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阶级斗争中的僵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萨克·多伊彻 -> 《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1967）

IV．阶级斗争中的僵局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只概览了苏联的国内场景，而没有涉及国际事件和国际压力。不过，苏联的内部演变自然不能孤立于它的世界环境、国际力量平衡和列强外交，也无法隔绝于西方工人运动和东方殖民地革命的发展状况。所有这些因素都曾几乎持续不断地影响苏联的内部发展进程，并反过来受到后者的作用。
　　“十月革命，”列宁过去常说，“在俄国打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1]这幅意味深远的图景集中体现出早期布尔什维主义对自身和世界的思考。在这里，十月革命不被视为单纯俄国的现象：在“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所发生的显然不会是能够独力自存的行动。即便有着俄国的突破，帝国主义——大工业-金融集团的扩张型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工人阶级仍然必须打破链条的其他环节。他们会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以及多快这样做？——这些都是问题。西方的一个或数个牢固环节会断裂吗？或者会是东方的（中国或印度的）另一个薄弱环节吗？无论答案如何，都基于这样的设想：这场革命具有普世性；而社会主义注定是国际的，它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国际的。
　　这种理念深深根植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中；它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假设，还是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当然，即便在1789年，像孔多塞^[2]、克洛茨^[3]和雅各宾派世界主义者那样的人都曾梦想过各民族的普世共和国。但他们的梦想并不符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可能性和任务。他们的革命只能使法国从封建和后封建割据时代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代。它无法超越民族国家。任何一种超国家的社会组织的物质条件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到十九世纪，这些条件才开始被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出来。通过它的机械技术和国际劳动分工，工业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并由此造成了一种世界交往的经济可能性。早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现代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普遍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4]

　　资本主义在哪里终结，社会主义就必须从哪里开始。基于“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普遍的相互依赖”的事实，社会主义会以国际规模组织自己的生产力，并能够相应地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当中，国际一体化的要求作为诸多对立趋势之一，是无序地、盲目地、时断时续地发生作用的；在帝国主义之下，它扭曲地表现于强国对弱国的征服和经济支配之中。抓住了资本主义开启却未能实现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会有意识地创造国际交往。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亲密友人来讲，这些都是几乎不言自明的基本理念，没必要为之浪费口舌。《共产党宣言》面世四十多年后的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致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信中写道：

　　“你们的伟大的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预见到，三个强大的西方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的同盟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第一个国际条件。我希望还能看到，这一同盟——将永远结束政府之间和王朝之间的战争的未来欧洲同盟的核心——将为三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实现。”^[5]

　　它鲜明地反映出，我们的官方头脑是怎样地迟钝，以至直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后——距《共产党宣言》面世确有120年之久——我们的国务活动家和意见家们才对这类理念略知一二，并提出了它的一种胆怯、保守的版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即所谓共同市场。
　　下面这些文字出自恩格斯去世前不久写给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保尔·拉法格的书信，由之我们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如何一贯拒斥在社会主义当中吹嘘一国自给自足。恩格斯警告拉法格，要反对一种过分拔高法国社会主义并赋予其至高或特殊地位的倾向。

