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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呼吁多少数派统一的三篇原始文件
按：以下三篇文件及意因、连根的按语均根据原件录入。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把原件最后一篇：意因、连根的按语放在前面。意因即郑超麟、连根即王凡西。《为建立新党再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原文不清楚的地方，我们根据刘平梅的《中国托派党史》引用的文献补正。总标题为编者所加。
同志们：
我们的组织，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的国际主义派，于此次大战结束之后不久，便向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建议，召开大会，恢复统一的组织了。我们于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发出了第一次告全国同志书，得到各地同志以及国际同志的赞助，但受中国一个较大的托派组织，新斗争派的领导机关所拒绝了。不过我们并不因此而停止了我们的统一运动，我们又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发出了第二次告全国同志书，进一步提出了五项具体建议，这时新斗争派则提出三个“先决条件”来对抗我们的建议。我们又于同年九月发出了第三次告全国同志书，提出有关统一的三个问题，请求同志们考虑和讨论。今年九月间，我们更发出了一个具体建议（即我们的《内部通讯》第六号），邀请各地方同志，团体或个人，与我们一起筹备统一建党大会。兹将三次告同志书及具体建议复印附上。
近一个多月来，我们接到若干地方同志来信，赞同我们的具体建议，并表示愿意参加大会筹备工作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的组织，编辑部和上海地方委员会，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依照上次发出的具体建议中四项的规定，促成筹备委员会之成立。为此原故又推选我们两人代表我们的组织，出席筹备委员会。现在我们二人以我们的组织的代表资格，敬致书你们，请你们也推选一个（如在十人以内）或二个（如在十人以上）代表，来上海出席“筹备委员会”。若因交通或其他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派人来上海的，亦得委托在上海的同志代表出席。外地代表旅费请各组织自筹，但到沪后简单的食宿，在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未曾筹到经费以前，我们的组织愿意负担。
筹备委员会到大会开会那日停止职权，但各组织有随时罢免并重选其代表之权。这点，在筹备委员会未曾自行决定具体规章以前，必须声明的。
此致托洛斯基主义的敬礼！
连根 意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为建立第四国际中国新党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
——本文转载自《建立》第一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
同志们：
在战争过去，革命局势在全世界酝酿的时候，全世界连中国在内却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群众的党，这是目前世界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就已过度成熟了，需要社会主义来代替。但被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改良的机会主义所断送，以致促成了法西斯主义，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以其无比与空前的残酷性与痛苦性，向人类提出了那个老问题：走向社会主义呢？还是走向毁灭？这时候那些仍旧享有大多数工人阶级信仰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大林党，那些业已死亡的第二第三两个国际的遗孽，却拼命要去医治这腐朽的资本主义，要去复活民主的改良主义，以此阻止群众之走向社会主义，并以此引导人们走向毁灭之路！
目前，全世界的革命局势是真实的、必然的，但缺少一个世界党来领导这个革命局势，使它发展，胜利而走上社会主义，这却也是真实的。
中国的情形，无论就客观革命局势之存在，或主观革命领导之缺乏上说，与全世界情形都完全一样。
十年前，托洛斯基在他起草的第四国际的纲领上开宗明义就说：“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主要特点，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危机”。这情形到了今天尤其显然。
第四国际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之下，十余年来，确曾企图去解决这个根本的历史危机。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思想领导之下，无疑已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业绩。第四国际的政纲保持了过去第三国际的优秀传统，综合了这百年来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接受了俄国三次革命的教训，又垒积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失败教训，针对着这时代的特点，并且规定了十分精确的革命战略与策略。
