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二十二大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往何处去？
巴西“工人阵线”报评论
斯大林主义是什么
继苏共二十二大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工人国家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官僚机构尚未完全失去其控制能力，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异己因素所致，非斯大林化已经阔步昂进。
赫鲁晓夫想把自己说成是斯大林主义的死对头，揭发斯大林的罪孽（其中的一部分），为他的受害者敬奉一石纪念碑，更改受到他的威严洗礼过的城市名称，捣毁他的塑像，并把他的遗体从红场陵墓中搬走。
显而易见，赫鲁晓夫这样搞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屈于苏维埃社会的压力。
然而，赫鲁晓夫采取这些措施真是攻击斯大林主义吗？斯大林主义又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的解释一点儿也站不住脚。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反对这种解释。斯大林罪孽之深重和当前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广阔，要求从苏联生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中进行解释。
斯大林主义并非斯大林罪孽的总和，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政治体现，是苏联国家和共产党的官僚化。斯大林主义是苏维埃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蜕化。斯大林派曾经领导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反革命运动，因而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之后苏维埃官僚机构便独揽政权，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依附于它的利益。
苏维埃国家在政治上是蜕化变质了，然而并未触动工人政权的经济基础。因为，苏联正在酝酿中的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它将把政权还给无产阶级，而不侵犯经济结构。
这个革命正在发展中，官僚机构不可能用恩赐改良挡住这个革命。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分子和官僚分子搞的把戏，他们篡夺了劳动者的政权。他们需要烧掉自己的木乃伊，借以苟延残喘。但是，熔化斯大林塑像并没有摧毁斯大林主义，而应推翻苏维埃官僚政权。
斯大林主义为什么会土崩瓦解？
斯大林主义孽生于苏联的落后，孽生于内战后苏维埃群众的疲惫，孽生于苏联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孤立状态，是时资本主义在1920—1930年期间取得了稳定，而世界其他地域的群众却节节败退。
这一切条件俱已烟消云散。二十年来一直可以称之为革命发展最高的结晶和中心的苏联官僚机构，如今在殖民地革命日益高涨、新的工人国家不断出现并蒸蒸日上的条件下，实际已经暴露了本来面目，证明它反工人国家的保守性，它正在疯狂地挣扎以求在革命的浪潮中苟延残生。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提出了苏维埃官僚机构无可解答的问题。赫鲁晓夫发明了民族民主政府的理论，作为官僚机构对殖民地革命的回答，同时又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赫鲁晓夫妄图将他的理论用于古巴，而布拉斯·罗加却不得不在代表大会上侈谈古巴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国家），从而揭露了他的谎言。赫鲁晓夫想贯彻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理论，但又无可避免试验维护这个工人国家所必需的五千万吨的炸弹。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实际是对中国）施尽了一切压力，想重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起磐石般的团结，但是被周恩来责之为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并退出会场，使原打算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归于无望。赫鲁晓夫发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纲领”，想以此回击中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的挑战。在二十二大讨论中这份官僚纲领却毫不重要，轻描淡写地通过了。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莫洛托夫的批评，他在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大肆渲染地责备这位总书记的文件是反革命的。
并不是罗加、马利诺夫斯基、霍查、周恩来或莫洛托夫致斯大林主义于土崩瓦解。他们想永远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实质，依附于莫斯科官僚中心。周恩来献给斯大林陵墓的花圈就有这种象征的涵意。但是，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向莫斯科施加压力，并对它提出苏联官僚机构不能答应的要求。人们无法拿民族民主政府这种妥协的理论在殖民地革命中招摇撞骗。人们无法把斯大林式的磐石般主义强加给中国。莫洛托夫不从左的方面对赫鲁晓夫进行攻击，他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这些问题已日益紧迫，并压迫着赫鲁晓夫，而他又无法对付。
