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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政治的根源


1960年初，伊萨克·罗伊徹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一场研究院讨论会（graduate seminar）中，以官僚主义为题作了三场演讲。《官僚主义根源》是这三次演讲内容的缩节版，最先发表在1969年秋季号的《加拿大斯拉夫研究》（Canadian Slavic Studies）中。

（一）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地方，我们现在正亲眼目睹当代社会日益明显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倾向。西方的理论家向我们保证说：官僚化的动力很大，因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管理体制（managerial system）内，它已静悄悄地来临并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另一方面，在苏联集团的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t）社会，尤其是在苏联本身，官僚政治（bureaucracy）有了惊人的长足成长。“管理的社会”（managerial society）是一个流行但是却大致没有意义的陈腔滥调；我们有理由在此描绘一个比它更有内容、令人满意的官僚政治理论。然而，要开始勉力对付官僚政治问题，可不是一件简易的工作；虽然它展现于人们眼前的强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大有改变，官僚政治本质上和文明一样地古老。

　　我要讨论官僚政治的根源，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必须深究下去，以便找出最根本的原因——起始原因——从而探讨人类文明的这个恶魔何以能成长得这么惊人。在这个和国家问题大致平行的官僚政治问题中，人们集中注意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人们把这一点时髦地称作“异化”（alienation）。

　　官僚政治这个字本身就暗示着“办公署”（bureau）、机关以及某种具有敌意的非人的统治，它摆出具有生命的架式来统治人类。照一般的说法，我们也指无生命的官僚，和组成那种机构的人员。管理（administer）国家的人看起来好象并没有生命，好象只是机器里面的一颗齿轮轮牙。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以最精简、最密集的方式面对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化（reification），以及机器与事物的生命现象。这一点当然会立即令人联想到拜物教（fetishism）的大情节（complex）：在漫天遍野的经济市场中，人似乎处在事物、商品甚至货币的掌握之中。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客体化（objectified）,而客体的事物（objects）即似乎僭取了活元素，（living element）的力量和权力。人从国家和国家的代表——官僚政治——异化出来，人也从他自己的经济产品异化出来；这两种异化很类似，她们也相似地互相联系著。

　　要超越表面进入核心来看清下列关系是不容易的，这些关系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管理社会生活的机器和社群本身之间的关系。困难在于：现象（appearance）不仅仅是现象，它也是实在（reality）的一部分。国家拜物教[i]和商品拜物教可以说是已经“嵌入”（built into）国家和市场作用于其中的那部机器里面了。社会既与国家疏远（estranged），可是同时又解脱不开。国家既是压迫社会的恶魔，又是保护社会之不可或缺的天使。

　　在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有一些最隐秘、最复杂的方面也清楚而且惊人地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我们为了分别出统治人们的官僚而说“他们”——征税的“他们”、发动战争的“他们”、以及做各种和所有人类的生命有关之事情的“他们”——当我们这么说时，只是表达一种重视的感觉，表达一种和国家疏远的感觉：但是，我们仍然意识到，没有国家就没有社会生活，没有社会发展、没有历史。把现象筛离现实的困难在于：官僚政治执行着社会生活所显示必需且不可或缺的一些特定功能；然而，它也执行另一些在理论上看来是不必要的多余的功能。

　　官僚政治的这些矛盾，当然会在哲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上面，导致对于这个问题的两种互相矛盾且极端对立的观点。撇开诸多介于中间的细微差别不谈，研究官僚政治和国家问题，传统上大概有两种基本途径：官僚政治方法和无政府主义方法。维伯夫妇（Webbs）[ii]喜欢把人区分成两类：一种从是官僚政治的观点来评估政治问题的人，另一种人则采取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这当然是简化的提法；但是，不管如何，它却有它值得一提的地方。官僚政治方法这一边已经有它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先知、以及著名的社会学家。从哲学上替国家作辩护的最伟大的辩护士大概是黑格尔（Hegel），而从社会学上替国家作辩护的最伟大的辩护士则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iii]。

　　旧普鲁士无疑是国家的乐园，因此，最伟大的国家和官僚政治的辩护士来自普鲁士，当然也就不是偶然的事了。黑格尔和韦伯的理论思维方式不同，层次各异，事实上他们都是普鲁士官僚政治的形而上学家（metaphysicians），他们概括了普鲁士的官僚政治经验，并进而把它投射入（project）世界历史的舞台。因此，我们有需要把这个思想学派的基本教义铭记于心。对黑格尔来说，国家和官僚政治都是精神概念本身（the moral idea）的反映（reflection）和实在，也就是至高理性（supreme reason）的反映和实在，（Weltgeist）的实在，以及上帝在历史中的表现（manifestation）。马克思·韦伯在某一点上是黑格尔的后代，黑格尔的孙子（大概是个矮孙子），他把同样的概念放进典型的普鲁士官僚政治美德清单之中：

　　“精确，快速，不含糊，精通档案，持久，谨慎，团结，绝对服从，减少摩擦，以及减少物质及人员费用——在严格的官僚管理中，尤其是在它的一人独裁制下，所有这些都要提升到最优点，……官僚政治也接受sine ira ac studio 的原则。”[iv]