历史上未有一个革命组织，能有第四国际那样丰富的政治资本，世界上也没有一个革命导师，能像托洛斯基那样留下一个如此深刻而正确的政纲的！
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战争，遭受如此沉重的压迫，第四国际的革命旗帜终于能在全世界撑着不倒，并且还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露出头角来，这主要应该归功于第四国际十分正确的政治立场的。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同样也不该否认：世界各国第四国际支部的组织，还远不曾达到群众党的程度。在目前，除了美法二国以外，其他各国的支部，差不多还是些脱离了群众的知识分子。这情形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长期的反革命统治与惨酷的战争压迫之下，一个最革命的政纲，那是不能不由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来拥护的。不管你欢喜不欢喜，历史总已经告诉我们不止一次了。
不待说，革命党不满于这样的情况，一个以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政党，如果始终得不到广大工人阶级做它的基础，那不管它存在得多么久，总是不会有生命，不会将它所坚持的政纲实行出来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政纲，必须以工人阶级及其政纲结合起来，而首先，必须有广大工人群众接受它，而且为它拼命斗争，方才能发生力量，能够干涉政治，干涉历史的行程。
因此，目前第四国际的政纲，如想发生力量，进而干涉政治与历史的行程，首先要将自己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只有这样一个群众的第四国际党造成了，才能不空放过目前正在展开的革命局势，才能领导这局势走上胜利的革命。
今年四月间，第四国际的许多支部在比利时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大会，就是向这方面走去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各国，第四国际组织及分子的团结运动，也积极进行着。英国一向分裂的三派，合成了“革命共产党”，法国二派组成了“国际主义共产党”，美国在战前分裂的二派，目前也正在进行讨论各种争论问题，以便试探重行合并的可能性。各国此种第四国际分子的趋向团结，乃是建立托洛斯基主义群众党的初步，是解决目前历史危机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中国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也必须先行团结起来！
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发生于一九二九年，基于大革命的失败的经验，接受了俄国联共党中反对派的政纲。一九二九年，中国托派因分裂与初生之故，同时存在着四个派别，在托洛斯基同志直接的敦促之下，这四派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统一了起来，正式成立了中国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中共党内一派的资格存在着。累经摧残，势力薄弱。虽在一九三四年末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放弃对共党改良的企图，以一个独立政派的资格来活动，然终因中国政治局势正经历着反革命的深化，世界局势（连苏联在内）亦走向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道路，故中共同盟保持极少革命者在自己的队伍中，无法向群众化方面前进一步。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有一部分老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从监狱中出来，另有一部分激进的青年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中共同盟在数量上又约略增加了些，组织的力量又相当强大了些。但在民族主义的洪流中，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思想上却起了新的分化。这种分化的本质就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歧。在第一时期就有两个争论的问题：（一）关于抗战的原因，（二）关于抗战的前途。国际主义方面对第一问题的解答是：抗战乃革命失败的后果，而民族主义方面则认抗战乃是中国民族革命之一种发展。关于第二个问题，前一立场以为抗战不一定立即妥协，我们所关心的并非妥协与否的问题，最主要的乃是如何在战争中打倒国民党；后一立场则认为反对妥协是我们中心任务，一切都唯抗战之延长是依赖（ 不管它如何延长）。
