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多伊彻：评《俄国革命史》

评《俄国革命史》

伊萨克·多伊彻

　　如修昔底德、但丁、马基雅维利、海涅、马克思、赫尔岑及其他思想家和诗人一样，托洛茨基作为一位作家，只是在流亡中、在他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那几年中才达到其巅峰的。他不仅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作为它的历史学家将为后代所永远铭记。关于1917年事件，其他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都未能写出或无力创作出如此壮丽恢宏的叙事，而且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的许多作家中，也没有人写出一部能与之抗衡的相反叙事。托洛茨基很早就表现出了写作才华。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写至今仍是对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的最生动的全景叙述。十月起义以后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写了叙述和分析1917年事件的第一篇文章，而此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间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中，他持续不断地撰文对他曾亲身参加的那些事件进行历史的阐释。他具有一位历史学家的双重动力：一位创造历史的革命家的激情和一位力求描述革命并把握其意义的作家的冲动。

　　所有的流放者都在思考过去，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极少的几个人能够赢得未来。但就在这极少的几个人中也未必有谁会像托洛茨基那样被迫在道义和身心两方面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斯大林最初像古罗马人用流放代替死刑那样对他使用了流放这一手段，后来便对用放逐代替死刑不满了。早在从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以前，托洛茨基道义上的凶手们多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这样一项工作，即起初是把他的名字从革命的编年史上抹去，随后又将它作为反革命的同义语予以恢复。因而使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面对双重的难度：他既要捍卫革命、反对它的敌人，又要捍卫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古往今来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作家如托洛茨基那样在撰写其主要论著时身处这种境地：周围的人们千方百计想要激起他的愤怒，剥夺其安静思考的可能性并歪曲其对于事件的观点。托洛茨基的全部激情都被调动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思维的冷静和观点的清晰。他常常回忆起斯宾诺莎的规则：“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但他自己却不但哭了，而且也笑了，同时也理解了。

　　如果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集极端偏激和严格客观性于一身的话，这不全对。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将两者集于一身：它们本来就是他从事工作的光和热，而光和热是不可能被分开的。他曾嘲笑一位学者的“不偏不倚”和“折中公允”是妄想“站在一座被包围的城的城墙上，同时既属于被围者，也属于围城者”。[1] 托洛茨基的地位如其在1917－1922年间那样处于革命的围城之内。然而，参与斗争不仅没有使他的观点迟钝，反而使它变得更鲜明。托洛茨基与旧俄统治阶级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拥戴者们的对立，不仅使他能清晰地看出他们的缺陷和弱点，而且也使他能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某些优点。在这方面，如在其有关军事问题的优秀论著中那样，托洛茨基的极端偏激与周密审慎、清醒深刻的洞察的确是并行不悖的。对于一个好的士兵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要对“山岗那边”所发生的事有一个真实的概念，不要把愿望当做现实，不要感情用事。作为十月起义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行动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正是以类似方式行事的。他对革命的描写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

　　托洛茨基的历史论著充满了辩证法，这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中空前绝后。托洛茨基的方法和风格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他的《俄国革命史》与马克思那些篇幅较短的历史论著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法兰西内战》相比，恰如巨幅壁画与小型彩画相比。如果说在抽象思维和哥特式想象的力量方面马克思要高于他的学生的话，那么，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位用线条描绘群众和个体的大师，学生却要优于老师。他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艺术洞见是如此谐调，达到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地步。他的思维和想象并行不悖。他以一位故事讲述者的张力和热情阐述着革命理论，而他的叙述本身因其思想而获得了深度。托洛茨基笔下的场面、肖像和对话无疑是真实的，而且都被他的历史进程观从内部所照亮。其论著的这一显著特点给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Rowse）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刻画性格或场面的语言的力量，尽管托洛茨基的卓越才华常常使人想起卡莱尔。他的笔下有某种同样的技巧、同样的个人惯用手法，像在舞台上迅速移动的灯光一样，它将最值得注意的事件罩于中心，使之变得异常鲜明、突出，烘托出其主要意义。也许有人会补充说，在力求考察事件的连续性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使人目眩。然而，如果说在卡莱尔笔下具有的只是他依赖的那种令人吃惊的直觉力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却具有一种历史理论，使他有可能理解历史并将事件联系起来。如果将他的著作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世界性危机》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就性格和才华而言，他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似也有差异。在丘吉尔先生的笔下，历史带有个性色彩，事件叙述得生动、有力，与托洛茨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丘吉尔的历史背后没有历史哲学。』

　　说托洛茨基与丘吉尔有相似之处，这是对的。这两个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之上的人物同样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同样都具有生命力，同样都具有超越自己阶级和环境的预见力和超前性，同样都具有创造性和书写历史的动机。没有必要否认丘吉尔也有其“历史哲学”：他下意识地遵循着这种哲学。而托洛茨基则具有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理论渗透进了他的感受，使他的直觉力变得更强、目光更加敏锐，尽管他和卡莱尔一样具有强烈而又光彩夺目的想象力，但他还具有善于言简意赅地明确表述思想并保持平衡的能力，这已然是最伟大的经典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质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迄今所产生的唯一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也是迄今一直遭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否定的历史学家。[2]

——依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P229－233

[1] 托洛茨基在此具体指的是L.玛德兰，一个“因反动而时髦”的法国历史学家。《俄国革命史》第1卷前言。

[2] 但只是在同意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