　　大概只有在普鲁士，人们才会写出这样的字眼。当然，这个美德清单可以很容易地被另一个类似的恶行清单所抵消。但是，对我来说，马克思·韦伯目前已经成为众多西方社会学知识的灯塔，实在更加令人惊讶，令人心感不安。（在一次辩论中，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教授对我的最大责备乃是：我在写作和发言时，“好像马克思·韦伯不存在”似的。）我乐于承认：或许没有任何别人比韦伯对官僚政治的细节作过更深的研究；他把它的发展的诸多特色加以分类，但是没有了解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全都知道那个老德意志所谓的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v]，它能够大量地生产包括官僚政治这种工业成品在内的任何特别的工业产品，但就是看不出官僚政治的发展主流。

　　在另一个极端，则有对于官僚政治和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包括最有名的代表——蒲鲁东（Proudhon）[vi]、巴枯宁（Bakunin）[vii]及克鲁泡特金（Kropotkin）[viii]——以及派生出来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自由主义倾向（anarcho-liberal trends）。只要细心考察，你们就会看出：这个学派代表旧法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国农民（muzhiks）反对官僚政治的知识反叛。这个思想学家派当然专门编排官僚政治的恶行清单。国家和官僚政治被当作历史的永远篡位者；它们被当作人类的一切恶魔的化身，而这些恶魔，不取消国家，不破坏一切官僚政治就无法加以消灭。克鲁泡特金为显示法国革命道德堕落之深，描写了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ix]丹东（Danton）[x]以及雅各宾派（Jacobians）[xi]和阿贝尔派（Hebertists）[xii]如何从革命家转变成政客。在他的眼中，败坏革命的乃是官僚政治和国家。

　　事实上，所有这些方法都包含部分真理，因为在实践当中，国家和官僚政治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双面人（Jekyll and Hyde）。它们事实上确实比其他机构更集中、更有力地描绘了人类的德行和恶行，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国家和官僚政治把焦点对准它们自己，而表现出人类文明的二重性特征：到今天为止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倒退；人们所做出的每一个进步，都用倒退作代价去购得；人类创造能力的每一次开展，都以其他方面的创造能力的残废或不良发育来支付。我认为，在一切形式的社会及政治的政权中，这种两重性在官僚政治的发展中一向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官僚政治的根源确实和人的文明一样古老，或者甚至可能更古老，因为它们在原始公社部落和文明社会交会的时期，就已埋藏在地下。正是在那里，我们找到当代大量而精致的官僚机器的最早，但却仍然非常出色的祖先。在原始社群分解成领导和被领导者、组织者和被组织者，分解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那一刻，它们就显身了。当部落或氏族开始知道劳动分工会加强人类对自然的力量，并提升满足自己之需要的能力时，人类便看到官僚政治的第一棵幼芽，这棵幼芽成为阶级社会的真正的最早迹象。

　　劳动分工随着生产的过程而发生，而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第一个依功能划分的等级制度（hierarchy of functions）。正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瞥见了那个即将分开脑力工作和体力劳动的文明的鸿沟。畜养牛群的第一个原始过程的组织者，可能是中国官员、埃及僧侣、或当代资本主义官僚的祖先。脑力和体力的初步分工跟着带来多种更细的分类：农业和渔业之间，或贸易、工艺和航海之间。在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之中，接着而来的是社会的划分成为阶级，从文明的开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社会的基本区分，在管理者与工人之间，远不如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来得那么厉害；后者的区分或者被自己所内化（absorbed into itself），或者掩盖过前者。在多数的时期，管理附属于有产者，附属于有产者阶级。

　　人们可以广泛地把官僚政治和基本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依不同的类型作分类。第一类可以叫做埃及——中国式；其次是罗马——拜占庭式，包括它所派生的罗马教会中的教士等级制；然后就是西欧资本主义式的官僚政治；第四类是后资本主义式。在前三种类型中，尤其是在封建制和奴隶制社会中，管理者完全附属于有产者，这种附属的程度非常严重，以致于在雅典、罗马和埃及，官僚通常都在奴隶当中去征求。在雅典，最早的警察人员就是从奴隶当中征求来的，因为人们认为剥夺其他自由人的自由，有失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尊严。多么好的本能啊！正是奴隶才适于充当官僚，因为官僚乃是有产者阶级的奴隶：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官僚依赖有产者的那种几乎可以说是朴素得惊人的现象。

　　在封建制度中，官僚多多少少有点黯然失色，因为管理者或者直接来自封建阶级，或者被它所同化（absorbed into it）。可以说，社会等级制已经“嵌入”封建制度里面，因此，无需一个特殊的等级机器来管理公众事物并惩戒无产者大众。

　　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官僚政治取得一个远为令人尊重的地位，而它的代理人也就变成有产者的“自由的”、领薪过活的人。然后，它就假装上升到有产者阶级之上，甚至一切社会阶级之上。而且，官僚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取得了那种优越的地位。

　　国家机器和其他阶级的大分离当然来自资本主义，此时，清楚表明着的等级制以及人对人的依赖等等封建社会的特征，已经不再存在。“人人平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假设（fiction）,使得成立一个权力机器，一个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国家来运做，变成一件十足重要的事。如同市场中存在着经济势力的等级制度一样地，充当政治等级制的官僚，也就必须注意使社会不致于像官僚政治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平等。那里存在着阶层、利益，以及管理级别的等级制度，使得平等的虚构（fiction）永存，同时却加强不平等。

　　在这个阶段，官僚政治具有什么特征呢？首先是等级的结构；其次是它所拥有的权力机器那种看来似乎是自给自足的性质。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社会生活的极广范围，极大规模、以及极端复杂，使得社会管理越来越困难；只有那些掌握管理秘密的熟练的专家，才有能力执行组织的功能。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没有从埃及僧侣的年代走开太远，这些僧侣保住那些带给他权力并且使社会相信只有受神感召的他才有能力管理人间事务的种种秘密。妄自尊大的官僚，讲着在很大程度上用来象征其社会声望的奇怪语言（lingo），毕竟和带着魔法秘密的埃及僧侣相去不远。（顺便提一提，这难道不也和带着迷信秘密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很相近吗？）


