这一指示必须做到，那么问题就在于，看来不完成这一任务也会使我们遇到某些危险和困难。当我们碰到这种问题时，那就必须说，不仅武装干涉，而且这一指令得不到执行，都会成为完成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障碍。就因为这缘故，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而不是只提武装干涉问题。就因为这缘故，同资本主义关系发展速度相比的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迅速赶上和超过前者的可能性，同免除武装干涉一样，是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要前提。
　　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4月）决议中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最终胜利的条件的说法同该提纲的说法不同。虽然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妥协性的，但在这一点上它说得准确一些，全面一些。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说：“两种直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经常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形式的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因此，几个国家内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复辟的唯一保障。”[5]
　　为什么在现在的决议中你们指出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时只剩下“武装干涉”，而不提其他形式的经济压力这一问题呢？而这个问题就在于必须使我国经济的提高具有这样一种速度，这种速度能像列宁所说的（斯大林引用过这句话），把我们国家从“资本主义世界的边区”变成一个显示在实际满足千百万广大群众需要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组织优越的国家。指出武装干涉的威胁是正确的；这能促使我们集中全力，迫使我们准备好对付这种干涉的可能性并战胜它。但是，我们对这一指示要补充一点，危险不仅来自机关枪或装甲舰，如果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价格、工资和农业的发展速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不是显示出我们一天天地接近和超过这一水平，这同样是危险的。难道这种说法是导致意志消沉的说法？难道指出这一点
　　不会像指出武装干涉一样起振奋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的作用？难道指出这一点不会振奋无产阶级以及所有其他阶层的意志去对付这种危险？同志们，难道指出这些状况有丝毫根据可以真的称之为足以助长、引起一星半点丧失信心或灰心情绪的东西？（座上插话：“我们将按照行动，而不是按照空话来判断。”另一人插话：“少说点空话，多干点实事。”）同志们，如果你们认为我面对指责试图申辩是讲空话，那我就走下讲台。
　　同志们，请说说下面这段话是什么时候写就的：“我们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已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完成’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难道这段话的作者提供了一丝一毫使人丧失信心的理由？难道这段话散布了悲观主义，难道这段话使工人阶级看不到前途，难道这段话瓦解了，而不是组织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意志？并且这里说了，不仅经济制度，而且政治制度，
　　“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得以完成。接着作者转入经济方面说：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历来信奉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6]

　　同志们，难道这是什么号召人们灰心丧气，而不是最有力地号召人们加速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事业？（座上插话：“这是哪一年写的？”）同志们，我知道，如果可以说这是在1917、1918、1919年写的，那你们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如果我说，这篇文章写于1922年3月，是在写论合作制一文前几个月写的（在这篇文章里说，我们具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足够的一切），我看这对于我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可痛苦、灰心的。同志们，承认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一最起码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这些话难道不对吗？难道现在不应当重申，不应当向全体无产阶级、全体农民重申这些话吗？难道我们真的需要幻想吗？难道我们应当说，只有无畏舰开来，机关枪开火，这才算是我们的困难吗？如果我国无产阶级从我们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得知这样一个纯粹真理，即我们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同1922年比起来我们已大大前进了，但是不应当抱幻想，经济发展速度上的落后状态不仅会使我们遭受无畏舰和炮弹带来的危害，并且会在像价格问题和进出口问题这样简单的事情上也遭受损害，难道这对我国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最大的刺激吗？难道这是灰心丧气？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话写进向你们提出的决议中，如果把这些话作为向广大工人群众说明我们任务的基础，那我们将更加强有力，而不是更加软弱。如果我们说，妨碍我们的不仅仅是武装干涉，并且还写进列宁的这些话，那时就不会有任何借口、任何分歧会影响我们在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写成的政纲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友好工作。
　　同志们，这样我们就能不违背自己的共产党人和列宁主义者的理论良心，完全同意这里对我国革命所作的说明。但是我们认为，除了直接武装干涉的语句之外再补充一点，完全像列宁所说的，指出必须加速经济发展速度，把这一点作为促进今后工作的因素，那就更准确了，再重复一遍，那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意见分歧了。（柳亭从座上插话：“那么还可以往这里加上党的统一。”）要的。不能既说一国社会主义，又说党的统一。一切都按顺序讲。

