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的统治已逐渐接近阴暗的末日。这个统治者的继位及其早年的改革曾在俄国社会上，甚至在流亡的革命者中引起非常乐观的希望。事实上是，他把俄国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因而赢得了“解放者”的称号。但他却在绝望的洞穴里度过其最后的岁月——像一只被革命者追捕的野兽，躲在皇宫里，以避开革命者的手枪和炸弹的袭击。
沙皇正在为他自己激起的希望落空而受惩罚：他几乎使社会上的每个阶级都失望了。在不少地主看来，沙皇仍然头戴皇冠、身穿皇袍在颠覆自己，地主们决不原谅沙皇1861年的改革，这一改革剥夺了他们对农民的封建统治。在农民看来，沙皇解除了农奴制的重负只是为了让他们受贫困和债务的压榨：农奴在解放时不得不把他们耕种的许多土地还给贵族，而对留下的土地则要长期偿付大笔赎金。他们仍然尊重沙皇，把他当做他们的恩人和朋友，并且相信，是贵族违反沙皇的意愿骗走了解放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但是，在农民中已经激起了对土地的渴望，这一对土地的巨大渴望在半个多世纪中震撼着俄罗斯，并使它的身心都陷于狂热之中。
俄国社会的主要阶级仍是贵族和农民。城市中产阶级发展缓慢。但这个阶级和欧洲的资产阶级不同，它没有社会渊源，没有传统，没有本阶级的思想，没有自信，没有势力。小部分农民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开始形成产业工人阶级。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10年中，虽曾发生过最早的工业大罢工，但城市工人仍只被看做是背井离乡的农民。
这些阶级对皇位都不能构成威胁。每个阶级都希望君主本人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昭雪他们的冤屈。总之，没有一个阶级能表示自己的不满或使自己的要求广为人知；没有一个阶级能集合本阶级的成员，积聚力量，组成一个代表本阶级的组织或政党。这样的阶级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国家和教会有全国性的组织；但这两者的职能，即决定其形式及结构的职能，是压制而不是表达社会的不满。
只有一个集团，即知识分子集团起而向王朝挑战。各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一直没有进入官员行列中的人，对沙皇——解放者——不满的理由不亚于农民。沙皇先是激起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继而使他们的希望落空，正如他激起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之后使他们失望一样。亚历山大跟他的前任尼古拉一世一样，他虽没有用蝎尾鞭抽打知识分子，但还是用鞭子惩罚他们。他在教育和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纯属敷衍，十分吝啬；全国的精神生活仍在警察、书刊检查制度和圣教公会的监控之下。沙皇给知识分子披上自由的外衣，因此，他拒绝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就使他们更痛苦、更屈辱。知识分子的自由被人玩弄了，他们企图报复；沙皇竭力驯服他们的倔强精神，所以他放弃了半自由主义的改良，代之以镇压来压制不断增强的反抗。
就数量而言，知识分子很弱。他们中积极革命的只是极少数。如果把他们反对拥有9000万臣民的统治者的斗争说成是大卫与歌利亚的决斗，还是夸大了他们的力量。整个19世纪70年代是知识分子反抗的典型的10年。在民粹派的和平的“教育及宣传”运动阶段所卷入的知识分子至多只有几千人；最后，在恐怖主义运动阶段，直接参加的男女斗士不到40人。但就是这40来人使沙皇在自己的国土中成为流亡者，并且牵制了整个帝国的力量。只有在一个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国家里，一个如此之小的集团的形象才能变得如此高大。知识分子与社会上的主要阶级不同，他们长于语言表达，而且都受过教育，这对分析危害国家的种种罪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制订出人们认为能医治这些罪恶的纲领。如果他们只想为自己说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政权进行挑战了。起初鼓舞他们的是巨大的幻想，幻想他们自己是全国的、特别是农民的代言人。他们想把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结合起来，把自己的革命组织称为“土地和自由社”。他们渴望汲取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努力使之适合俄国的情况。他们梦想的新社会的支柱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农民。那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不是公有制的工厂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公社——在俄国残留的古老的农村公社。
