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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
（监狱北区编辑部的社论）
作者：ПЗР，十号，1932年12月10日
Zveza zvezd 译
Положение в стране и задач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ленинцев
(передовая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редакции)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前言
这篇社论是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间隔之后才发行的，在此期间ПЗР编辑部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反映在那些编辑部文章里（如果不算那篇今年六月由北区和东南区编辑部发行的关于战争风险性的提纲，有两位滑稽的编辑部成员没有参与撰写那篇提纲）。
当今国内的局势已经高度紧张，以至于我们周边环境中的分歧也不可避免地深化了。难怪，就算在ПЗР编辑部的老成员内部也找不出一个统一的声音来评定我们运动的任务了。
这里，我们给自己定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政治和经济形势做一个全面的分析，也不想局限于“形势是如何发展至今的”这一类的评价。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对我们的策略任务进行全面的论述。读者可以在《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一篇提纲里找到上述的两点内容。
国际局势的诸多问题也还没有加以阐明，我们将会在专门的文章里谈到它们。
Ⅰ 层层累积的失调征兆之下
如果说有这么一种看法，把中派的政策看成是一条数学意义上的直线，看成是在计划经济领导之下，由那创造性的预见拟定和检验的路线，那这种看法就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从总体而言，中派的政策在过去的好几年里展现出一幅凌乱无序的曲折图景，而这正是官僚制度那愚钝而可悲的经验主义的苦果。
尽管极“左”翼的盲动以它的进攻意图虚张声势，但它本身，这个“官僚主义假面舞会的第二阶段”（《问题》）就代表着一系列不同节律的杂乱变换。一开始是适中的，然后就不断加速，最后，在1931年的骤变之后，急剧地转为迟缓。
在这种节律的变化里不会有任何先定的计划性。最近四年来，工业的发展就是一系列同生产计划缺口和退却行为作斗争的疯狂竞赛。结果，只能靠破坏五年计划的方式来完成它。个别部门的成功不是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相反，它们的成功是以一系列主导部门的迟滞作为代价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工人阶级日渐严重的物质衰竭，使得经济的进步发展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中右派联盟对加速工业化的政策实行了最低纲领方针，在这种情况的压力下，斯大林的领导层在五年计划的头两年里获得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成功，向全世界宣告了中派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和优势——而由于中右派集团的政策，直到他们这么宣告以前，这种管理方法都还没有显现出来。
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等于是“冒险主义和破坏行为的组合”，它扰乱了平稳的再生产过程，导致“比例失调和矛盾毫无节制地累积起来”（《问题》）。
这个政策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需求，缺乏对物质资源的考虑，只是专注于建设封闭的国内经济，孤立于世界市场，这就意味着它完全违背了计划的原则。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之间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不均衡和比例失调。机器制造业在前面加紧赶路，而冶金工业和燃料开采则远远落在后面。这样的矛盾是整个工业体系的特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一对工业部门能在五年计划的规定下做到协调发展。
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不导致经济的失衡，到1931年年中时，它已经以相当尖锐的形式显露出来。从那时起，新的生产计划缺口展现出一幅国内经济普遍失调的图景，使得情况变得愈发复杂——尽管有个别部门还能凭借惯性继续向前发展。
我们不会在这里进行详细的经济分析，不过为了说明上面提到的状况，我们在此援引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字。
首先，基本建设的情况怎么样？众所周知，现在它的上面积压着好几十亿冻结的资金，它们都是那些还未竣工的、而且注定陷入停顿的工厂的投资款。
由于在建造材料和劳动力方面的显著困难，建造规模逐渐缩减了，生产资料也集中到一小部分突击工程上去了。例如，如果按实际规模计算，1932年年初定好的黑色金属工业基建年度计划，前半年只完成了21%。在其他大多数工业部门里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而后半年的建设速度只会进一步放缓。
至于正在运转中的工业，它的质量指标在1931年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根据官方文件，成本比去年至少上升了5%到6%，而同一年里，在一系列工业部门都开始出现质量指标滑坡的现象。这不止体现在明显未能完成计划这一点上，还体现在与去年相比产量的下滑上。
在1932年，这个进程进一步深化了，而重工业主导部门的状况显得特别悲惨。总的来看，根据官方文件，第一季度整个重工业的计划完成度总计86.6%，第二季度总计77.7%，第三季度总计67.9%。换句话说，计划和实际完成情况之间的脱节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现象在煤炭工业里显得更加引人注目。1932年1月顿巴斯煤矿的开采量达到424.5万吨，而生产计划是442.5万吨，即完成了计划的96%；而到了同年六月，月开采量总共只有363万吨，而生产计划是474.6万吨，也就是完成了计划的76.4%。最近几个月以来煤矿开采量的波动展现了生产速率的进一步相对下降，如果把这种波动同去年进行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如果把1932年6月的日平均开采量和去年同期数据进行比较，这个比率是107%，在9月，这个比率是101.5%，在10月，这个比率滑落到91%，而到了11月，这个比率就只有89%了。
因此，不管是看今年任务的完成情况，还是和去年的实际开采量比较，顿巴斯的煤矿工业产量指标都是一月不如一月——尽管工人和机器的数量都显著增加了（工人比1931年增加了20%，机器比1930年增加了几乎一倍）。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下滑可以说是劳动生产率跌落的结果：1931年1月，一位劳动者可以开采14.6吨煤，到了1932年1月，开采量下降到13.9吨，而到了同年6月，开采量下降到了12.8吨，也就是说，已经比1930年最糟糕的月份还要低了。整个煤炭工业的状况也并不比顿巴斯要好。然而，就算是在原油开采这个比起许多其他部门起步更早、优先发展的部门，也开始出现严重的滞后，同1931年相比出现了显著的回落。
矿业的运作也让人很不满意。计划的未完成情况以这样的速度增长：1932年第一季度完成了计划的80%，第二季度完成了68%，第三季度完成了59.5%。
与此同时，尽管冶金工业的生产能力比计划所预计的要弱，但还是取得了增长，因此在一整年时间里，矿石和燃料的开采都要远远落后于熔炼金属块的增长速度。由此，原料和燃料的储备急剧减少，而不是像往年一样积蓄起来过冬。而这一点对于所有工业部门来说，本身就意味着新的生产下滑的威胁。
我们再来谈谈冶金工业本身的状况。在1931年的黑色冶金业，依靠一批新投入使用的高炉和平炉，运转中设备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前半年，全年的投入使用总计划只完成了16.7%；下半年的结果也没有好转。总的来说，全年共有26座高炉计划投入使用，但只有9座点火。64座平炉中，能点火的也不会超过20座。而计划好的21座轧钢机中，只有4或5座能投入使用。
不过，不管是原料、燃料还是人员的储备都不足以支撑现有的设备数量。因此，产量的增长——如果最近几个月确实表现出这一点——伴随着极大的间断和沉重的压力，完全是依靠新设备的投入。如果把旧高炉的劳动单独列出来，那么它们在1932年6月、7月和8月的产量不仅低于30年，甚至比31年还要低。例如，旧高炉在6月份的生铁日产量是11445吨，而1931年6月的日产量是11570吨，1930年6月则是13553吨。高炉的利用率跌落到了1927-1928年的水平。而新建的高炉，尽管它使得总的生铁熔炼量比起1931年升高了，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设计冶炼能力，运行得很不稳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例子已经足够指出这一点：此地的两座高炉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之际的日产量达到2000吨，在11月下旬又降低到1000吨，而在个别天它们的日产量竟然低到200吨。总的来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的生铁熔炼量能达到640万吨而不是900万吨——也就是计划的71.1%。而钢材产量的情况就更不妙：看起来，它没法超过1930年的水平，也就是570万吨，这就只完成了计划的60%。1932年上半年的轧材产量比1930年的水平还低，而从六月起的产量甚至不如1931年的水平。全年下来的数字指标不会高于440万吨，也就是计划的66%。
有色金属冶炼也在原地踏步，今年上半年它的产出只有1.6万吨，也就是比1928到1929年上半年的水平还低。（注：此处的有色金属应当指生铜、锌、铅三类产品。）