3．关于列宁在1915年的观点


　　接着讲，同志们。斯大林同志在这里详细分析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他这样做时依据的是1915年发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他证明说，从这段引文，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可以说，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由于我的时间不够，并且我还要指出一系列其他论点，所以我不能详细谈。然而我不能不指出，不能把1915年的这段引文扩大为列宁在这段时间对俄国革命任务的看法。
　　必须准确地使用列宁的引文，这一最普通的义务迫使我说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正确、完整引用的这段引文刊载在1915年8月25日的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它包含对社会叛徒的总的批判，针对他们而提出的一般原理，这些叛徒们说：我们不能在德国，或英国，或意大利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而应当所有国家同时开始。伊里奇说：你们是叛徒，因为这种理论迫使一个国家等待另一个国家，而你们在这种理论的掩饰下放弃在每一个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这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在1915年。一个半月后，在10月1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也就是说正好过了六个星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专门写文章论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当时面临的任务。似乎很自然，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9月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并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胜利，如果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义务这样提问题，那么他首先应当为俄国提出这一问题。
　　但是，同志们，事情并非如此。要知道，不能为了把我们打得疼一点，不能为了这一点而轻率地描绘列宁观点的实际历史。
　　在斯大林同志引用的那段引文发表的一个半月之后，伊里奇在著名的文章《几点纲要》中写道：“考虑到从俄国来的同志们的指示，我们对我们工作上最迫切的问题拟出如下几点纲要……”。接着列举一系列纲要。第5条：“俄国当前革命的社会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第6条，“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毕竟是第二个任务。”[7]（插话：“这说的是什么？”插话：“这我们自己已经读过。”插话：“这不适合。什么也没说明。”）同志们，如果你们不愿意听这些论点，我当然毫无办法……（插话：“我们不仅听，而且懂得。”）
　　如果你们认真地对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大林同志正确引用的那段引文的一个半月后所作的这一声明，那么你们就应当说，列宁在1915年写的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话显然是针对西欧各国而言的……（插话：“根本不是这样。”）他为这时候的俄国规定了另一种当前任务，把我给你们念过的那些东西当作近期革命的社会内容。（插话：“您读一下，新经济政策说的是什么。”）谁也没有忘记，早在1905年列宁就曾准备随时打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有可能这样做，有可能超越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的话。
　　有两点对我们是毫无疑义的。第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7年革命发生后就说过，“旧布尔什维主义的老框框认为，俄国革命的内容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旧框框应当打破，我们应当全速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我们中间谁也不否认，我们这些过去停留在旧布尔什维主义观念的阶段的人全都错了，而伊里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斯大林同志所引用的1915年的引文决不是指俄国，而完全是指其他国家而言的，难道关于伊里奇观点的历史说明没有证实这一事实吗？（插话：“一窍不通。何以见得？”）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简单的历史说明竟对你们起这样的作用。（插话：“当然起作用，这是曲解。”）曲解什么？（插话：“您对它的解释不对）我向你们引了一段引文，说明伊里奇在1915年是怎样看待俄国革命的任务的，但是如果你们觉得引文不对，同1917年的革命无关，那就让我再读一段引文。

　　“不管怎样，我要求在彼得堡再版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论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共产党人》杂志和《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即使用《近年沙皇制度纪事》这样的名称也好。而最重要、首先应予再版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1915年10月13日）上的纲要。这篇纲要直接、明显而又确切地指出了在俄国革命时期我们应当怎么办，并且是在革命前一年半指出的。”[8]

　　这篇纲要已被革命出色地、一字不差地证实了。（插话：“被革命证实了。”）正是被革命证实了。
　　为避免任何误解，我再重复一遍：我毫不怀疑，而你们从我们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引文可以证明我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有所怀疑。列宁批评了当时在他回国之前在《真理报》编辑部我们同仁中间和我个人身上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批评了同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不适应的旧布尔什维主义观点，列宁的批评是绝对正确的，对此我们没有丝毫怀疑。但是，同志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目前我们可以仅限于指出武装干涉是最终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困难。同志们，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个根本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已说过，如果我们在关于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那么确实很难于执行一致的政策。

