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工人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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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工人与政治

　　进步分子一开始就附和老板们和美国劳联最上层领袖们所发动的新的阶级合作运动。事实上，他们已成为这一运动的最熟练、最热心的领导人物，并在这方面成了冈伯斯—格来恒官僚集团的指导者。巴尔的摩—俄亥俄方案就是约翰斯顿和贝尔这两位进步人物倡议的。约翰斯顿、司东、希尔曼是消磨斗志的劳工银行运动的著名的倡导人，那个运动我曾称之为“工会资本主义”，它是与整个劳资合作运动相配合的。司东与希尔曼又是“劳工高级战略”的主要的理论家，他们在菲列得尔菲亚开的成衣业联合工会年会曾对这个策略作如下的说明：

　　我们面临着一些问题，但幸而其中的许多问题不需要用罢工的武器来解决。我们这个产业部门已从蛮荒时代进入于文明地对待雇主的时代。

进步分子与社会党人支持阶级合作

　　社会党人同样热烈地支持巴俄方案、劳工银行运动及一般的阶级合作运动。许多社会党人士欢迎这一切，将它当作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亚比·凯汉（Abe Cahan）粗暴地否定马克思的学说，认为它已过时，而社会党则取消了入党申请书上任何有关阶级斗争的话。社会党以加倍的力量攻击苏联。在国际上，社会党人也同样热忱地拥护阶级合作的行动。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整个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1]都兴高采烈地欢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以及“新的资本主义”。他们制造出许多骗人的理论：他们说“新的资本主义”将发展为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超级的帝国主义”。亨利·福特因而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救星。

　　社会党人所领导的一些美国工会，主要是缝纫业工会，实际上与一般劳联的工会已毫无区别。他们大力实行各种新形式下的合作；他们中充满了流氓无赖，一点民主也没有；他们以开除来打击左翼分子的运动比美国任何工会做得更彻底。尤有进者，他们的领袖们丧失了社会党人的战斗传统的最后标志，成了反动的劳联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让与他们友善的人们来做见证吧：

　　“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党人的从内部进行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是完全反过来了……。相反地，他们企图获得地位稳固的劳工领袖的信任与友情。这种社会党与工会行政方面新的政治联盟表示社会党人在劳工运动中已不再领导反对派了。”^[2]

　　“社会党人放弃了他们的战斗的从内部进行革命的政策，而想获得劳联领袖们的信任。”^[3]

　　这一时期，进步份子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更严密的考查一番。这些动摇分子放弃了一切斗争的假面具，完全与工会领袖们的新的、加强了的阶级合作和高速生产的政策相配合，实际上成了这些政策的最热心的倡议者。进步分子中首先举起白旗的是他们中的右翼分子。他们围绕着铁路工会，组织了进步政治行动大会（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Political Action），社会党人在这个组织中也是个积极的因素。进步政治行动大会包括三百万有组织的工人和农人。这些群众显然需要一个劳工党，而他们的进步派的领袖们，在战后最激烈斗争时期慷慨激昂地谈了组织劳工党之后，感觉时势已转到阶级合作的新方向上去了，因而将整个运动拖到阶级合作的泥坑里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进步政治行动大会在科利夫兰开会，确定地推翻了组织劳工党的计划，通过了劳联的超党派的政策；由于他们与劳联领袖取得了完全的协议，两者迅速地共同走向一九二四年的赖福赖脱（La Follette）的惨败^[4]。右翼进步份子接着轻率地抛弃了主张铁路归政府所有的布勒姆方案，撕毁了他们的工会间互相团结的协议，因而全部地投降了；在当时正发展着的加强了的阶级合作运动中，他们很快就成为了领导人物。