在重工业发展不顺的背景下，只有像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这样的一些部门凸显出来，像是某种依附在国民经济上的寄生虫，吞噬了很大一部分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但是最近产量的下降表明，就算在这里也出现了断裂的征兆。
在整个工业的数量指标发生下降的同时，质量指标也在不断跌落，并且很快扩散到整个生产流程：产品的质量在恶化，与此同时成本还在上升。
与1930年相比，大部分重工业在1931年就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成本跃升——有数十个百分点之多。1932年的情况显得更加恶化了，到目前为止，只有汽车拖拉机制造业和少数几个其它部门成为例外，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这样的降低是有条件的，并且，据我们观察，只发生在新兴部门——在最初的起步阶段，它们的成本水平高得吓人。事实就是，在西纳尔管道厂和其他的新工厂，直到工厂的全部产能都开动起来，它们的成本才开始下降。而随后它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即，那种笼罩全国的、普遍的“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现象使得成本重新转为上升。
我们不在轻工业领域赘述了，这里的滞后趋势显得同样强大；我们仅限于确认那个普遍存在于整个工业的事实，即投入运作的固定资本大量增加（这个增加进程现在还在不断进行，尽管基本建设的速度愈发放慢，资金积压的数目愈发庞大），质量指标却开始更加明确地恶化，有时候连数量指标也是如此。
我们不在这里具体分析这个现象的缘由。结论就是，原因基本上可以被归结为经济领导的方法、它的总体方向和它的“基本路线”对工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快要结束的这一年不过是让它对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反动影响更加深化了。
至于说工业生产总的结果，我们手头只有前九个月的数据。根据官方数据，所有注册工业的总产量与1931年同期相比只增长了13.1%，而1931年的同期总产量与1930年相比增长了21.7%。提醒一下，这些百分比是由以金额核算的总产量计算得出的，并且，以批判的立场看，有着各种形式的误差和夸大！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剩下的三个月里情况会显著改善。也就是说，1932年的数量指标不仅严重落后于计划，甚至会比1931年的进度还要拖后（31年自己也比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水平要低），继续沿着这条“衰减曲线”发展。至于质量指标的情况就更糟了。
我们在运输业的运作之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趋势：渐进的、持续不断的恶化。如果以它最重要的指标——铁路系统一昼夜的装运量来判断，它比计划落后了25%，比31年的水平拖后了7%到8%。要知道，铁路可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
如果这个交通系统满足不了摆在它面前的需求，工业的运作还有可能改善吗？拿给我们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告诉我们以金额核算的总产量取得了增长，可如果产品的物质实体在经济动脉里迁移的总量比去年还少，难道不正说明了这些数据的空想性和虚假性吗？
还在不断深化的货币系统危机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不断发出经济灾难的危险预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领导不得不发出警告称，必须要“维护货币系统稳定”，并说“只有硬通货才能保障正常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参见伊·斯米尔加在《计划经济》1932年第3期上的文章），这样的状况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
不过最令人忧虑的是，1932年，不只是工业、运输业和财政传来可悲的结果，在去年已经严重受害的农业也遭遇了进一步的衰退。去年，在官僚主义集体化的基础上，农村受到了有组织的快速改造，这带来了负面的经济效应——农业生产力的大规模下降就是这种效应的表现。
中派在农村的经营方法在这些年来带来的结果是，目前在农业总人口里占比40%的个体经济实际上被剥夺了进行简单农业再生产的权利，而对于那些集体农庄的农民来说，连最后一个可以刺激他们进行劳作的动机也失去了。国营农场不仅没有在合理的农业生产方面向集体农庄做出表率，事实上，它们反而拖了后腿，使得大规模经济的思想威信扫地。
1932年，反作用变得更加严重，不仅是农业的质量指标下滑，它的数量指标也遭此厄运，畜牧业则属于其中受害最深的。1930年的牲畜总头数比起1928年下降了20%，到了1932年，哪怕是用最保守的办法估计，摆在我们眼前的数字大约也只有28年的50%。在作物栽培领域也是这样，数量紧随着质量开始受害。劳动组织程度恶化，役畜供应水平下滑——尽管拖拉机的总数增加了，却还是来不及抵消役畜死亡的速度——以及对农业技术专家的忽视，所有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收获量的跌落。
农业日益增长的混乱至少可以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1932年期间，没有一场农业运动能搞得比1931年那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更好。大部分地区的春播运动进行得更加迟缓，结果没有完成播种计划，损失巨大。干草和青贮饲料的准备十分薄弱，谷类作物的收获也耽搁得特别晚，造成了粮食征收的巨大缺额。葵花、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收获同样进展不顺。粮食和蔬菜的征购和去年相比，一样进行得很缓慢。
我们列出一些乌克兰的数据，由于中派的试验，此地在所有地区里受损最为严重。在1932年6月1日，春播最为紧张的时刻——今年乌克兰的春播开始得比去年还早——只有1580万公顷土地完成播种，而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播种了1590万公顷。到了7月1日，春播结束的时候，播种了1680万公顷土地，而1931年的数字是1850万公顷。
至于乌克兰的收获运动，它是以这个速度进行的：总的谷类作物面积是1720万公顷（1060万公顷为越冬作物，660万公顷为春播作物），规定的收获面积是1580万公顷，随后计划又被缩减到1450万。到8月1日的时候这个规定数字只完成了820万，而1931年的数字是1380万。到9月5日收获期结束的时候，收获了1360万公顷（而1931年时，到8月15日就已经收获了1760万公顷，即计划的98.4%）。这样一来，全部谷类作物面积里约有360万公顷，即21%没有收获，也就是说应当看成是被毁坏了。
在全苏维埃联盟境内，哪怕是和去年那种令人不满的速度相比，今年的收获进度也慢得让人无法容忍。1932年9月1日总共收获了6470万公顷，而1931年收获了7540万公顷；到收获季节结束时，收获面积也仅有7170万公顷，而非计划定好的8650万公顷，也就是说只完成了82.9%。
秋播的结果一样令人不安。9月1日时，真正的播种应该已经结束了，但在乌克兰只播种了510万公顷，而非去年的750万公顷，而在全联盟范围内，这个数字是2650万公顷，也就是比1931年少了320万公顷。最后，9月10日的时候，播种了3630万公顷（计划的86.7%），而去年播种了3740万公顷。秋耕的情况也发展得很不好：到11月20日，只有2450万公顷秋耕地翻耕，而1931年的数字是3390万公顷。
所有这些数字不需要什么长篇大论来解释：如果说1931年春播的结果令人很不满意，比起标准耗时拖长了一倍，使得春播作物的收成显著下降，那么1932年的结果就更糟糕，产量的跌幅更甚以往；如果说1931年绵软无力的收获速度导致了大量的谷物浪费，那么1932年的收获速度简直同乌龟一样缓慢，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显著；如果说1931年没能完成秋播和秋耕计划的结果苦涩地反映在1932年的收获季，那么1932年秋季工作进行得更令人失望的事实就不可能不以1933年收获季的倾覆作结。
1932年主要农业运动的负面结果意味着什么？——阻力不断增长、农民破坏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上，它们揭示了农业的进一步退化。农民以这种消极的形式表达了乡村地区对于领导经济工作的官僚系统的政治反对。而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物质条件的进一步恶化：饥饿那瘦骨嶙峋的手将会更加凶狠地刺进他们的喉咙。
比较一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结果，我们确信，用“锦标竞赛式的飞跃”实施工业化和全面铺开集体化的政策等于是在死胡同里越陷越深。
1930年，苏维埃联盟的经济就被领导层不可遏止的幻想驱使着向前，碰上了自身最佳发展的界限，因此在1931年出现了巨大的生产计划缺口，向我们警示现行政策的致命危险性。但是，中派的经济冒险主义又有着致命的内在逻辑：对它来说，从最佳部分跨向最大限度要比从最大限度返回到最佳部分来得容易。
尽管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层察觉到了产生这种计划缺口的某些个别的缘由——其中也有像“工人群众物质条件的恶化”这样的本质原因——它却无法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所执行的整个“总路线”都是谬误。
由此，它产生了用这种纲领摆脱危机的幻觉，斯大林为此草拟的声名狼藉的“六个条件”不过是更加凸显了官僚的愚钝。为了摆脱突然爆发的灾祸，官僚们掏出的灵丹妙药就是转换到经济核算制和其他类似的劳动组织方法上去，也就是彻底恢复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但是，如果工厂专制制度的办法不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及交易运行方法结合起来，如果它不恢复经济的主动权以及经济竞争的自由——哪怕是那种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保留下来的扭曲自由——它本身就不能带来决定性的经济效应。