4．关于我们国家的性质


　　第二个问题，在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没有直接涉及，但是近来常常提出，并且我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准确的看法，你们也有权要求我们对这一问题作出充分的回答，这就是关于我们国家的性质问题。我们在这里完全持这样的观点：我们的国家是双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国家。（笑声。插话：“而托洛茨基呢？”）同志们，如果我们遇到的确实是确定我们的真正分歧的指责，那我就没有必要谈这些东西了。（喧哗。）同志们，请允许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莫非你们不乐意听到我们在国家问题上同你们完全一致？（笑声。喧哗。喊声：“非常乐意。”）同志们，我真担心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我在这里宣布，我绝对同意党的某某论点，而莫伊先科同志却不知为什么感到不满。（莫伊先科：“我坐在这里没说话，加米涅夫同志，以后我再对您说。”喊声：“什么时候才说到托洛茨基？”）要说到托洛茨基的，同志们。
　　先说国家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这不仅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因为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和国家组织作为推动所有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走向社会主义的工具。
　　但是，同志们，对此我们要补充——我们也有责任补充——一点列宁关于这一问题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国家，仅此而已，那么我们不仅说得不对，而且说的也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因为他说过，我们是双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把全体基本劳动群众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阶段的国家，并且是农民占多数和其次又有官僚主义弊病的无产阶级国家。（插话：“对的。结论呢？”）
　　如果对这一点谁也没有异议，那就请把它写入金书，在这本金书里将写上我们大家都同意的一切。（笑声。）而那时，同志们，我想还剩下一点东西要写入专记我们所不同意的东西的本子。但这两本书是不能混淆的。不能把事情说成似乎在党内完全一致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既然是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从这里必然要得出一定的实际结论，并且必然出现下列情况，在日常工作中国家政权大厦的基层不是掌握在纯工厂无产阶级手中，而是掌握在农民手中。（喧哗。喊声：“那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不要无产阶级在工厂工作，而要把他们派往农村苏维埃去吗？”）同志们，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那你们也就是否认算术、地理、领土等等。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为了在我国执行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实行正确的领导即无产阶级专政，对农民的正确领导，不应闭眼不看这一简单的事实。这是事实，而不能是别的。如果你们有一亿农民，如果你们执行正确的苏维埃民主路线，那你们必然会由此得出我所指出的事实。正确的政策并不在于否认事实，而只在于一点，在于加强今后的工作，进一步调整无产阶级领导那些必然挤满农民的苏维埃机构和政权的基层组织的方法。（喊声：“要这些事实干什么？”）而你们，当我们谈这一必要的任务时，你们开始说：您在夸大其词，不存在这种事实。同志们，这样是不可能说通的。
　　同样，同志们，正如在一个农民国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必然产生这一事实一样，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也同样有其阶级表现。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有官僚主义弊病的无产阶级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
　　照我看这意味着，国家机构——从阶级观点观察这一现象—企图以自身取代和排挤工人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企图使这些群众的主动精神越来越服从于官僚机构。当我们肯定这一事实并且说明，这是得到整个小资产阶级环境扶持的国家机构的趋势，应当用吸收工人的方法，用使国家工人化的方法与之斗争，于是有人就对我们说：一方面，不能把工人国家工人化，因为它本来已是工人国家，而另一方面，你们夸大事实。在我们国家的性质问题上，我们同党没有任何原则分歧；存在的只是力求从列宁的这些说明中得出在领导农民、使机关工人化和同官僚主义斗争方面的具体任务，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我们的义务。
　　我考察了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并未发现在这一问题上有原则分歧。我考察了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总任务，并指出了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这些条件在这一决议中已部分指出，但还不够。（喧哗。插话：“那么你们过去为什么而斗？”）你们认为，我们之所以斗，是因为我们认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鲁本同志，您写得很多，但您毫不理解我们的争论。（笑声。喧哗。主席摇铃。插话：“不是鲁本，而是他的堂兄弟。”）很遗憾，不仅鲁本，而且他的堂兄弟也不理解我们争论的含义。
　　现在谈第四个问题。（插话：“已经三点半了。”）
　　执行主席：到目前为止没有限制反对派代表加米涅夫同志的时间（插话：“对。”），我认为这是照代表会议的愿望行事的。加米涅夫同志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他要求再给他半小时。（插话：“给他。”）
　　加米涅夫：同志们，你们知道我要作彻底解释的愿望是合法的。（喧哗。）我不会耽搁你们太久的，我将提纲挈领地讲。
　　同志们，我讲了三个基本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如果像你们强加于我们的那么大，那我们就不可能共同工作。