“19世纪70年代的人物”注定是革命的先驱。其实，并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支持他们。在这10年中他们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孤立，他们丢掉一些幻想也只是为了拾起另一些幻想。他们力图解决困境中的难题，有些难题是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有些则是每一场革命运动都要遇到的。起初，他们试图推动农民起来行动，像拉甫罗夫（Лавров）的追随者那样启发俄国农民认识独裁的罪恶，或像巴枯宁那样竭尽全力鼓动农民反对沙皇。在这10年中，男女知识分子曾两次抛弃家庭和职业，为了接近农民的思想，他们力图作为农民生活在农民之中。一位负责监视这些男女知识分子的宪兵队将军曾写道：“大批的社会主义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及干劲从事这一行动，这在欧洲所有秘密社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目的相反，所以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毫无结果。俄国农民仍相信沙皇——解放者，他们以冷漠、怀疑或赤裸裸的敌意对待民粹党人启发和鼓动他们的话。宪兵队和警察围捕“到民间去”的理想主义者；法庭判处他们长期监禁、苦役或流放。
由人民进行革命的思想逐渐被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中坚分子密谋策划的思想所取代，运动方式随之改变了。先前知识分子离家出走到农村去这种运动始终是自发的，并没有得到任何核心的领导。而新的秘密团体必须是一个严格保密、联系紧密、纪律森严并具有强有力的领导的组织。其领导人热里雅鲍夫（Желябов）、基巴利契奇（Кибалъчич）、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Софъя Перовская）、维拉·菲格涅尔（Вира Фигнер）及其他领导人开始并不想进行恐怖行动；但他们的处境和事变的逻辑迫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1878年1月，青年妇女维拉·查苏利奇（Вера Эасулич）——她后来影响了本书的主人公——开枪刺杀彼得堡宪兵头子特列波夫（Трепов）将军，①以抗议他对政治犯的虐待和侮辱。在受审时，她揭露警察当局滥施酷刑的可怕罪行。被告的揭发使陪审团十分震惊，她的诚挚的理想主义又使他们深受感动，因此他们宣告她无罪。警察局企图在法庭外逮捕她，同情她的群众救了她，使她得以逃脱。沙皇命令：今后政治犯一律送交军事法庭，不再由陪审团审理。
① 此处原文有误，特列波夫当时是彼得堡市市长。——译注
查苏利奇的心血来潮之举及这一行动引起的反响给密谋分子指出了一条路。1879年，即本书记述的第一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了。其中一派成员一心要从事恐怖活动直到推翻专制统治为止。他们成立了一个新团体：民意党，或称自由党。①他们的新纲领强调公民自由远远超过强调土地改革。另一个团体影响较小，它不重视恐怖主义的秘密活动，分裂后他们成立了“土地平分社”，主张平分土地。这个团体以普列汉诺夫为首，当时他流亡瑞士。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这个团体中产生的，而且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信件也是由这个团体带给俄国国内的革命者的。
1879年，在短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恐怖事件。2月，哈尔科夫省省长克鲁泡特金（Кропоткин）亲王遭枪杀。3月，政治警察头子德林特恩将军遇刺。这一年中，沙皇曾两次死里逃生：3月间，一个革命党人向他开了5枪；夏天，沙皇从克里木的行宫归来时，几枚地雷在他的专列下面爆炸。接着是大规模的逮捕、绞刑及流放。但在1881年3月1日，密谋者刺杀沙皇终于成功。
沙皇统治向全世界展示着其威严和权力的辉煌外观。然而，卡尔·马克思1879年4月在从伦敦写给一位俄国朋友的信中就已指出：这一外观掩盖着俄国社会的解体。他把亚历山大统治结束时的俄国情况与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情况作了对比。②的确，领导俄国革命的大多数人正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10年中诞生的。
① 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 常译为“民意”，其实воля一词有惫志和自由和双重含义，因此两种译法都可以。
②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革命家书信集》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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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在远离这些激烈斗争场面的南乌克兰赫尔松省的阳光明媚、平静的草原上，大卫·列昂季耶维奇·勃朗施坦（Дбвид Леонтъевкч Бронштейн）搬到靠近博布里涅兹小镇的一个庄园里住了下来。这块地产是他刚从亚诺夫斯基上校那里买来的，农庄因此得名为亚诺夫卡。沙皇把这500俄亩土地赐给上校作为对他服役的奖赏，但他经营农庄一直不成功，因而愿意把100俄亩土地卖给勃朗施坦，还另外租给后者200俄亩。这笔买卖在这年年初谈成。夏天，新农庄主和他的一家从邻近的村庄搬到庄园的茅屋里，这几间茅屋是连同土地一起买下来的。
勃朗施坦是犹太人，犹太人经营农业颇为罕见；但也有40来个犹太人农垦区散落在赫尔松草原上，他们都是从拥挤的犹太人聚居“区”里被排挤出来的过剩人口。在俄国，不许犹太人在聚居区以外居住，也就是说，不许在主要位于从波兰吞并来的西部各省的城镇以外居住，但允许他们自由定居在邻近黑海的南方草原上。18世纪末，那里的人烟稀少的肥沃土地已属于俄国，因此，沙皇急于向那里移民。正如移民史上常见的那样，这里的拓荒者也是外国移民及被流放的人。沙皇鼓励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去征服那里的荒原。定居的犹太人改善自己命运的时机到了。他们扎根乡间，享有某些优惠，而且避开了在犹太人聚居区经常面临的被驱逐及遭受暴行的危险。犹太人聚居区究竟能扩展多远，从来就不清楚。亚历山大一世曾准许稍加扩大，但尼古拉一世登上王位后不久就命令把犹太人赶回去。到19世纪中叶又把他们从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波尔塔瓦和基辅周围的城镇里赶出，被赶出来的人大多数又回到了范围缩小了的拥挤的聚居区，而少数人则到草原上去谋生。①