不过，官僚在废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办法，用预定好的标准手段替代它们的同时（完全的行政专断和经济领导人的无限权力取代了工人民主和工人的生产监督，工人的劳动环境遭到宰制，甚至连生活也受影响），却没有办法用彻底的资本主义性质来武装自己的政策，因为阶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没有采取政治上的反革命办法，那么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已经一只脚踩上了滑向资本主义的分界线，现在它在这界线上无助地徘徊，绞尽脑汁，徒劳地试图完成这个以它的官僚主义统治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摆脱危机。因此，1932年的事实不过是中派政策完全落空的又一例证。
在这方面，举一个税收改革的例子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实行了改革，转换成了累进计件制这样的剥削体系，还用提高报酬的口号来遮掩（或者至少，对部分种类的工人说，这是为了“杜绝平均主义”）。事实上，这项改革的措施本身，以及这一年的所有经济政策，带来的不过是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这也就意味着实际的报酬不增反降。
顺便一说，这个例子也证明，官僚施行的献媚政策会自然地走到终点：它对工人阶级做出的所有“让步”都带有虚伪性，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国营商业和私人商业的普遍价格上涨所废除。
这项“改革”其实另有作用。中派提出的政策依赖于对工人群众的疯狂剥削，依赖于对无产阶级有生力量的掠夺和盗用，依赖于越来越深重的贫困和饥饿。如果官僚不采取办法弱化工人阶级的抵抗，不在不同部分的工人之间制造分裂和对抗，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推行下去。正在施行的税收改革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它的目的就是要扶植一批拥有特权的、工资更高的工人贵族。
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官僚不得不在一个方向上做出“让步”，与此同时，却又向另一些对工人群众来说更加迫切的利益发动了进攻。夏季的风潮之后，官僚扔给工人们一点微不足道的施舍（伊万诺夫公共食堂得到了900万卢布），同时就开始策划新一轮的进军。这么说是因为，之后他们就送来了臭名昭著的十月“礼物”：确立了残酷的法条以打击旷工者，而它实际上是明确针对罢工者的，为此还授权给管理机构，使它们可以辞退罢工者并取消其粮食份额。
由此可见，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越来越深地陷进了这个被自己的政策创造出来的矛盾泥潭，“越来越转变成波拿巴主义的潜在武器”（《问题》）。
但正因如此，它同时也会唤起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迫使它走上反抗官僚主义毁灭性政策的革命道路。
中派在农村的政策目标同样有着重大的作用。官僚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当前农业危机的深重性，所以它还是企图在旧的“全盘集体化”政策框架里去寻找摆脱危机的解决方法，企图引进各种偶然的、通常带有时令性的修补手段：一会儿，集体农庄贸易的新时代恢复了，一会儿，又转而实行紧急措施。
农业的状况不可能不引起官僚的惊慌。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的罢工威胁笼罩着整个国家。1932年春天颁布的一系列法令看起来是中派农村政策出现决定性转折的开端，但这些法令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现阶段，官僚们还局限于个别无足轻重的退让，没有下定决心要跨过那条界限。
“全盘集体化”的政策和余粮征集制在大体上没有改变，因此新的法令对农民的倾向影响不大，根本没能唤起他们的“热情”。农村的生产破坏还在愈演愈烈：农业公司的惨痛结果已经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
但到了冬天，又出现了新的困难。粮食征购的组织任务摆在官僚的面前，他们却没有办法正确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向相反的方向奔去。
农村遭受到了更强的行政压力，当局追求的目标是，对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仅要榨取已经严重缩水的商品部分，还要把相当大一部分本来用于自己消费的储备也拿走。在此基础上，新一季的进攻开始了，对农村集体农庄部分的极端残酷压迫拉开了帷幕，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对区委干部和其他基层部门代表的凶狠打压。比起过去的年份，所有这一切的规模都显著扩大了。
最后，斗争的不断加剧使得力量不断膨胀，它推动了一场针对农村的、正式的经济和政治战争。产粮区的大部分地方——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北高加索和乌克兰——这些联盟的主要粮仓几乎是陷入了戒严状态。他们成体系地枪决和流放共产党员及农庄庄员，并且把这种行径当成在联盟产粮区进行粮食征购的主要办法。（参见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乌拉尔州委员会、中伏尔加边区委员会、中央黑土区边区委员会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相关决议）
在官僚有关农村的一切政策里都可以看出一个特性：官僚碰上了农庄庄员的生产破坏后会镇压他们的“富农反抗行为”，同时却又戴着伪善的面具，向无产阶级展示自己的“关怀”，把城市的粮食供给分发给全体作伙食。
在发明新手段镇压无产阶级的同时，官僚们还想向农村证明，他们不会向充斥各处工厂和制造厂的“旷工者和流窜工作者”“日益增长的要求”让步。（注：летун指为了多赚钱或者其他原因而经常变换工作的人。）
这样的斗争政策在之前对于中派主义来说是如此的具有代表性，而现在它在两条战线上同时退却，越来越多地带上了悲剧色彩（对于官僚来说），因为它使得中派主义的基础不断缩减，使得政策本身同时和我国两大主要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与此同时，这个政策并没有解决经济上的困难，相反还会加深它，最后，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会破坏劳动和生产。
在自己政策带来的毁灭性结果面前，官僚们也会陷入混乱，表现得犹豫不决。由于对依赖“总路线”摆脱危机的可能性丧失了信心，他们磨磨蹭蹭，甚至不愿意去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方案，而他们自己曾经庄严宣告过，要把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作为二五计划的任务。
失去前途的官僚将会在进一步强化恐怖的道路上找寻出路。农民起义的爆发标志着极“左”的冒险迈出了第一步，它在我们的眼前变得疲乏，还威胁着要淹没在无产阶级的鲜血里。
在内部施行恐怖的同时，极其吸引官僚兴趣的外部路线仍然是为外交冒险充当走卒。斯大林主义外交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寻求和外国的帝国主义头子进行秘密联合的可能性。
至于官僚要在这两个方向上走多远、到哪个限度，我们对此只能猜测。只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不管在此处还是彼处，无产阶级专政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反革命政变的可怕威胁——这就是极“左”冒险带来的必然结果。
我们不应当低估官僚政权的生命力，它在各个阶级之间保持着平衡，并且依赖发达的欺骗和暴力系统。不过，如果说在29年或者30年就要尝试着预测它临近的灭亡还为时过早，毕竟那时一系列发展过程还没有完成，机动和转变的可能性还没有耗尽，那么到了今天，局面已经根本改变，期限已经临近了。
那么，不管展现出来的前景有多么艰难，我们，列宁反对派，都不应该从它面前逃跑并躲藏起来，不应该在即将来临的决定性事件面前露怯，因为只有我们能够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清晰的斗争纲领，明确指出一条摆脱危机的无产阶级路线。
Ⅱ 全速坠入政治危机
中派政策近年来的发展和它带来的所有矛盾与曲折正是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的交织结果。这种交织是由两权并立的因素表现出来的，而它的缓慢累积正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但是，尽管波拿巴主义的准备工作在很多方面已经完成了，堕落蜕化的道路这些年来也走得很远了，发号施令的中派主义还是没能成功改旗易帜，坐上农民反革命分子的波拿巴主义鞍子，因为农民阶级已经丧失了对中派官僚仅剩的一点信任。
正是因为这样，中派主义在矛盾的困境里绞尽脑汁也没办法从极“左”冒险的陷阱里解脱出来。波拿巴主义的政变者需要一些“赎罪的祭品”来为中派主义的过错背黑锅，而到了1930年3月15日之后，鲍曼和其他的“左倾过火分子”就成了这样的祭品，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从那时起大约过了3年。极“左”的冒险深化了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如果说当时可以做到只对内部机构进行不大的调整，那么到现在，哪怕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整也不见得能维持住平衡，因为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任何重大的政治转变都会打响国内和党内政治运动的第一枪。
