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就像古典悲剧中的主人翁一样，是在权力的巅峰上被绊倒的。他违反自己的原则，而且是在置最庄严地承担的道义责任于不顾的情况下违反的。形势、捍卫革命以及他的自豪感使他陷入这样的困境。就他的处境来说，他的悲剧命运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同样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他还要沿着以前已经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而此时他那荣誉的顶峰和不幸的低谷之间只有一步之隔了——即使他在否定原则时，他仍然受原则的支配，然而在那样行动时他毁掉了他的立足点。
内战结束时，他开始倡导新的行动路线。他和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克服那些参加过或支持过革命的社会阶级的反抗才能贯彻这些行动路线。布尔什维克斥责过资产阶级民主是掩盖社会阶级不平等与资产阶级统治的遮羞布。他们自己则保证坚持无产阶级民主，保证工人阶级与贫农的言论、结社自由。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中，没有一个像托洛茨基那样热烈而一再地作出这类保证；而此时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坦率地加以否定。因为同时他仍一如既往地反对靠刺刀输出革命的观点，他的自相矛盾就越发惊人了。这种观点是符合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的。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那么，试图“从外部”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强加给这个国家就是荒谬的，甚至是罪恶的。但这一论点更有理由适用于俄国工人阶级，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本国的主人。然而托洛茨基当时制订的政策却同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和政治自决权是互不相容的，而对这种精神和权利他已孜孜不倦地宣传了20年，而且今后在他与斯大林进行公开斗争的17年中还要继续宣传。
他开始提出新政策时曾得到列宁的赞同。但他继续做下去时，却发现列宁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一致起来反对他，而且援引的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这时他自己的思想却具有那种“取代主义”的明显标志，而他本人过去曾否定“取代主义”，认为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缺陷，当然也是俄国革命政治的宿疾。因为，按照他的意见，党由于正确理解“时代的任务”和自己的“历史使命”，就要用她的理解、她的使命去代替她在革命中领导的广大社会力量的愿望和斗争。这样，托洛茨基此时变得与他自己过去给列宁画的那幅讽刺画一样了。①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造成这样不寻常的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武装的、而且是胜利的革命先知与他自己预言的要旨相矛盾呢？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对俄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作一简要的概述，因为当时的戏剧性情节的转变是基于这些层面发生的。
* * * * * * * *
从1919年底起，托洛茨基只用少部分精力关注军事。内战的结局已经明朗；1920年下半年，他因为在波兰战争问题上跟政治局有意见分歧而对所执行的军事政策已不大过问，甚至更早些时候，他就已专注于经济恢复的问题了。他进入这一新领域怀有极大的自信心；他在军事人民委员任内的成就使他具有这样的自信心，而且他还打算把在军事方面制订和检验过的方法和决定应用到新领域之中。1919年12月16日他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关于从战争转向和平的整套经济过渡的建议（“提纲”）。他建议的办法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军事化。他专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写了这个文件，希望先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开始讨论。布哈林出于误会，马上把这个文件刊登在《真理报》上。这一轻率举动引起一场极为激烈的公开辩论，它一直持续到1921年春天。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10一14、36页。
几年的世界大战、革命、内战以及军事干涉的结果是俄国经济完全崩溃和社会结构解体。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向已崩溃的经济索取内战所需的物资。到1919年，红军已经耗尽全部积存的军火和其他军需品。苏维埃管理下的工业能补充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在正常情况下，南俄为俄国中部及北部的工业提供燃料、钢铁和原料。但南俄先是被德国、继而被邓尼金占领，苏维埃对它的控制断断续续，而且每次的时间都不长。最后，在1919年年底，布尔什维克永远地回到那里，他们看到，顿涅茨流域的煤矿被水淹没，其他工业也都遭到破坏。全国其余地方的工业中心由于缺乏燃料与原料也都陷于瘫痪。甚至到1920年，煤产量不到战前产量的1/10;钢铁产量不到战前的1/20；消费品的产量约为正常产量的1/4；交通运输受到的破坏使灾难变得更加严重，全国的铁路路轨和桥梁都被炸毁，自从1914年以来，铁路公路的车辆从来没有更新，保持正常修理的只有少数，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濒于停顿。（顺便提一下，这是导致红军在波兰失败的原因之一。苏维埃征召了500万人，但其中实际参加波兰战争最后阶段的不到30万人。随着军队的迅速推进，前后方距离日益延长，铁路运送增援部队和军需品的能力则越来越低。）农业也已崩溃，农民已经6年没有更新农业设备了，后退或前进的军队践踏他们的农田，征用他们的马匹。然而，由于技术上的原始性，农业比工业容易恢复。农民用木犁耕作，这种木犁他们自己能够制造、能够修理。
布尔什维克力图对匮乏的物资实行最严格的控制；他们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种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把全部工业国有化，禁止私人贸易。他们派出工人征粮队到乡间为军队和城市居民征粮。政府不能征税，也没有征税机关。为了支付政府开支，印刷机日夜印制纸币，纸币这样不值钱，因而不得不以实物支付工资。用不足的粮食配给作为基本工资，也用工人自己制造的部分产品，如一双鞋、几件衣服作为工资付给工人，工人往往再用这些东西去换粮食。
在党看来，这套非常措施与权宜之计好像是其纲领的出乎预料迅速的实现。如果没有内战，工业社会化的实施将会更缓慢，更谨慎；但无论如何，这是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征用粮食，禁止私人贸易，用实物付工资，货币已失去意义，政府渴望要控制全国的经济资源——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废除了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设想的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经济应该是一种自然经济，在那种经济中，社会化的计划生产分配应取代为市场而生产和以货币为媒介的分配。因此，布尔什维克倾向于认为，在1919一1920年的战时经济体现的是羽翼丰满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党宣传并严格实行的平均主义使布尔什维克更肯定这一倾向，而这种平均主义使军事共产主义具有浪漫的、史诗般的形象。
事实上，军事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憧憬的未来社会的可悲的效颦。那种社会应该以高度发达和高度组织的生产力、极为丰富的物质和服务为背景。资本主义充其量只能间歇性地组织并发展社会财富，而且不能合理管理、分配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共产主义要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永远废除社会的不平等。而军事共产主义则相反，是社会解体、生产力的破坏与崩溃、产品与服务奇缺的产物。军事共产主义确实试图要废除不平等，但它是出于不得已，这必然要靠降低生活水平、使贫困普遍化为代价。①
① 在爱·霍·卡尔著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卷中，读者可以看到关于军事共产主义的富有启发性的详细叙述。
这种制度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征用粮食和禁止私人经商只能暂时帮助政府克服最可怕的紧急情况。但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些政策加剧而且加速了经济的萎缩和崩溃。农民开始只耕种能维持一家活命所必需的部分土地。他们不愿多生产粮食，因为征粮队正在搜寻余粮。当农村拒绝为城市生产粮食时，就连城市文明的基础都分崩离析了。俄国的城市人口减少了。许多工人都到农村去逃避饥荒；留下来的人在工厂的工作台上也是饥饿无力，生产不出多少东西，而且常常把他们的产品偷出去换粮食。旧的正常市场确实已经废除，但它的私生子——黑市在全国趁火打劫，报复性地败坏、腐蚀着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再维持一年左右；但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政府垮台和社会瓦解。
这就是1919年底托洛茨基所关注的形势。为应付这种形势，必须采取两条行动路线中的一条。政府可以停止向农民征用余粮，改为推行用实物或货币缴纳农业税。农民在纳税后就可以获准随意处理他的谷物：消费和出售粮食或以粮食换取别的东西。这样会使他为城市多种粮食。只有恢复农村对城市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才能指望国有工业恢复生产，这确实是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但这种改革也意味着恢复私人贸易；恢复私人贸易就只能炸毁军事共产主义的整座大厦，而布尔什维克曾为建立这座大厦感到十分自豪。