① C.M.杜勃诺夫：《俄国、波兰犹太人史》第2卷30—40页及同书各页。
大概在19世纪50年代初，在这几次驱逐犹太人中的某一次，亚诺夫卡农庄新主人的父亲列夫·勃朗施坦及其一家离开第聂伯河东岸波尔塔瓦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在赫尔松省定居下来，他的子女长大后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但只有大卫一个人富裕起来，可以离开犹太人聚居区在亚诺夫卡作为一个独立的农民建立家业。
通常，移民都出自犹太居民中的最下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小镇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业格格不入，因此只有极少数在小镇中难以糊口的人才愿去从事农业。商人、工匠、放债人、经纪人、犹太教经典的虔诚信徒都宁愿住在犹太人聚居区，哪怕是生活悲惨的既定犹太人聚居区也行。他们极其蔑视农村生活，他们习惯称农民为Am Haaret（即乡下佬），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指对圣经一无所知的穷人和俗人。那些到草原上去谋生的都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不怕艰苦而又陌生的劳动，而且他们与犹太教联系很少或全无联系。
亚诺夫卡的新主人肯定会被他的教友称为“乡下佬”的：他是文盲，不关心宗教，甚至还有些蔑视犹太教。尽管他只是第二代庄稼汉，但他已使自己成为十足的农民、自然之子，几乎让人看不出是犹太人了。在他家里，不讲依地语（即古日耳曼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而是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在一起说。但勃朗施坦一家跟大多数俄国农民不同，他们根本就记不得农奴制了，在这空旷的草原上从未确立过牢固的农奴制。大卫·勃朗施坦是一个雄心勃勃、吃苦耐劳的边远地区的自由农，他决心使他的农庄兴旺发达，他无情地驱赶自己和他的雇工去辛勤劳动。他面前还有许多机会：因为他搬到亚诺夫卡时才30岁左右。
他妻子安娜（Анна）的身世不同。她不是在乡村而是在敖德萨或南方别的城镇长大的。她受过一定的教育，可以从图书馆借阅图书，偶尔也读读俄国小说，这在当时的俄国犹太妇女中是很少见的。她在娘家接受正统的犹太教传统，比丈夫更遵守教规，在安息日她不外出，不做针线活。她的中等阶级出身使她潜移默化地染上一点儿宗教的伪善。如果必要的话，她在安息日也干点儿针线活，但非常小心，不让人看到。她怎么会嫁给庄稼汉勃朗施坦，却不清楚。她儿子说，勃朗施坦年轻时仪表堂堂，她因此爱上了他。这使她娘家人不满，因为他们看不起乡下人。然而，这并非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年轻的勃朗施坦夫人起初对农村生活并不喜欢，但后来她尽力摆脱她的城市习惯，逐渐变成了一个农村妇女。在搬到亚诺夫卡之前她已生了4个孩子，来到亚诺夫卡之后的几个月，即1879年10月26日，她生了第5个孩子，是个男婴。按祖父的名字给他取名为列夫，他的祖父就是那个离开波尔塔瓦附近犹太人城镇到草原来谋生的人。①
由于命运的巧合，这个男孩生于10月26日（或新历11月7日），正是38年后列夫·托洛茨基领导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日子。②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2章。
② 同年的两个多月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生于格鲁吉亚的小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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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孩在亚诺夫卡度过了他一生中头一个9年。他的童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既不像“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也不像“饥饿、挨打受骂的阴暗深渊”。勃朗施坦一家过着勤劳节俭的暴发户的严苛生活，“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想着劳动和积累。”“亚诺夫卡的生活完全受田间劳动的节奏调整。除世界市场的粮价外几别无其他紧要问题”；①当时世界市场的粮价正在迅速下跌。尽管如此，勃朗施坦夫妇并不比大多数庄园主更看重钱财；为子女花钱他们并不吝啬，而是竭尽全力使子女们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开端。廖瓦②出生时，大孩子已在城里上学；家里给婴儿雇了个保姆，很少有农民能享受到这样的奢侈。后来，亚诺夫卡大概还请过一位音乐教师，还打算把男孩们送到大学读书。但他的父母全身心地投入劳动，未能给这个最小的孩子很多体贴，两个姊妹和保姆的深情钟爱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廖瓦逐渐长大，长成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他聪明伶俐，性情和善，深受父母、姊妹、佣人及农场雇工的喜爱。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l卷第2章。
