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革命的成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十章革命的成就

↘民族独立
↘君主制的取消
↘政治的民主
↘教会与政府的分离
↘土地的分割
↘工业的解放
↘奴隶制和雇佣制
↘妇女的地位
↘群众教育的问题
↘资本家阶级的增强

　　伟大的美洲革命——在美国、海地、西班牙殖民地、巴西和加拿大——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它所有反动的缺点，它却构成了西半球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的一大步。但是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革命。许多封建残余仍附着于它的上面以阻止它在各国达到充分的资本主义的表现。拉丁美洲国家中的情形尤其如此，在那里封建分子势力很强，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却相对地很弱。这个事实，曾使许多作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根本不是革命，而只是殖民地对他们“母”国效忠的一种机械的破裂。

　　一般地说，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为了让自己诞生、成长和发展，用革命的方法来打击封建制度，必须摧毁这个制度的脊骨。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只有一个任务要完成：那就是扫除、抛弃和摧毁以前社会所有的枷锁。”但这个中心任务也包含着许多次要的任务。从封建束缚中解放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是一种多方面的任务，如果新的社会秩序要得到坚固的立足点，要得到发展，那末，至少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从属的任务。在整个美洲的总的革命中，由于各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广泛不同，资本家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这总的革命任务中的特殊的方面。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地主的庞大势力，严重地阻挡着资产阶级的前进。因之，自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的广大半球的革命战争以来，有许多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虽以实现资产阶级的基本任务为它们的目标，但经过这次广大的革命仍未完成。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工人阶级在其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历程中，才能促使这些资产阶级的改革趋于完成。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考察一下资本主义在本半球的几种特殊任务是什么，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为了完成这些目的究竟达到了怎样的进展。

民族独立

　　为了便利资本主义在美洲的成长，各国完成民族独立乃是绝对“应该”的。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殖民地始终附着于“母”国，要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中蓬勃成长是不可能的。“母”国的固定政策，是名副其实地吮吸殖民地的生命之血，把他们的土地、工业、贸易和工人，只当作是一种无情榨取的对象，以替欧洲、美洲的一小撮寄生的业主和统治者的惟一利益服务。因此，如果资本主义要在美洲奠定基础，它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粉碎殖民地的枷锁。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殖民地中，在半球革命的每一区域中，民族独立问题达到了这样无上重要的原因。在革命时期中，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要求，在工业家和大地主之间发展成为这种联合行动的基础。马里亚台基写道：“〔拉丁〕美洲的革命不但没有引起贵族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还产生了他们的合作。”^[1]

　　美洲几个殖民地取得民族独立的基本任务，大体上已由革命完成了。但必须指出，由于殖民地的不同情况，许多国家成就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跟“母”国正式的政治联系几乎是到处割断了。在革命以前，西半球全部是殖民地，革命以后，差不多完全独立了。例外的是：（一）加拿大通过对英国王室的效忠，仍和“母”国维持着一种稀薄的有机的联系；（二）南美的三个圭亚那，仍是英国、法国与荷兰的殖民地；（三）西印度群岛，除了大家知道的海地之外，都仍是西班牙、英国、法国与荷兰控制下的殖民地。

　　下面是各国完成民族独立的年份：美国，一七七六年；海地，一八〇四年；巴拉圭和委内瑞拉，一八一一年；阿根廷，一八一六年；贺利，一八一八年；哥伦比亚，一八一九年；墨西哥、中美洲（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秘鲁，一八二一年；巴西和厄瓜多尔，一八二二年；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一八二五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八四四年；加拿大，一八六七年；古巴，一八九八年；巴拿马，一九〇三年。

　　在拉丁美洲革命这个时期中，英国插足于争取民族独立的广大运动，企图接管从前拉丁美洲全部殖民体系。一八二五年，坎宁首相写信给格兰维尔说，“事业已经完成，钉子已经钉下，西班牙美洲解放了；倘如我们处理我们的事情不糟糕，它（指西班牙美洲）是属于英国的。”英国人心中抱定这样的计划，赶忙去攫夺旧日西班牙的矿藏和投资的控制。里贝说：“在英国财政的全部历史上，从未发生这样热狂的情绪。”^[2]英国在各处努力想去操纵各国年轻政府的政策。