5．对世界资本主义形势的估计问题


　　第四点是关于我们对世界形势，世界历史现阶段的估计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有分歧，对整个世界局势、对世界革命的整个这一时期作另一种估计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在哪一个问题上能达成协议。但是我认为，就是在这一问题上也不存在此类分歧。
　　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决议案中说：

　　“党的出发点是：整个说来，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局部的和暂时的稳定状态；目前时期是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它责成各国共产党训练无产阶级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资本妄图巩固稳定状态而发动的进攻，不能不引起工人阶级的回击，不能不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反对资本而团结起来；各国共产党应当参与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并把资本的进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反攻以取得无产阶级专政……”。[9]

　　目前的时期是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把这种看法当作全党的共同见解。同志们，如果在审议时有人对你们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时期，今天或最近几个星期，将出现革命形势，它将迫使我们去冲击，或者有人对你们说，我们根本不相信世界革命，同志们，那是向你们扯谎。（插话：“您自己关于这一点就写了25页。”）不管谁写了25页或者25000页，我们的观点是：在我们而前出现了局部的、暂时的稳定，它受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震撼，在我党和共产国际执行正确的政策下，它将促使无产阶级在可预见到的不远的时期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插话：“而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呢？”）我也要谈到季诺维也夫的。
　　但是，工会国际领导人洛佐夫斯基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五点，其中说“稳定中的一个因素，能把稳定时期延长到几十年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因素……”。同志们，当我们读到这种说法时，我要说，我不同意这一点。同志们，从1905年到1917年的时期可以叫作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可以把这十二年叫作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革命力量成长，形成，遭受打击，再度巩固和成长。但是如果有人把，比如说，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革命之间的时期叫作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关于这种人你们会怎么说呢？十分明显，那些认为有几十年稳定的同志看的完全不是地方。那些认为稳定确实有几十年的人，那些同志应当改变自己的策略。适用于两次革命之间时期的策略并不适用于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我们的分歧就在于此。（插话：“原来是同洛佐夫斯基有分歧？”）不，同志们，不仅洛佐夫斯基同志这样说。我断定，有一位现代多产作家（笑声。）斯腾同志在一篇题为《稳定和前途》的文章中实际上重复了洛佐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种前途，我只能对斯腾同志表示衷心的遗憾，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对他大加赞赏，说这样理解稳定他们非常同意。同志们，你们批评的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个别语句，哪怕是不妥当的语句。请想一想：如果季诺维也夫在一次宣传讲话中说了什么蔑视还是唾弃资本主义稳定的话，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插话：“那对洛佐夫斯基可以这样批评吗？”插话：“不是在讲话中，而是在提纲中。”）季诺维也夫同志一人没有写过任何提纲。提纲是集体创作，我们对它负责。（喧哗。）对不起，同志们，我只有半小时，这样不行。
　　请拿我们本来的观点，批评这些观点吧，但不是批评词句，而是批评实质。请同想宣布明天我们将发生革命的人作斗争吧，而如果我们在什么地方说过，明天我们会有革命形势，那就请宣布我们是群疯子。
　　但是，请你们也同那些在攻击我们的烟幕下、在你们审议的烟幕下培植和散布将有几十年稳定的思想的人作斗争。请不要忘记同这些人作斗争，我告诉你们，因为他们比我们有害得多，因为通过他们冒出另一种阶级气流。
　　这一部分我讲完了。我断定，在根本问题上，在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在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在我们共产党根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和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上，并不存在能把我们分裂为两个党的原则性的根本分歧，不存在能使什么人有权侮辱我们和使全世界大吃一惊地给我们贴上社会民主党人的标签的那种原则性的根本分歧。