这个争论并未引起中共同盟组织上的分裂，只有少数说抗战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更再发展的人，自动脱离了去。但这两种思想的系统，无疑是暗中存在着，一遇到新的问题就要重新爆发出来。这样的爆发，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的将近一年前发生了。这次争论延长了一年多，结果使统一十年的中国托派重新分裂，分成国际主义者派和新斗争派两个派别；接着又因为战争的加深，中国各地的联系成为不可能，因之许多地方与个别托主义者都陷入孤立状态，结果，中共同盟全国性的组织事实上是不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组织状态中，中国的托主义者迎接了中国历史上行将空前的一个革命局势。这情形是必须加以克服的，中国的托主义者必须立即站在明确的政治立场上，重新组织起来，组织一个坚强的、群众的、足以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党。
不用说，中国的托主义者的重新团结以及郑重的走向新党的缔造，主要还必须站在明确的政治立场上。简单的组织上的分合，那是与真正的托主义无缘的。在不同的情形中，一个革命党的分合标准，固然应有宽狭不同。但至少，在一些主要争论中的重要教训，还是不能不顾的。托在一九二九年·三·三十一致欧洲同志的信中说得好：“群众的行动照例洗去次要的与插话性的不同意见，且助成那些亲近的诸流派的合并。而在停滞或退潮时期，那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却大大地倾向分化，分裂与内部斗争。我们不能跳过我们所生息的时代，我们必须通过它。一个明显的思想分化是绝对必要的，它准备着未来的胜利”。
中国托派自育生以来，便是处于“停滞或退潮时期”，所以是在“原则的思想分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之“大大地倾向分化、分裂与内部斗争”，原是极其自然的事。现在，局势是在变了，我们的组织要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来形成”了。为了一些亲近的流派的合并，由此促成一个群众的新党起见，某些次要的与插话性的不同意见自应予以洗除。但这决不是说：过去分裂的一些根本问题是可以不顾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准备未来的胜利”。为此，我们要在这里把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引到中共同盟分裂的问题，重新提出，希望大家讨论，作为我们未来团结的基础。
那个问题最初是：
（一）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问题。
（二）关于抗战中托主义者的根本态度问题。
当时斗争报（中共同盟未分裂前的机关报的名称）编辑部的最大多数（六分之五）认为那时候（一九四〇末至次年初），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分，成为奴隶帮主人的打架了，它不再是，也不能是为了中国的独立而战。同时，它结果即使胜利，也只能使中国最好成为菲律宾第二了，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抗战从此就失去它原有的所谓“客观的进步意义”。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者不仅反对国民党领导战争的政策，而且要反对战争的本身了。他们认为要“转变”抗战为革命的战争，只有在首先反对帮凶战争的基础上打倒国民党才有可能了。而认为“继续拥护抗战到底”的路线，只有帮助国民党去蒙蔽民众的眼睛，使他们把菲律宾的地位，当作“民族独立”去接受。
另一方面犀照，后来参加了耀如，则坚持他抗战开始时的所谓“反妥协”的路线，亦即民族主义路线，他们认为中国是殖民地国家一天，而国民党的抗日战争一天不妥协，则不管它如何与美帝的战争“妥协”，如何受制于美帝的参谋部，它仍不失其“进步意义”，仍值得中国托主义者的“拥护到底”。因为据说一个 殖民地国家投靠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原则上允许的”，是可以达到民族独立的。
“胜利”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形，该已能使犀照及其一些拥护者明白了自己立场的错误，由此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出一个教训来：
成为帝国主义一部分的殖民地的战争，即一个殖民地国家在世界大战中，投靠一个主人去和另一个主人作战，是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的，是反动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编辑部多数派的主张是：不管抗战是否进步，中国托主义者依据托同志的指示，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总是：在战争中组织彻底的阶级斗争路线，至少在基本精神上是与列宁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所提出的“革命的失败主义”相符合的，而且必须以列宁的“失败主义”的精神来了解这个路线，才能不致于在口头上接受而实行上否定了它。因为在统治者对外作战时继续阶级斗争，只叫真正执行起来，总会有一个时期与军事的胜利相违背的。
犀照派则一味在“进步”与“不进步”的观念上打转，一方面在口头上接受着托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则附和着国民党“胜利第一”的口号。幸而犀照在书斋中渡过了整个战争，没有机会将他的政策实施在群众斗争中，否则，一遇到阶级斗争与军事胜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定会暴露出十分民族主义者的原形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双方都无由获得事实上的证验，但前一立场要在任何情形中坚持托同志的路线，而后一立场将阶级斗争路线仅仅限制于不和军事胜利相冲突的时候，那是很明显的。我们希望同志们来彻底讨论这个问题，并坚持托的路线。在未来中国事变的发展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发展为敌对的路向的。