② 廖瓦是列夫或列昂的爱称。
按他那时所处的环境的标准来说，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勃朗施坦一家的农舍用泥土垛成，有5个房间，其中几间矮小阴暗，泥土的地面没铺地板，下大雨时顶棚漏雨；但当时的农民都住在这样泥垛的小房子里。此外还有一两间棚屋。廖瓦童年时，他家渐渐富裕起来，声望也越来越高，农作物的收成和牲畜都在增加；小屋附近建起了新的建筑物，紧靠着住房建了个大工棚，其中有作坊、厨房以及几间佣人住房，后面是一串大大小小的谷仓、马厩、牛棚、猪圈等等；更远处，在水塘对岸的小丘下建了座大磨坊。显然，这是那片草原上唯一一座磨坊。夏天，附近及远处乡村的农民都来这里加工他们的谷物。他们要排队等上几个星期。天晴时，他们就露宿，雨天则睡在磨坊里面。他们用实物支付脱壳及磨粉费用，把1/10的谷物留给磨坊主。大卫·勃朗施坦起初把粮食卖给当地商人，但富裕起来之后，他在黑海岸边迅速发展起来的粮食港口尼古拉耶夫有了自己的代理批发商，通过后者出售他的粮食。几年后，若不是因为1881年颁布了新法令（该法令甚至禁止犹太人购买草原上的土地）的话，凭他的财力就不难在亚诺夫卡购买比他原有土地更多的土地。于是，他只能向邻居们租地，而且是大规模地租地。邻近的土地都属于“开始没落”的波兰及俄国地主，他们满不在乎地挥霍财产，一个个债台高筑。即便如此，他们仍住在豪华的乡村宅邸里。
这个男孩在这里第一次注意到一个腐朽的社会阶级。格尔托潘诺夫家族是破落贵族的典型。过去，一个大村庄及整个一个乡都是以他们家的姓命名的，整个地区曾一度归他们所有。但这时，老格尔托潘诺夫已只剩400俄亩土地了，而且还都抵押或再抵押了。“我爸爸租了这些土地，向银行支付租金。格尔托播诺夫靠给农民写请愿书、诉讼状和书信为生。他来我家做客时总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给我们讲她的青春、她那众多的女仆、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家作坊里当过学徒。”①不难想象，当勃朗施坦夫妇把自己和这样的邻居相比时会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而自豪。他们把自信、乐观、勤劳几乎都遗传给了他们的孩子。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46一47页。
父母和姊妹们都尽力想把小廖瓦留在家里或农舍附近，但农庄的忙碌和混乱对他的诱惑力太大，只有在冬季的那几个平静单调的月份里，全家的生活才集中在餐室里。隔壁作坊的魅力吸引着小廖瓦：机工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开始教他使用工具和材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又是全家的知心朋友，他在农舍里和东家同桌吃中饭和晚餐。这在一般犹太人家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机械师的技巧、玩笑及愉快的性格迷住了小廖瓦，他在《我的生平》中回忆这位机械师时，称其为在他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不过，在作坊里，这个孩子不时会碰到其他雇工古怪脾气的发作。他多次偷听到他们用粗暴刺耳的话骂他的父母。这些话使他震惊，使他思考，令他难忘。
他从作坊溜到谷仓和牛棚，常常躲在阴凉的粮仓里玩捉迷藏。就这样，他逐渐熟悉了周围的人、牲畜及草原的广阔的空间。他跟姐姐学字母。当他注意到农民们为粮食及钱的事跟他父母在磨坊里发生争执时，他初步了解到数字的重要性。他注意到贫穷、苛刻和由此引起的软弱无力的反抗情景，他注视着半饥饿的雇工们在收获季节的罢工。“雇工们离开田地，聚集在主人的院子里，趴在仓房下的阴凉处等着，晃动着两只被麦秸划得伤痕累累的光脚。主人给他们送来了酸奶、西瓜或半袋干海鱼，他们就重新回去干活，往往还唱着歌。”①他还记得另一个场景：黄昏时，一群从地里回来的雇工双手前伸着，慢慢地挪动脚步，他们由于营养不良已患了夜盲症。一个卫生检查员来到亚诺夫卡，但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勃朗施坦夫妇对待雇工并不比别的雇主更坏，食物、汤及粥的供给也不比其他庄园更差。这一切给孩子留下的印象是无需夸张的。不少人在童年时也都目睹过这类情景，甚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可他们后来并没有成为革命家。使廖瓦心中点燃反对社会不公平的怒火并使他的思想转向反对现存制度还需要其他更复杂的影响。而当这些影响出现时，便会使他清晰地想起还储存在他记忆里的这些形象和情景，因而它们在他的感受及意识里起到更强烈的作用。这个孩子平时认为他周围的环境是合理的，可一旦他父亲苛刻惩罚农民时，他就不知所措，把脸埋在餐室沙发的靠垫上忘情地哭起来。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42页。
他7岁时，父母送他到格罗莫克列亚的一所小学去上学。格罗莫克列亚离亚诺夫卡只有4俄里路，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聚居区。他在那里住在亲戚家中。他上的这所学校也许可称之为犹太小学，是一所私立犹太教会学校，使用依地语教学。学校教孩子学圣经，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依地语。课程表上还有作为附修课的俄语课和几节数学课。他不懂依地语，所以既听不懂老师的讲解，也跟不上同学。学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肮脏发臭的洞穴，这个习惯在田野上游玩的孩子在那里一定会闷得要死。成人们的作风也使他迷惑不解。有一次他看到，格罗莫克列亚的犹太人在村子里的街道上拖着一个放荡的女人走，无情地凌辱她，大声地辱骂她；还有一次看到移民们严厉地惩罚一个盗马贼。他还注意到一种鲜明的对比：村子的一边是犹太移民的肮脏茅舍，另一边是德国人居住的结实整齐的农舍。吸引他的当然不是犹太人的茅舍。