　　“但是，无论是法国人〔他写道〕还是德国人，抑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革命的〕信号，但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德国；而只要英国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即便法国和德国都不能保证最终赢得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件。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件，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法国单独领导过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由于其他国家的糊涂与怯懦，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知道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导致了拿破仑的出现，导致了征战，导致了神圣同盟的侵略。希望法国在将来也要起这样的作用，那就是歪曲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使法国成为取笑的对象，因为在你们国界之外，人们对这样的装模作样是嘲笑的。”^[6]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述这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文字，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为理解布尔什维主义以及俄国革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线索。恩格斯表述了一种传统的精髓之所在，而布尔什维克正是在这种传统之中成长起来的；即便“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西欧移到了俄国，他们仍然将建立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国际进程而非单纯俄国的“事件”。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胜利是世界革命或至少一场欧洲社会主义激变的序幕。事后看来，他们错误地预计，即将发生一场国际革命。但事后的认识未必比一种大胆的（即便部分错误的）历史先见更为清楚明白地看待这些事件。布尔什维克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1914年的灾难开创了整个世界战争与革命的纪元和资本主义衰落的纪元。这一前提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其后数十年间实际上充满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竞赛。1918年，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在柏林、维也纳、慕尼黑、布达佩斯和华沙短暂地建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而且即便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恢复自己旧时的稳定。它从危机踉踉跄跄地走向危机，直到1929年世界范围的萧条把它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起初，有产阶级为了拯救自己的支配地位，答应进行数代社会主义者在俄国革命前徒然为之斗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后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救星而粉墨登场。殖民地的动荡和1925-27年中国大革命扩大并加深了危机。而在整个处于第三帝国的阴影之下的欧洲，内战摇撼着奥地利和西班牙，法国则经历了人民阵线时期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些表明，间战期的数十年有着多么巨大的革命潜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危机和瓦解。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人们之所以战斗，不只是为了自己国家的独立；许多被占国内战肆虐。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战争的革命后果不过一种历史记录。来自上层的革命则改变了东欧。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社会崩溃。
　　布尔什维克非常了解自己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纪元。那是世界战争与革命的纪元。那么多革命努力或是挫败或是流产，但这并未否定他们行动的前提。参战者并不事先注定失败——斗争的结果是在实际战斗中被决定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惯常随意挑起战斗——实力的考验往往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革命者或许抱持着英国士兵们的传统看法，认为自己或许会输掉除最后一战之外的所有战斗，同时又必须在不得不失败的战斗中奋战。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之所以坚持革命的普世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觉得，俄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是希望渺茫或毫无希望的。孤立于先进工业国并降格为依靠自己的资源，俄国根本不能或无法长期克服经济短缺、文明水平低下和本国工人阶级的弱小；她无法防止官僚的崛起。所有布尔什维克——甚至包括斯大林——最初预计的是，俄国将加入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共同体，而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德国、法国或英国会以合理文明的方式帮助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不会出现与伴随苏联孤立无援的工业化而来的牺牲、暴力和社会不平等相类似的情况。早在1914年，列宁的口号便是“欧罗巴社会主义合众国”^[7]，尽管他后来虽然没有怀疑这个理念本身，但也怀疑它是否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8]。后来在1918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现实了；但它却被分裂为两半：一半，即它的政治条件——通过苏维埃进行的无产阶级统治——已经在俄国被创造出来了；而另一半，工业和文化前提，则在德国存在。”^[9]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两半”必须合二为一。如果说恩格斯反对拉法格，称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那么列宁则丝毫没有法拉格的幻想。他和他的同志们明白，工人的解放只能是许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说即便对现代资本主义来讲，民族国家的框架都太过狭隘，那么在这样的框架中，社会主义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了。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时代结束前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渗透着这种信念。