用这些毫无价值的“祭品”是没办法在历史面前赎免罪行的。开始活跃起来的阶级力量需要在各个方面改变制度，但是这一点并不在领导层的考量范围之内。国内正在进行的事件以它独特的、把历史的当下阶段同前些年明显区分开来的性质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这些特征似乎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中派时期’的最后阶段，预示着一次直接的过渡：如果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扭转政柄，使国家向它需要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复兴；反之，如果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占了上风，它就会面临最终的灭亡。
政治局势的极度紧张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政权的问题。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被赶入了死胡同，它如果想找到出路，那它要么走无产阶级路线，要么走新耐普路线（注：НЭО-НЭП，指恢复新经济政策），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总路线”已经遭到挫折，在它自己引起的压力和充满矛盾的现实之下摇摇欲坠。
当权官僚的每一项新法令、每一个新措施，都以新的力量揭露它不断深化的波拿巴主义堕落。在我们面前极其清晰地显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官僚脱离无产阶级的进程已经彻底完成了。依赖于全民投票的制度，又运用包括枪决示威工人在内的一切心理和肉体的强制措施，官僚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并且步步紧逼，逐渐夺走工人对机构和政策的最后一点监督权。
因此，现在无产阶级和中派官僚（作为敌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把敌对阶级的压力强加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但是，不管官僚在自己的镇压政策上已经走了多远，它到目前为止还不得不用“适应无产阶级”的形式来加以掩饰。这一点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它独特的意识形态：其内容是反无产阶级的，而在形式上又以被斯大林“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保护色。另一个特点同样对此有所体现：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规条例留存至今，在撕下面具、公开与反革命勾结串通之前，官僚还没有能力去废除它们。
在那个时刻到来以前，斯大林主义的寡头政权要和所有的前波拿巴主义政权一样，被迫“为了不摔下去而保持平衡，为了支配而献媚，为了讨得欢心、为了能不止靠刺刀维持统治而收买”。
虽说官僚在阶级之间见风使舵，但它连这一点也做得并不流畅，还远没有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无上权威、可以对各阶级实行专制统治。这正好说明了他们制定的法令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独特而模棱两可的性质：它交替地对国内两大主要阶级最迫切的利益进行沉重打击，同时被迫使一些手腕，把它真实的意图掩盖起来。
诚然，支撑这种见风使舵的基础正在变得越来越窄，因此官僚政策里的献媚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粗野的恐吓，它所做的让步越来越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施舍，没法在群众中激起任何幻想。
这种情况下的趋势就是，国家机关早已失去了利用苏维埃的优良法纪进行正常治理的能力，它只会更加严格地把它的措施限制在恐怖手段和愚民政策的狭窄范围以内。
国家统治机构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对行政专断的强化上。中央政权指派到地方去的特派员和总督们消灭了一切地方自治，在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农庄进行审判和镇压。格别乌的血腥行为和目无法纪扩散得越来越广，它不仅针对农民，同时也打击工人。
因此，以改良主义方式走出危机的机会现在变得越来越渺茫。尽管无产阶级仍然有机会以改革的道路恢复自己的专政，但由于官僚的深度堕落，这种可能性愈发显得问题重重。内战，这个最坏的选项，正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发生。
不过，不管这种堕落已经走了多远，都还没有触及到那个可以引发质变的量变临界点。并且，虽说“反革命的思想和组织领袖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内部”，“机构现在的职能和它明天的职能也必定要以内战流血的方式进行决斗”。
此时，不管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对此有多么渴望，政权的问题都不会只由它一方来决定，而是由越来越有可能发起猛烈战斗的各个阶级共同进行解决。
不过，假如有人把这些传到我们这里来的消息、这些并非个例的血腥事件提到内战的高度，然后得出结论说能把我们同资本主义复辟区分开来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他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这么说是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遇到那种战役结果能决定一方生死存亡的大会战，而只是碰上了一些前哨部队，此时的战果根本预测不了最终的结局，甚至也不能说明内战的必然性，而是只能警告我们说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
毫无疑问，现在的国家机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上层集团，态度极其凶恶。想必，在用铅弹暴雨打穿超过一千个工人的身体之前，屠杀了伊万诺沃工人的血腥刽子手卡冈诺维奇都不会停手。
不过幸运的是，只靠一些卡冈诺维奇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苏维埃联盟的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不会在暴徒的面前低下头颅，并且，在意识到危险临头的时候，会以有力的强攻从他们手中夺下犯罪武器，剥夺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篡夺来的权力。
况且，居统治地位的中派集团自己也并非铁板一块的反革命团体。在决定性的时刻，它也会根据社会发展的轴向陷入迅速的分化。
就在现在，在情势所迫之下，这种重组已经开始了，它正在准备着机构的崩溃和解体，破坏机构的完整性并且从中脱离。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把心慌意乱、张皇失措、害怕明天到来的人组织起来，有可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幕后推手。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官僚最近措施的两面性和矛盾性、它在经济政策上的迟疑不定和停滞不前，以及它用新的残酷镇压补救经济失败的尝试。它一会向左一会向右，被虚幻的希望操纵着，恐吓各个阶级，企图阻拦那个可怕报应的到来。
不过，官僚越是在经济领导中表现出犹豫不决和辗转不安，越是走上恐怖道路，政治危机迫近的要素就会越快地显现出来。
国内的波拿巴主义势力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显得愈发蛮横无理。不过无产阶级也更加明确地警醒过来，在这个日渐激化、酝酿着风暴的局势之下活跃起来。至于我们这个有三百万人的党，它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志愿先锋队，相反，它包含着内战中对垒双方的萌芽。党没有办法对目前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它的波拿巴主义右翼准备要主持一场反革命，它的无产阶级左翼则惨遭失败、迷失了方向，正在寻求和潜藏地下、被追捕得疲惫不堪的列宁反对派建立联系。反对派应当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使他们能够领导起来斗争的工人阶级。在这两翼之间还有大量尚未定型的中间派，他们还不能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还不能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不过，惊雷的第一声轰鸣，工人群众开始复苏的第一个征兆已经给这个环境带来了分解的毒药。就连不止一次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们在这个时候都不得不再次投向左边，这预示着党这个泥坑里开始出现分化。这件事和其他一系列征兆说明，步伐正在加快，各个阶级正在投入到斗争里去。无产阶级的义愤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它可以摧毁那些隐蔽的、却又日渐成熟的反革命势力。就让它那净化一切的风暴咆哮起来吧！
1918 год. Л. Каменев и Г. Зиновьев у временного памятника К. Марксу и Ф. Энгельсу
1918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临时纪念碑旁。
在国内这些可怖事件成熟的前夕，更频繁、更细心地研究一下那些充当了征兆，向我们警告“决定性时刻正在接近”的个别事实也是不无益处的。的确，我们手头掌握的情报资料极其贫乏，不过仅凭我们明确知晓的部分就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制度的反抗过渡到了新的阶段——从以大规模人员流动和缺席抵制集会（用脚投票）为形式进行消极的抗议，到采取一些主动的形式，即罢工和示威，这就是工人运动复苏的历程。这证明社会政治的反动时期还没来得及把那些斗争方法从无产阶级的意识里根除掉，无产阶级已经习惯于这些斗争的办法，并且能够通过这些办法获得胜利。