6．我国的阶级力量关系


　　但是，同志们，存在另一种分歧，对我国阶级力量关系的估计上的分歧。这是政治分歧。对我国阶级力量关系的估计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但是如果把这些分歧保持在确定我国革命的一般性质、我们国家的一般性质这条线上，那么它不会得出本来可以得出的结论的。此类分歧会使实际工作发生困难，它正在给它造成困难。对当前具体形势、这些或那些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的估计上的分歧，正在产生实际工作上的分歧。由此可以作出一定的组织结论。可以说，既然你不同意对当前的阶级力量作这样的估计，对富农、贫农、无产阶级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这样的估计，那你就不应当留在根据这种估计采取实际决定的司令部里。同志们，就本身而言，你们也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作出实际的和组织上的结论，把某个时候在某个政治问题或实际问题上持不同看法的人排除出经常起作用的司令部之外，你们完全不必违背真实情况和历史把我们叫作社会民主党人。
　　同志们，这些分歧是存在的，对这些分歧也应当衡量和估计一下它们的大小。你们有权问我们：是什么迫使我们发出警报，什么使我们感到不安……（座上插话：“派别活动。”）要知道，派别活动并不是在我睡摇篮时产生的，它是在1925年才出现的。座上插话：“不，早在1917年。”1917年有派别活动？这是根本说不通的。我是在1925年“沾染了”派别活动的。你们现在可以说了，好啊，沾染了派别活动，斯大林会说明应当怎样惩罚你的，结束你的发言吧。但是，同志们，这一定会使你们发生兴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这些同志在八年时间里谁也没得过这种病……（座上插话：“托洛茨基没有得过？”笑声。喧哗。）同志们，关于托洛茨基还要讲的，我向你们保证。（笑声。喧哗。）同志们，我走上讲台是要直接、坦率地吿诉你们，我们担心我党目前实际政策的正确性。（插话：“为什么？”）为什么？请听我说。因为我们认为，在估计我国1925年的具体阶级关系上党不是站在正确道路上，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这条不正确的道路并大声疾呼。在这一点上我们超出了党纪和党章的界限。请为此惩罚我们，我们已为此受到足够的惩罚，但是请不要否认，之所以破坏党章党纪，无非是对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感到担心，想说服党而已。我们未能说服党。我们也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党。
　　你们在代表大会、在四月和七月否决了我们的观点，但我们也不打算非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你们不可。（喧哗。什维尔尼克：“单单这一点是不够的。”）如果你们认为，在政治上受指责的人有权说明他是怎样得出这些或那些思想的，那就请听我说下去。
　　我们对党在目前时期的既定政策真的深为担心，我们觉得，一些同志，还有一些报刊对我国经济不是在社会主义成分，而是在资本主义成分中所发生的一切过程估计不足。我们觉得，党没有看清富农和耐普曼日益增加的积累，贫农日益离开我们所带来的那些困难。我们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同志们，我们认为，把这些告诉党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责任，当然，是在党章所容许的范围之内。
　　其次，我们认为，党对我国经济中非社会主义成分的这些积累过程对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所起的阻碍作用也估计不足。
　　同志们，中央委员会早已宣布我有社会民主党人倾向，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我在这里向中央委员会说明，在上一经济年度之初，除我们的成就外，我个人曾指出过困难，现在一年过去了，每一个仔细观察我们经济的人都会说，困难比在1925年9月所能预料的要大，而这些困难是我事先反对过的，是我们事先反对过的那条路线带来的。（喧哗。）困难在于，农村富农和城市耐普曼的积累过程以高速度进行，以至有可能阻碍我们国营成分的发展，至少表现在我们没有得到出口所必需的粮食，我们没有得到出口所必需的其他产品，因而我们不得不削减进口。（插话：“惊惶失措。”）对吗？（插话：“惊惶失措。”）哎哟，惊惶失措！我不知道，同志们，你们是怎么理解“惊惶失措”这个词的。如果有一个同志告诉你们，在你们面前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困难，如果你们把这叫作“惊惶失措”，那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呢，要我们来告诉你们没有任何困难吗？你们要的是这种话吗？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在这一方面面临的基本任务是正确解决加强同农民的结合问题。决议中说，“应当实行巩固工业和农业结合的、保持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联盟的经济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等）”[10]，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太一般。其实对1921年，对1925年来说这都是正确的政纲，对1930年来说也将是正确的。结合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在1925—1926年度威胁这一结合的是什么，对这一结合的破坏来自何方？（插话：“高物价和20个亿。”）
　　我的回答是，威胁这种结合的是比例失调、商品荒及其全部后果，即零售价格高，切尔文不完全稳定等等。同志们，在这一问题上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东西就来自这里。实际上我们是不是提出过一些措施，像这里所说的，这些措施把农民看作敌对力量？这不是事实！这是捏造！（插话：“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呢？我们列宁主义者不会把农民看作敌对势力。我声明，把农民看作同无产阶级敌对的力量，这是思想上的愚蠢行为，这种人不仅应当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并且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种人政治上业已死亡，他只能去搞家务。（喧哗。笑声。）
　　根本问题在于，我国有没有内部资源去提高工业，使农民不致于抱怨商品匮乏，物价昂贵，而能向他们表明无产阶级经营大工业的好处。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内部物质资源呢？我们回答说：有！（插话：“20个亿。”喧哗。笑声。）如果我们有20个亿，你们不满意吗？同志们，这些内部资源是有的。现在的问题是，它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拿到它？（喧哗。插话：“这是最重要的。”）同志们，如果认为富农和耐普曼的积累是微不足道的观点在我们党内占了优势，如果某些掩饰农村分化加剧、富农和耐普曼增长的呼声真的决定我们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应当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取得工业化所必须的这些内部物质资源？如果工人领取低工资，如果我们的“不幸的”、“小小的”富农很不发展，其实他们值得怜悯并且还会悄悄地“长入社会主义”，如果另一方面耐普曼一人只得到4卢布，那么我们从哪里取得钱呢？那时就不能自我催眠了，那时就应当说，要按照布哈林所说的“乌龟爬”速度去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场空，剩下的只是李可夫同志决议中的美好词句！要知道，我们不会向彭加勒借钱的，对于这一点没听说有不同意见，我们不打算为外债而受制于垄断组织！（插话：“而索柯里尼柯夫呢？”）我们到底从哪里取得物质资源呢？