另一种选择就是在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圈子里寻求解决办法。如果政府要继续征用余粮和强制禁止私人贸易，就不能不对农民增加压力，首先使他们多产粮食，尔后征用余粮。也可以对种粮食的农民发给特别奖励——衣服、鞋袜、农具。然而这要在挨饿的工人先把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工厂修复好并使机器开动并开始生产出农民急需的货物之后才能做到。所以政府不得不极力要求增加工业生产。但政府没有能力给工人提供物质鼓励，不得不像对农民一样对工人采用更加强制的办法。军事共产主义继续不顾现实，直到把自己逼入绝境，唯有依靠日益增加的暴力来维持其存在，这就是其乌托邦性质的毋庸置疑的症状。
起初托洛茨基并没有超越公认的政策框架。他关注于采取措施使涣散了的工人阶级能重新集合起来并使之回到工业生产中。工人中有的逃往农村；有的为粮食而放弃技术工作去干非技术的工作；有的脱离本阶级，完全卷入黑市，把工业忘到脑后。怎样才能使他们都回到正常的环境里重新组成国家的生产机构呢？托洛茨基总结说：因为改善生活的诺言不能吸引工人，就必须像征召士兵一样把工人征召到工厂去。托洛茨基根据经验得出劳动军事化的概念。革命曾大声宣布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并且声明过“不劳动者不得食”。托洛茨基认为现在正是加强公民职责的时刻。革命中曾有数十万人战死沙场。无疑，革命有道义上的权利把人送进工厂、矿山，因为那里必须发动一场新的为生存而战的战斗。
1919年12月17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过早发表的那些“提纲”中别出心裁地把这一计划跟他设想的军事改革——即从常备军过渡到民兵制联系起来。他建议应利用军事动员机构去动员工人。他有在军队中实行最民主的改革的愿望，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这一愿望是怎么与采用强制劳动的极端方式的企图结合起来的。这支生产部队还要渗透着平民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精神，它的编制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另一方面，工人应服从军事纪律；军事机关要给工业单位提供人力。军事人民委员部要承担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职能。①
① 1919年12月27日宣布，政府已成立劳动义务委员会，由托洛茨基主持。
列宁全心全意支持托洛茨基的政策。他坚持军事共产主义，并认为，要想让军事共产主义能完全发挥作用，唯一的条件是使托洛茨基所建议的措施推行成功。列宁也不反对由军事人民委员部负责供应工业劳动力这一设想。列宁曾不得不从零开始筹建其政府中的非军事部门；而经过几年内战后，这些部门大部分仍然处于雏形阶段。军事人民委员部已经吸收了最优秀的人员，在政府物资分配上享有优先权；它由头脑最清楚的行政人员领导，其机构令人生畏，但效率很高，是列宁的政府中最可靠的部门，真正的核心。看来，让军事人民委员部转而从事民用工作，是便于行政管理的。
这些建议刚一公布就激起了抗议的狂潮。在党员、行政人员以及工会会员的会议上，托洛茨基的声音被称其为“新阿拉克切耶夫”(Аракчеев）这一咒骂声所压倒，人们说他效法臭名昭著的将军，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时的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曾建立军屯，用棍棒统治农垦士兵。从那时以来，阿拉克切耶夫这个姓一直是军事官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荒唐幻想的代名词。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也掀起了抗议的喊叫，它是由托洛茨基的老搭档梁赞诺夫、拉林（Ларин）以及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李可夫、诺根、哥尔茨曼等人掀起来的。对内战的厌倦以及对这位胜利的缔造者的无法忍受，所有这些情绪都跟这抗议的喧嚣混在一起。正如在从战争的极度紧张与牺牲中恢复原状时所发生的那样，人民都愿意给胜利的缔造者戴上桂冠。但他们更渴望的是摆脱战时严厉的纪律；他们寻求性格不那么暴躁、才华不大出众而愿意实行比较温和的行动路线的人来领导。据说经受战争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宣称，他们已受够军队的强制了；军事人民委员部使国家处于恐怖之下，吸吮国家的血的时间够久了；并说他们不愿支持托洛茨基的新抱负。
1920年1月12日，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工会领袖面前并力促他们接受军事化时，问题到了严重关头。托洛茨基为自己的活动辩护，他说，如果说他的军事人民委员部“掠夺过”自己的国家、强求过严厉的纪律，这样做都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而此时竟以此反对他，竟煽动工人阶级反对军队，这是可耻的，是“反对革命精神的犯罪行为”。他的对手们以国内的经济情况自鸣得意。报纸掩盖了真实情况。“我们的经济情况比我们过去的军事形势坏一百倍，我们必须公开坦率说出来，使全国都听见，……正如我们过去下令‘无产阶级，上马！’一样，现在我也要高喊：‘无产阶级，回到工厂的工作台去！无产阶级，回去生产！’” ①全国劳动力继续减少而且蜕化变质。如不采用强制办法就不可救药，就不能重建和恢复元气。列宁发言的情绪也相同，然而会议几乎一致反对他和托洛茨基联袂提交的决议。60多名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只有两名投赞成票。以前托洛茨基或列宁从未遭到过这样惊人的挫败。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27一52页。
托洛茨基指责批评他的人自鸣得意，不是没有理由的。批评他的人提不出，也不能提出任何切实可供选择的建议。他们也都坚持军事共产主义，只是不承认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的结论。所以他揭露他们的前后矛盾并不困难。然而就是在他们缺乏一贯性的本身中却有某种现实主义的、值得考虑的地方。托洛茨基的对手不相信凭军事命令就能使经济的车轮转动，他们深信一个工人国家充当自己工人阶级的抓丁队是错误的。①
① 1920年1月的《真理报》和《经济生活报》的版面都载满了这场争论。
与此同时，第一支劳动军成立了，它不是由普通工人军事化而是把正规军变成劳动力所组成的。这一倡议是由驻在乌拉尔的第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这支军队在战胜高尔察克之后，闲着没事干，浪费了时间与精力。它未能遣送士兵回家主要是因为没有运输工具。该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曾建议利用军队伐木、种田和做其他工作。列宁和托洛茨基欢迎这一建议，这个建议使他们有机会把他们的政策付诸实施而不至遭到反对：工会并不反对用闲置的军团进行生产。①
① 托洛茨基档案。
托洛茨基希望利用这一试验作为征集并管理普通工人的起点。军队在遣散士兵之前应先进行士兵生产技能的调查，在每个士兵的服役册上注明他的行业，尔后指示他从复员站直接前往需要他的工作岗位，没有比这样的事更简单了。托洛茨基计划把士兵的服役册同工人的劳动册结合起来，这个计划也方便了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来建立民兵。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主意。它的缺点是：遣散的士兵急于同家人团聚或寻求较好的生活，因而很可能放弃指定他去的那个工作岗位。托洛茨基绘出可以吸引工人的公社食堂的蓝图，但这一计划在当时饥荒、混乱的情况下不能付诸实施。他发挥其惊人的创造力，但是他的丰富想象力却是在真空中狂热地活动，他的思想和现实是脱节的。
继乌拉尔军队之后，高加索及乌克兰的军队也在矿山、森林及农田里劳动。托洛茨基主持整个组织工作，邦奇一布鲁耶维奇将军是他的参谋长；皮达可夫是他驻乌拉尔的代表；斯大林是乌克兰劳动军的总政治委员。这个组织保持军事纪律，每支劳动军都定期报告生产“战线”的成绩。（托洛茨基是第一个系统地把军事术语、符号和比喻用于民用经济问题，因而给俄国语言引进一种清新活泼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僵化为官僚的习惯用语，并扩展到其他语言中。）对劳动军经济效益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但无论如何，它不会低于当时普通工人的经济效益。布尔什维克赞扬劳动军，特别在托洛茨基作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平息了工会的非议并要求劳动军跟他们友好合作之后。
他把自己在道义上的激情和戏剧性的热忱带到他的工作中去，但这也使他夸大了所干工作的意义，赋予充其量也不过是黯淡的权宜之计以迷人的假象。例如，他给劳动军发的一道命令是这样写的：
在工作中，要发挥不倦的干劲，就像你们在进军或在战斗中一样，……司令员和政委在工作中像在战斗中一样，对他们的部队负责。……政治部门必须在士兵中培养工人精神，在工人身上保持战士的作风。……劳动时开小差跟战场上开小差一样，都是卑鄙可耻的，两者都要从严惩处！……只要有可能，都要和着社会主义赞歌的歌声开始并完成你们工作。你们的工作不是奴隶劳动，而是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服务。①
① 《真理报》1920年1月16日。
2月8日他在参谋们陪同下出发前往乌拉尔对劳动军进行了第一次视察。在他的专列上出版的报纸《路途报》上，他对全体人员这样致辞：
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已被摧毁，一去不复返了。新的社会主义劳动组织才刚刚开始成形。我们必须成为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自觉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我们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找到出路，找到拯救、温暖和满足。我们必须从基础开始。……我们的列车正驶向北乌拉尔，我们将在那里把我们的全部力量奉献给劳动组织，乌拉尔的工人、乌拉尔的农民和红军士兵……将携手参加这个组织。给挨俄的人以面包！给受冻的人以燃料！这就是我们小组这次提出的口号。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324一325页。