在愈发深重的经济危机压力之下，在政治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将会陷入极端的赤贫，剥削甚至会达到有生理退化危险的程度。不过生存状况的不稳定正是革命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且，正如ЛД（注：可能指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它“使得哪怕最安定的工人都失去了镇静”，这就可以解释工人群众的经济行动的理由。然而，现在的制度并没有为经济斗争提供一个合法的范围，在此基础上，经济斗争的不可行将更加迅速地推进斗争形式转变为政治斗争，反动派的那种呆滞和麻木将会很快得到根除：“十月革命的命运将由千百万人民来共同决定”。
毫无疑问，发生在马克耶夫卡、伊万诺沃和其他地方的惨案只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热潮的第一批预言者。无产阶级因卡冈诺维奇们而流的第一滩鲜血将会燃起火焰，促使新的工人阶级队伍投入斗争。在弹雨之下，群众消极的不满将会变成愈发增强的公开革命行动。
正如1月9日的流血事件（注：公历1月22日，指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事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列宁所做的事在1912到1914年革命高潮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那样，正如1917年6月那一段为十月革命做准备的日子所引起的巨大震动那样，发生在伊万诺沃的镇压（我们至今还未知晓它的确切日期）将在联盟所有的工业中心激起无产阶级的愤慨。就此而言，这一事件对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有着难以估量的革命意义。
在伊万诺沃和其他地方的事件里，工人阶级开始积极参与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一方面，群众的自发运动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规模，而另一方面，官僚的凶残也是前所未见，他们心惊胆战、生怕丢掉权力，绝不会停止使用血腥手段来镇压手无寸铁的罢工者。
当然，伊万诺沃工人走在前面的情形完全不是偶然现象：它是全国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队伍之一，受外来工人稀释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处在最糟糕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下。行动的理由当然不少，但是极其艰难的食物状况才是第一推动力，它使得工人们日渐累积的不满爆发出来，让他们采取像罢工示威这样的可靠办法。
纠缠着伊万诺沃工人的自发的经济主义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地官僚削减了无产阶级本就贫乏的口粮配给，工人们才掀起浩大的波澜，投入到同他们的斗争中去。这样一来，工人们恐怕没有预料到，统治国家的寡头——以斯大林的特辖区管（опричник）卡冈诺维奇为代表——会宣布他们的抗议是反革命和明确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
只有当中派政权承认枪杀事件的时候，工人们才能凭着亲身经验确信，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做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工人都已经得出了所有的政治论断，我们就会低估时间在群众意识发展过程里所扮演的延缓作用。并且，尽管在群众中间自发反对官僚的模糊的不满已经积蓄得很多了，但他们还是只会在有一个奋不顾身的先锋队坚决带头的时候才会有组织有意识地行动起来。
官僚顽固地抵抗着群众的活化，试图把他们的行动打得四分五裂，因此我们绝不能指望事态会沿着1917年以及更早的1905年革命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轨迹发展下去。采用简单的类推法，把工人阶级群众运动在之前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照搬过来，这么做是行不通的。在凶残的恐怖制度环境之下，被逼转入地下的运动在没有极其猛烈地爆发出来之前，都将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发展。
我们的任务就是加快群众的政治成形过程，为从他们中间选拔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供便利。只有正确考虑主观因素的意义，为群众斗争提供适当的领导，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出自己的口号并以此把他们带上正途，列宁反对派才能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伊万诺沃事件把很多问题直接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成了我们团体内部争论的对象。对于我们所有的团体和派别来说，对待它们的态度就是一块试金石，这就好比对于当初的无产阶级党派来说，列宁的事迹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检测党的革命性——那段时期里，布尔什维克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里得到了锻炼。孟什维克们唾沫飞溅，极力反对“爆发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运动的“交织”。
我们当前也面临着这样激烈的斗争，而且需要在同消极分子的斗争里坚持下来。他们就像那个时候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一样，一方面声称“争取小麦面包”的经济斗争不能体现革命性，同时却又显得顾虑重重，生怕经济运动被政治行动搞得“复杂化”了。
我们的取消派模仿着他们前辈的腔调，把工人的运动描绘成一股盲目的自发力量，认为这股力量可能向任何一个方向扭转，从而被像喀琅施塔得那样的冒险活动所利用。他们把最近的工人行动描述成“争取贸易自由”的斗争和促进斯大林废除“左翼方针仅剩的创造性残余”并用新耐普政策取而代之的推动力。他们甚至更进一步，质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提议说不要到他们中间去寻找国家革命力量的源泉，而是要到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里去：按他们的设想，国家机构人所共知的力量可以扮演“社会主义祖国的拯救者”。他们把所有真实的关系弄得完全颠倒过来，公开地为官僚打击工人阶级的罪恶行动充当帮凶。
而与此同时，所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应该清楚：唯一有能力打倒反革命的革命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它的革命领导者地位已经在历史进程之中固定下来了。
夏天的事件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们把所有那些曾因为急躁而犯了“左”倾错误的，被召回主义、工团主义和其他使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主流的极端派别吸引的革命分子团结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列宁主义工人的行动标志着阶级斗争的转折点，而正是这种斗争的高涨使得一切极“左”派别走向枯死和灭亡，使得工人阶级的所有革命力量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周围，这一点绝非偶然。
一系列征兆表明，国内最近开始的活动将会使得我们运动里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进行相应的联合；当“工人队伍整齐划一的步伐声”从远处传来，所有那些曾被极端的激进主义吸引的同志将会调整自己的脚步，不再是大步赶路、匆匆向前，而是和无产阶级厚重的后备军步调一致，稍微慢些，却要更加坚决果断。另一方面，腐化的变节者、无可救药的怀疑论者和犹豫不决的消极分子将会受到最后的刺激，使他们最终决定自己的立场，跳到那条把我们同斯大林主义官僚区分开来的界限对面去。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会在我们的队伍里引起新的政治重组，而这将是革命力量动员所不可或缺的过程。
Ⅲ 以群众斗争为方针，反对取消主义
在历史的剧变时刻，在群众运动高涨的紧要关头，我们运动的领导者们经常会显得达不到局势所在的那个高度。
领导层的危机表现在他们跟不上运动的发展步伐，不能完全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的重要性，没有充分领悟运动包含的革命力量。换句话说，领导们表现得过于软弱，难以保证运动的胜利，而群众等于是被抛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他们要么是得不到任何指示，要么是得到一些错误的指示。一旦敌对势力确认我们革命斗争的领导层是如此软弱，那么群众马上就会惨遭失败。
因此，在国家初步复苏的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群众的利益，即恢复一支能迅速制定方针策略而且有足够战斗力，不至于在紧要关头畏难惧险的先锋队。要组建这样一支把革命意识和阶级意志集于一身的先锋队，实际上也就是要用那些分散但活跃的成员重建我们的党，他们要么处于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之内，要么被正式排除在党外，身处工人阶级里具有政治觉悟的阶层之中。