在这次的分裂中，有一个问题虽不是直接原因，但也占着相当意义的，那便是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一方面，就是我们国际主义者方面，认为未来革命一开始将就是社会主义性的，这就是说：未来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开始，就要在城市动摇私有财产，在乡村中反对富农，无产阶级必须为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斗争。至于民族民主的未了任务，果然也要成为群众兴起的基础，但它们真正的解决与完成，则只有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才有可能，换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
另一方面，犀照一派，认为中国未来革命必须先经过民族与民主的时期，只当无产阶级在民主要求上，走上了政权，才能开始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立场主要的错误有二：（一）他看不见中国革命将在第一阶段就动摇私产与反对富农；（二）他不知道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作斗争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的。
这个问题的争论决不是思辨的或玄学的，它在未来的革命中划分着中国托主义者中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我们希望全国的托主义者，于进行组织上的大团结之时，必须考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我们希望在上述三个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托主义者的新党组织工作。这意思并不是说：在那三个问题上犯过错误的人必须做了公开的认错，才能加入新党，不，我们最反对斯大林党那种“坦白自辱”的制度——这制度完成于莫斯科审判中的供词。我们的希望，只是那三个问题的争论结果，或事变关于它们所给我们的教训，必须写进团聚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政纲中，否则将变成无原则的集团了。
× × ×
我们提出了这些过去的争论问题，绝对不想妨碍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新党的建立，我们只是希望在明确的政治立场上从事这个建党的工作。无论如何，中国的托洛斯基主义者新党是必须建立的，因为客观局势万分需要一个这样的党。谁企图用些次要的与插话性的“纠纷”来作为“建党”的前提，谁便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怠工者。我们提出了上面的政治问题，并非向任何方面提出的哀的美敦书，而只是为了建立新党所提出一些政治的基础。对于这些基础，我们希望同志们尽量讨论，并希望把积极的正确意见写进未来新党的政纲中去。
为了最近期间，便能完成中国托派的再团结与新党之建立起见，我们提倡：各地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个别的或团体的——能于一两个月内，自己或派代表到上海来，召集一次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的代表会议，磋商有关组织新党的一切政治的与组织的问题。团结起来，为中国托洛斯基主义的群众的新党而奋斗！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
为建立新党再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
——本文转载自《建立》第二期·一九四七年·七月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同志们：
我们发的第一次告同志书，第一次提出统一问题，至今将近一年了。在这期间，“新斗争”派领袖们起初完全不理，后来本地和外地同志纷纷接受我们的统一建议，纷纷要求他们表示意见时，他们便口头表示反对，但不敢把反对的意见用文字表示出来，直至上月间编纂《建立》第一期时，我们还未曾看见他们对于统一问题的书面意见。最近，建立第一期出版后，我们才接到他们的两个文件，一是他们为此问题的告同志书（后面附的日期是五月二十日）；一是他们在美国两党联合声明后面附的尾巴（也是五月发的），其中第一次有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书面意见。
在他们的告同志书中，他们回答我们的统一建议说：“假如他们真是有悟于过去分裂的错误，诚心诚意来和我们谋取统一，来努力建立新党，我们是表示欢迎的，但从他们的‘告托洛斯基主义者书’中所表现的那种极端的虚伪和谎言看来（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连起码的普通人的诚实尚且缺乏，怎样谈得上同我们革命者‘统一与合作’呢？”，又说：“最后我们重复声明：虽然少数派过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那样极端严重的错误，我们对于他们的门还是敞开的。只要他们停止说谎，诚实地提出他们的政治意见来和我们讨论，坦白地承认民主集中制，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如美国少数派所表示的），他们可以随时回到组织内来。”