他在格罗莫克列亚住的时间不长。因为几个月后，勃朗施坦夫妇看到这个孩子闷闷不乐，决定领他回家。因而他与圣经告别，与那些愿意继续用古怪、单调的节奏把难懂的希伯来语短诗译成难懂的依地语的同学们告别。①但他在格罗莫克列亚的几个月中学会了读写俄文，回到亚诺夫卡后，他不倦地抄写手头几本书中的段落，后来写作文，背诵诗歌，还自己作诗。他开始帮父亲算账、记账。家人常拿他向前来做客的邻居炫耀。父母要他朗诵他写的诗歌，让他画画儿。起初他总是难为情地逃走，但不久就习惯于接受人家的称赞，而且期待着受人称赞。
① 后来他在效德萨时再次学希伯来语，但成绩也好不了多少。
他离开犹太学校后一年左右，一位客人来到亚诺夫卡，此人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莫伊塞·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Моисей Филипович Шпинцер），他是勃朗施坦夫人的远房侄子，属城市中产阶级。“他既做点儿新闻工作，也兼做点儿统计工作”，他住在敖德萨，已接触到激进的自由思想。因为政治上有过小小的过失不准他进大学。他来亚诺夫卡养病，在这里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在此期间，他对这一家中聪明纯朴的宠儿下了不少功夫。他还自愿要带这个孩子去敖德萨并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勃朗施坦夫妇同意了。于是在1888年秋天，廖瓦带着准备好的崭新的校服，包里还装着亚诺夫卡农庄厨房里所能做出的一切好吃的东西，含着既有离愁也有欢乐的泪水告别了家人。
黑海岸边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是俄国的马赛。不过，它的历史不如马赛那么悠久。这是一座阳光灿烂、欢快的多民族城市，它向多种风尚和影响敞开大门。敖德萨人气质中的主要成分是南方人的奔放、对富丽堂皇的场面的喜爱以及富有温情。然而，廖瓦在敖德萨住了7年左右，这座城市及其气质远不及施宾策尔家对他的思想及个性产生的影响大。他以前从未进入过一个与他自己的家反差如此鲜明的家庭。起初，施宾策尔夫妇生活不大好，施宾策尔因进不了大学而处境不佳，她妻子当时是非教会办的犹太女子学校校长，是家庭的支柱。后来，施宾策尔成为有名的自由派出版家。美国作家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40年后结识了这对夫妇，说他们是“镇定沉着、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①夫妇俩着手教这个孩子讲标准俄语，而不讲乌克兰语和俄语混在一起的家乡土话，他们使他的言谈举止优雅大方。他容易接受这种影响，也急于使自己从乡下顽童变成像样的学生。新的兴趣和欢乐在他面前展现出来。晚上，施宾策尔夫妇朗读俄国古典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及他们喜爱的平民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后者的诗是对沙皇制度造成的苦难的抗议。廖瓦听得入迷，如果催他从诗歌的金色云彩上降下来去上床睡觉时，他总要表示异议。他从施宾策尔口中第一次听到浮士德和格蕾岑的故事；《奥列维·特维斯特》使他感动得流泪；他还偷偷地读了托尔斯泰震撼人心而又阴沉的剧本《黑暗势力》，这个剧本刚被检查机构查禁，是成年人暗中谈论的主要话题。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4页。
施宾策尔为廖瓦选择了一所学校，可是他的年龄太小。但家乡的人口注册员填写出生证明时把他的出生日期提前了一年，解决了这个难题。更大的障碍是，前一年，即1887年政府颁布的臭名昭著的限制入学人数的法令对犹太人入学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即不得超过入学总人数的10%，有些地方不得超过5%或3%。犹太新生还要参加入学考试。廖瓦没读过小学，因此没考好。他被送入这所学校的预备班读了1年，预备班的犹太学生比外边申请入学的犹太学生享有优先入学权。
圣保罗实科中学是这所学校的校名，它不教希腊文、拉丁文。但学生在理科、数学及德、法现代语言方面比在古典中学能打下更好的基础。在进步知识分子看来，这种课程安排是合理的，可以使他们的孩子受到合理而实用的教育。圣保罗实科中学是敖德萨的德国路德派新教团体创办的，但也免不了俄国化，廖瓦进入这所学校时，这里已用俄语教学。但是，在学生和教师中有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他们分别信奉希腊东正教、路德教、罗马天主教及犹太教。如此之多的民族和宗教造成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这在俄国学校中是少见的。没有一个民族占优势，也没有偏袒某一个教派，甚至对希腊东正教也没有特殊的偏爱。最糟糕的事也仅是一个俄国教师经常拐弯抹角地找波兰学生的麻烦，或是东正教神父一贯用不那么露骨的蔑视凌辱犹太学生。但除此以外没有公开的歧视和迫害，因此非俄罗斯族的学生并没有自卑感。无疑，歧视是内在固有的，它存在于把俄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一事实中，但对此始终不满的可能只有德籍学生及其家长。犹太学生尽管入学时受人数的限制，不过一旦入了学则得到公平待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圣保罗学校使廖瓦第一次尝到世界主义的滋味。他立刻成为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他无须别人为培养他而操心，也无须别人为他的功课担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超过别人对他的期望。”①很快，他的老师们都承认他的天才和勤奋，而且没多久他还博得了高年级同学的喜爱。但他拒不参加体育运动。他在黑海边度过的7年时间里从未钓过鱼、划过船或游过泳。他远离学校体育场，也许是因为早年一次模仿他人的体操动作时发生过事故，当时他从直梯上摔下来，摔得很重，“像蛆一样在地上蠕动”；也许还因为他觉得户外活动在亚诺夫卡更为适宜：“城市是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他在班上的优异成绩足以巩固他的自信心。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7页。