　　在深为官僚政治的深奥智慧所着迷的马克思·韦伯的好几十年以前，恩格斯已经用更加现实和客观的眼光来观察事物！

　　“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毋宁说，国家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xiii]

　　我们可以再附加一句，即使是福利国家，它毕竟也只能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更进一步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xiv]他如此描述国家从原始共同体浮现出来的过程：

　　“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也不能使他们（官吏）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别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xv]

　　然而，无需对官僚政治发怒；它的力量仅仅是社会弱点的一种反映，这个弱点就是绝对多数的体力工人和很少数专精于脑力工作者的分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把自己从知识贫乏（intellectual pauperism）当中解放出来，其根源在于官僚政治。在这些根源上面又长出其它的真菌（fungi），但是，这些根源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福利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存留下去，即便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也残留着。


（二）


　　我要更严格地重新来界定我这次要讨论的主题。我对官僚政治的一般历史并无兴趣，我也不想描述历史上一切找得到的官僚政治的种类和样式。我的主题集中在这一点：在历史上使得官僚政治对社会取得政治优势，那些因素应负责任？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次成功的革命可以打破并摧毁官僚势力？不管革命的性质如何，也不管革命前的旧秩序如何，在紧接着每一场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都有一个国家机器像火凤凰那样在灰烬当中复活起来。

　　我已经用过分加强语气的方式交代有利于官僚政治的长期性因素，就是：脑力工作和体力劳动分工，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的鸿沟。事实上，这个矛盾乃是阶级社会的序幕；但是，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中，那个序幕越来越被下列的更基本的分离所淹没：奴隶主和奴隶的分离，农奴主和农奴的分离，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分离。

　　官僚政治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作为一个独特的个别社会集团取得真正的大规模优势，而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则有种种原因：经济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有利于现代官僚政治扩展出去的是：市场经济、金融政治、以及使资本主义本身成为产品的持续而且深化的劳动分工。只要国家的仆人还只是税款包收人、封建地主、或者封建地主的助理，则官僚还不成其为官僚。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甚或十八世纪的收税人，只不过像是一个承包商；要不然，他就是封建地主的仆人，或者它的部分扈从。只有在金融经济扩展并普及后，国家的每一个雇员的薪水都用货币来支付，官僚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集团。

　　官僚政治的成长还被下列因素所进一步激化：封建本位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s）的瓦解，和市场在国家范围（national scale）的形成。只有在国家市场的基础上，国家官僚才能以它的面貌出现。通过造成官僚成长的一般性经济原因本身，只能解释当代形成的官僚政治如何成为可能，还不能解释它如何成长，以及它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会取得它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要解答这个问题时，人们不应该在经济变迁方面寻找答案，而应该在社会—政治机构中寻找答案。譬如说，我们看得到这种令人惊讶的事实：作为古典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少官僚主义（bureaucracy），而一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年代还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却最多官僚主义。居于中间地位的法国，就官僚政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强度来说，也居于中间地位。

　　如果人们想要找出几条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影响之兴衰的一般规律，人们会发现：资本主义中的官僚政治的政治权力，永远和构成既定的资产阶级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成熟度、活力，以及自治能力成反比。而另一方面，当阶级斗争在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一种像是僵持（deadlock）的状态时，当相互斗争的阶级经历系列的令人精疲力竭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之后，似乎已经屈从地躺下时，政治领导大致已经自动地传到官僚政治的手中，在这些情况下，官僚不只是把自己建成一个规范国家运作方式的机器，而且成为一个把政治意愿强加给社会的势力。当代官僚政治的摇篮当然是前资产阶级（pre-bourgeois）的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英国的都铎王朝（the Tudors）、法国的波旁王朝（the Bourbons）、或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the Hohen-zollens）——这种在衰落中的封建主义与上升中的资本主义之间保持一个不确定平衡的君主政体。封建主义已经弱得无法维持其优越性，而资本主义也还太弱而不能树立它的支配地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可以说是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停滞（stasis），从而使得君主专制政体有了活动的空间，可以在这两个对抗的阶级之间充当仲裁人（umpire）。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对抗越强烈，两者之间的僵持越麻痹，君主专制政体的官僚，就有越多的机会去扮演公断人（arbiter）的角色。顺便在此一提，英国（同时还有美国）在所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最少官僚主义，正是由于在历史的早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已经因为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逐渐合并而解决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显要和英国的大贵族家庭承担了在（欧洲）大陆由官僚行使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资产阶级地位的封建成分，在没有形成一个独特而且分离的社会集团的情况下管理国家。美国在她的历史中也很早就免除了那种促成官僚政治成长的因素：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那种斗争。

　　俄国是一个相当不同而且奇特的个案，在那里，国家和官僚的巨大权力由于所有两个社会阶层的来发展而形成：不管封建成分还是资产阶级成分，都没有强大到足以管理国家事物。正是国家，它像创世者（demiurge）[xvi]那样创造了社会阶级，现在，它正导致阶级的形成和扩张，它正在妨碍并挫败它们。它的官僚就如此这般地不只变成一切阶级的仲裁人，也同时变成它们的操纵者（manipulator）。