这个恢复党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列宁反对派的肩上。但是，现在反对派的部分成员显得优柔寡断，而如果要完成这项使命，反对派就必须摆脱任何形式的犹豫不决。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反对派内部争取明确政治立场和清晰策略路线的斗争具有明显的意义。反对派内部的分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它又一次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而变得更加剧烈。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队伍里复发的右倾风险是一种掩饰起来的、反对我们运动总体方针的修正主义。
我们不应当高估我们隔离所里的人员，我们也不打算把他们拔高到“先锋队先进部分”的水平。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对那些正在我们集体里酝酿着的进程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Ф-в那臭名昭著的“发明”，即“斯大林分子成了党内的左翼”，而列宁反对派“转变成了地下活动的中右派联盟”，不过是以一种更加露骨的形式表现出了那种把隔离所内的右派分子缠绕得越来越深的思想分歧。
我们可以发现，在М，Б和М那篇“赫赫有名”的提纲里，以及在这“可敬”的三驾马车上各自写成的文章里，这种取消主义的立场叙述体现得最为充分和彻底。
如果不看它激进的，以及在有些地方显得极“左”的辞藻，剥去它文字的外壳，我们就能在提纲里看到最为悲观的那种政治消沉和变节。
他们明显是抛弃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拒绝了这项理论的基本立场，即“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积极性必然会发展起来”，转而去保卫它的对立面。他们从无产阶级精神及物质资源的耗尽开始论述，最后得出的可能性不过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猛攻和节节胜利面前实施退却政策而已。
他们把“历史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纲领的无效性”这个观点进一步推导，试图以此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和他之前的一切文件著作是“相对立”的；并且想把反对派引上歪路，让它“承认既成的事实”，“在这栋建筑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他们貌似支持《问题》所提出来的经济结论并以此掩盖自己，又千方百计地曲解托洛茨基同志对中派经济政策所做的评价，试图以此证明极“左”冒险是“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反对派应该为它的结果“负起责任”。随后他们又企图论证一个荒唐的想法，即工农联盟已经在“全盘集体化”和“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基础上恢复了。
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提纲的作者不再是遮遮掩掩地同托洛茨基同志进行论战，而是公开地把他批判为“教条主义”和“片面思想”。同时他们还以最大的果断抨击“党遭到了破坏”的论点，并试图证明相反的论点，即党已经恢复了“专政的唯一可能性”。
尽管М，Б和М的半孟什维克半中派主义观点已经公开同列宁反对派的一切方针决裂了，但在我们集体里还有一些同志在猛烈抨击任何批判上述观点的尝试。这是因为这些同志自己的立场不过是与М，Б和М的观点稍有不同而已——很多时候区别就仅仅在于他们的措辞更模棱两可、难以确定，需要进一步的解读，至于他们的中左派本质则是毫无疑问的。
就让我们研究一下ДЛ同志发扬起来的那一套观点吧，它的一切都基于对官僚和中派主义作用的误判。在ДЛ同志和К同志针对提纲所作的反对方案里有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和官僚之间的矛盾是“无产阶级的最广泛群众同它的官僚主义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由此就诞生了另一种立场，即这些矛盾不能越出本阶级的范围，同官僚的斗争是阶级内部的斗争，这样的观点就使得他对未来局势发展的评价和展望有失偏颇。ДЛ同志没能看到中派主义本身就已经为它将来的波拿巴主义堕落奠定了基础，因此他把阻止波拿巴主义反革命力量从内部“推翻中派主义”当成是改革的任务，而没注意到对革命的威胁就是在中派主义内部发酵的。
把斯大林官僚包含在工人阶级之中，把中派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对立起来，这就是ДЛ同志和他的拥护者们所鼓吹的基本观点，他们操持着消极的策略，对充分开展工人群众运动抱有担忧。而在经济政策方面，ДЛ同志犯的错误在于，他否认领导层对于危机的产生和深化有着独立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坚持以既存中派政策为基础的苏联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理论，又否定工农联合的必要性——他对恢复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这一计划的激烈反对就来源于这一否定。最后，在国际政治领域，ДЛ同志的团体支持中派主义对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策略，反对由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那种统一战线口号。
我们不会在这里着重强调ДЛ同志所犯下的其他错误，以及他用理论表达自己观点的尝试——那不过是对不断革命理论的拙劣模仿。
集体里的其他一些小圈子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对它们不予讨论，因为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抱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看待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这实际上就是向斯大林的总路线投降，转而在反对中派主义本身的同时保卫这个总路线了。在他们看来，总路线和它的指导思想——中派主义之间并没有足够的连续性（参见В.К.，Л.Т-ва和其他人的相关主张）。
很明显，所有这些类似的流派都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合并成一个变节者、取消主义者和消极主义者的联盟，反对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那“一小撮”彻底的、毫不妥协的人。像这样的联盟当然会尝试用忠于反对派基本方针的假象来掩饰自己，同时又对周遭一切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在这个联盟的各个流派之间，还有一些调和分子在无助地乱窜。他们声称，既然所有这些观点的“细微差别”都产生于我们这个组织，而且至今也没有公开地同组织决裂，那它们就是平等的。这些调和分子把一切意见分歧都看成是“琐事”，又把意识形态斗争当作“争夺个人影响力”的内讧纠纷，但实际上他们不光是在斗争双方之间搞平衡，还像机会主义者一直以来千方百计所做的那样，协助变节者对抗真正维护列宁主义路线的人们。
因此，在国内政治危机迫近的情况之下，我们的集体实际上分裂成了两个观点相左的对立派别，对国内局势和我们运动的任务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当下，斗争的任务被提到最前端，策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最基本的争论对象，在我们的狱中生活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处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认为这样的方案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坚决摒弃那些声称“无产阶级有可能是反革命的推动力量”的说法。相反，对国内局势的分析表明，只有拒绝动员工人阶级力量才可能为反革命扫清道路。
如果列宁反对派不能成功振兴党内的工人阶级核心，组织工人群众对抗官僚，那么反革命的胜利就不可避免了。在开展工人阶级战斗活动的时候，任何形式的举棋不定和迟疑不决都会加强敌对阶级的力量，使得那个最糟糕的结果更有可能发生。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形式问题，我们也要同样明确地决定下来。
反对派当然是在倾尽全力试图有组织地为运动提供准备，但如果时间不够（冲突提早爆发），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就不应该消极被动、观望局势发展：他们应该加入斗争，使斗争具有最高程度的组织性。
我们在监狱外面的骨干有着严明的纪律，任何一场罢工、任何一次无产阶级示威都不能缺少他们的参与。
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托洛茨基同志1914年的言论用到今天的情况上：“批评自发罢工对于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来说是恰当的，但只要这种批评变了味，开始谴责任何未经组织的罢工斗争，它就会变成一股保守力量，挫伤工人的积极性，遏制而非促进工人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再次引用托洛茨基同志做出的著名指示——“尽可能多地把团结、计划性和觉悟带入自发发展的群众斗争之中”。
一系列关键事件的到来使我们不得不直截了当地提出策略问题，使我们必须要联合一切坚持群众运动路线的人，组成统一战线对抗那些同官僚站在一起、把工人阶级痛斥为“喀琅施塔得分子”的人。