　　英国人很快在拉丁美洲到处取得了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地位。他们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特别有势力。在巴西也是这样，那统治的“布拉根柴家族曾在英国控制下达一世纪以上”。在南美洲的北部，支持玻利瓦尔的英国势力也几乎同样的强大。在墨西哥，从独立战争到对美战争，英国实际上控制着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在一八二六年巴拿马泛美会议中，英国被特别邀请的使节道金斯，实际上在幕后操纵，弄得美国大为狼狈，它的迟迟被邀请的代表终于不能到会。英国称这次会议是巨大胜利。

　　然而英国自己接管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体系的宏大计谋，最后终于失败了一一从前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对它说来是太迫切有力了。它无法把任何国家变成英国的殖民地，而它要把那些国家变为在它控制之下的君主制的谋划，最后也终于破了产。然而，英国力图巩固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的势力，作为一个外国来说，它实际上成了无敌的霸主约七十五年之久，这样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的前夕，一直维持到好战的美国帝国主义崛起的时候。

君主制的取消

　　君主制，特别是在西半球大革命时候一般流行于欧洲的专制形式，跟有成效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相容的，从而不能不被消灭。因此，美洲革命运动一般是民主主义的性质，但亦并非绝对如此，例如加拿大，并不曾把废除英国君主列为基本的问题。对于巴西人来说，葡萄牙布拉根柴王室曾以两个皇帝的方式，强迫君临在他们的头上，这两个皇帝在巴西完成民族独立以后，还统治全国达六十余年。墨西哥，从一八六四到一八六七年，也被法国的傀儡——皇帝马克西米连第一统治着。他是在墨西哥天主教会的默许下，由法国强迫放在墨西哥人民头上的，因为天主教操纵着墨西哥的“贵胄会议”，而由会议授马克西米连以皇位。但马克西米连不久就被推翻和处死。

　　在殖民地统治阶级本身中间，也有着显着的君主政制倾向。在美国，托利派势力见到英国的事业失败并投向革命以后，就以在年轻的美国建立君主制度作为他们纲领中的要点之一。一切民主的表现，在他们看来都是可咒诅的，他们断然咒诅人民大众乃是完全不配管理自己的“乌合之众”。汉密尔顿就是这批保守分子最露骨的代表，他主张选出的参议院议员应该是终身职。派林顿曾说：“他是一个直率的君主制派，他用霍布士的逻辑来宣传君主制的原则。‘主要想要建立的原则就是这点——必须有一种永久的意志。’就是说，在政府中，应该有一种能够抵抗民众潮流的原则。……君主制的原则〔在立宪会议中〕既没有被接受，他就以造成对民主权力的一切可能牵制为某职志。”^[3]立宪会议中有三分之一代表赞成君主制的原则。这些反动分子把王冠送给了乔治·华盛顿，他是以全国最富的人出名的。可是华盛顿很有政治眼光，拒绝了。从农民、工人、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革命精神看来，这样的保王派的机谋是没有成功可能的。

　　在拉丁美洲诸国，革命分子中间有看更显着的君主制倾向。英国到处积极地支持着这种君主制倾向，而强大的美国势力却支持着民主形式的政府。在海地，成功的革命在一八〇四年结束以后，德萨林纳就“当选”为终身的总督，后来又加冕称皇帝杰克第一。一八〇六年杰克被刺以后，克里斯多佛将军自立为国王亨利第一。毕兴将军出而向克里斯多佛争夺，又自称国王。皇帝浮斯坦第一是海地的另一个君主，他在位的时期为一八四九——一八五八年，正当全国最后采行民主政府形式之前。一八二二年，在墨西哥，那个利用革命而攫得权力的反动分子伊脱比特，经议会“推选”为墨西哥的皇帝。他自称奥古斯坦第一。他在位一年，就被推翻而且枪决了。

　　在西班牙美洲诸国中，圣玛丁和玻利瓦尔也都明白表现了独裁的倾向，这反映着他们特权阶级的背景。圣玛丁认为只有君主政府的形式，才能为南美洲各民族谋利益。贝尔格兰诺、阿尔维、里瓦达维亚、伊脱比特以及其他许多革命领袖都抱着同样的见解。威尔格斯在评论一八二一年阿根廷革命领袖和西班牙当局的某次谈判时，曾说道，“爱国的领袖们都主张，只要西班牙愿意承认它以前殖民地的独立，所有南美洲可以组成一个君主立宪国，而以一个波旁王子为国王。”^[4]谈判失败了，阿根廷成了共和国。在这个时期以前，一八一一年，阿根廷的土生白人领袖们曾要把王位给予西班牙费南多第七的姊妹卡罗泰。