　　为了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第，首先党必须承认两个东西。第一，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积累在增长是个事实，掩盖和抹杀这一事实是有害的，是不行的；第二，你们要承认，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即资本主义成分和国营工业成分积累的资金的调配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首先应当承认这两点，然后才能坐到桌子旁去用铅笔计算税额等等。
　　我断定，我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承认资本主义积累的增长和为重新分配这一积累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两个因素的呼声在党的思想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反响，在党的实际政策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和地位。
　　你们可以指责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是夸大其词，说党一直是这么考虑的，一切都很顺利。
　　不，同志们，我们声明：在这方面党内并不是完全顺利的，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像由斯大林、李可夫和古比雪夫签署的关于节约制度的文告那样（文告实质上正确指出了对节约制度的歪曲、从工人阶级身上寻找工业化资金的企图），有人说，一部分共产党人建议掠夺农民，我必须说明：同志们，你们指责我们什么都可以，但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中世纪！现在不能再搞“女妖审讯案”了！一些活人说，需要在税收上压制富农，以帮助贫农，和贫农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指责这些人想掠夺农民，并按照这种指控把他们投入政治火堆烧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说：“谁要是把对富农的压制混淆成对一般农民的压制，把一般农民当作富农，这种人就是罪人。”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什么依据，能证明我们说的确实是全体农民，我们想在税收上对他们实行压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同志们，难道不是我们坚决主张在党的决议中必须更准确地写明农民的分化吗？难道不是我们提出降低贫农赋税的建议？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说东道西呢？起初说我们建议免除农村40%而不是25%的赋税，是对贫农太姑息了；过后又说我们对富农太不公平了，不认为富农会长入社会主义建设；而后来又说我们建议掠夺全体农民。不对的，同志们。如果依你们的看法我们犯了过失，那就照我们的过失处分我们好了，但是，同志们，请不要提出实质上不正确的判决，硬把我们所不同意的观点强加于我们的判决。我们不同您中农敌视我们的理论。我们坚持农民在分化的理论……（座上插话：“你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起，还是没有他？”）同党一起，见鬼！（笑声。）
　　同志们，我这就讲完。（座上插话：“而关于托洛茨基呢？”）马上就谈。我希望在谈托洛茨基的时候你们给我作补充。同志们。在这方面的分歧有多大呢？我用剩下的五分钟来谈这一问题。
　　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开头是这么说的：“目前时期的特点是我 国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斗争的复杂化。”[11]斗争的复杂化！斗争的复杂化还没有清楚地说明问题之所在。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在复杂化，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是朝哪一个方向，其阶级内容是什么，这并不清楚。但是我们这里有李可夫同志的决议案，其中说，苏联正处在“城乡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尖锐斗争”的时期。我们还有托姆斯基同志的决议案，它进一步确切说明了“尖锐斗争”一语。这种尖锐的斗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还是四月全会之后，或者是七月全会之后，同志们，这我就不问了，我认为现在不是提问的地方。
　　 齐弗里诺维奇：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加米涅夫：同志们，请读一读莫斯科委员会研究材料中的某些材料。
　　 齐弗里诺维奇：我读过。
　　 加米涅夫：托姆斯基同志这样说：“随着国内生产力的发展，除了社会矛盾的这种增长外，在目前这段时间还有国内阶级斗争的某种尖锐化，并且与无产阶级直接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资产阶级和富农）的积极性在增长，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也在增长……”。
　　同志们，如果你们想解除反对派的武装，打掉我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座上插话：“想积攒资本？”），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这种语言（座上插话：“我们从来就是这么说的。”）来谈社会矛盾的增长、尖锐的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直接敌对的阶级和集团积极性的増长。但是，同志们，怎么会是这样，这有什么联系呢？我不明白。（座上插话：“结果是党整个地走向反对派了。”）说实在的，怎么能因为我们建议党用这些语言说话就指责我们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呢？我面前有一篇10月27日《真理报》的社论。我应当说，写这篇社论是要“解除”我们的“武装”。不错，这篇社论忍不住说，请看，我们反对派怀疑我们靠国内资源能够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副歌。但是这篇社论实质上说了些什么呢？我认为这篇社论同我念过的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决议案一样，是一份极重要的政治文件。请看这篇社论所说的：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与此同时更为尖锐地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是适当地利用国内的积累。
　　这一任务是阶级斗争的任务，因为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在国内城乡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条件下（富农和私人资本家），使用积累以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问题不能不是个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问题。”