在美国“联合声明”后面的尾巴中，他们也说：“除非中国少数派在这件事上也学习夏克曼派的榜样——这是他们唯一正确的榜样——我们是不轻易玩弄‘统一’的把戏的。正如我们过去不轻易诉诸分裂或开除一般”。
以上引来的三段话，已经是足够表示他们对于统一问题的态度了。他们的口头意见，曾要求我们要承认分裂责任，先悔过，然后能开始统一谈判。现在，书面意见中，他们虽然不敢这般明白说出来，但包含的意思是一个样的，即，先承认错误，然后谈判，这就是他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刚刚相反，我们在第一次告同志书中很明白地主张：先讨论政治问题，如果能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就应当统一起来，一切次要的插话性的纠纷，都不应当妨碍统一。现在我们仍然这般主张着。
在统一问题上，只有这两种态度：他们的态度和我们的态度。第三种态度是不存在的。
同志们，你们读了《建立》第一期附印的托洛斯基同志论统一问题的信，一定可以明白：惟有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们的态度则是错误的，官僚主义的、有毒的、下贱的！
托洛斯基同志说得很好：“政治问题是这样：是思想上的同志呢，还是思想上的敌人？如果是敌人，那么就谈不上统一，如果是同志，那就不容许先屈辱其他的派别，再去同他们统一”。现在两派对立是事实，我们有两个组织系统，有两个领导机关，有两个机关报（倘若他们肯承认他们的刊物是机关报——如果不承认，那他们就没有机关报，是五年长久没有机关报），无论用什么官僚，都不能抹煞这个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所应当做到，就是检讨一下：这两派之间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吗？或能够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吗？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则什么都谈不上，提到过去政治问题以外的一切纠纷都是多余的，如果有这个基础，那么一切纠纷都不应当妨碍统一。
他们的态度恰好相反。他们至今还拒绝同我们谈判，还在提出“承认错误”做谈判的先决条件，还在把政治问题以外的纠纷提出来，置于政治问题本身上面。他们在告同志书中，不仅提起了那些纠纷，而且说谎，诬蔑，伪造事实，不仅自己说谎而已，而且诬我们第一次告同志书为说谎，为没有诚意。
实在说：他们这个态度，并非对于统一的态度；而是根本上拒绝统一，根本反对统一的态度。他们伪造事实，诬蔑，说谎，牵涉种种私人争吵，其用意不外转移同志的视线，把政治问题变为组织问题，甚至变为个人间纠纷问题。
一九二九——三〇年间，德国左派反对派团体“列宁团”为了内部争论将陷于分裂时，托洛斯基同志写了一封公开信题名告全体团员书，其中有如下的话：
“我把你们个人间和组织上种种互相攻讦和控告的事情置之度外。自然，这些事情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但统一问题或分裂问题，并不是由这些事情来决定的。一个团体，并非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都能保持一致的。内部的分歧如果是很深刻了的，则分裂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但此时必须小心注意，使得这分裂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分裂，换言之，即是为了确实的原则上分歧的分裂。而这分歧路线是必须为团内一切成员所明了的。由这观点出发，我不能不说到列宁团领导机关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九日的两个通告，不仅准备了分裂，而且是以最危险的最有害的方式去准备的。即将种种纠纷的事情置于前面来，而伪造事实来歪曲原则上的分歧”。
从上引来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无论是为了分裂或是为了统一，都应检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应把种种纠纷的事情置于前面了，如“新斗争派”此次的告同志书中所做的。
我们主张先谈政治问题，这并非我们怕提过去纠纷之意。我们并不怕追究过去分裂的责任。我们相信，追究结果，这个责任一定要由他们负担的。但是，凡有诚意谋求统一的，如附印在建立第一期的托洛斯基同志的那封信上所说的，是不应该预先把这些纠纷提出来，以妨碍统一的。现在他们既然提了出来，既然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统一，我们当然接受他们的挑战，当然要揭破他们的谎言，为了肃清统一路上的障碍物。但这里，我们更重要的是提出积极的主张，至于揭破谎言的工作，则宁可在其他的文章中去做的。
我们现在更具体地向新斗争派领导机关提出如下的建议：
（一）双方立即宣布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两派有重新统一之必要。
（二）双方领导机关进行谈判统一。以对等代表成立一个“协议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个简单的政治纲领，在起草中讨论一切理论上和政治上分歧的问题。
（三）“协议委员会”同时筹备“统一大会”，双方依照人数比例推举代表参加“大会”。
（四）“协议委员会”所起草的纲领及其他议结案，其中应有一个议结案明白规定：无论那一派都需遵守大会决议，成为少数的须服从多数决议而行动；同时，成为多数的须尊重少数有表示其自己意见并替自己意见辩护的权利，连公开刊物辟争论栏登载少数派文章之权利在内。