　　如果我要给我的进一步详论订一个小标题，那么它大概会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小标题：《论官僚与革命》。在这里，我想要澄清一些混淆不清的东西，而且我害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抵触几个已被确认的历史学派。既然已是无可避免的事，我将用最挑衅的形式来提出问题：英国清教徒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吗？法国大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吗？起义军的领头人物没有一个是银行家、商人、或船东。无套裤汉（sans-culottes）[xvii]、老百姓、贫民、以及下下中产阶级（the lower-lower middle classes）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他们成就了什么呢？在“绅士农民”（英国）以及律师、医生、和报界人士（法国）的领导下，他们取消了君主专制政体和它的朝臣官僚（courtier bureaucracy），并且扫除了阻碍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发展的封建机构。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充分意识到自己追求政治自决的权力。它不再接受君主专制正体的监护和独裁；它自己要去统治社会。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被老百姓大量驱赶前进——革命一旦完成，资产阶级就企图自己统治整个社会。

　　革命的过程，包含着它的所有呐喊和对抗，包含着权力在革命阵营中从较保守的派别到较激进的派别，甚至到空想的派别之间的经常性转移——所以这些因素导致刚刚跑到前头的诸阶级之间的新的政治僵局：老百姓大众、无套裤汉和都市贫民都已疲乏、厌倦；而打了胜仗，目前充当支配阶级的资产阶级，则又因革命斗争导致内部分歧、分裂及筋疲力尽，而不能统治社会。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中，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某种不同性质的新官僚浮现出来：我们看到军事独裁制，它外表上几乎像是前革命君主专制政体的延续，或者它的一个更坏的版本。前革命政权有它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国家官僚。革命的要求是这个机器的分权化。然而，中央集权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坏动机，而是反映了经济的演化，它要求一个国家市场，而这个“国家土壤”可以说是滋养了资产阶级，然后轮到资产阶级来制造革命。革命的结果带来另一个中央集权制。在克伦威尔（Cromwell）时如此，在拿破伦（Napoleon）时也是如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过程以及新官僚的兴起，非常令人吃惊，以致于（例如）托克威尔（Tocqueville）[xviii]就把它当作至多和前革命传统之延续一样的东西。他辩解道：“法国革命所已经做到的，只是把前革命政权的工作进一步做下去而已，而如果没有发生过革命，这个趋势也会同样走下去。”[xix]这是那些把眼光仅仅固定于“历史”发展的政治方面，而完全忽略它的社会背景和更深的社会动机的人所作的辩解；他只看到社会的外表，而未看到它的组织构造（texture）或风格（colour）。

　　革命后，政治的中央集权和以前一样地延续下去，然而，官僚政治的性质却已整个地彻底改变了。法国现在有了从社会上不同阶层召募来的资产阶级官僚，他们代替了前革命政权的朝臣官僚。在拿破伦统治下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官僚，使得王政复辟（the Restoration）[xx]残存下去，而最后则找出市民国王（Citizen King）[xxi]作为它适当的头子。

　　在下一个阶段中，我们看到官僚主义的再度兴起，以及国家中央集权趋势的更进一步扩展；这个阶段再度发生在所有社会阶级政治麻痹的时候。在1848年，我们看到不同阶级势力又一次对抗的情况；此时，已经被确立的资产阶级势力对抗着新生的无产阶级势力。到今日为止，没有人把这个互相耗尽精力的过程描写得比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来得好，尤其在他那本《路易·波拿巴[xxii]的雾月十八日》中。他也明示了所有社会阶级的屈从是如何保证了官僚，或不如说是拿破伦三世统治下的军事武力的胜利。这时，这种情况不只是法国，也是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的特征；在这里，僵持是多方面的：在封建势力和容克的半封建势力之间，在资产阶级和新的工人阶级之间。而且，它在普鲁士还导致俾斯麦官僚主义的统治和独裁。（顺便在此一提，虽然在外表上，俾斯麦当然少有或根本没有波拿巴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俾斯麦政府描写成一个“波拿巴主义”政权。）


（三）


　　我完全了解，由于这个题目的宽宏，我只能提纲契领地指出必须进一步加以细诉的重点。我不会论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关系。虽然这一点尤其在英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根据我的观点，它殊少理论上的趣味。根据我的想法，它乃是“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这个大题目中的一部分。不管企业当中的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五国家化了，经济中的大部分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而在这里，量也决定了质。社会生活的整个背景是资本主义，而一般的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精神，则渗透到包括国家化企业在内的一切企业之中。我们听到不少关于“铁路上的官僚主义”或“煤矿内的官僚主义”之类的抱怨。在最近一次罢工里面，电视报道过几个铁路职工，他们说：“事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在铁路国家化以前，他们和雇主之间可以维持较多的个人关系，而现在，这个企业已经变得如此匿名（anonymous），使得工人和这个庞大的全国性企业之间，不再具有个人联系。这种“个人联系”当然只是工人想像中的虚构物。火车司机和五大铁路公司之任何一个老板间，有什么样的“个人联系”呢？然而，铁路职工真正相信他在南方、中部或西方铁路公司（Southern or Midland or Western Rail-way）时，他不只是一个齿轮；从政治上来将，这毋宁是一件重要的事实。现在，他从他必须去配合的巨大实体（vast entity），从他必须去为它工作的巨大实体“异化”出来。而这个“异化”，不管走到那里，都是一切种类的官僚主义既成机构的共同问题，不管它们更宽宏的社会架构如何；我将成为最后一个否认资本主义官僚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制度官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共同特征的人。