　　左翼进步分子，即与工人党（共产党当时的名称）和工会教育同盟合作的费兹派屈里克的农工党人，对于工人运动中的新的保守倾向的反对，比右翼进步分子多坚持了几个月，但是最后他们也右倾了。费兹派屈里克曾经痛骂进步政治行动大会科利夫兰会议的决定，说它是无耻地出卖工人运动的；他曾经和工人党取得正式协议：只要有五十万工人的代表出席，就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在芝加哥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成立新的劳工党。工人党正式被邀参加那个会议，并且接受了这个邀请；社会党这时已遵循着右翼进步分子的路线，进入了赖福赖脱和加强劳资合作的阵营，它拒绝了出席的邀请。正当一九二三年大会开幕前的几个月，工会教育同盟及工人党创立劳工党的运动获得了最为广大的群众性。

　　同时由于繁荣的日益高涨，劳资合作政策的发展，工人战斗精神的低落，工人对于繁荣的普遍的幻想，进步政治行动大会的崩溃，冈伯斯的头目们增强了力量，自觉可以对费茨派屈里克—诺克尔斯派使用压力。于是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他们将克利夫兰劳联（Cleveland Federation of Labor）的每月津贴减少了一半，而且进行威胁，说是如果它不割断与共产党的联系，不停止关于工会联合的要求、建立劳工党及承认苏联的宣传鼓动，就要将它改组。这种高压手段获得了一些效果：克利夫兰劳联对于即将来临的建立劳工党的大会显然是减少了兴趣。

　　大会于七月三日开幕，出席的有代表六十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农民的六百位代表，好几个重要工会（如成衣业联合工会等）也派人列席参观。大会一开始就可以看出费茨派屈里克派想与工人党割断联系，虽然事先他们曾经邀请该党来参加大会。他们转弯抹角地想尽种种方法以达到这个目的；到大会的最后一天，他们终于借口工人党宣传推翻政府，提出排斥工人党的提议，并要求所有到会的团体（除工人党以外）加入费茨派屈里克的垂死的农工党。大会的代表（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反对这个提议，并以五百票对四十票通过成立原计划中的农工联合党（Federated Farmer-Labor Party），约瑟夫·曼莱当选为该党书记。

　　这时，费茨派屈里克及少数代表退出大会。几乎所有平日支持他的人们，包括老战士郝华脱（Alex Howat）、麦克唐纳（Duncan McDonald）、琼斯（Mother Jones）等都在会上支持工人党的路线。他们看不出费茨派屈里克先后行为是一致的：两个月以前他谴责进步政治行动大会，说它不让工人党代表出席，并斥之为出卖工人利益的组织，因为它不想组织劳工党；然后他又突然转向，在这次大会中基本地采取了他所谴责和反对的路线。虽然只有很少数代表支持费茨派屈里克，但是他的退出大会却造成了真正的分裂。全国资本家的报纸以成千条“分裂”的大标题有力地促成了这个分裂。

　　这个分裂与劳联的及有组织农民推举赖福赖脱为候选人的总趋势相结合，阻碍了新成立的农工联合党的生长；这个党在要死不活地拖了十二个月之后，终于消灭。费茨派屈里克农工党也很快地死亡了，它的领袖们越来越退回到劳联的超党派的政治方针。

　　此后费茨派屈里克曾多次就［六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七月”之误）三日的分裂，猛烈抨击共产党人；但他的抨击与事实不合；主要的责任在他自己身上。我们不过是严格地按照我们在大会以前和费茨派屈里克确实取得了的关于组织一个新的联合政党的协议行事。直接制造分裂的是他自己——他迫切想与共产党人分裂，以便使自己适应当时在工会运动中发展着的强烈的保守倾向。

　　平心而论，我们的最大的过失是策略上的错误。如我所已经指出的，费茨派屈里克及其一派因感觉到繁荣的上升及阶级合作的发展，这时在冈伯斯的攻击下迅速右倾。他们的这种倾向后来清楚地表现在这些事实中：费茨派屈里克完全放弃建立劳工党的运动，他回到劳联的超党派性的政策，他放弃工会的联合运动，他成了苏联的死敌。他同时热烈鼓吹所有产联后来采取的加强阶级合作的计划。我们只知要他信守大会以前的协议，而不曾更清楚地了解所有这些右倾趋势而作最大的让步，俾能尽可能避免这样一个公开而尖锐的分裂，——这是我们失策的地方。