　　这些话，这种对目前形势的估计使党把注意力集中于一点，即目前的问题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是个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在这场斗争中富农和贫农分处两方，耐普曼和社会主义工业分处两方。如果把这些情况作为目前党内进行的“研究”的基础，如果在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时从对情况的这种估计出发，如果让工人阶级朝这个前景走，那么反对派就心满意足了（座上插话：“它这样已解除武装了。”），它就没事可干了。
　　同志们，现在请听《真理报》接着写的：“对于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对于在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我们如何迅速地使自身得到巩固，对于这些问题来说，积累的使用问题是个决定性问题……如果看一看本经济年度的情况，那就很清楚，它‘要求’我们务必增加工业品的产量。
　　对下一年度来说，大概也是这样。计划规定的工业品数量和投资额并不能消除商品荒。出路何在？
　　出路在于要能找到资金和去更多地动员国内的积累以发展工业。”
　　这里其实已经承认，劳动国防委员会过去在我任主席时期似乎过于慷慨地拨给工业的那些资金，也就是现在在李可夫任主席时它拨给的那些资金并没有消除商品荒。出路到底何在？出路在于要能找到资金和更多地动员积累。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利用城市资本主义成分（耐普曼和新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富农）以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的斗争中，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讲不会有任何意见分歧和困难。
　　时间到了，我只想就机关、官僚主义和托洛茨基讲几句。同志们，我用两分钟讲完。你们在决议中说，我们不仅批评，不仅企图改组，而且还诬蔑党的机关。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明白，有什么可高兴的。（笑声。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没什么可高兴的。”）你们把决议作为指控我们的起诉书：“党的机关是由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对于这些人的错误可以而且必须予以批评，对于这些人可以而且必须进行‘更新’，但是不能冒着瓦解党并使党解除武装的危险去诬蔑这些人。”[12]
　　正确，同志们，完全、绝对正确。（座上插话：“而宣言呢？”）现在我来念一下，看宣言里说了些什么。同志们，下面就是我们在这一战斗的文件中所说的，这个文件你们当然很清楚，是个斗争的文件。（座上插话：“可耻的文件。”）在这份你们认为“可耻的”文件中说：

　　“布尔什维克党内紧密团结的、集中的机关的意义是无需解释的。没有这个骨干，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党的机关绝大多数是由那些忠诚无私的党员组成的，他们除了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外没有别的打算。（座上插话：“下面呢？”）在正确的制度和恰当分配力量的情况下，这些工作人员能有效地帮助实行党内民主。”