　　现在我要触及一些与某种官僚主义有关的特殊问题，这种官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全面性国家化企业中，以及在一个至少一开始时，就任何意义而言都称得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之下，浮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很明显地影响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它事关紧要；而我也相当确信它将在全世界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当中得到正当性。

　　当我仔细查看讨论官僚主义的一些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我对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相对乐观地——人们可以说成是轻率地——处理这个问题感到震惊。举个事例吧：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xxiii]一度自问：社会主义社会会不会被官僚主义的一切恶魔所威胁。在《基督教的基础》中，他讨论基督教会从被压迫者的信仰转变成一个巨大帝国的官僚主义机器的过程。在一个靠奴工过活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转变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古代的奴隶没有任何活泼生动的阶级意识，容易变成官僚主义的奴隶。考茨基坚称：但是这个当代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它不会允许一个官僚主义爬到它的背脊上。这不只是考茨基的个人判断，而考茨基乃是从恩格斯去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超过二十年期间内，马克思主义最权威的发言人，他也被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接班人。恩格斯本人在他的不同著作中，尤其在《反杜林论》中，便持有一种事先就把社会主义中产生官僚主义的可能性加以排除的看法：“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对立。”[xxiv]

　　先前的各种社会都需要作为剥削阶级之组织的国家，来作为压制奴隶、农奴或领薪工人等等被剥削阶级的手段。在社会主义中，当国家变成社会整体的真正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了。而且，随着当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随着产品的丰富及超丰富，不再需要使人们和工人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我认为，正是考茨基使用了一个非常浅白，非常生动的隐喻：警察可以用警棍来指挥交通或者分散罢工者或失业者的示威。就在这么一个句子当中，他已经把管理事物和管理人民之间的传统区别总结出来。如果你们假设社会中已经没有阶级的霸权，官僚的角色就被减少到对于事物，对于客观社会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我们并不在意于取消一切管理功能——这在工业方面已发达的社会中将会是荒唐的——但是，我们在意于把警察手中的警棍的功能减少到它适当的角色，譬如解决交通拥挤。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他们对于将来可能兴起的官僚主义的威胁，似乎只有一半的认识，但是，他们花很大的功夫来强调公社为保证社会革命不使官僚权力再生所作的措施。他们强调指出，公社已经采取很多可供将来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典型和模范的预防措施：它在普选中产生，并且设立了被选举出来的文职人员（civil service）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选民的要求之下随时被罢免。公社取消常备军，并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它也设立了公务员（civil servant）不能领取比一般工人多的薪水的原则。这应该已经取消了官僚集团的一切特权。换句话说，公社树立了一个在国家一旦成立时就会开始消亡（wither away）典例。列宁在十月革命仅仅几周前，还特别努力要恢复马克思有关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这部分当时几乎已经被忘光了的教训；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用一个有名的警句来表达他对国家的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甚或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管理应该变成简单的事务，从而让每一个厨师都有能力管理国家事务。

　　按照最近数十年来的所有痛苦经验，很容易便可以看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已经极端地低估官僚主义的问题。我想，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有两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原始创建者们，并不真想事先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后涌现出来的社会。可以说，他们抽象地分析革命；就像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是分析任何特定的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分析抽象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本身那样，他们也对社会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作抽象的思维。他们的分析是在采取实际行动的好几十年以前所作的，如果把这一点考虑在内，人们就会认为他们的方法可说是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scientifically justified）的。另外一个是心理方面的理由。他们不得不以发生在1848年，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伟大革命经验作为典型来看将来的革命。1848年的革命至少曾经多多少少地同时扩及整个欧洲，他们将之视为革命的连锁反应。（这里是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这个概念的萌芽，从这一点看来，不断革命并不是托洛茨基（Trotsky）所首创；它实际上已经深深地嵌入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中。）一个全然属于欧洲的（all-European）社会主义革命，在它刚刚取得胜利之后，将有相对较大保障。既然很少有社会紧张关系，那就很不可能有国内斗争；既然没有干涉战争，那就不需要再建常备军，而这些乃是官僚主义化的重要因素。他们也假设，至少在高度工业化社会的西欧，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相当可观的部分会给革命政府提供强力的大众支援。他们也相信，一旦欧洲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已经赢得革命，它仍然会对革命保持信心和忠诚。这一点再加上既存的民主传统，将为反对官僚机器的复活或者新的官僚机器的形成，提供最强力的保证。

　　当我们企图要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低估官僚主义在后革命社会的危险性时，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把物质富饶的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和存在理由，当作首要条件。“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出现了，……确实是出现了。[xxv]”恩格斯于大约九十年前[xxvi]在他的《反杜林论》中这样加强语气地说道。事实上，一直到本世纪的中叶，我们才在生产极端不足而相当不可能有像样的物质生活的国家当中，看到社会主义革命。

　　无疑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根据一个深刻而且现实的历史分析，深信只要国家还没有被取消，一切革命都将遭受挫败——这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同；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深信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为它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国家，以便粉碎、破坏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创建它自己的国家机器来这作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那个机器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代表特权少数的利益，而代表勤苦大众——社会财富的真正生产者。“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xxvii]从那时起，国家对社会关系的干涉，就变成是多余的事情了。对人的统治被对事物的管理所取代。国家的政治功能消失；剩下来的只是对于生产过程的指挥。国家不可能像无政府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在一夜之间取消掉；它将慢慢地“消亡”。