　　以后几年的全部历史表明，由于多数进步分子右倾，由于他们成了阶级合作运动的领袖，采取了阶级斗争政策的工人党及工会教育同盟必然很难与他们一同进行任何联合的斗争。不过，我们事先应该更机灵地进行反对分裂的斗争。实际上，分裂是在最坏的情形下发生的；它带着戏剧性，并且围绕着建立劳工党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后来的结果证明：芝加哥的分裂使工人党在全国许多地区与重要的、为数甚多的农工党积极分子失去了联系。这个分裂拆散了那曾经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斗争中，在工会联合和建立劳工党等等运动中起了有效作用，并且可望在将来展开各种重要活动的统一战线组织。

劳联的反攻

　　共产党人与左翼进步份子的统一战线在芝加哥的分裂，对于受着威胁的冈伯斯集团的领袖们，好像从天上降下来的甘露；他们将这个分裂视作向工会教育同盟、共产党人及一般进步运动大举反攻的信号。一九二三年九月十日在得揆忒召开的伊立诺斯劳联年会上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冲突。我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之一。据说这是美国最大的一次州劳联年会，劳联大力动员其力量，想把我们击败。冈伯斯发出一封专函来，斥责我们，并派马太·吴尔来领导反对我们的斗争。这次斗争围绕着工会联合的问题，进行得很剧烈。费兹派屈里克农工党的代表们，由于芝加哥的分裂而憎恨我们，公开与吴尔联合，在吴尔斥责工会联合的声明上签了字，并且协助他否决了他们自己的所提出的关于联合的决议。结果，联合的提议以四与一之比的票数被否决了；但如果在三个月以前，这同一批代表是会以最大多数通过这个议案的。这是劳联领袖第一次在州劳联年会中击败了联合运动，他们是无比的兴高采烈。

　　正在这紧要关头，当冈伯斯集团正想向我们大举进攻的时候，缝纫业各工会的社会党领袖教给右翼反动分子一种打击战斗的工会主义的新伎俩。在国际妇女服装工会中，我们的运动是强大的，于是他们就将工会教育同盟从芝加哥和纽约等地的该工会组织中驱逐出去。他们在工会中压制言论自由，并且招来一些职业流氓来支持这个运动^[5]。因工人有不同的政见而将他们逐出工会，使他们失业的无耻的反动政策，最先是由社会党的老头目西格曼（Sigman）本人介绍到美国来的；他们从他们的老子——阿姆斯特丹国际——抄来了这套办法。他们想以对于教育同盟的可笑的攻击，（说它是一个双重工会）来使这种开除运动显得有点道理。

　　这种恶毒攻击的发生，是因为社会党头目们对我们抱着强烈的敌对态度。他们与冈伯斯官僚集团密切合作，而且追随它的全部的阶级合作政策。

　　冈伯斯集团很快就追随工会中老牌社会党领袖们的领导，一般地采取了开除政策。他们决心要消灭工人群众对于毁灭性的合作政策的反抗。他们很有戏剧意味地在一九二三年波特兰的美国劳联年会上表现了这个开除政策：他们用罗马教开革教徒的仪式（摇着铃，拿着书本，点着蜡烛），像煞有介事地开除了教育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正式选出的蒙大拿州银工地区工联主席威廉·顿（William T. Dunne）。年会正式宣布工会教育同盟为双重工会，并号召在工会中与共产党人斗争。虽然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投票赞成工会联合，赞成建立劳工党，赞成承认苏联，而且多数的工会组织也已投票赞成这三大运动中的一个或全部，反动的领袖们仍旧一致否决了这些建议；例如关于建立劳工党的议案就是以二万五千零六十六票对一千八百九十五票而被否决的。这一次最反动的年会做了这些破坏性的工作之后，又变本加厉，采取新的阶级合作方针，作为工人的“建设性的纲领”，这个方针在后来的六年间几乎毁灭了工会。