午夜时分，他刚写完这些话，就被猛烈的冲击震动了。一场严重的暴风雪使他的列车出轨。在离小车站几乎是目力所及的距离内，列车在雪堆里躺了整整一夜和翌日的全天。没有一个人来查询出了什么事。站长已停止给过往列车打信号，甚至连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列车经过也无人理睬。尽管有受军法审判的危险，但没有人操心清扫轨道上的雪堆。意外事件出人意料地向托洛茨基暴露出，越来越大的真空带围绕着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人民陷入了深不可测的冷漠之中。托洛茨基愤慨之极，当场进行调查，命令军事法庭开庭。但他不能不考虑，单凭镇压不能医治人民的麻木不仁与冷酷无情之症。他在乌拉尔乡间逗留期间预感到情况愈来愈暗淡。他深刻意识到国家的元气和活力根源——农村——已经枯竭了。
这时他开始探索军事共产主义之外的补救办法。他带着应给农民恢复经济自由的措施这一结论回到莫斯科。他用清晰的措辞概括地论述了唯一能使国家摆脱绝境的改革方案：必须停止征用谷物，必须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出售余粮，还要使农民有利可图。政府和党没有认识到灾难的严重程度，因为看到最近强制征集的粮食比以前征集的还要多；但他认为这是因为白卫军撤退后实行征粮的地区比以前大得多。“然而总的说来，存粮有枯竭之虞。对此，靠改善征粮机构是无济于事的。”那条路会导致进一步的破坏和瓦解，进一步使劳动力减少，最终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衰退。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43一544页。然而还不清楚托洛茨基是否意识到，如果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必然要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他本人主张的政策。他在以后几年中辩论说，他只是在军事共产主义背景下主张劳动军事化。然而当党的十大推行新经济政策时，他却坚持说他的劳动政策仍然有效，并说劳动政策同军事共产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参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91页和《我的生平》第2卷第38章。
托洛茨基的论据并没有说服中央委员会。列宁不准备停止征集粮食，托洛茨基所建议的改革在他看来是轻举妄动。他认为政府已经表明它太急于准备向和平时期过渡了：托洛茨基本人刚刚警告过中央委员会说波兰即将发动进攻。看来，与其在军粮供应办法上胡来，还不如坚持既定的政策比较安全，因为征粮毕竟保证了军粮的供应。事情还不仅止于此。列宁和中央委员会还忘不了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幻想。他们仍然希望在战争中作过巨大贡献的军事共产主义这一体制在和平时期甚至会更有用，认为托洛茨基的建议会引发使经济回到自由市场的危险潮流。而这正是孟什维克所要求的。托洛茨基难道和他们一致？他是否已变成了自由贸易者？有人这样质问他。①他被告知，党已向有组织、有控制的经济前进，决不会被拖曳回去。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91页。
中央委员会拒绝他的建议。一年多以后，即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悲惨结局已昭示后，列宁才采用这一建议，作为新经济政策付诸实施。当时，而且至今仍然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是列宁的天才的重大措施，看做是他果敢而不教条的政治家才能的一个空前的功绩。根据事实来看，这一功绩至少是被夸大了；而且当托洛茨基后来指责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在延迟了一两年之后才开始在经济政策上作出极重要的改变时，这一指责并不完全是空口无凭的。①这一事件也表明，斯大林派硬说列宁是农民的朋友而托洛茨基是农民的敌人，是多么不符合事实：列宁获得农民的良好祝愿者的声誉，主要是靠新经济政策。
① 参见1921年8月7日和1922年8月22日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
我们知道，越飞是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1927年越飞在自杀前写的遗书中说，托洛茨基的主要弱点在于不坚持自己的明智，特别是当唯有他一个人是明智的时候。①人们可能要补充说，在这一次，托洛茨基因他的明智而遭非难，他又回头陷入那为众人认可的愚蠢之中，并且还顽固坚持，就连蠢人也认为这样太蠢了。在中央委员会拒绝他的建议之后，他就再不谈这个问题了。一个月后，即1920年3月底举行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也没再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连暗示也没有。相反，他却作为政府主要的经济政策制订者出席大会，阐述下一阶段军事共产主义的总计划。难道他也相信他提出的修改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吗？难道他认为他主张的改革因孟什维克也大喊大叫地表示赞成就是失策吗？难道他担心整个党还处于没有接受能力的精神状态吗？很可能，所有这些动机都是促使他这样干的原因。
① 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国家经济继续衰退下去，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党拒绝缓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严厉性，就不得不强化这些政策。托格茨基同意承担这一任务的责任与耻辱。政治局迫切要求他负责已遭破坏的运输系统，并将完全支持他可能采取的措施，不管这措施多么严厉。托洛茨基推说不能胜任，但同意除了军事部门以外暂时接管运输部门。①随着信心的增加，他又回到劳动军事化问题上来。他在大会上说，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军事化对国家资源一体化并使之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计划经济还很遥远；但党和国家不应指望单凭小心谨慎的措施、得力的步骤就能实现计划经济。过去，俄国总是迅猛地飞跃前进；它将继续这样跃进下去。当然，在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强制劳动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强制劳动会达到极高的强度”。他力促大会批准纪律措施，说“措施的严厉程度必须同我们经济形势的悲惨性质相适应”，“应把开小差的工人”组成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②他主张给工作效率高的工人发鼓励工资及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他还讲到，有必要采取“泰罗制”的进步精华，即美国的科学管理和劳动组织概念，资本主义一直滥用它，工人有理由痛恨它；但社会主义却能够并应当合理地利用它。这些意见当时使人吃惊。大会上有少数人指责这些思想，他们愤怒地反对托洛茨基政策中的惩戒性倾向。构成这个少数的是“自由派”、“极左派”、“民主集中派”，它们由奥新斯基（Осинский）、萨普龙诺夫（Сапронов）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ребраженский）领导。将来有一天他跟这些人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但此时他却是他们的主要对头，而且他支配着大会。③
① 参见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通信（1920年2月1日和3月9日），存于托格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126页。
③ 《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第81一84、123—136页。
不久以后，他又一次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他的政策。他要求工会训练工人，要求它教导他们把生产利益置于他们自己的需求之上。工会中央委员会已经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支持托洛茨基的“生产主义者”立场；另一个由托姆斯基领导，认为工会不能不维护工人提出“消费主义者”要求的权利。托洛茨基争辩说，工人首先应生产出能满足他们要求的物资，他们不应忘记他们是在为工人国家劳动而不是在为旧的有产阶级劳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工会工作者从经验中懂得，这样的主张不能影响挨饿的工人。但党既然批准托洛茨基的政策，他们就不能公开反对他。孟什维克在大会上成为不满分子的代言人。他们攻击劳动军，否认政府有权征召工人并剥夺他们保卫自己利益的自由。他们争辩说强制劳动是没有工作效率的。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宣称：“你不能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建立计划经济。”①阿布拉莫维奇创造的这一警句几年以后在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时曾一再重复。孟什维克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在革命中的经历固然可悲，甚至可恶，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论点合乎逻辑和事实。他们论证说，只要不许农民自由出售粮食就不能阻止工业劳动力的浪费，这时，托洛茨基本人在心里对这一点是无从反驳的。②
①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97页。
② 孟什维克达林在大会上列举了这个预示着新经济政策的政策改变的例子。《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8页。