在实科中学的7年中，他曾卷入过几次与校方的冲突，每次的结局都不算太糟。他曾编过一本校园杂志，其中所有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但因为教育部禁止这样的刊物，所以当他把杂志交给老师时，老师警告他不要再编下去。廖瓦没有把警告当耳旁风。二年级时，包括廖瓦在内的一批同学用嗷叫声把一个讨厌的老师哄出教室。校长把几个有领头闹事嫌疑的学生留下来，而把他这个全班第一名学生放走了，认为他是无可怀疑的。被留下来的学生中有人“出卖”了廖瓦。那个被冒犯的老师指着这个他一向引以自豪的孩子说：“最优秀的学生原来却是个道德畸形儿”。这个“道德畸形儿”因而被开除。他受到的这一打击后来得以缓和，是因为施宾策尔夫妇对自己所监护的孩子的理解和同情，也由于父亲的溺爱，被开除一事与其说使父亲生气，不如说使他觉得有趣。翌年，廖瓦经考试复学后又成为学校引以自豪的宠儿，他也小心避免再出麻烦。不过，在高年级时他还是因作文之事跟其他同学一起与懒惰的老师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后者从不批改也不发还作文本；但这次他却没有受到惩罚。他在自传中用满足的语气描写他那次被开除的后果：“可以说，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围绕这一事件全班形成了3个小集团：一极是告密和好忌妒的人；另一极是胸怀坦荡而勇敢的同学；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是摇摆不定的一群。在以后的几年中，这3种类型的集团也没有完全消散。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不只一次地遇到过这类的集团……。”①在这段回忆中，敖德萨实科中学二年级看来确实像20年代因支持或反对托洛茨基而分裂的共产党的原型。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94页。
这时期，这个孩子的外貌和性格正在形成之中。他相貌英俊，面部肤色黝黑，脸形轮廓鲜明，五官端正。眼镜后面那双近视眼炯炯有神、异常灵活，满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非常注重仪表：穿着整洁、讲究，甚至有点儿时髦。他的模样像“高等布尔乔亚”。 ①他活泼，朝气蓬勃，而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像许多有天资的青年人一样，他的自我中心及渴望超群出众的思想也很强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可以希冀更多的东西。那些和他要好的男孩都管他叫首领，这不能不对他的性格产生影响”。 ②对他不无批评但也十分欣赏的伊斯特曼曾讲到他早年表现出的强烈的好胜本能，并把它与众所周知的赛马的本能相提并论：“这种本能使赛马甚至在慢步溜达时至少也要用一只眼睛不断向后扫视跑道，看看赛场上有没有自认堪称对手的马。这种本能使它保持警惕，总之，这是一种非常讨厌的性格——特别是在那些生来不好争快慢的马的眼中。”③虽有不少同学追随廖瓦，但没有一个成为他的知己。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5、31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11页。
③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9页。
他在学校中没有受过重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十分生动地描写了他的老师们的性格。他们良芳不齐：有些明智善良，有些脾气古怪或有受贿的劣迹；就是最好的老师也很平庸，对他起不了促进作用。他的性格和想象力都是在施宾策尔家中形成的。他深受他们的宠爱和称赞，而他则报以诚挚的爱和感激。他居住在他们家期间，从最初几个星期欣喜地照看着施宾策尔夫妇的新生儿并看到婴儿最初的微笑起，直到最后离开，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未蒙上过阴影。许多年后，他的这两位良师益友才讲出他们和他之间唯一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初到这里时把他们珍爱的几本书卖了，用这钱给自己买糖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运气好，遇上了这样了不起的导师，使他与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的智力兴趣。他们家的常客都是当地自由派报纸的编辑和文人。客人的来访及他们的谈话都使他着迷。在他看来，“作家、记者、演员的世界始终是最迷人的世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进入这个世界”； ①当他开始跟这些人以及跟他注定要从事的职业接触时，他看这个世界时的激动心情，只有天生的文人才能理解。
① 托洛茨墓：《我的生平》第1卷第86页。