（五）统一大会选出新的领导机关后，双方领导机关立即解散，双方刊物立即停刊，而出版共同的机关报，双方支部及其他组织立即合并。
以上五条建议，我们除了直接函致斗争派领导机关以外，在这里明白宣布出来。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同志们，统一和建立新党首先是每个同志都应努力的事情，而非仅仅是领导机关的事情。起来，为实现统一而奋斗！我们与你们紧紧的握手，共同斗争，以克服一切以及反对统一的人，以克服建党事业上的一切障碍。
请接受我们的国际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为建立新党三告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书
——转载自《建立》第三期——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
同志们：
我们去年七月和今年六月发的两次告同志书，已经说明我们对于“统一”问题的态度和提出五条积极的建议了。最近接到“新斗争派”机关关于“统一”问题的决议（七月十四日）和答复我们的信（七月十六日），其中明白宣布拒绝我们那五条建议，认为“根本无法考虑之余地”，其中又向我们提出三条反建议，以为谈判统一的“前提条件”。这三条大意是：（一）要求我们改变所谓“伪造和歪曲作风”；（二）要求我们承认他们是“代表中共同盟的组织传统”；（三）要求我们承认过去分裂应由我们负责。接着，他们又“忠告”我们说：“你们如拒绝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统一的前提条件，那么你们以后可不必向我们再要求什么统一”。
同志们！“新斗争派”机关已经以此三条件关闭统一之门了。他们以此辜负国际书记部和各地同志热烈的希望了，——这一年来，如书信和谈话所表现的，国际和国内同志是如何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统一的第四国际新党。
“谈判统一的前提条件”！在“新斗争派”的机关看来，中国两个托洛斯基主义组织之统一，竟不是理论上与政治上有无共同基础问题，而是谁伪造歪曲，谁代表“组织传统”，谁担负分裂责任，这一类问题！如此把组织、纪律、法统，等等置于理论的和政治的问题之上，只有两种理由可以解释：或者，这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视组织、纪律、法统等等为万能，而轻视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或者，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自知不能立足，所以提出那些问题作为“前提条件”来避免理论的和政治的争论。
同志们！我们的第二次告同志书已经明白指出：在统一问题上的两种态度了。他们的态度是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搁在一边，而提出种种纠纷来做谈判条件；我们的态度则是先提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来讨论，以探究双方有无统一的基础。现在，他们的决议和复信，是把他们那个态度表现得更加清楚了。
无论他们如何避免理论的和政治的问题，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些问题上同大家讨论的；无论他们如何拒绝统一，我们还是不肯放弃为统一而努力的。但以后，在他们尚未改变他们的态度之前，统一问题，我们是向你们提出的了，——向你们，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无论属于那一派，或根本不属于任何一派。至于他们机关中人，则他们已经叫我们勿向他们“要求统一”了。
统一和建立新党（统一乃是建党的重要步骤），本来不是仅由双方领导机关负担的任务，而是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任务。从今以后，每个同志都应把这任务负担起来。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大家必须讨论和解决的。
第一，上面所说的我们的态度和他们的态度，究竟谁是谁非？——这个问题必须根据真正的列宁托洛斯基主义组织原则来解决，不可根据是斯大林主义组织原则来解决。新斗争派领袖们拿来教育同志的所谓“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其实乃是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原则。真正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可以从我们上次告同志书中所征引的托洛斯基同志说的关于中国反对派统一问题和德国反对派分裂问题的两段话看得出来。为了这两段话都很重要，请你允许我们再征引一次：
“政治问题是这样：是思想上的同志呢，还是思想上的敌人了？如果是敌人，那么就谈不上统一；如果是同志，那就不容许先屈辱其他的派别，再去同他们统一”。（见托致中国“我们的话派”的信）
“我把你们个人间和组织上种种互相攻讦和控告的事情，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但统一问题或分裂问题并不是由于这事情来决定的。而是由于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来决定的。一个团体，并非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环境下，都能保持一致的。内部的分歧如果是很深刻了的，则分裂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但此时必须小心注意，使得这分裂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分裂，换言之，即是为了确实的原则上分歧之分裂，而这分裂界线是必须给团体内一切成员所明了”。（托洛斯基：致“列宁团”的公开信）