　　此后在1920年代中叶，俄国孤立于世界的事实猛地击中了要害，同时斯大林和布哈林出面详细解释一国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苦涩的必然性：俄国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10]——这是一种迷住了许多真诚的国际主义者的新学说的合理内核；对此，无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都没有意见。
　　但是这种新教义的特殊意义却在于其他方面，即这样的事实：它因应不得已的情势而予以利导，代表了一种对革命的普世主义设想的反动。以苏联的孤立为根据，斯大林和布哈林制造出意识形态孤立主义的口号。他们宣称，得不到其他国家帮助和支持的俄国，不能也不应该只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这对于所有布尔什维克来讲是不证自明的）；而且还能够自力实现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一种摆脱了人支配人的无阶级社会（这最多不过一场白日梦）。他们实际上在说，除非发生战争，否则苏维埃新社会的命运极大地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而社会主义可以且将是一种在国家层面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体系。他们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变成单纯俄国的事件，仅此便使这种解放变得不可能，从而再现了恩格斯的说法。实践意义很快显现出来了。在三十多年里，一国社会主义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官方准则和中心教条，被以一种近乎教会式的方式强加于党和国家身上。怀疑它的真理性便是大不敬，无数党员和其他公民因此而受到开除、下狱和死亡的惩罚。到目前为止，尽管社会主义被认为已经传播于十二个国家，但一国社会主义还没有失去它的准则地位。
　　在自给自足的俄国社会主义理念的背后，是默然承认西方的革命前景已然长久暗淡下去。这无疑反映了一种人民的情绪。经过许多年的战斗、饥荒和挫败，人民已经精疲力竭，不再理会党的惯常承诺，即国际革命——西方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力量——很快会来援救他们。新的学说提出了不同的前景：它向人民保证，即便俄国革命永远被孤立，它仍然会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诺言，并在本国境内建立无阶级社会。“这是一种安慰性的学说。”它的杰出阐释者之一欧根·沃尔高^[11]私下里如此承认道。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勒索性的学说，因为在一国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人民如今被要求放弃一切公民自由，并承受无穷无尽的巨大牺牲和严重短缺。此外，统治集团成员和整个官僚集团有他们自己在现实政治^[12]和国家理性^[13]方面的动机。官僚的考量与民族国家绑在一起，被它塑造、受它制约。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官僚如今从革命的英雄主义时期的高峰跌落到民族国家的谷底。他们渴望自己和他们的俄国安全无虞。他们努力维持国家和（尤其是）国际现状，争取与资本主义大国达成稳定的临时协定^[14]。他们相信自己能在一种意识形态孤立主义当中达成这一点，并渴望苏联脱离外部世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通过宣布一国社会主义，斯大林实际上告诉资产阶级的西方，他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兴趣乏然。而资产阶级的西方也很理解他，甚至考虑要不要完全信任他。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大斗争中，我们的大部分国务活动家和意见领袖认为，如果斯大林获胜，那么西方的利益将得到最好的保障。他代表着缓和与和平共处。
　　不过，斯大林主义并不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脱离外部世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它背负着自己既不能废弃也无法丢掉的革命遗产。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莫斯科；国际体现着布尔什维克先前对普世革命的拥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都无法承受解散共产国际——只有在1943年，他才敢于办成这件难事^[15]。同时，他尽其所能地使之适应于自己的目的。他驯服了它。他使之成为自己的外交助手，或如托洛茨基所言，他将外国共产党从“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转变为苏联的和平主义守边人。各国共产党实际上同意为“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外交利益和国家利己主义服务，因为它已经成为第一个工人国家。他们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便这样会使他们挽回自己的政治尊严和革命效能。他们因此使自己陷于一种自杀性的模棱两可之中：一个仅仅作为一国社会主义代理人而运作的国际在字面上就是一种可悲的语词矛盾。
　　如果现状是内在稳定的，那么斯大林主义在国际现状的框架中寻求国家安全的做法，则多少会有些意义。但事情并非如此。再没有什么能比间战期数十年间的社会均势和国际力量平衡更不稳定的了。1929年的大萧条灾难性地打破了社会均势。德国从1918年战败中恢复过来，决心推翻《凡尔赛和约》基础上建立的体系，这动摇了军事和外交平衡。俄国无法使自己免于这些形势发展的冲击。但斯大林、他的外交手段以及他那驯顺的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却是为了将她隔离起来，甚至企图预先阻止这些冲击，并拖延或缓和她或将被拖入的外部冲突。这位残忍的大独裁者、这位人们假定的现实政治大师，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克努特王^[16]，命令革命、反革命和战争的浪潮停息不动。在苏联的全部力量和威望的支持下，斯大林对于世界共产主义拥有着巨大的权威；他的态度和政策自然也就在一个命运攸关的纪元中极大地塑造了世界历史。没人会说，如果苏联以外的工人运动遵循了自己的利益和传统，不允许（斯大林主义的或其他的）外部影响干扰自身发展的节奏和方向，那么西方或整个世界如今会是什么样子。或许西方先进国家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他们可能会比现在更加接近社会主义革命。