他对批评的回答只不过是一篇才气横溢的诡辩之词。这一回答的历史意义在于，这也许是现代唯一一次坦率地企图为强迫劳动作逻辑上的辩护——现实中的监工们和手拿鞭子的人绝不会费脑筋去制造这种辩护。托洛茨基论据的要点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人为了生存都必须劳动”，因此劳动总是强制性的；共产党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无需说假话，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为全社会的利益而组织劳动的。他含蓄地否认劳动固有的强制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有什么意义。人类做过奴隶、农奴、自由工匠、独立农民和挣工资的自由劳动者。社会关系使劳动固有的强制性或者加强或者减弱。人类为减轻劳动的强制程度而与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过斗争。俄国革命曾许诺要通过合理的经济组织手段从根本上减轻劳动的强制性。诺言不能兑现，这不是革命的过错，而是因为固有的贫困、几次战争和封锁的破坏。然而布尔什维克不必特意否定这一许诺。看来这就是他要做的，当时托洛茨基对工会说，强制劳动、严密组织劳动和使劳动军事化都不只是紧急措施，并说工人国家按常规有权强制任何公民在国家选定的地方完成任何工作。
（他说）我们现在朝着这样一种类型的劳动前进，这是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社会调控的劳动，它对全国来说是必须履行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我所说的这一根本意义上，劳动军事化对组织我们的劳动力是必需的基本方法。……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难道这是真的吗？……这是最可怜、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奴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①
①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87一96页。
他因希望为自己倡议的措施作辩护而难以自制，这个杰出的叛逆者，不断革命的阐明者，他的讲话竟非常近似于一个为过去的强迫剥削制度作辩护的辩护士。
波兰战争一度减弱了这场论战的锋芒。外来的危险又一次使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以前曾激起过极大反感的政策。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托洛茨基身边围着一群技术人员，他决心努力使铁路运转起来。当时现有的机车几乎完全损坏了。工程人员预测出俄国铁路全部瘫痪的确切时间就在几个月之后，托洛茨基置铁路工人和修理厂人员于军法管制之下，系统而迅速地组织所有机车的修复工作。他走进修理厂对工人说，国家因为他们的懈怠而付出血的代价，运输瘫痪助长了波兰人的攻势。他声称：“工人的情况在各方面都令人痛心……比以前更为恶化，我要是说明天情况一定会好起来，就是欺骗你们。不，我们面临着几个月的严峻斗争，直到我们能把国家从可怕的苦难和彻底的衰竭中解救出来，直到我们能再不在药剂师的天平上称我们的面包配额为止。”①当铁路工会起来反对他的行动时，他免去了工会领袖们的职务，任命其他愿意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他在其他运输工会中反复采取这一步骤。9月初他建立了中央运输委员会，通过这个委员会控制整个运输领域。政治局履行诺言完全支持他。看来，在那个时候要在工会里履行选举权和投票程序就像在一个感染瘟疫的城市里进行选举一样荒谬。他创造了出乎预料的成绩：铁路运输提前恢复——经济机体已恢复血液循环——人们欢呼他的功绩。②
① 参见1920年6月21日托洛茨基在穆罗姆斯克工厂的讲话，载《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368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345一347页关于有名的1042号有关铁路的命令。同年稍晚些时候，任命托洛茨基为特别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采取紧急行动恢复顿涅茨流域及乌拉尔的工业。
但波兰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不满和争论又重新爆发了，而且其势头比以前更大。他自己就是激起这场爆炸的肇事者。他因成功而兴奋，威胁着要“改组”各种工会，像他“改组”运输工会一样。也就是说，他威胁要免去工会的当选的领袖而代之以任命的领袖，这些任命的领袖会把国家的经济利益放在工人局部利益之上。他的做法严重地超越了限度。这时列宁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托洛茨基的做法，并劝说中央委员会也拒绝。中央委员会公开号召党奋力抵制“军事化与官僚式的劳动方式”，并严厉批评堕落了的集权制，说这种集权制粗暴压制经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中央委员会还号召党要重建工会中的无产阶级民主，其他一切需要考虑的问题都要服从这一任务；①并且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监督这些决定的实施。季诺维也夫主持这个委员会，托洛茨基虽也在这个委员会中，但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反对他的。②中央委员会禁止托洛茨基公开谈论工会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以此作为最后致命的一击。
① 参见《俄共中央委员会通知》1920年第26号和《季诺维也夫全集》第6卷第600页及以后各页。
② 特别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和托洛茨基组成。后来，增选施略普尼科夫、卢托维诺夫、洛佐夫斯基和安德列耶夫。其中只有安德列耶夫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也只有他在30年之后仍是斯大林最后一届政治局的成员。
托洛茨基并不想改悔，只是含怒不语。12月初，他在中央运输委员会的闭幕会议上对工会主义者进行还击。照他所说，这些人善于指挥过去的罢工，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却知之甚少。他为自己实施压制和蔑视工会选举要求的做法进行辩护，并严厉批评那些人大声叫喊的“新官僚正在恢复沙皇政府的办法”之说。他回答说：“官僚……不是沙皇统治的一个发现，而是代表着人类发展中的整个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并没有结束。按等级制度组成的、能胜任的文职人员有其功绩；俄国吃的苦头不是由于有工作效率的官僚过多，而是由于缺乏有能力的官僚。他反复说明这个论点，争辩说，为了工作效率，必须给官僚以若干有限特权。他就这样使自己成了管理集团的代言人，这一点后来使斯大林能似乎有理由用“官僚的族长”来奚落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说，他深信他能争取群众支持他的政策；但经济与社会的崩溃没有留给他们应用民主程序的时间，因为俄国群众文化和政治水平的低下使民主进程慢得令人难以忍受。“你们称之为通过任命人员来指挥、来管理的东西，它跟群众的启蒙教育、文化水平、政治觉悟以及我们行政机关的力量恰好成反比。”②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422页。
中央委员会再一次断然地拒绝了他的论点。托洛茨基烦躁地提醒列宁及其他委员，他们过去何等频繁地私下催促他这个“解决困难问题的能手”要无情地行动起来、无需考虑民主，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却又假装捍卫民主原则而反对他，这是他们言行不一的表现。①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15页。
折磨整个政府体制的更深层的灾难在于，由革命引起的人民的希望落空了，而这场激烈的争论只不过是一个征兆而已。1917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多数，更不用说农民，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一种孤立感开始萦绕在领导集团的心头。工人阶级确实没有抱怨过革命，而是继续参加革命，他们满怀强烈的敌意对待任何反革命的公然骚动。十月革命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此时不能不在批评政府之前先要明确表示承认“十月的成就”作为开场白。然而对布尔什维克现行政策的抵制却是激烈和普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三年中一直黯然失色，几乎连头都不敢抬；这时又得到一些群众的支持。人们听到无政府主义煽动家猛烈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时甚至还表示同情。如果当时布尔什维克容许苏维埃自由选举，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被赶下台的。①
① 不少布尔什维克领袖明确或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0、176、230及同书各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90页上的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在托洛茨基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一封私人信件（1926年4月14日）中把工人阶级的“威胁性的不满”说成是1920一1921年那场争论的背景。托洛茨基档案。
布尔什维克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让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如果认为他们是为自己抓住政权不放，那就错了。革命理想主义至今仍使整个党生气勃勃，地下斗争和内战都为这一点提供了大量的证明。党紧握政权是因为它把共和国的命运跟它自身的命运等同起来，而且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捍卫革命的力量。布尔什维克的这一信条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是革命的幸运，但也是革命的不幸。如果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狂热地献身于革命的党，革命简直不可能生存下去。然而假如还有一个党在行动中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和冲天干劲的话，那么，这个党由于选举的结果可能取代列宁的政府而不会使新生的共和国受到震动，但这样的党却并不存在。如果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卷土重来，就会破坏十月革命，至少它们会怂恿白卫军再一次碰碰运气，进行武装叛乱。布尔什维克纯粹出于自卫以及更广泛的动机，不可能愿意出现这样的前景。他们一旦退却，就会在刚刚结束了一场内战之后又使国家再投入一场新的内战；他们不可能认为这就是民主的需要。