　　比波特兰劳联年会的行为更猛烈地破坏工会的民主的事是从来没有的。这是反动头子冈伯斯临死前所参加的最后几次会议之一。工人骗子们宣布今后将与教育同盟、共产党人及劳工运动中每一种战斗性的行动作殊死战，实际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了。在波特兰的年会之后，在流氓的控制和对工会民主的压制这两者的支持下，将工人从工会和工厂中开除出去，成了工会官方对付战斗的反对派的武器。劳联领袖以剥夺会籍为威胁，要求科利夫兰、明尼亚波立斯、底特律、西雅图等地中心区工会开除所有参加共产党及教育同盟的会员。多数国际工会采取了同样的政策，社会党人控制的缝纫业工会在这个反动的运动中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工会；它们成批地开除工人，总数有达到万人的^[6]。

　　工会教育同盟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在芝加哥召开第二届全国会议，这时正是开除运动的初期。出席会议的有九十二个城市的一百四十三名代表，包括三位加拿大代表，一位墨西哥代表。大会采取加强三大运动的步骤，并作出在主要产业部门中进行部分或全部联合的具体计划。大会也提议以集体要求恢复工会会籍的方法来与日渐发展的开除运动斗争。但是在冈伯斯官僚集团的日趋激烈的攻击前面，大会并未能寻得有效地巩固其涣散的群众运动的途径。

　　在工会最高级领袖的猛烈攻击的压力之下（这种攻击是常常得到老板与警察的支持的），在日渐高涨的“繁荣”气象、阶级合作的影响之下，教育同盟在工会的力量很快地就被击退了。成千的工会最优秀的战士失去在工会中的重要职位以及他们在各产业部门中的职业岗位。到处是反动势力与专制统治；工会联合、建立劳工党及承认苏联的运动是严重地衰落了。这时，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也大为削弱。慢慢地，教育同盟的工作停顿下来，而且减少了群众。它的大多数积极分子发现自己脱离了有组织工人。这样，工会教育同盟就进入了局部的、相对的在群众中孤立起来的局面；这种局面大体上在柯立芝的“繁荣”时期中一直继续存在着。

一九三六年

^[1] 第二国际的工人组织——译者。

^[2] 塞坡（D. J. Saposs）：《左翼工会主义》，第三七—三九页，一九二六年出版。

^[3] 许耐德（D. M. Schneider）：《工人党（共产党）与美国工会》，第二一页。

^[4] 赖福赖脱于一九二四年以农工党和社会党候选人资格竞选总统失败——译者。

^[5] 当我正在芝加哥抗议开除暴行的大会上（在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礼堂举行）发言时，一个无耻的枪手突然从避火梯下出现，向着我的方向连射三枪。到会代表几乎都受惊逃散。我们向戴伯斯提出关于这次暴行及整个国际妇女服装工业工会开除政策的抗议，戴伯斯说他无能为力，而且拒绝进行对反动的老牌社会党人的斗争。

^[6] 我是这许多年中被开除的许多积极份子中的一个，通常开除会员是不讲什么形式的，但开除我的时候，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的领袖们采用了下述的“外交”手段：当我像平常一样把会费汇到芝加哥地方工会之后（那时我住在纽约），我接到通知说，根据全国工会的指示，我应该退出工会。在我表示拒绝退出之后，他们将会费退了回来，并不作任何解释。我再度将会费寄去，要求他们发给收据。他们不作回答。三个月之后，我接到通知，说我已因不缴会费而被开除。我在那个工会的十六年会籍至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