　　我不认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失败会如他们如今或许表现得那样不可避免。我也不认为，它们都是由客观状况或我们西方社会的内在“稳固性”造成的。至少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挫折是由于主观因素、由于那些被视为社会主义魁首的人和党所推行的错误政策造成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预计到斯大林主义和它的国际影响之外，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诸多预言，曾经并不像它们如今或许看上去的那样离谱。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现举其中重要者之一，以为说明。任何当代史的研究者都会震惊并或许困惑于1930年代初莫斯科对纳粹主义兴起的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斯大林、他的顾问们以及他的宣传家们那时表现得根本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他们毫不知晓纳粹运动的凝聚力和破坏性的干劲。1929-1933年，在他们的鼓励之下，德国共产党犯下了长长一列致命的错误，使希特勒太过轻易地夺取政权。那么，希特勒在1933年的胜利果真不可避免吗？这是由客观状况造成的吗？或者德国工人运动能防止它吗？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在1933年，运动不经斗争便向希特勒完全举手投降。无论对于曾控制工会并有超过800万选民的社民党人，还是对有着500多万追随者的共产党人来讲，都是如此。共产党拥有运动当中最为坚决有力、最富于战斗性的成员。由于他们的政治分量，由于他们的品行对更为消极被动的社民党群众的影响，他们在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是极端重要的。但共产党故意且系统地淡化纳粹的危险，并告诉工人，社民党人或“社会法西斯分子”而非纳粹分子是他们应当“集中火力”对付的首要敌人。社民和共产两党的领导人甚至拒绝考虑任何反纳粹主义的共同行动。他们为何如此是没有任何客观原因的。他们的投降并非不可避免。希特勒在1933年轻易取胜并非不可避免。而支持和坚持投降政策，对于斯大林和苏联党来讲没有任何实际好处。他们面对纳粹兴起时的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仅仅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孤立主义情绪，源于其使苏联避免卷入任何外部主要冲突的愿望。为了安全起见，斯大林不允许德国共产党采取任何一种可能造成德国左翼和纳粹主义之间爆发对抗或内战的行动。为了国际现状当中的安全幻象、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幻象，斯大林主义造成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失败，并使苏联面临致命的危险。我们中的一些人在那些年里（即1933年前）曾争辩道：纳粹政府意味着世界大战和入侵苏联；德国左翼有责任阻止希特勒掌权；它蛮有机会实现这一点；即便失败了，它也应当着手战斗而非被动接受自己被纳粹分子消灭干净的前景。我们在莫斯科被斥为恐慌和战争的贩子、德国无产阶级和苏联的敌人。
　　1933年的投降是马克思主义最惨重的失败。之后的事件和斯大林主义政策则加深了这一失败，而德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还未从中恢复过来。如果德国左翼和（尤其是）德国共产党不允许自己在怂恿之下举手投降，如果它曾有意为自己的生存而战，那或许就不会有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苏联或许就不会在战场上损失2000万人。奥斯维辛毒气室冒出的黑烟或许就不会玷污人类文明的记录。而同时，德国或许会成为一个工人国家。
　　斯大林主义对安全的痴迷如何导致灾难性的不安全，意识形态的孤立主义如何持续加剧苏联的孤立，从而理所当然地将苏联的政策带入了更为严重的孤立主义，人们对此可以举出其他例子来。这种恶性循环几乎重现于斯大林主义甚至后斯大林主义外交的各个阶段（只要苏联国家理性还将自己强加于西方工人运动某一重要部门的政策之上）。法国的人民阵线、西班牙内战以及1939-1941年纳粹-苏联协议的后果便是如此。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固有力量，斯大林政策的国家利己主义更可以说造成了社会主义力量在西方的一次次失败；而每一次这样的失败对苏联来讲也是挫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入侵把苏联拖出了孤立状态。工人的解放（当然，以及把欧洲从纳粹支配中解放出来）又一次“只能是国际事件”。参加这场战争的不仅有超级大国的军队，还有许多国家的游击队^[17]和抵抗分子。在世界大战之中，展开了一场有着巨大社会革命潜力的国际内战。但斯大林主义继续紧抓住传统安全、国家理性以及神圣的国家利己主义。它把这场战争当作“卫国战争”（另一场一八一二^[18]）而非一场欧洲内战来打。它不是用国际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理念来对抗纳粹主义。斯大林不相信，那种理念能够鼓舞自己的军队去战斗，或者如同在干涉战争时那样，感染并瓦解敌人的军队。此外，它还敦促欧洲各种由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仅只为国家解放而非社会主义而战。他所以如此，部分是为了维持大同盟^[19]；他正确地认为，如果这场战争有转变为欧洲革命的危险，那么丘吉尔和罗斯福便会退出同盟。但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害怕革命动乱的，后者或许会打乱其独裁统治的基础，即脆弱的苏联国内社会政治平衡。他决心带着一国社会主义和完好无损的独裁统治从大激变中幸存下来。然而战争的逻辑却违背了他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派往十二个国家；即便他们在“卫国”旗帜下进军，也仍然是红军，他们并不容易接受自己以昂贵代价取得的胜利应当如此收场：在他们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所有国家当中复辟资本主义。战争的革命后果就在那里。如何控制住它，如何将它降至最小，这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共同关切之所在。他们秉持传统外交精神来处理同盟问题，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在这里，我们不必探究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出现并开启了冷战的那些复杂冲突。只用指出这一点就行了：即便在苏联前所未有地卷入了如此多国家的事务之时，即便在斯大林不得不以准革命的方式捍卫胜利果实以及苏联在东欧的支配地位之时，斯大林主义仍然忠于它那狭隘的国家意识。东欧的革命不会成为“许多国家无产阶级共同努力而来的国际事件”。它是由占领国及其代理人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不过是一国社会主义的防御斜坡^[20]。在西欧，根据雅尔塔和德黑兰的协议，千疮百孔、声名扫地的资产阶级统治得以复辟；当地共产党则协助复辟，参与戴高乐和加斯贝利^[21]的战后政府，帮忙解除抵抗运动的武装，并约束工人阶级躁动的激进主义。由此，战后的革命潜能虽然实现了，但却是在整个东欧以扭曲的方式实现的；在西欧则归于乌有。因此，斯大林主义努力造成一种阶级斗争的僵局，以便外交手段足以保障“相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22]。斯大林又一次试图在国际现状（即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达成的势力范围划分）的基础上获得国家安全。但外交手段并不能完全消除德黑兰和雅尔塔的巨头们在他们势力范围边界撒播的巨大争端；它也不能解决核时代陌生的危险。于是世界在阴郁的冷战（不过是由超级大国进行的、堕落形式的阶级斗争）冲击波中瑟瑟发抖。人们再次想起恩格斯的警告：“法国单独领导过资产阶级革命……你们知道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导致了拿破仑的出现，导致了征战，导致了神圣同盟的侵略。”俄国单独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一再不详地接近导致相同的后果。