在苏维埃的自由选举中无论如何产生不了明显的多数。1917年曾支持过克伦斯基的人尚未真正从声望扫地中恢复元气。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宣传“第三次革命”，好像在工人阶级中很有市场；但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有效地集中在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上，而且他们也绝不想夺取权力。他们的批评虽然激烈，却没有积极的政治纲领，没有重要的全国性的组织，甚至连地方性的组织也没有，更没有统治一个大国的真正愿望。他们的队伍里有真诚的革命家，有狂热之徒，也有十足的歹徒，鱼龙混杂。布尔什维克政权一旦垮台，继之而来的只能是一片混乱，然后就是公开的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决不允许饥饿而情绪失常的国家去投票表决，否则会使他们的党丧失政权并使国家陷入流血的混乱中。
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在胜利之后会碰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往往心照不宣地设想，在革命中支持过他们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肯定会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他们，直到他们实现全部社会主义纲领。尽管这种设想是天真的，但它起源于下述观念，即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杰出思想，无产阶级一旦接受了这一思想，就永远不会再放弃它。这一观念是构成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论据的基础。那些派别在其创作出来的大量政治文献中对如果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失去工人的信任时该怎么办的问题，几乎都未考虑到。不顾工人阶级的意志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否有可能或者是否允许，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简单地以为工人阶级的意志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同样的理由，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或苏维埃）民主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互相补充，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专政是为了镇压有产阶级的反抗，而专政的力量及其历史的合法性来自工人阶级自由民主地表达意见。现在，在苏维埃制度的两个方面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如果允许工人阶级自由地发表意见、投票表决，他们就会破坏专政；反之，如果专政公然取消无产阶级民主，那么，就是照它自己看来也是自行剥夺了专政的历史合法性。按严格意义来说，这也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因此今后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称号根据的是这样的要求，即专政实行的政策是工人阶级根据本身的利益应当实行而且最终一定会得到认可的政策；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被认可，所以，专政充其量只是代表阶级的思想，而不是代表阶级本身。
此刻革命已到了马基雅维里所熟悉的十字路口，这时它才发现不容易，或不可能使人民在十字路口坚持他们的革命信仰，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当人民不再信仰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个问题涉及一场是否忠诚的冲突，冲突的某些方面比迄今所知的冲突都更深刻。因为这场冲突播下了以后数十年所有的激烈争论和血腥清洗的种子。
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个十字路口受尽精神的痛苦，在历史上很难找到比这更激烈、更紧张的类似的运动了。后来列宁回想起在1920一1921年冬季那场把党的实力消耗殆尽的激烈争论，把它称为一场“狂热病”和“致命之症”。辩论的题目是工会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尽管重要，毕竟还是从属问题。在有关国家性质本身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全党都专注于次要问题的争论，因为党没有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是主要问题，而且无人敢按照自己的想法坦率地把主要问题提出来。但在参加辩论的首要人物继续辩论下去的过程中，他们却再三接触到这个根本的大问题，并且被迫表明他们的态度。
在这里不必深入探究工会问题的某些复杂的、技术上的分歧，尽管革命的戏剧性事件本身会在这场貌似枯燥、但其意义是符合时代精神的经济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出来。①概括地说来，只要举出三种具体化的立场就够了。以托洛茨基为领导（后来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共同领导）的一派主张剥夺工会的自主权，把工会并入国家机关。这是托洛茨基从他与工会的冲突中得出的最后结论。在新的制度下，工会领袖作为国家公仆，代表国家对工人说话，而不是代表工人对国家说话。他们要提高生产率、维护劳动纪律；他们要为产业管理部门训练工人；他们还要参与管理国家经济。
① 在多伊彻的《苏维埃工会（工会在苏维埃劳动政策中的地位）》中可看到对这次争论的详细叙述，参见该书第42一59页。
另一个极端是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领导的工人反对派，他们反对政府和党对工会的指导。他们指责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劳动军事化的首创者、不平等的提倡者。他们按照准工团主义者的方式要求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全国生产者代表大会要对全部经济承担监督职责。当托洛茨基论证说工会维护工人而反对工人国家这种概念不合逻辑时，什利亚普尼科和柯伦泰已经给苏维埃国家打上新特权官僚堡垒的印记了。
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介于这两个极端派之间，代表着布尔什维克主体意见说话，并试图保持平衡。他们也坚持认为，约束工人和培养工人对国家、对国有化经济的责任心是工会应尽的义务。他们强调党有权监督工会；但他们也希望保持工会作为自主的群众团体的地位，使它能对政府和产业管理部门施加压力。
在这些立场中含有对国家、社会的不同概念。工人反对派和所谓的民主集中派是反对专政、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民主”的卫士。这些人是布尔什维克中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反对政府企图“强迫工人信仰”的方法，要求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使党获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他们所用的语言是全党在1917年早已说过的语言。他们是这次革命中的真正“平等派”，是品德高尚的乌托邦梦想家。党如果不准备高尚而又不可原谅地自取灭亡，是不能听他们的话的。党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托付给由于内战、饥饿与黑市而变得力量削弱、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在工人反对派的经济要求中显然有堂吉诃德精神。工人反对派大声疾呼，要求立即满足工人的需要，要求给全体工人同等的工资和报酬，要求无偿供给工人衣食住，要求免费医疗、免费提供交通工具和免费教育。①他们想要看到的决非别的，而是充分实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然而这一纲领在理论上是为物质非常丰富的经济设计的。他们甚至不想说明当时的政府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力促党再一次把工业，或者说是工业的残余置于工厂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而那些工厂委员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已经表明只会挥霍浪费国家的财富。笼罩在这样空想氛围中的人几乎是唯一拥护完全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的人，这是不幸的兆头。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363页；A.M．柯伦泰：《俄国的工人反对派》。
托洛茨基跟他们不同，他敦促党暂时停止鼓吹和实施无产阶级民主，代之以全力以赴地建设生产者民主。说得更明白些，党将拒绝工人们的政治权利，而用给工人在经济建议中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以及管理的职责来作为补偿。在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这场争论达到高潮时，托洛茨基争辩说：