敖德萨不是主要的，或者说不是最活跃的文学中心，在施宾策尔夫妇的朋友中没有俄国文学的巨子。尽管如此，这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还是毕恭毕敬地肃立在这座神殿的门口，虽然他并没有看到这个祭坛上的最高祭司。当地的自由派报纸深受新闻检查制度之苦，这些报纸拥有大胆而老练的作家，如B.M．多罗舍维奇（ДороЩевич），他是写那种半文学半新闻报导文章的大师。有朝一日勃朗施坦自己也要在这方面大显身手。多罗舍维奇的小品是廖瓦及其表哥、表嫂最喜爱的读物。施宾策尔建立出版社后，屋里总是堆满书籍、手稿和校样，廖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阅读它们。看到印刷中的书籍，他感到兴奋，他喜欢闻新印出来的书籍散发的油墨芬芳。甚至在他后来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和指挥重大战役的岁月中他仍保留着这一爱好。他是在这里爱上文字的，也是在这里初次听到他的作文由一位权威作家，当地的莎士比亚专家朗读。作家对小伙子的遣词造句手法赞不绝口，欣喜若狂。剧院也使他着迷。“……我又迷上了敖德萨引为自豪的意大利歌剧……我甚至为赚钱买歌剧院的门票去当家庭教师。好几个月来，我悄悄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朱泽皮娜·乌盖特（Джуэеппина Угет）。我觉得她是仙女下凡，暂时降临到敖德萨的舞台上。”①对剧院及聚光灯、服装及面具、歌剧中的激情及冲突的陶醉，对一个将要用强烈的戏剧感扮演其角色的人物来说，这是符合他青年时代的特点的。此人一生本身就具有古典悲剧的力量，堪称古典悲剧的典型。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85页。
廖瓦从敖德萨回到亚诺夫卡度暑假及圣诞节，有时回家养病。每次回来他都看到亚诺夫卡日益兴旺的明显迹象。他离开时，他家还是普通的富裕农民，他回来时，他家越来越像地主庄园。勃朗施坦夫妇已为他们自己及孩子们造起了乡间大宅邸，但他们仍像过去那样生活、劳动。父亲每天还是在磨坊里跟农民为几袋面粉讨价还价，检查牛棚，在收割时节监督雇工干活，偶尔也亲自拿起衫刀割麦子。离家最近的邮局和火车站仍然有20多公里远。这里没有一个人订阅报纸，只有他母亲用经常劳作的手指指着一行行的字母吃力地读旧小说。
这几次回家使廖瓦充满复杂的感情。他还保留着不少乡下人的感情，使他感到在城里所受的压抑和在广裹无垠的草原上的乐趣。他在这里无拘无束，整天玩耍、散步、骑马。但他每次回来都觉得亚诺夫卡变得越来越陌生。他父母的追求狭隘得令他不能忍受，他们举止粗野，他们的生活道路毫无意义。他开始发现：农场主要多么冷酷无情地对待雇工和农民才能使自己兴旺发达；即使像在亚诺夫卡看到的那样，冷酷无情被家长式的乐善好施所缓和，也是大同小异。廖瓦在度假时经常帮他父亲记账和计算工资。有时，特别是老勃朗施坦认为工资的计算对挣工资的雇工过分有利时，父子之间就会发生争执。争执不免会引起雇工们的注意，这使农场主十分恼火。小伙子却不想审慎行事，而优越感更加探了他的抵触情绪。一个出身于文盲农民家庭的有知识的儿子有这种优越感并不奇怪。此时，整个农村生活都使他感到厌恶，无法容忍。一次，一个警察来到这里，因两名雇工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就要驱逐他们出境。他竭力抗议警察的粗暴，却毫无效果。他还看到穷人彼此之间也以野蛮粗暴相待。他对被压迫的人有朦胧的同情感，甚至对自己的特权地位也有更加朦胧的自责感。同样严重，也许甚至是更加严重的伤害是他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伤害他的正是因为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农村守财奴、文盲暴发户的儿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则是富农的儿子。
他在敖德萨一直住到1896年。按规定，实科中学应有7个年级，但圣保罗实科中学只有6个年级。因此，他不得不到尼古拉耶夫市去读七年级，然后再准备报考大学。这时他已快满17岁了。但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种政治思想能够吸引他。一年前弗·恩格斯逝世这一事件没有在这个未来革命家的心上留下印象，甚至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他都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准备，即使对自己的17岁年龄来说也是如此”。他感兴趣的是文学，他还准备进大学学纯数学。吸引他的是想象和抽象的两条人生道路，后来，他努力在他的著作中把两者结合起来。政治活动暂时还没有吸引他。使他父亲失望的是他考虑步入学术生涯的前景，而他父亲宁愿他有一个务实的职业。他自己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革命家。
这里无疑体现出时代精神。其他时期，青年人往往在学校就直接投身到秘密革命团体之中。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一些组织由于新思想而行动起来、由于强烈的愿望而活跃起来、而且理所当然地膨胀起来的时候。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民意党暗杀亚历山大二世这一事件本身就是自杀行为。这一派的领袖指望他们的行动会成为全国起义的信号，但是它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全国仍然继续沉默。那些直接、间接参与这一谋杀案的人都死于绞刑。没有直接继承人挺身而出继续行动。这再一次表明，农民尽管不满，但还没有革命的情绪：在农民看来，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是贵族对农民的恩人进行报复。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废除了他的前任的大部分半自由派的改革。他的主要的教唆人是他的宫廷教师，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统治阶级对革命的全部恐惧都集中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精明而阴沉的头脑中。他怂恿沙皇恢复尚未削弱的“父亲对全家的统治、地主对农村的统治、君主对全俄的统治”。颂扬前沙皇废除农奴制就是犯法。贵族对农民的司法权已经恢复。大学不准下层阶级的子弟入学；激进的文学期刊被查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全国不得不重新回到沉默的屈从之中。