由以上两段话可以证明：我们把原则分歧置于个人间和组织上种种互相攻讦和控告的事情之上，如他们以前的态度和此次的三条件中所表现的则是错误的。
他们也明知他们的态度违反了托洛斯基同志这两段话所指示，所以竭力减轻或抹煞这两段话的意义。他们竟厚颜到这个地步，否认这两段话所指示的并非一般的组织原则，而认为不过是一时性的指示罢了。他们教训我们道：“可是，你们完全弄错了时间！那是第四国际远未成立以前的事实。如果托洛斯基还在的话，他对背叛第四国际政纲和破坏民主集中制而分裂出来的小组织，一定同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态度一致”。（见“新斗争派”对我们的复信）
上面两段话，以及包含两段话的全信，何曾有一处暗示信中的指示仅能适用于第四国际成立以前而不能适用于第四国际成立以后呢？对于他们不利的话，他们便毫无证据断定不适用于此次的统一了！其实，恰好相反，这两段话本身已经明白说出所指示的是一般的组织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一次的统一或分裂的。难道第四国际成立以后则容许“先屈辱其他的派别，再去同他们统一”么？难道第四国际成立以前，统一或分裂的问题是由“原则分歧”来决定的，而第四国际成立以后则是由个人间和组织上种种互相攻讦和控告的事情来决定的吗？或者托洛斯基逝世以前不久曾说出相反的意见吗？事实上，托洛斯基曾征引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和国际主义派统一当做例，来说明他的话，可见他这话不仅仅适用于运动初起时期的。
我们采取的态度是有托洛斯基这两段话以及其他的话来做根据的。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则找不到托洛斯基的话做根据，他们倒可以到斯大林主义者言论中找到根据。
第二，双方有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呢？换一句话说：双方原则分歧是否已到了不能统一的地步呢？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我们的态度才能解决，采取他们的态度是不能解决的。这话就是说：要知道双方原则分歧到什么程度，首先必须展开原则的争论。我们方面不仅把原则问题列举了出来，而且详细发挥了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我们为此出版了整本的书，在翻译书中写了长篇的序言，又在刊物上详细批评他们的意见。可是，直到现在，他们未曾回答我们的批评，除了谩骂以外也未曾反驳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情形之下，怎样能够判断原则分歧到什么地步呢？
退一步说，即使双方自身都认为，原则分歧已到了不能统一的地步了，则这并不能作为反对展开原则的争论之理由。因为双方自身知道原则上有深刻分歧是一回事，而让同志们都能了解分歧深度又是一回事。为使同志们都能明了分歧深度起见，我们也必须展开原则的争论。在这争论中，同志们不仅可以明了分歧深度，而且可以看出那一方面是错误的，或错误较大的。如果坚持这错误仅是几个领袖而非多数同志，则统一仍是可能的，因为多数同志能够压迫少数领袖，或者使之纠正错误，或者使之退出我们的运动。
再退一步说，即使原则分歧果真到了不能统一的地步，而坚持错误的领袖又能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助，那么我们也必须使得这继续分裂“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分裂，换言之，即是为确实的原则上分歧的分裂，而这分裂界线是必须给团体的一切成员所明了的。”为此原故，我们是需要展开原则的争论的。
第三，双方展开的争论，是否会妨害了我们对外的工作呢？——这个问题需看争论的内容如何而定。如果依照他们采取的态度而展开争论，即是说，如果将“谁伪造”，“谁正统”，“谁负责”等问题置于原则分歧之上，则当然要妨害对外工作的。不仅争论能妨害对外的工作而已，这些问题本身就没有积极意义，而谈到原则分歧问题时，又必然会夹杂这些问题，因而使得分裂界线模糊不清。但如果依照我们采取的态度而展开争论，即是说，如果将原则分歧问题置于其他问题之上，则此争论乃是我们对外工作的必需条件之一，即使一时间会相当妨害了对外工作，但其良好的后果，不管将来能统一成功与否，都是足以补偿一时损失而有余的。当初俄国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派原则分歧的争论，如果没有在争论中显出孟什维克的错误，则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就不会如此生长，而十月革命也许不能成功了。
我们反对将“谁伪造”，“谁正统”，“谁负责”等问题置于原则分歧问题之上，但并非反对讨论这些问题本身。他们既然提了出来。我们当然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的。不过我们将在别的文件做这工作，而不在这里说。
以上三点，是每个同志不能避免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新斗争派虽然关闭了统一之门，我们还是继续为统一和建立新党而努力。我们又是继续保持以往的态度去努力的。但这努力能否成功，依赖于你们，全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同志们，是否手携着手与我们共同努力。
请接受我们的国际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