工人反对派提出危险的口号，他们使民主原则成了偶像崇拜。他们把工人选举代表的权利置于党之上，仿佛党没有权利维护它的专政，即令这一专政只是暂时同工人民主的一时情绪相抵触。……在我们中间必需确立党有革命历史继承权的认识。不管群众的自发情绪有何种暂时的波动，甚至在工人阶级中有何种暂时的动摇，党始终有责任维护它的专政。对我们来说，这一认识是一元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专政并不是在每一特定时刻都以工人民主的刻板原则为依据，尽管工人民主无疑是使群众能愈来愈深入政治生活的唯一方法。①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92、215页。
很久以前托洛茨基曾论证说，苏维埃政府体制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因为在苏维埃体制下，选举人除了别的权利外，还享有在任何时候而不仅是在规定的选举期间再选代表的权利，这样能使苏维埃准确、及时地反映群众思想情绪的变化；并说这是任何议会制都做不到的。他这些对无产阶级民主的信心的一般声明此时听起来好像不过是些保留条款而已，其中最必要的是“党的历史继承权”以及党的这一认识是“一元的、不可或缺的要素”。面对国内人民的敌意或冷漠情绪，他委婉而又有说服力地称颂和宣扬领导集团的集体团结。
列宁拒不言明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背离。他同样认识到政府和党是与人民有矛盾的；但他担心托洛茨基的政策会使这种矛盾持续化。党不得不制服工会和解除工会中难以管束的领袖的职务，不得不打破或消除群众的反抗，并制止在苏维埃内自由地形成舆论。列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革命。但他希望这些实际做法会使他的政府有喘息的时间——他的全部政策成了单纯为赢得喘息时间而作的斗争，党在喘息时间内可以修改自己的政策，加速国家的复兴，减轻劳动人民的困苦，争取他们重新支持布尔什维主义，那时专政就能逐渐恢复为无产阶级民主。如果这就是目标，像托洛茨基所赞同的那样，那么党就必须立刻重申无产阶级民主思想而不能没有限度地一味提议放弃它。列宁说，尽管现政权曾经常求助于强制，但强制必须是不得已的手段，而说服则是首先求助的办法。①所以，工会不应变成国家的附属机关。工会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在有必要反对政府时，工会应该代表工人说话，工会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而不应当成为训练机构。行政管理人员——托洛茨基正是从行政管理人员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对工会的要求可能会感到烦恼和不便；他们也许在反对工会的某些具体要求方面是对的；但总的来说，使他们感到不便和受到真正的社会压力和社会影响，这是正常的。如果对工人说不应反对工人国家，这没有用。国家是抽象的概念。列宁指出，实际上，他领导的政府必须考虑工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农民的利益；由于混乱，由于“官僚”的严重“歪曲”以及行使权力的专横，政府的工作搞得很糟。所以，工人阶级尽管自我克制，但也应该自卫和坚持对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按照列宁的看法，国家必须为多种利害关系和多种势力或影响提供发挥的机会。托洛茨基的国家概念则含有一元化的意思。
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08页及以后各页。
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列宁的决议案，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已离开无产阶级民主；但它还没有准备接受它的替代物——一元化的国家。
* * * * * * * *
在会议期间，在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爆发了在所有俄国暴动中最意外的暴动。用列宁的话说，这场暴动像闪电一样照亮了现实。
暴动者是红色海军的水兵，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自从2月底以来，他们一直极不安定。彼得格勒附近发生过罢工，而且预料会有一场总罢工；喀琅施塔得由于听信彼得格勒工人与军队发生冲突的谣传而骚动起来。军舰上的水兵被与1917年时的热情相近的政治狂热所支配。他们在集会上通过决议，要求给工人自由、对农民实施新政策和苏维埃实行自由选举。随之，要求“第三次革命”的呼声开始在会上占优势，这是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民主的革命。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加里宁果断地到达海军基地；他斥责水兵“不忠诚、不负责任”，要求他们服从。派到彼得格勒的一个水兵代表团在那里被捕。
喀琅施塔得顿时到处响起了“打倒布尔什维克暴政”的喊声。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政委被撤职，并被关押起来。一个无政府主义委员会僭取了指挥权，在水兵的狂热中升起造反的大旗。一位参加过这场暴动的无政府主义史学家写道：“英勇、慷慨激昂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的理想是解放俄国……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和全世界人民皆兄弟。他们视‘第三次革命”为向最后解放的逐渐过渡；把建立自由选举独立的苏维埃看做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苏维埃当然不受任何政治党派的支配——它自由地表达人民的意志及利益。”①
① 亚历山大·伯克曼：《喀琅施塔得暴动》第10一11页。
布尔什维克斥责喀琅施塔得水兵是受白卫军将军领导的反革命叛乱者。这一斥责看来并无根据。布尔什维克长期以来一场接一场地与白卫军策动及怂恿的叛乱进行斗争，不能不使自己相信白卫军也插手了喀琅施塔得的这场叛乱。在事发之前，一家流亡白俄的报纸确实隐晦地暗示过喀琅施塔得正在酝酿一场动乱；这使怀疑显得可信。政治局在开始时想要进行谈判，最后决定镇压叛乱。政治局不能容忍海军的挑战，担心即使叛乱没有发展成为革命的可能也会加剧普遍的混乱。就是在白卫军失败之后，仍有不少叛军和匪帮在北部海岸到里海一带到处游荡、袭击劫掠城镇、杀害政府机关人员。伏尔加河流域的饥俄农民队伍高喊着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的口号横行于萨拉托夫省。同年晚些时候，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用27个步兵师去征服他们。①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如果宽大地处理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肯定会被视为软弱的表示，终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① 参见C．加米涅夫、沙波什尼科夫和斯米多维奇与萨拉托夫地区司令的通信和1921年7月16日图哈切夫斯基给列宁的报告，存于托洛茨基档案。这里还有一封1921年3月25日近北极地区的共产党员给列宁的有特色的电报：“北方托波尔斯克地区的共产党员的鲜血将要流尽，我们向战无不胜的俄国共产党、向我们亲爱的同志和我们的领袖列宁致以临别的赤诚敬意。我们对最后胜利坚信不疑，我们对党和共和国尽了我们的职责，在这里殉职。”托洛茨基档案。
3月5日，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命令叛乱者无条件投降。他说：“只有投降的人才能指望得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宽恕。我在发出这一警告的同时正在颁布命令，用武力镇压叛乱的一切准备业已就绪……这是最后的警告。”①托洛茨基对水兵们说这样的话，该是又一个历史的讽刺落到他的头上。因为这曾是他的喀琅施塔得，是被他称为“革命的光荣与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在1917年的骚动的日子里，他曾多少次在这个海军基地上发表政治演说！水兵们曾多少次把他抬在肩上狂呼他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领袖！他们多么忠诚地追随他到塔夫利达宫，到十字监狱他的牢房，到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城下，对他言听计从，几乎到盲从他的命令的地步！他们共同分担过多少优患，一起冒过多少风险！的确，老战士中活下来的已寥寥无几，而仍留在喀琅施塔得的则为数更少。这时“阿芙乐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以及其他著名战舰上的水兵都是从乌克兰农民中招来的新兵。他们缺乏——托洛茨基这样对自己说——老一辈无私的革命精神。但即便这点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革命的处境，进行过革命的普通男女已不再是以前的他们了，或者已不再在原来的地方了。其中最优秀的已经牺牲，其他的专心致力于行政管理；更有些人意志消沉了，变得心灰意懒、怨天尤人。而喀琅施塔得叛乱者提出的要求不过是托洛茨基答应过他们的兄长的许诺，但他和党一直未能兑现。正如布列斯特和谈以后一样，他自己说过的话竟以讽刺而带有敌意的回声又一次从别人的嘴里传回到他的耳中，他不得不再一次压制它。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18页
叛乱者不理睬他的警告，希望争取时间。当时正是3月中旬，芬兰湾仍然冰封未解。但几天后可能开始解冻；而那时，由全部波罗的海红色海军守卫着并确保能得到芬兰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军需供应的、大炮林立的的喀琅施塔得将成为攻不进去的要塞，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战胜的。与此同时，甚至加入叛乱的共产党员也宣称他们已脱离“刽子手托洛茨基的党”。因此托洛茨基（或者是图哈切夫斯基？）决定在浮冰阻挡进路以前必须夺取要塞。紧急调遣精选的师团和突击部队增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当叛乱的消息传到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引起十分强烈的震惊和愤怒，大多数体格健壮的代表们都直接跑出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主动担当将越过芬兰湾攻击要塞的突击队的先锋。就连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头头们也投入了战斗，尽管他们在大会上刚刚提出的要求同叛乱者的要求大同小异，但他们也认为，水兵即使要求正当也无权手扣板机、发号施令。