革命恐怖主义本身证明了自己的软弱无力，民粹派的又一幻想也破灭了。暗杀亚历山大三世的企图失败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Улъянов）也参加了这一密谋。民意派的幸存者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冥思苦想，他们追忆往事，陷于混乱。民粹派的领导人之一吉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的忏悔正是那个时期的特征，他逃亡西欧，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的忏悔书。有些以前的反抗者在工商业方面为自己的精力和才智找到了出路。这种情况当时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扩展。不少人发现列夫·托尔斯泰是他们的先知，托尔斯泰对专制制度的罪恶深恶痛绝，却规劝他们不要用暴力来反抗。看来，托尔斯泰的哲学是在道义上批准了知识分子在幻灭后的消沉。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把他那时对政治的冷淡归结于当时的普遍情绪。这一解释只对了一部分。事实是，早在1896年，即在他离开敖德萨的那年之前，秘密的革命活动已开始恢复。马克思主义者阐明新的纲领和行动方法；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学生和工人团体迅速破土而出。我们从当时的俄国团体致社会党人国际的报告中得知：在这10年的中期，这种团体已在敖德萨积极地活动起来。①年轻的勃朗施坦却不知道有这样的团体。显然，在圣保罗实科中学的学生中还没有社会主义团体，否则，总会设法吸收这个在学校中最孚众望、最有才能的学生。新运动的兴起也没有在施宾策尔夫妇富裕的安乐窝里引起什么反响。民粹派的崩溃给这对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避而不谈确实有危险的话题，或者压低声音谈论它们。他们的激进主义逐渐变成兼容并蓄而又谨小慎微的自由主义，当然，这样的自由主义反对沙皇统治时总是拐弯抹角的。这样微不足道的反抗无法给他们的被监护人留下印象。只有大胆明确地讲出来的主张才能使年轻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1895年，当尼古拉二世登基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温和的“自由派”地方自治局的工作者放弃无稽的幻想，当时，廖瓦在心里是跟“幻想者”站在一起的；不过他像施宾策尔夫妇一样，也认为争取现存政体作任何改革都是堂吉坷德（原文如此，音译不同。——校对注）式的想法。
①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致第二国际的俄文报告（1896年日内瓦）说这类团体在敖德萨比在南俄其他地方更活跃。另见П.A．加尔维：《社会民主党人回忆录》第20一21页。
在这种难以界定、模糊的自由派情绪中可以强烈感觉到的一种思想感情是：对欧洲及其文明的渴望和向往，对整个西方及其自由的向往。这个“西方”可能就是那个希望之乡的幻想，它给俄国悲惨而不公平的现实提供补偿和慰藉，对犹太知识分子更是有无限的魅力：他们认为世界的那部分地区没有集体迫害、没有国界、没有入学人数的限制。在大部分非犹太知识分子看来，西方也同国内所有可僧的一切―正教院、出版检查制度、鞭笞及苦役―形成对照。不少有教养的俄国人起初都以祟敬的心情仰望西方，年轻时的赫尔岑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出现之前也曾对西方满怀希望，但经深入了解之后，他的希望破灭了。在以后的几年中，廖瓦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也逐渐认识到自由欧洲的局限性，转而开始对其持反对态度。但他仍保留了他年轻时对“西方”的某种热情，而且这始终是他的一个思想特征。
这就是他离开敖德萨时的情绪，因为“敖德萨是警察横行的俄国中最标准的警察城市”。他对这座城市唯一生动的政治回忆是这一场景：敖德萨市市长，退休海军少将泽列诺伊（Эеленой）统治着这座城市，他是一个“掌握无限权力、性格专横霸道”的人。“我只见过他一次，而且当时只看到他的背影。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市长挺直身躯站在他的四轮马车上，挥动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声音响彻整条街道。在他面前是立正敬礼的警察和几个手里拿着帽子的仆役。一张张惊恐的脸躲在窗帘后面往外瞧。我拉紧书包带，加快脚步走回家去。”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79页。
那时，在这个注视市长的年轻人的心中还没有点燃反抗的火花，他只是极其厌恶地躲开统治强权，走他自己的路，似乎就是处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的情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