　　俄国革命的现实，在任何个别的方面，都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相反。它不是抽象的革命——它是顶真实的！它并不跟随1848年的典型，它不是整个欧洲的剧变；它孤孤单单地保留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发生在一个无产阶级占极少数，而这少数集团在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当中又经历了阶级解体的国家里面。它又是一个极度落后、贫穷不堪的国家，在那里，革命政府立即面对的问题，不是建造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创建任何现代化文明生活所由生的第一批先决条件。所有这些至少产生了两种政治发展，而无可避免地导致官僚主义的再生。

　　我已经描述过官僚主义的政治霸权如何地总是跟随在阶级斗争的僵持状况，以及所有社会阶级由于政治和社会斗争的过程而筋疲力尽之后。现在，我们来作细节上的必要修正。在俄国革命之后，我们再一次看到同样的情况：在1920年代的早期几年当中，俄国社会包括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地主和贵族在内的一切阶级，在政治上、道德上以及知识上，若不是已经被摧毁，就是全然筋疲力尽。经过充满着世界大战、革命、内战以及工业破坏的十年磨难之后，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有能力坚持己见。剩下来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 Party）[xxviii]机器，它就在整个社会之上建立了官僚主义霸权。然而，cela change et ce n'est plus la meme chose：整个社会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变迁。有产者和无产者大众之间的古老分裂，导致另一种性质，但不见得更无害，更无腐蚀性的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这个区分在以前似乎是被阶级差别和阶级倾轧所淹没了的；在革命后，它却取得远比以前巨大得多的力量。而再度领先的乃是长期的、最古老的、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的分裂。阶级社会的序幕现在一变而成为收场白。和“消亡”很不相衬地，后革命的国家（post-revolutionary state）把一向来未曾拥有过的权力集中在她的手中。官僚主义史无前例地似乎变成既全能、又无所不在了。如果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知道官僚的势力必然会在有产者阶级的势力中找到平衡力（counterweight）；但是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这种约束和限制。官僚现在是整个国家资源的管理者；以前，它显得更加独立、更加分离、而且确实被摆在社会之上。与消亡大异其趣地，国家采取了一种对所有社会阶级施予官僚暴力且几乎永远姿纵（orgy）的形式，从而达到它的顶峰。

　　现在，我们稍为回旧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抽象分析，来看看后革命的俄国的情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和这个分析互相矛盾。如果俄国革命是欧洲式的，而无产阶级大众在革命中取得迅速的决定性胜利，而且它的国家没有发生战争和国内斗争所引起的一切政治社会的混乱和屠杀，我们很可能不会看到俄国国家激起恐怖感的高峰。然而，这个问题仍然会远超过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想像而存在着。一句话：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似乎倾向于把将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定阶级段重叠（telescope）起来。古典马克思主义所“重叠”的，可以说是“革命——然后——社会主义”。然而，在革命和社会主义之间却注定存在着一个很漫长、很复杂的过渡时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那一个时期也将以官僚和工人之间的无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作为特征。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可以找到有关那个紧张关系的预测。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xxix]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还流行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附带着它的不平等和个人收入巨大差别。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显然地仍然需要促使它的生产力充分发展，直到一个真正富有及丰盛的经济被创造出来；可见，这时的社会需要奖赏技术并提供利润刺激。官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熟练工人，因此，他无疑地会把自己放在社会等级之中具有特权的那一边。

　　正因为生产资料已经从私有变成公有，管理国家经济的责任落到组织者的肩上，因此，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的区分取得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重要性。新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但是，它正从资本主义空中涌现出来，而且仍然带有资本主义的一切胎记。要各取所需，它在经济上、道德上和知识上都还不够成熟；而只要每一个人都还按劳取酬，官僚便仍然是有特权的集团。不管苏联领导人当前使用着什么样的假马克思主义术语，今日的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仍然离得很远——它只不过是已经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道路上刚刚踏出第一步而已。

　　官僚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植于脑力工作和体力劳动的分裂。今日苏联社会可以由任何厨师来管理（虽然各种厨师都试图要这么做）的说法，偏偏就是不符事实。实践证明无法建立并维持巴黎公社所宣称的原则，而这个原则被马克思主义用来保证不使官僚兴起，并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又被列宁所赞美。根据这个原则，官员的薪水不能多于一般工人的工资。这个原则隐含着一个真正的平均主义的社会——而这正是马克思及其信徒在思想上的重要矛盾的部分。显然地，不管公务员的功能多高都不能领取比一般工人工资来得多的薪水的说法，和在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因为仍然有着“资产阶级法权”印记、期待“分配平等”是空想的说法，不可能调和。在后革命的俄国国家，既然有它的贫困和生产力的未成熟发展，对于报酬的你争我夺，注定是激烈而且残忍的；加以，因为资本主义是在渴望平均主义的鼓舞之下被取消的，不平等乃显得更加令人厌恶、更加令人震惊。它也是如深渊一样低水平的生存上面的不平等，或者毋宁是生存水平线下的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国家消亡的部分理论，是基于它的中央集权组织（centralist organization）和分权的普遍性单元（the universal element of decentralization）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具有经由选举产生出来的公社、地方市议员、地方政府和自治的国家；然而，它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机构而需要一个合理的国家化的生产方式，这个观点也以社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而这一点，俄国在本世纪之初并不具备。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工人和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可以证明具有一些重要的创造性成分（creative elements）。工人和官僚同样需要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要工人大众仍然是好几个世纪的压制和无知所遗留下来的知识贫乏阶级；生产过程和管理就必将落在公务员的肩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一个真正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构成基本的社会阶级，社会主义是工人而不是官僚的事。官员和工人之间的动态平衡，可以在国家的权威和大众对国家的控制中找到对应物（counterpart）。这也将给中央集权原则和分权原则之间的必要平衡提供保证。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是一个全然的不平衡。客观历史的环境和主观的不同利益，使得这个平衡大大地、决定性的偏向官僚主义那边。我们在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所看到的，是对于这个——斯大林主义——事态的反动，那时，平衡从原来的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工人则对官僚主义从事热情、暴乱，而且盲动的反判，这个反叛无疑地可以从他们的经验和悲惨得到辩护，但是，它结果也导致严重而危险的不平衡。