　　但是，俄国单独领导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战争的革命后果总归没有被完全控制住。南斯拉夫没有遵从俄国的领导；胜利的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暗地里与之对抗。但即便革命的传播也没有治好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国家利己主义和孤立主义；而斯大林后继者的政策仍然继承了这些疾病。即便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完全失去意义已久，但它背后的情绪以及它所造成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行动作风仍然继续存在着。
　　不过，现在或许可以简要考虑一下苏联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另一重影响。在1917年后的头几年里，十月革命的讯息在西方工人运动当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例如，1920年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以及德国独立社会党^[23]（当时德国左翼最有影响的实体）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大多数表决同意加入共产国际。即便在保守的英国，伦敦码头工人在欧内斯特·贝文^[24]的领导下，也拒绝装载供波兰军队对苏作战的军火，以示同情新俄国。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西方工人运动仿佛已经使自己跳出了1914年陷入的泥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再次使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摆脱了绝望的深渊，并用对胜利的信心和对社会主义的新希望鼓舞抵抗运动。但总的来讲，在这半个世纪里，苏联的榜样远未能鼓舞西方工人运动，反而使它们断绝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抱负。
　　悖谬的是，造成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工人将俄国革命视为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大考验。他们并未意识到苏联负担着可悲的困难。无论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这些困难有着怎样的说法，无论他们如何令人信服地证明，在一个饱受贫穷之苦的半野蛮国家里，无法形成自由的无阶级社会，但对于我们的大部分工人来讲，这些都是抽象理论的细枝末节。对他们来讲，社会主义在俄国如今不是理论思辨而是实践经验的问题。显然，鼓励夸大的期望并不合乎苏联的利益。意识到自己责任的苏维埃领袖们本可以像列宁过去常做的那样，认真尽责地解释这一点；他们本可以明确表示，即便苏联的伟大成就也不是真材实料的社会主义，它是且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措施。由此他们或许可以避免培植幻想，并防止出现后来的幻灭；并且他们或许可以使西方工人运动意识到自己对于苏联的孤立和困境的共同责任。但斯大林和他的伙伴们太过关心国家尊严和官僚威望，因而无法这样做。他们给不仅俄国而且全世界的工人提供了自己的“安慰性的教条”，即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神话。
　　作为传播这种神话的后果之一，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变成为单纯的看客。既然俄国人宣称他们单靠自己就能很好地实现甚或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西方人民除了旁观俄国人如何进展之外，便无事可做了。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述说着社会主义在苏联创造的奇迹。热心和单纯的人信以为真。绝大多数西方工人则或者加以琢磨，或者暂不下定论，或者抱持消极否定的看法。对苏联的贫穷、饥荒和恐怖统治的描述培育了怀疑主义。各国共产党积极捍卫的大清洗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引发了反感。大批美国、英国和法国士兵在被占领的德国和奥地利与他们的苏维埃盟军建立联系，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最后在1956年出现了赫鲁晓夫揭露的冲击。数年之间，几百万西方工人仔细考虑这些经验，并得出“社会主义不行”和“革命一无所获”的结论。许多人陷于政治冷漠；许多人则向西方的社会现状妥协，战后繁荣和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使后者变得更加可以忍受。曾信仰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终指责“上帝辜负了”^[25]他们。一国社会主义的神话由此培育了一种更具欺骗性的、有关社会主义失败的巨大神话。这种双重的神话主导着西方的诸多政治思考，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1917年半个世纪后世界仍处其中的意识形态僵局。
　　但在看待这一结果时，西方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自诩正义。因为当一个俄国人查看西方与俄国的关系记录时，他能发现什么呢？掠夺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同盟国对苏武装干涉、封锁、防疫隔离带^[26]、长期的经济和外交抵制；然后又是希特勒的入侵和纳粹占领下的恐怖、俄国的盟友们精明地长期拖延开辟反希特勒的第二战场（而此时苏军正在战斗中付出牺牲）；而在1945年后，则是同盟关系的迅速反转、核讹诈以及冷战的反共狂热。这是怎样的记录啊！这是怎样的记录！
　　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问，为什么西方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党允许对上述记录负责的政府和组织拥有如此广泛的倡议和行动自由。在这五十年的进程中，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未能激烈介入、未能使西方以迥然不同的方式面对俄国革命；对于其中可能的客观原因，史学家必须加以探究。他也必须顾及俄国长期单独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但即便仔细考虑了全部客观状况并做了必要的顾及，他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恩格斯曾谈到过法国单独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有害后果，并的确仔细分析了时代的客观状况。他用这些平实而意味深长的寥寥数语总结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其他国家的糊涂与怯懦，”他说道，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恩格斯是否不得不对我们的时代做出同样的裁决？