布尔什维克部队往军服上披上白布，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下跨越芬兰湾向前挺进。他们遇上从喀琅施塔得阵地上射来的暴风雨般猛烈的火力。冰层在他们脚下破碎；披着白色伪装的进攻队伍一批接一批地进入冰冷的英烈祠，向死亡的进军仍在继续。新到的几个纵队从三个方向进攻，他们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动、匍匐前进，直到他们也消失在炮火、冰块和海水中。当密密麻麻、成排成排的进攻队伍前仆后继地被淹死时，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看来，仿佛走上邪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同时被淹死了，仿佛他们自己的纯真的革命的胜利即将来临。这些叛乱者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责骂布尔什维克的暴虐，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让革命吸吮人类仁慈的乳汁，他们就是这样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战斗的残酷在整个内战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进攻部队的怨恨与愤慨也因而增加。3月17日，布尔什维克在暴风雪中通宵挺进之后，终于成功地登上城墙，当他们冲人要塞时，就像复仇女神一样满腔怒火地砍杀防御要塞的水兵。
4月3日，托洛茨基检阅胜利的部队。他说：“我们曾尽可能久地等待我们盲目的水兵同志，以便让他们亲眼看到叛乱走向何方。但我们面临的威胁是冰将融化，因而我们不得不开始……进攻。”①他称被击败了的叛乱者为“同志”，无意中表明他所庆祝的胜利在道义上说来是一次代价惨重的胜利。几个月后，访问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认为，喀琅施塔得叛乱是内战中常见事件之一，但使他们惊异和困惑的是，他们发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讲到叛乱者时，没有像过去对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那样的愤怒与仇恨，他们的话里充满了“同情和保留”以及像谜一样的悲惨暗示，对外人暴露了党在良心上内疚。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23页。
② 安得烈·莫里札特：《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家里》第78一84页；V．塞尔日：《革命回忆录》第4章，根据在俄国的外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叙述喀琅施塔得事件，这两位作者尽管都同情叛乱者，但都同意党陈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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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当时这场暴动还未被打败，列宁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新经济政策。大会几乎未经辩论就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心情沉重、默默地跟军事共产主义的梦想分了手。像列宁说的，退却是为了能更好地前进。有关工会及根本问题的争论也马上平息下来。芬兰湾上的炮击以及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罢工毫无疑义地证明了托洛茨基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据随后几年推行的比较温和的混合经济政策来看，无论如何是没有劳动军事化的余地的。
但尽管如此，那场争论并非仅仅是一时的大吵大闹。争论对未来的意义比参加辩论双方所能料想的更大。斯大林在1920一1921年时支持过列宁的“自由”政策，但10年后，除了名称之外，他把托洛茨基的意见全部端了过来。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当时都不承认这一事实：斯大林——他不能承认他为了接受托洛茨基的立场而放弃列宁的立场；托洛茨基——他看到自己的意见已被他的敌人以残暴的方式付诸实施，因而畏缩、不敢承认。对托洛茨基1920一1921年纲领中的每个要点，斯大林在30年代的工业革命中几乎都利用了。斯大林推行征召劳役政策，指挥劳动；他坚持让工会采纳“生产者”政策以取代对工人消费利益的维护；他剥夺工会最后一点点自主权，变工会为政府工具，他使自己成为管理集团的保护人。他给管理集团的特权是托洛茨基做梦都想不到的。他命令在工厂、矿山进行“社会主义竞赛”；他这样干时都是任意使用托洛茨基的话，而且连字眼儿都是从托洛茨基那里拿过来的。托洛茨基提倡过“苏维埃泰罗制”，斯大林则把自己残酷无情的“苏维埃泰罗制”翻版付诸实施。最后，他把托洛茨基为强制劳动辩护的论据用于实施大规模的强制劳动，而托洛茨基只是从理性和历史的角度模棱两可地证明强制劳动是合理的。
在前一章中我们探索过不自觉的历史延续性的线索，即开始于列宁关于靠征服进行革命的迟疑而羞怯的文章到斯大林这个征服者制造革命这一线索。另一条微妙的类似线索把托洛茨基那几年的国内政策与后来他的对手所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托洛茨基和列宁各自在不同领域都曾不自觉地充当了斯大林的鼓舞者和敦促者。两个人都受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和他们自己的幻想所驱使而形成了某些看法，而环境和他们自己的顾虑又不容许他们坚持这些看法——这些看法超越了他们的时代，跟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不协调，跟他们自己生活的主旋律也不协调。①
① 1929年初，即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后几个星期，党的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竞赛”，全文引用的是1920年党已通过的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决议案。当然没提作者的姓名。
只是在革命和国家受到彻底解体的成胁时托洛茨基才提出由国家对工人阶级实行全面管理的思想。他的警觉、不安定、不断探索的头脑在相互矛盾的方向中大胆寻求出路。各个方向都走向极端，而布尔什维克却踏步不前。他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党还在固执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接着，他的思想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探索到底并得出另一个结论：医治军事共产主义的弊病只有靠铸成铁的劳动纪律。到这时候布尔什维克的主导意见才刚慢慢地趋向新经济政策，迫使他放弃自己的结论。使托洛茨基失败的正是他那清晰、前后一贯、敏捷迅速的逻辑——即不能忍受混乱与贻误工作这种真正行政管理者的逻辑。他心里牢记的是他的目标，他轻率而仓促地投入争论，急躁地提出他的论点并从中引出概括的结论，而且不顾舆论的动向，直到他由于好高鹜远而失败、最终引起愤怒和不满。如果在他身上自信的行政管理者战胜了敏感的政治思想家，就会使他看不到自己计划的复杂性。在托洛茨基试验性思想中的仅仅一个方面，到了斯大林的思想中却要成为全部。①
① 列宁在遗嘱里说托洛茨基“过于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大概指的是这些事。
托洛茨基在其失误中仍保持其理性的真挚——真挚到于事无补的地步。他不想隐瞒他的政策，总是直言不讳，不管如何令人不快。因为惯于用论据的力量支配人民并诉诸理性，所以在最不合理的的事情上他仍然诉诸理性。他公开鼓吹高压统治的政府；而对这样的政府绝不能公开鼓吹，只能在暗中实施。他希望说服人民，但他们不需要一个依靠说服的政府。他告诉他们工人国家有权使用强制劳动；而当他们不愿争先恐后地到劳动营报到时，他感到由衷的失望。①他的表现这样荒唐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并没有残酷而缓慢折磨人类肉体的无情强制的机器，只有那不朽而又短暂的“无产阶级斯巴达”的主要原则，而这些原则的严肃性却是社会主义开拓和冒险的组成部分。他的行为表现出的荒唐性本身就含有解毒剂。他的坦率使人们能充分注意到威胁他们的危险。他指明了他准备要达到的界限，并把他的政策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他亲自做了他有权做的一切，激起了导致他失败的反抗。他要在政治上保持活力，需要的是正大光明。反之，斯大林要使其思想付诸实施，需要的则是蝙蝠般的性格。
① 他把欧洲标准用于俄国的习惯使他误人歧途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可供讨论的问题。在一个工业化国家里政府指挥劳动力，例如把工人从曼彻斯特调到伯明翰或从斯图加特调到埃森是一回事，而指挥乌克兰农民或彼得格勒的工人转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或极北部的工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致相同的工业环境中调动劳动力涉及强制性的问题可能性很小，而在俄国则需要极大的强制性。
布尔什维克仍然捍卫无产阶级民主，反对托洛茨基；但在实际行动上却继续背离无产阶级民主。
只是到了1921年时，列宁政府才开始禁止苏维埃内的一切反对派组织。整个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折磨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会儿宣布他们为非法，一会儿又准许他们公开活动，接着再镇压他们。严厉的路线和温和的路线都是由于环境和那些党派的摇摆不定所决定的。在那些党派中，有些集团倾向布尔什维克，另一些倾向白卫军。不过，这几个党派应该受到镇压这一思想在内战结束前原则上并未深深扎根。反对派集团即使在被压制期间也没有明确要求武装反抗布尔什维克，他们仍然进行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常用暴力或计谋把他们排除出苏维埃或者减少他们的代表人数。列宁政府正是通过苏维埃这个机构组织进行内战的，尽管在这个机构里，它并不准备支持敌对分子或中立分子。但政府仍然盼望结束敌对状态，到那时候苏维埃就能尊重苏维埃宪制的法规，重新承认合法的反对派。布尔什维克认为此时他们还做不到这一点。所有的反对派都曾为喀琅施塔得的叛乱欢呼过；因此布尔什维克明白他们能期望于反对派的是什么。他们在国家中越孤立，就越害怕他们的反对派。他们没有彻底镇压反对派是为了争取内战的胜利；内战既已胜利，就要对反对派进行一劳永逸的镇压了。