　　那么，我如何看待工人和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前景呢？我如何看待它的进一步发展呢？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古典马克斯主义对于官僚主义的看法中有关历史展望的一切错误，然而，我认为这种观点和我所碰到的一切其他观点相比，大大有助于处理官僚主义的问题。

　　我们必须质疑的问题是：我所描述的那个顶峰发生在革命之后的官僚主义，会不会持续演变成一个新阶段？他会不会使他自己永远成为特权的少数？它会不会使社会不平等永存？我首先要指出的一个非常明显、重要、但却常常被遗忘的事实：今日存在于俄国的工人和官僚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是消费上的不平等。这一点无疑地非常重要、非常气人、非常令人悲痛；然而，官僚虽然拥有他所粗暴、顽固地加以护卫的一切特权，他仍缺乏拥有生产资料的这个主要特权。官员仍然控制着社会，并且对它称王称霸，然而，它缺乏内聚力和团结一致性，而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分离的阶段。官僚们享受权力和某种范围的繁荣，然而，他们无法把他们的繁荣和财富传给他们的孩子。他们无法累计资本，也不能为后代的利益而投资；他们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朋友永远当官僚。

　　不错，和当代有产阶级相比，苏联官僚更明显地、规模更大地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支配社会。然而，它却比较脆弱。他不只是无法使自己永存，甚至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地位及管理持续下去。在斯大林统治下，一个官僚领导集团接着另一个被砍头，一个工业管理领导集团接着另一个被整肃。接着而来的赫鲁雪夫，分散了官僚政治的最强力中心：首都的一切经济部长（ministries），都被分散在宽广的俄国。直到今天，苏联的官僚还没有办法使自己取得它的社会和心理认同，而这些认同乃是构成一个新阶级的要素。它有点像一只巨大的变形虫，把自己覆盖在后革命的社会上。因为它没有自己的脊椎骨，它只能是一只变形虫；它不是一个已经成行的独立单元，它并不像法国革命以后老资产阶级作为一股历史势力那样地出现在舞台上面。

　　苏联的官僚政治还因为具有深刻的固有矛盾而残缺不全：它的统治是来自工业财产和金融财产的被取消以及旧政权的被打败；因此，它必须效忠这个胜利；它必须永远重新认识，它代表国家、代表工人去管理工业和金融。苏联的经理尽管拥有特权，必须自我警惕，由于越来越多的工人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经理的技巧、诚实和权限受到严密监视的时刻可能很快便会到来。他们依赖工人的冷漠而兴起，这些工人到今天为止容许它代表他们自己去管理国家。但是，这是一个不稳定的位置，一个和传统、财产及法律所神圣化的基础相比远少稳定性的冲突。解放官僚权力的源头和官僚对那个权力的使用之间的冲突，在“我们”工人和“他们”经理及政治的阶级制度之间，制造了持续的紧张关系。

　　不管经理集团变得多么有特征，它之缺少稳定性与内聚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最近十年来，苏联的官僚政治一直处于大量扩张的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自工人阶段，还有较少部分来自农民，他们被招募来到这个行列。这种持续的扩张也对官僚的结晶成一个阶级、甚或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集团，起着反作用。当然，我也知道一个较低阶级的人一旦挤身于特权等级，他自己也就变成官僚。在个别的情况下，在抽象的理论中，这一点可能会如此；但是，就整个来说，“背叛一个人的阶级”并不这么简单。当矿工或工人的儿子变成工程师或工厂管理人时，他不可能就从第二天起就发生在他先前的环境以及发生在工人阶级中间的事情全然没有感受。一切调查令人信服地表示，找不到任何其他国家像苏联那样存在着从体力到非体力、美国人喜称之为“精英阶层”的那么快速的运动。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绝大多数官僚的特权是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苏联行政官员的生活标准和我们中下阶级相当。甚至高高居于金字塔上面的极少数人的奢侈，也并不特别令人羡慕，尤其当我们考虑到他们所冒的危险时——而我们全都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这些危险是多么的可怕。

　　当然，即使是小小的特权，也有助于强化工人和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把那种紧张关系误当阶级对抗，尽管我们在细心检验后会发现他们仅在表面上有着一些相似性。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毋宁是同一阶级中不同成员之间的敌对，譬如说，熟练矿工和不熟练矿工之间的敌对，或火车司机和和比较没有技术的铁路员工之间的敌对。这个敌对和紧张关系本身包含诸多政治对抗，但是，它无法籍社会中任何的动乱来加以解决。它只能依靠成长来解决，这个成长使社会有可能满足人口中的广大群众维持生活的最低需要，并进一步加以超越。它可以因为教育的普及和改进而得到解决，因为正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智力财富可以缓和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的那个古老，而现在重新出现并且尖锐化的分裂。当被组织者不再是不会说话、动作不灵光的无助的农民时，当厨师不再是古代供人使唤的厨房帮手时，官僚和工人之间的鸿沟，确实有可能消失。剩下来的便是功能的区分，而不是社会地位的区分。