此外，还有苏维埃群众的压力。赫鲁晓夫冲击斯大林，借以自卫。他企图借苏联群众对斯大林的愤慨，用以对付来自殖民地革命、中国和军队方面的压力。这是一种绝望的、注定要失败的、既没预测对头、也失去了控制的把戏。
二十二大的进展迫使赫鲁晓夫从陵墓中搬走了斯大林尸体。伴随周恩来的挑衅而来的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集会。
就在官僚机构内部也还有更激进的反斯大林一派。福尔采娃和谢列平对斯大林的谴责远远胜过赫鲁晓夫。甚至有一位代表建议取消禁止在苏共党内有派系的规定。科兹洛夫无力的反驳表明他没有自信。搬走斯大林的尸体说明他们对局势已失去控制力。
北京可能取莫斯科而代之吗？
面对莫斯科官僚中心的危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官僚主义分子的右翼都想迎合赫鲁晓夫的口味，然而并没有自信心（《新方针》周刊只字不登二十二大和新的非斯大林化的材料）。与此同时，官僚分子的另一翼却在喃喃自问，有无可能由北京取代莫斯科。
但是，中国的无可争辩的威望本质上不同于莫斯科在1924—1940年的情形。当时，莫斯科在趋向反动的全世界，代表了革命的唯一巨大成果。保卫苏联和保卫俄国革命可以同脱离其他国家革命的具体可能性提出来。世界工人先锋队很大一部分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保卫这个唯一的工人国家——可能变形走样，而出现了这样的政治现象：附属于莫斯科的对外政策。
但是，今天就中国而言，情形却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威信不可能同殖民地各国人民争取各自的民族与社会解放的斗争分割开来。中国并不是独立于各国具体革命任务的中心。敬仰中国的（各国）共产党人比较不关心毛泽东关于殖民地革命和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混乱理论。他们感觉兴趣的是中国的实践经验、它的灵活性和革命的潜力。
此外，在中国并不曾发生过任何同苏联官僚政治反革命运动相比拟的、将中国式的领导人强加于其他共产党之上的过程。中国这个工人国家虽然在蜕变为官僚化，但并不像苏联那样落入一个特权社会阶层之手，苏联的这个特权阶层正以一种反动的政策为维持其特权而挣扎。中国官僚分子的保守性表现在拒不公开反对莫斯科的政策。在各国共产党的官僚分子中，没有任何人能比他们更不斯大林化。他们依恋斯大林的形象只是为了阻止更左的倾向和中国群众参与同莫斯科的争辩。
北京是一个同莫斯科对抗的中心，因为它代表了革命的发展。但是，一个革命中心并不能代替莫斯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这个中心应该激发各国共产党内的比较革命的倾向，使他们更密切地联系各有关国家的群众，联系革命任务。这种作用同斯大林上台之后莫斯科的作用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曾经起过这种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无能作到这点。发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局限性本身妨碍了他们这样作。北京的作用在于加速斯大林主义的瓦解，并为各地左派经验共产主义倾向扫清道路。这个新中心将会造成一个具有思想政治觉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这流派将毫不动摇地号召共产党人重新按照革命的宗旨组织起来，谴责斯大林的反动作用及其根源，并号召与之进行斗争。
苏联的局势
斯大林主义曾经使苏维埃群众一直处于政治上的消极状态。他们如今在经济与文化变革的高潮中，在殖民地革命的影响下（这种影响直接由莫斯科卢巴蒙大学的学生传送到苏联）表现出独立的反叛精神，在有组织的争辩中表示自己的倾向性（青年论坛），举行集会（支持刚果和古巴），就文学问题开展热情的交锋（勒弗突生科和毕加索），宣布罢工（敖德萨）。
群众在政治上的复苏深入到了官僚队伍本身。官僚机构正在分化，各派系正在你争我夺。并不只存在一个“反党集团”，而是有许多反对派集团。
莫洛托夫隐约地体现了官僚机构内部正在发生的某些现象。莫洛托夫的几封信，并不像赫鲁晓夫力图使人信以为真的那样，只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念念不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主义的残灰余火，并且正抓住今天的某些问题，借以在死里逃生。莫洛托夫在他的一生中都是和平共处的狂热卫士。居然在七十岁的今天，发现了列宁从来都反对和平共处。实际上，莫洛托夫的言谈是针对拥护列宁并在苏联内部反对共处的一种有势力的派系，也针对着党员。
如果说赫鲁晓夫不能不承认莫洛托夫责难的危险性，那是因为除了莫洛托夫是一个老牌斯大林分子外，还有许多人抱有同样的立场。赫鲁晓夫就莫洛托夫对左派进行攻击，以诋毁左派，但是这暴露出有一个左倾派系正在批评他的纲领，拥护中国人，希望同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结成联盟并努力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另一方面，福尔采娃没有重新当选，谢列平调离了保安书记处都表明了，赫鲁晓夫正两面受敌。
两个表面矛盾的派系实际上都反映了苏维埃群众的斗争。反斯大林主义（是一回事）和左倾（又是一回事）并不矛盾。赫鲁晓夫想把它们说成是矛盾的，并将二者对立起来。
同资产阶级大多数记者的说法相反，赫鲁晓夫的阵地正在迅速地削弱中。赫鲁晓夫代表了官僚机构中的中间阶层，他们正在鬼鬼祟祟地既向苏维埃群众又向帝国主义让步。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步调将更加矛盾百出。他之所以还能苟延其生，是因为他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僚中的最觉悟的灵魂，这些官僚们借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派和军人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对付由于群众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表现为有人建议在党内恢复派系的权利）而使他们所处于的危险的虚弱状态。.