说也矛盾，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放宽了经济政策这一事实才使他们确立自己的政治垄断。新经济政策使个体农民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这些人在其利益开始发挥作用时，就会设法创造表达政见的手段或试图利用反布尔什维克的现存组织，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布尔什维克决定不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这句由布哈林创造的名言表达了党内普遍的看法。有些布尔什维克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垄断感到不安，但更加害怕另谋抉择。托洛茨基后来写道，他和列宁曾商定，只要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更趋稳定，就取消对反对派的禁令。这可能是事实，然而当时布尔什维克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派不可避免地都会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一信念在斯大林时代的斗争中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总是害怕城市的新生资产阶级（它在新经济政策下很快兴旺起来）、知识分子和农民联合起来结成有压倒实力的联盟而共同反对他们；因而他们为防止这种联盟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所以，在内战胜利后，革命为摆脱虚弱而开始陷入集权主义。
与此同时，镇压布尔什维克队伍内部的反对派也势在必行。工人反对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民主集中派表达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就是这些失望和不满导致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分裂的趋势已定；对立斗争的集团都想像党内之党那样行动。既要建立一党统治，又允许党分裂为几个派别，这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事。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像老社会民主党一样分裂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运动，那么试问其中会不会有一派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呢？
在1921年党的代表大会的情绪中确有某种貌似没有道理的紧张，而这种紧张情绪也曾是1903年代表大会的特点。分裂同样给前途投下阴影——只是真正的分歧比1903年的更不成熟、更加模糊而已。这时托洛茨基也像当年一样，在争论中并没有站到他最后所属的那一方。这时他也像当年一样，急于要阻止分裂。因此，当列宁建议大会禁止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时，他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他还自动解散了在最近争论中形成的他的小集团。①这还不是严格禁止党内的反对派。列宁鼓励持不同见解的人发表不同意见。他胸怀博大地邀请他们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特别是在争论专版和争论专栏上陈述见解。他要求大会把各个反对派的领导人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坚决主张反对派仍应是分散的，主张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应组成紧密的联盟。他提出一项决议案，其中一条（保密）授权中央委员会开除违反这条规定的人，不管违纪者在党内的地位有多高。托洛茨基支持这一条，至少他没有反对这一条；大会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这一惩罚性的条款本是针对托洛茨基最不可调和的对手施略普尼柯夫的，是用来反对他的。托洛茨基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人们竟会用这一条来反对他自己。
① 在小集团的领导人中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外，还有捷尔任斯基、安德列也夫、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皮达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
这一协议规定，只要反对派保持分散状态，就允许它们存在。而这样的协议只有在党员对次要或临时性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才是有效的。然而，当分歧严重并持续下去时，思想相同的党员就会联合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像工人反对派那样的人，他们指控领导集团是靠“资产阶级和官僚敌视群众的态度”而生存的，他们必然要同心协力地反对他们认为是党内凶恶可怕的组织势力。因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开始时虽可推迟分裂，但最终只能加速分裂。
仅仅在两年之后托洛茨基就接受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那些表达能力稍差的头头们所提出的不少批评和要求了，并发出强有力的共鸣，他也要大声疾呼要求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然而此刻他却帮助党打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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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作为流亡者描写俄国过去令人难忘的往事以来，不过才过了几年。他那时指出：历史如何把俄国人民投入“严峻的环境”，使他们受到有钱有势的欧洲的压力，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侵略，任凭“海中怪兽”似的集权国家摆布他们的命运。他接着写道，这“怪兽”为了喂饱自己，使全国挨饿，它既要阻止又要加速社会各阶级的发展，而且使文明衰退。①革命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人民征服“海中怪兽”的胜利。看来这是彻底的胜利，因为旧国家已化为灰烬。
① 参见本书第七章。
然而革命也必须从这同一个“严峻的环境”里汲取营养和活力，它也从中汲取了环境的全部严峻性。新共和国富有胸怀世界的思想和抱负，但穷于“一千多年积累的贫困”。新共和国非常痛恨贫困，但贫困却深入到共和国的血肉和呼吸中。
托洛茨基曾把西欧封建主义的“塔尖拱顶和哥特式的花饰”跟只能使小木屋的缝隙中长满苔藓的俄国封建主义的粗陋原始的建筑作过对比。他曾把欧洲第三等级丰富而复杂的发展同俄国警察监护下的手工业行会，把西方的自由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人格”同“每个警察都可拳打脚踢的大鼻子”摆在一起，使之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他和布尔什维克正是从被革命和战争震碎了的小木屋里开始率先倡导社会主义的。出乎预料的是，“先进文明的”西方却背弃了革命；几十年来，布尔什维主义为了改变祖国的环境不得不扎根于这个环境中。当时打出的社会主义这块牌子只能是展示历史遗产的标志。这个崛起的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拱顶和花饰，而是粗陋的、原始的、没有修饰的，这个社会主义被占优势的敌对势力所包围，不久就把自己交给新的怪兽国家——它好像是旧怪兽国家的死灰复燃。这个新国家像旧国家一样，既要保护国家，又要使国家挨饿；既要阻止国家的发展，又要加速国家的发展，而且要抹去人的个性，革命无产阶级的个性。痛恨怪兽国家的托洛茨基竟然成为复兴怪兽国家的第一个先驱，这又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当托洛茨基还在他事业的起点时就曾写道：“有能力对全社会实施专政的工人阶级决不能容忍有一个支配自身的独裁者。”①到了1921年，俄国工人阶级已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实施专政，甚至不能对那些借它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实施监督。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内战中消耗殆尽，几乎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因素而存在了。托洛茨基当时宣布了党的“历史继承权”，声称党有权对无产阶级及社会的其他阶层建立托管制度。这是昔日的“雅各宾”思想：正直而开明的少数人有理由以自己“取代”未成熟的人民并把理性和幸福带给人民，这是托洛茨基曾发誓要放弃的曾使十二月党人、民粹派和布尔什维克连续几代迷恋的思想。托洛茨基本人曾论证说这一“使人着迷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俄国所有社会阶级的衰退或麻木。他深信，随着现代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出现，这种衰退一定会被克服。革命证明他是正确的。然而，俄国社会各阶级经历了1917一1921年间能量的突然爆发和艰巨无比的斗争之后看来已深深陷入麻木状态。近几年来如此拥挤的政治舞台变得冷落了，只有一个集团留在舞台上兴高采烈地代表人民讲话，甚至这个集团本身的圈子也愈来愈狭窄了。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当托洛茨基力主布尔什维克党以自己“取代”工人阶级时，他在繁忙的工作和频繁的争论中并没有考虑历史进程的下一阶段，尽管他早已以令人震惊的锐利目光预言过这一阶段。他说过：“首先是党组织以自己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
那个独裁者已经在一旁等待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