^[1] 列宁没有说过这句话。本书俄译者将这句话回译为列宁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发言：“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列宁全集》第37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1页。）

^[2] 尼古拉·德·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数学家，吉伦特派，大恐怖时期被捕后死于狱中。

^[3] 阿那哈尔西斯·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1755-1794），普鲁士进步贵族，世界主义者。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赴巴黎积极参加革命，大恐怖时期被送上断头台。亦译为“阿那夏尔西·克罗茨”。法国大革命期间，克洛茨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头衔和教名，以古代西徐亚王国王子、古希腊七贤之一“阿那哈尔西斯”作为自己的名字。故此，“Anacharsis”不应按法语译为“阿那夏尔西”。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5页。这里的中译文据多伊彻的英译文略有改动，并不严格合于德文，下同。

^[5] 恩格斯：《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1-102页。

^[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3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5-656页。

^[7] 在1914年，列宁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口号，而是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建立德意志、波兰、俄罗斯等共和国，并且把欧洲各个单独的国家变成共和制的欧洲联邦”作为“当前的口号之一”。在这里，欧洲联邦（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Европы，即欧罗巴合众国）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参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6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页。

^[8] 指1915年8月，列宁否定了一年前提出的“欧洲联邦”口号。参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6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7页。

^[9] 列宁没说过这样的话，俄译者回译为《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文字：“历史……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列宁全集》第34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9-280页。）

^[10] 多伊彻原文为“go it alone”，指在没有他人帮助下独力行事。参见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选集》（上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9页。