　　同志们，接下去是句号并开始新的一节。（笑声。）这一文件，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上的宣言，是一个斗争的文件，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们把所有向党说的和想向党说的话都集中在这一文件中了，我认为，如果批评我们观点的决议不是根据1922—1923年的引文，不是根据在共产主义科学院所讲的个别想法，而是批评这一文件就好了，我们对这一文件负责，这一文件下面有我们的签名。那时你们就不能说，我们在这一历史性的战斗文件中想“诬蔑”党的机关，因为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我现在向你们宣读过的语句，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不否认，在争论中这个或那个同志会脱口说出会被误解的语句.喊叫和讲话。（笑声。），同志们，你们如果发现了，你们会援引，会指出的。你们没有援引过。而在这一正式文件中我们向党慎重讲述了我们真正想向党说的话，关于党的机关我们说了我刚才念过的话。因此对所有超出这个范围，从批评转为“诬蔑”的话，我们准备跟你们一起予以谴责。
　　同志们，现在谈谈托洛茨基。（主席揺铃。加米涅夫对主席团说：“关于托洛茨基，想听吗？”）
　　关于和托洛茨基的联盟
　　同志们，现在就谈托洛茨基。同志们，你们的说法是：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斥责了‘新反对派’的原则观点的代表大会）以后，联共（布）党内关系发展的主要事实是：从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已经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去了……”。（座上插话：“对。”座上插话：“您现在向我们说说。”）同志们，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你们因为什么谴责我们？
　　如果说，“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关系发展的主要事实是反对派已经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去了”，那么你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为什么谴责我们？这样，同志们，你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喧哗。插话：“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有独自的过失。”）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你们斥责我们，尽管我们并没有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现在则以我们似乎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而斥责我们。我担心，即使我们没有转到任何立场上去，你们也耍斥责我们的。（笑声。）事实终究是事实。我声明，如同斯大林同志在其详尽的报告中无法指出一样，你们也举不出一条引文、一个事实足以肯定这里强加于我们的罪名：我们“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去了……（插话：“而宣言呢？”）
　　对于确实使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同列宁主义区别开来的特殊论点，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没有辩护过，现在也不辩护，并且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以后也不为之辩护。（插话：“这是个问题。”笑声。）同志们，我们有列宁主义就完全够了。（插话：“而托洛茨基完全放弃自己的观点了？”）请等一等，同志们。
　　是的，我们同托洛茨基一起捍卫一些十分明确的观点，反对党内的十分明确的倾向。我们做了列宁同志在其工作中也曾多次实行过的事情（笑声。），在党内斗争中依靠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的这些或那些集团。（笑声。）你们都很清楚，列宁同志和我们一起反对过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一起不止一次地反对过李可夫或托姆斯基的这一些或另一些倾向。这是党史上的事实。这是记载在党史上的。我们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定的任务上取得一致（这里且不论这些任务提得对不对），为了捍卫一定的路线而联合起来，就这以前一点本身而论，当然没有什么不能允许或者可耻之处。
　　这种政治联盟的政治文件之一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摘自《答同志们关于反对派的质问》，载于1926年10月8日和11日《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我们的出发点是，如经验所颠扑不破地证明了的，在一切多少具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中间谁要是同列宁有分歧，那么真理绝对是在伊里奇方面的。”如果你们再补充一点：在这一文件中托洛茨基同志还写道：“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完全站在列宁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学说的基础之上。”——那么我认为，我们同托洛茨基同志的联盟没有任何特别（乖常）之处，不应当根据是否同托洛茨基结盟，而应当根据这一联盟的总路线是否正确来作出判断。
　　同志们，在讲完这些话以后我要问：能不能把现存的实际分歧局限于共同工作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对党的工作承担一致的责任的范围之内呢？
　　我们声明：可以并且应该！同志们，你们不能不看到，通过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决议当然会给这种工作增加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准备从自己这一方尽一切力量，根据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决定完全投入实际工作，使我们的所有步骤、我们的所有行动和言论都服从于党的统一和巩固党的专政的最高原则。我们宣布，我们关于派系是同党的统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矛盾的声明是我们的政治声明，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不能推卸对党的总政策所承担的责任。我们认为，在有真正分歧的地方坚持我们的观点是共产党人的义务，但是服从党的纪律，为共同的工作承担责任也是我们要对党履行的职责。


注释：

[1] 《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36页。——编者注

[2] 《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37页。——编者注

[3] 《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37—238页。——编者注

[4] 《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197页。——编者注

[5] 《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7页。——编者注

[6]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596—597页。——编者注

[7] 参看《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0—381页。——编者注

[8] 参看《列宁全集》第35卷第306页。——编者注

[9] 参看《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41—242页。——编者注

[10] 《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43页。——编者注

[11] 参看《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36页。——编者注

[12] 见《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43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