决定性的日子正在向我们靠近，到那一天，我们将在所有这些事件的推动下，依据他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划清敌友——你们要跟谁走，是工人阶级还是官僚？而有的人脑子里有这样的疑云：“难道不应该避免采取主动的斗争方法吗？”这种想法不过是我们队伍里的累赘，因为工人阶级今日奋起、争取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不管他们现在有着怎样的政治觉悟水平，这种斗争都是唯一有可能争取到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支持少数派集体在最近发表的宣言里所提出的口号（ЗПР，32年10月27日）：“工人争取面包、反抗饥饿政策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所有真正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战士都应该团结在这个口号周围，组成一个统一战线。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与一切形式的群众恐惧症作斗争，对我们的运动来说，它是现阶段最直接、最尖刻的危险，只有克服了它，我们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把我们的队伍团结整合起来。
如果说在我们集体里的右翼问题上，我们主要是在对付那积攒多年的迟疑病、尾巴主义和群众恐惧症，那么在少数派集体里我们要对付的目标就换成了急躁冒进的幼稚病。我们成功的根本条件在于广大群众能理解我们的政策、能领会我们的口号并且自觉为之奋斗，因此，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派别，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引导自发奋起的群众，使他们理解自己斗争中包含的阶级任务。假使群众没有获得自己的政治经验，那么不管是多么坚决、多么敢于牺牲的先锋队斗争也不能使我们的力量占据上风。
然而，少数派的同志往往把口号推进得更远，这就说明他们对群众工作考虑不周——既没有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观点，也没有做准备工作，以便整个阶级同先锋队一起进行有组织的行动。
我们不会在此一件件地把我们同少数派集体的分歧研究清楚，也不会局限于单纯地列举那些最为错误、对于这个集体里的个别小团体来说最为典型的观点。最主要的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试图证明这种特殊形式的国家——官僚国家——是一种通向资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从这个理论出发，就必然得出了对改革策略方针的否定。
上述两者（译注：指右翼和少数派）都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对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因此都只是“对实际的反动丑化”（ЛД）。关于党内分化进程已经结束的理论也是上述情况的一种，它认为“斯大林主义已经不再是中派主义了，因为右派不仅被清扫一空，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被超越了”。在此，在阶级斗争还没有激化到那个临界点之前、在当下这个分裂为两部分的官方党里还没有公开进行反革命政变之前，我们试图让自己领先于局势发展。
我们同样应该指出以下方针的错误：有一些声音承认了中派现行的农村政策，即那些极其糟糕的富农政策，他们主张，波拿巴主义已经如预料的那样成了既定事实（Авел同志）。以及，我们还要同样坚决地表达我们对一些谬误观点的反对，它们几乎把极“左”冒险的失败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认为后者从客观条件来说就是不可能的（П-ль同志）。
不过，不管少数派集体里个别同志的思想偏差有多大——哪怕有时很明显地体现出教条主义的特征——总的来说，他们在自己的公开发言里持开放态度，至少是在最后时刻在争议问题上给出了这样的表述：这些争议问题绝对不是不可以讨论的。就算是ЗПР编辑部近几日发行的宣言（而非社论）也能为此作证，其中叙述了编辑部对这个阶段一些基本问题的态度。尽管在个别问题上，这篇宣言里有一些我们很难同意的观点，比如其中毫无根据地自认为反对派的历史路线具有独特的延续性，以及显然暴露出组织上的保守主义，这份文件总的路线还是表明，少数派集体的同志们相当接近我们所捍卫的立场。
ЗПР编辑部以一个集体的名义发行文件，（因此）文件里删去了一系列最有争议的成分——而且这个过程是这样完成的，即不使叙述丢掉它切合实际的特性，反而还要能阐明那些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正是这样的状况表明，编辑部已经走上正道，在考虑工人群众的实际需求，（因为）尽管我们的一切争论都可能对运动产生影响，但他们还远远做不到理解所有的这些辩论。
这样的路线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障，如此一来我们的争论就会在群众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清除。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文件中给出的策略问题论述使我们能够与少数派集体达成一致，不管是共同对抗当权官僚，还是与那些委身于反对派内部的取消派和变节者作斗争，双方都能够协同作战。
我们认为，正如ВБ小组曾实行过的那样，这是我们远离极端教条主义宗派路线所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我们相信，所有真正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能在这条道路上找寻到最好的基础，把队伍团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派系——我们当前运动如此急切需要的东西。在这条道路上，组建一支能够承担起组织群众的任务的先锋队将会简单很多。
Ⅳ 与工人阶级共进退——迎接新的战斗！
毫无疑问的是，同摆在列宁反对派面前的庞大任务量相比，它目前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至今为止，它在工人阶级里都缺少群众组织基础；至今为止，它都不能成规模地开展工作，没法避免让自己的政治路线变成工人阶级总斗争的绊脚石而非主力军和领航员。
恢复工人阶级内部遭到断绝的联系纽带，以奋起的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与党内的无产阶级成分、一切先进分子以及本阶级内有政治觉悟的人们集中一处，致力于有计划地唤起全体群众的高涨——这就是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反对派以此为目标，努力帮助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自发出现的反对小组形成政治组织。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同斯大林主义展开斗争，争取恢复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口号将使一切共产主义战斗力量紧密团结在反对派周围。
同时，只有直接组织起群众反对官僚的斗争，我们才能使我们的组织深入群众，真正地领导他们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因此，我们必须要同时对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意志施加影响，要广泛地宣传我们的思想和口号，要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组织工作。如果我们能在群众工作中把这些任务紧密连结、协调到位，运用一切手段发展我们的运动，逐步深化群众的政治觉悟并使他们加以领会，或是深化我们的思想，使它能够强化群众斗争，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层次，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取对官僚的决定性胜利。
当然，我们群众工作的内容对于我们的斗争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要完善理论的论证，更要形成清晰而正确的口号。这些口号应当向群众阐明所要追寻的目标，指出实现这些目标最可靠的途径。并且，它们应该清楚地同那些已经不适应当前局势的宣传口号、以及那些被我们直接当作首要任务加以施行的现实口号区分开来。不过不应该忘记的是，某个时刻具体的现实口号不是简单地从总的纲领宣传口号里得出来的，而是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紧密相关，情况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现行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
例如，在当前实际情况下，中派的极“左”冒险政策已经把局势弄得极端复杂，我们在争取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业化政策时就要转变总口号的形式，不能采取我们力所不及的“最高”速度，而是要采用最适宜的形式——也就是说对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最有利的形式，同时也不能在资本建设局部收缩的情况下停下脚步。我们对于农业集体化的总口号在当前情况下迅速转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口号，它拒绝全盘集体化的政策，完全支持集体农庄的自愿运动，精心挑选并保护那些最具有生命力的、最健康的，同时首先是贫农成分的集体农庄。毫无疑问，提出这样的口号绝不意味着我们正在抛弃反对派从前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口号，而只是表明我们不得不考虑斯大林政策的致命后果，提出这样一条缺少了过渡措施就无法实现的路径，从而使我们走出危机。
至于我们在党和国家方面的政治总口号，情况则是这样的：既然它们的目标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深度改革而非把它置换成另一套系统，那么要实现这些目标就不需要从根本上破坏这套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基础，而只需要使苏维埃和工会重新正常运作、使共产党重获新生，以此重建起工人阶级的统治。为此，必须首先剥夺掌权官僚从无产阶级手中篡夺而来的权力。