^[11] 沃尔高·耶诺（Varga Jenő，1879-1964），著名的犹太裔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匈牙利革命爆发后，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社会生产人民委员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革命失败后，沃尔高流亡苏联，并长期在苏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沃尔高的马扎尔文名“耶诺”（马扎尔语的姓名结构类似汉语，是姓前名后）原本出自匈牙利古代部落名称，但19世纪以来被等同于德文“欧根”（Eugen）。故此，沃尔高的德文名为“欧根”。“欧根”和沃尔高的俄文名“叶夫根尼”（Евгений）均为西方常见人名“Eugene”在各自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故在英文文章中，沃尔高的名称虽然一般写作“Eugen Varga”，但有时亦转写为“Eugene Varga”。多伊彻在这里用的后面这种转写形式。人名的翻译应基于相应人物的长期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而沃尔高并未长期生活于英语环境中，亦无英语文化背景，故此处中译，不按英文处理为“尤金·沃尔高”，而是按照近乎此处英文写法的德文名译为“欧根·沃尔高”。

^[12] 原文为德文“Realpolitik”，指完全以既存现实条件为基础、不受意识形态理想制约的政治考量和政治活动。这一与政治实用主义类似的概念最初由德国自由主义政治家路德维希·冯·罗豪（Ludwig von Rochau，1810-1873）提出。

^[13] 原文为法文“raison d’état”，指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为维护自身存续和利益，能够根据现实考量而采取悖乎道德准则的行动。

^[14] 原文为拉丁文“modus vivendi”。“modus vivendi”原意为生活方式，后在政治领域衍生出临时协定的意思，即对立双方达成的临时性妥协协定。

^[15] 原文为法文“coup”。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16] 克努特王（King Canute）即克努特大帝，是11世纪初英格兰、丹麦和挪威的统治者。多伊彻这里指“克努特王与潮水”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克努特王佩戴王冠，率领廷臣来到海滩，喝令浪潮停止前行，以免弄湿他的双脚和长袍。但潮水不为所动，继续前进，终于没过了他的双脚。于是，克努特王对廷臣说道，纵然是国王大权，面对上帝的力量时也不过如此。传说原意是称赞克努特王的谦逊。但多伊彻引用此典，则是为了强调斯大林的国际政治操作，如同克努特王企图阻遏潮水一般，是徒劳无功的。

^[17] 这里的原文为“guerillas, partisans”。这两个单词皆可指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小股武装力量，即游击队，但意思略有不同。“guerilla”一般指不隶属于正规军的独立游击队；“partisan”则指隶属于正规军的非独立游击队，例如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境内受苏共领导、配合红军作战的游击队。因汉语中缺少对应的名词，故将二者一并译为“游击队”。

^[18] 即1812年俄国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

^[19] 这里的“大同盟”（Grand Alliance）指二战时的反法西斯同盟。

^[20] 原文为法文“glacis”，指军事要塞周围人工垒筑的、起到临时防御作用的斜坡。这种斜坡的作用主要在于以斜面弹开敌军发射的例如箭之类的远程武器。

^[21] 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1881-1954），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政治家，1946-1953年担任意大利共和国总理。

^[22] 这句引文不知多伊彻本于何处。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接受采访时，表达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看法。参见《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3页。

^[23] 原文如此，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24] 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英国工会活动家、工党政治家，曾任丘吉尔政府的劳工大臣和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1920年夏，担任码头工人工会领导人的贝文组织了拒绝装载供给波兰军队军火的运动。不过，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贝文积极推进遏制苏联政策、促进英美合作，并致力于加强英国对东南亚和东亚的控制。

^[25] 原文为“God that failed”，在此或为一语双关：一方面与后文“them”相接，表示“上帝辜负了”的意思；另一方面暗指《失败了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一书。这本出版于1949年的文集收录入6名前亲苏知识分子的转向忏悔文，旨在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幻灭。

^[26] 原文为法文“cordon sanitaire”。这里指克里蒙梭在1919年提出的一项外交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将一战后独立的诸中东欧国家组成为对法友好的防御联盟，以隔绝苏俄-苏联和德国这两个在法国当局看来感染政治疫病的国家，从而保障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这项计划在1920年代得到了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