但是赫鲁晓夫集团的势力正在急转直下，他的威信也越来越成问题。由于苏联群众政治运动的发展，不久的将来，赫鲁晓夫主义就要受到谴责。
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的解体
（苏联）中心的瓦解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的迅速分崩离析。埃及共产党已分成三派。日本、印度、墨西哥、秘鲁正在依样发展。在我们巴西已有两个共产党，其他的共产党还会接踵而生。
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团结源于莫斯科的权威。这种权威一旦消失，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无能维持统一。它们实际不知该如何是事。
共产党的官僚们只是因为俯首听命于莫斯科方才爬上领导机构的。他们何曾有什么创造才能或政治见解。各国共产党的基层对莫斯科已不信任。还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相信自己的领导人。由于殖民地革命的重压，一个日臻坚强的左翼正在所有共产党内分野蜕出。在这场危急中，左倾处于主导之势，只因没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修养的干部和由于斯大林的兽性和蜕化，他们才没有能以团结正从共产党基层涌现出来的新左派的集团。
右翼在失掉莫斯科这根支柱之后，正在倒向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脱离共产主义队伍，将自己的前途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拌成一团。仍然巴结赫鲁晓夫的官僚集权中心实际没有前途。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留下的经验是这种传统，即妥协、迁就资产阶级制度，基于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政治观念和打击（共产主义）运动内外的革命派。在当前的危机中，由于莫斯科官僚中心的倒台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革命的高涨，任何置身于斯大林主义这种传统的派系都无法生存下去。在斯大林主义从各资本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之时，继续（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前景（尽管方式不同，结构不同，并由另外一些领导集团去进行）是投身于革命的需要，同群众同心同德，并回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上来，即揭露并对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展开不调和的思想斗争。
前途
在这革命四面八方取得胜利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从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中继续如愿地发展下去，斯大林主义在革命发展的重重压力之下，已经破产。这种破产也包括了赫鲁晓夫主义，它是斯大林主义的矛盾变种。
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恢复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路线。
在此，恢复列昂·托洛茨基的名誉起着根本的作用。共产党人应该为争取平反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一切斗争而斗争，这不仅是恢复历史真相的学术需要。列昂·托洛茨基的形象体现了不妥协维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官僚化的革命，同时体现了对工人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蜕化过程的理论阐述。红军和第四国际的组织者，这位形象不在莫斯科恢复名誉者名单之列，虽然二十二大摒弃了对他的全部污蔑中伤，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重建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否认列昂·托洛茨基的形象，这是不可能的。
群众的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再度形成。看看今日的世界就足可以认清这一点了。近几天来，革命使事态和历史变革迅步风行，最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理解，这些事变竟是如此的集中。谁固持偏见或奔走捷径，不承认历史事实，谁就无法适应新形势。共产主义的“革新者”认为可以不必考查近四十年来托洛茨基坚持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他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苏联的政治革命、不断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的胜利、托洛茨基党的发展和攻势、它们同群众精神的溶合，这些正在为彻底的革命共产党人指引道路。
重建革命共产主义（包括群众性的革命共产国际）的最捷径在于立即在一切共产主义流派之间，包括托派，开展公开的辩论。列昂·托洛茨基在1924年列宁去世期间曾发起辩论，这场辩论至今还为托派坚持下来，然而托派并没有放弃发展战斗性的积极的经验和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斯大林的倒台与崩溃决不应使任何人对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内也开展这种辩论抱有任何幻想。托洛茨基主义的经验构成重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基础之一。
（译自巴西“工人阵线”1961年11月下半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