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我们总体上维护无产阶级全面民主的口号，它的实行是充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我们在群众当中所宣传的斗争形式与方法和那些常规的、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方法没有什么区别。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如果情势需要，总罢工和武装无产阶级（哪怕是以重建工人赤卫队为形式）就可以成为群众运动的口号，因为还没有哪个阶级戒除了采用最极端方式进行自卫和进攻的习惯。
在斗争的第一阶段，过渡口号毫无疑问是最为紧迫和重要的，它要求在党、工会和苏维埃进行自发的和秘密的重新选举，让执行机构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政治进攻策略发展路上的第一个台阶。（这个口号是于1931年11月在集体文件《策略》章节的委员会草案里第一次提出来的）
在任何自发产生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地方提出这个口号的同时，我们也要向他们强调组织性的重要意义，即它能够把运动推向更高水平。我们所有口号的基本指导思路都是“在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领域同斯大林主义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问题》），而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方法就是加强群众斗争。
不过，我们应当以群众斗争的方向来得出所有的政治和组织结论。我们的口号不应该是抽象的，而是应该来源于群众的直接需求。准确来说，在群众以其首创精神秘密恢复基层党、工会和苏维埃组织的时候，就应当制定一整套特别的口号，以便于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完全集中到这些组织里去。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堡垒，与主要盘踞在官僚机构周围的阶级敌对势力展开斗争。只有通过争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的主要政治口号，即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彻底改变整个国内国际政策，而如果不撤换阴险狡诈且已经破产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就不可能达成这一点。
因此，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所有的工厂里、在党和工会内部建立起一个属于我们组织的广泛的地下网络。
上述列出的全部口号中所包含的专门的无产阶级内容必须要以一系列口号作补充，它们要能够瓦解农村反苏维埃战线、从不断增长的富农影响下争取贫农，并且可以把农村下层群众的巨大不满引向革命斗争方面、使他们争取可靠的列宁主义政策、以贫民为坚实依靠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斗争的正确发展。
机构里的反革命核心在失去统治工人群众的权力之后，会不惜一切手段阻止我们向贫农施加影响。但当他们想尽办法要用极“左”的冒险进行清算时，在他们测算农民阶级要做出多少让步时，贫农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因此，我们在农村的境况绝非毫无希望。我们不仅应该向农业工人，还要向更重要的农民阶层阐明：列宁反对派绝不会屈服于全面集体化的狂热，绝不会被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幻影所蒙蔽。
这一点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潜藏在劳动大众广泛阶层之中的信任财富变现，用于我们同斯大林主义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们有机会在农村争取到盟友，组织同贫农的联盟、终结农村官僚的恣意妄为（为了劳动大众的利益），这样的口号在今天仍然意义重大，具有独特的力量。
我们通过这些口号强调：我们既不接受“全盘集体化”这样的冒险盲动，也反对官僚出卖工人阶级、同富农反革命串通的行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用相应手段保障农村经济恢复路线并削弱中农的任务。这个方向上的主导口号是同农民结合，他们的政治情绪也将是检验我们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把工业价格和农业价格挂钩（国内和国际价格也是如此），同时稳定币值，这样的路线和经济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们旧的集体化口号却不曾失去意义，如上所述，它转而去发扬贫农的首创精神，而正是这种深思熟虑、切合实际的集体化阶级政策，而非行政压力，能够向农民展示真正先进的大规模集体生产阶段，为他们做出表率、把他们吸引过来，帮助无产阶级国家维持对农业生产的监管、有计划地克服市场的自发力量，并且加强计划经济。
只有通过这种政策，把进一步迈向社会主义的斗争同农村的发展联系起来，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在更高的基础上加强其专政——“更高的基础”指的是相对缓和社会矛盾，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谋福祉——不过也要牢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只有可能在国际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世界范围上实现。
毫无疑问，在农民问题领域的每一项哪怕是最彻底和最连贯的列宁主义政策里，来自小资产阶级自发力量的危险都会威胁到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
但是，斯大林主义冒险所带来的危险使农民群众彻底地偏离了生产轨道，并剥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均势地位，这种无可估量的危险更加严重和直接。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一整套实际的口号，在劳动群众面前将我们的整个纲领——经济提案，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要求和盘托出，以此来消灭极“左”的冒险。
即使用最有利的政治活跃指标来猜测胜利的前景和可能性也是完全徒劳无益的。对我们来说，有一件事应该明确：如果不克服列宁反对派组织性质上的巨大困难，就不可能确保无产阶级路线的胜利。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逾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战胜它们。
与托洛茨基同志一道，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始终能够在高涨时刻找到自身的力量，能够创建一个联合一切有战斗力的阶层的组织，以便于开展统一的积极活动。无论取消派和叛徒们对无产阶级做了多少诋毁中伤，无产阶级都已经开始唤醒那些麻木的成员，给他们以力量。
面对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我们没有理由感到焦虑和不耐。凭借革命的坚毅和信念，我们会为行将到来的战斗做好战备。就让反革命势力在迫近的决定性时刻面前警觉地观望吧，无产阶级决不会让他们扭转自己的命运——那就是遭到革命力量的毁灭性打击。如果说至今为止官僚还有足够的武力以及其他任何力量来压制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抵抗，那么所有事实都表明，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
出于对未来局势的预见，列宁反对派的队伍必须团结起来，克服一切犹豫和动摇的痕迹，并拥护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怒潮，鼓足干劲，使新的斗争尽可能有觉悟、尽可能彻底和坚定。我们的旗帜上将写上这样的口号：
为建立一个依赖革命工人群众的……（缺失，仅余词尾ние）、……列宁反对派和党内无产阶级派系而斗争！
为解除斯大林主义篡夺者的领导地位而斗争！
为击溃日渐成熟的反革命而斗争！
反对官僚主义政策的维护者：投降派、取消派和变节者！
打倒官僚特权！
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
为在更高基础上复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持续提高无产阶级在国内的领导作用而斗争！
为争取最合适的工业化速率，从而持续提高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斗争！
为争取党内、工会内和苏维埃内的工人民主而斗争！
为武装无产阶级而斗争——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
为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而斗争！
为了联合贫农而斗争、为了让无产阶级与中农达成协议而斗争！
打倒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向以乡村贫农和雇农的首创精神以及与中农的联盟为基础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集体化致敬！”
为了约束富农剥削他人的觊觎而斗争！反对乌斯特里亚洛夫-布哈林主义的新‘耐普’计划！（译注：新‘耐普’[НЕО-НЭП]指支持重拾新经济政策的主张。）
我们的革命将很快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向革命的联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