　　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消亡”的古老期待，对我们来说似乎有点古怪。但是，我们可别轻忽了老信条，它们只不过是那种今日已经不为人们所熟悉的成语的一部分罢了。马克思真正的意思在于：国家把自己压制性的政治功能剥夺掉。而我相信，它只可能出现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为基础的社会，免于萧条（Slump）和景气（Boom），免于投机和投机者，免于私有经济反复无常之市场的不可控制的势力。在一个科学和工艺的一切奇迹都已转变为和平和生产用途的社会；在一个工作时间短暂而且休闲文明化（而且全然不同于我们荒缪的商业化大众娱乐﹗）的社会；同时——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在一个免于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以及传统观念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脑力工作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抗，才会真正的消亡，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的分裂，也才会有同样的结果。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能看出：官僚政治过去是阶级社会的不明显序幕，将来则会标志着阶级社会的既激烈、又残忍的收场白。——仅仅是个收场白。

（1987.5.20译；1987.5.30校）


[i] 拜物教（feiishism）：原始人由于对自然现象缺乏理解，以为许多物体（如石头、树木、弓箭等）是有灵性的。对他们加以膜拜以求得嘉惠或保庇。拜物教一词，也用来比喻对某种事物的迷信，如国家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等。——（译注）

[ii] 维伯夫妇（Sidney James Webb,1859-1947;Beatrixe Webb,1858-1943）：维伯是英国社会改革家和经济史家，费边社会主义的倡导人之一。伦敦大学教授、国会议员，两度任工党内阁大臣。曾广泛研究英国劳工问题，被称为工联主义理论家。主张用渐进的方式，实行社会改革，实现土地和产业资本国有或市有。维伯夫人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家。——（译注）

[iii] 韦伯•马克思（Max Weber）: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曾任教于夫来堡、海德堡、和慕尼黑等三家大学，主要兴趣在于社会史。后来逐渐以比较社会史的经验科学方式来处理社会学。他还对社会学的下列内容作过研究：领导、国家、经济、法学、音乐、和宗教。他的加尔文主义与基督教理论，成为学界不断争论的课题。——（译注）

[iv] 汉斯·格特·及C·赖特·米尔斯（Hans H.Gerth.c.Wright Mills）编译：《来自马克思·韦伯：社会学论文集》（Form Max weber:Essays yn Soxiology）,牛津，1953年，第214——15页。——（原注）

[v] 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德国主要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派。十九世纪中叶适应教落后的德国产业资本的发展而发生。先驱者为弥勒和吉斯特。主要代表，先有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称为历史学派；继有施穆勒、瓦格纳和布伦坦诺等，称为新历史学派。他们采取历史方法，著重个别历史事实的叙述，而忽略理论的分析；不从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从外在的现象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译注）

[vi] 蒲鲁东Pie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译注）

[vii] 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极力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译注）

[viii] 克鲁泡特金（Pyotr Alekseyevich Kroptkin，1814—1921）：俄国地理学家、社会哲学家、和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一度参加过第一国际，后来和巴枯宁退出。他主张消灭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译注）

[ix] 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1793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日起义后，领导政府，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的反革命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的武装干涉。后遭政变，并被处死。——（译注）

[x] 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曾加入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专政时期，他公开反对政府的恐怖政策和普遍限价政策，力主对反革命份子“宽容”。后被处死。——（译注）

[xi] 雅各宾派（Jacobins）: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派别，是雅各宾俱乐部（或实政之友社）成员，在自由贵族和大工商资产阶级退出并建立斐扬派和吉论特派后的民主派。——（译注）

[xii] 阿贝尔派（Hebereisis）：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勒奈·阿贝尔（Jacgues Ren`bere,1757-1794）为中心派别，1794年3月密谋起事反对罗伯斯比尔政府，失败后，阿贝尔被处死。——（译注）

[xiii]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16页。——（译注）

[xiv] 上引书第167—168页。——（译注）

[xv] 上引书第168页。——（译注）

[xvi] 创世者（Demiurge）： 创造世界者；次于最高神的造物者。——（译注）

[xvii] 无套裤汉（sans-culottes）：1789年法国革命时用来指法国的低下阶级——店员、工匠和工人。是穿套裤的贵族轻视穿长裤劳动的人的用语。——（译注）

[xviii] 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对美国民主和法国革命的研究，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提供了创新及影响性的书籍。——（译注）

[xix]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旧政权与法国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纽约，1955，第32—41页。——（译注）

[xx] 王政复辟（the Restoration）：从1815年拿破伦被迫第二次退位到1830年七月革命的时期，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时期。——（译注）

[xxi] 市民国王（Citizen King）：1830年七月革命后，奥尔良公爵易·菲立浦被拥立为法国国王，代表资产阶级执政，称为市民国王。——（译注）

[xxii] 波拿巴（Bonaparte）：指拿破伦一世（拿破伦·波拿巴）和拿破伦三世（路易·波拿巴）。前者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1804—1814，1814）；后者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译注）

[xxiii] 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领袖之一。——（译注）

[xxiv] 恩格斯：《反社林论》第三论第二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0页。——（译注）

[xxv] 上引书第322页。——（译注）

[xxvi] 作者是在1960年发表本人的，到现在（1988年）已过一百年了。——（译注）

[xxvii] 上书引320页。——（译注）

[xxviii] 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原意是多数派。1903年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投票选举中央机关时，前者获得多数字，称布尔什维克。此后，布尔什维克即成为列宁主义者的称号。——（译注）

[xxix] 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