　　玻利瓦尔，北部革命的伟大领袖，他本人便是一个君主制派，他相信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他多次表示对于人民的自治能力缺乏信心。一八一六年，玻利瓦尔曾说，“一个大君主国将很难以巩固，一个大共和国则不可能巩固。”^[5]玻利瓦尔后来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秘鲁所建立的政府都是独裁的，他所起草的第一次玻利维亚宪法，规定了终身职的总统和由革命领袖组成的世袭的参议院。英国想使玻利瓦尔做大哥伦比亚的国王，但他跟华盛顿一样有政治上的聪明，拒绝了所有的这种建议。他也拒绝了秘鲁的终身总统。马克思很透辟地批评过玻利瓦尔。例如，讲到一八二六年的巴拿马泛美会议时，马克思说，“他〔玻利瓦尔〕真正的目的，就是把整个南美洲建立单一的联邦共和国，而以他自己为其独裁者。”^[6]

　　不但拉丁美洲、而且是整个西半球的革命领袖，其本身主要都是以大地主、商人和新兴的工业家为基础。政治上，他们害怕并且瞧不起黑人、印第安人以及白人小农民和工匠。这不但像玻利瓦尔和圣玛丁这类人如此，就像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也是一样。玻利瓦尔说非洲人和印第安人都是“愚昧、下贱和放荡”，全然不配享有自由与自治，他所抱的这种见解只不过是许多这些领袖中间一种共同的见解罢了。这样不民主的概念，自然会在这些领袖中间产生许多君主制和独裁制的倾向。显着的例外是海地的杜桑·卢维杜尔，他是以黑奴为基础的；墨西哥的希达尔哥，他是印第安人和欧印混合种人雇农的代言者，以及比较不及他们的，如美国的杰斐逊，自己虽是种植场主，但他实在的力量却在白人小农民中间。就民主而言，杜桑·卢维杜尔、希达尔哥和杰斐逊（其他人除外），比起玻利瓦尔、圣玛丁和华盛顿来，都要远高一层。

政治的民主

　　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需要是某种最低程度的政治的民主，不管其形式为君主立宪或是共和国。（到后来，当资本主义变成垄断性质而进入总危机阶段的时候，它的倾向就在于完全取消民主，建立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竞争的资本主义这种早期的民主的要求是由于必须为竞争的资本家、中等阶层及地主阶级提供一种政治表现而产生的。但这种民主早就打算好不让它超出这些范畴之外——开放给农民和工人。在资本家和地主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开放给工人和小农的民主程度，总要靠这些阶级的力量和革命行动而定。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范围之内进行着阶级的斗争，劳苦大众同时也为着从统治阶级那里赢得可能的民主让步而奋斗。这方面最显着的例子就是美国？法中“权利法案”的赢得。

　　在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殖民地半球的革命中，三个美洲到处表现着显着的民主倾向。马里亚台基说：“法国革命和北美宪法的理想，在南美遭遇到一种有利于它的传布的气候，因为在南美存在着资产阶级，尽管还幼稚，却由于它的需要和经济利益，可以而且确曾吸收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7]

　　顽抗的地主并不能完全镇压民主。在所有国家中（除了加拿大和早期的巴西、墨西哥和海地），新的革命政府立即采取了共和国的形式，它们几乎全都密切地以西半球先进共和国的基本文件——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一般组织原则为模型。每一个国家或者是在开始就有，或者是最后发展出来，总是具备着下列显着的特点：一个成文的宪法；一个包括两院的议会，选出来的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有一定的任期；没有总理，却定期选举总统并授以广泛的权力；采行美国式的而不是欧洲式的议会政府的方法。完全例外的是加拿大，它仿照英国来制定它的民主政治制度，众议院经选举产生，而参议院是终身任职的。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半球全部的资产阶级宪法的制订者的目的，就是要使广大的劳苦大众没有选举权，而把它限于拥有财产的阶级，他们显明的利益是在于剥削工人。制宪者既非工人，因此它所制定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而非人民民主，结果，革命时期中所采行的宪法，不论是地方或全国形式的，都用各种方式限制着选举权。当美国宪法采行的时候，“在三百万人口中，只有不到十二万人可以投票。”^[8]“甚至杰斐逊，这个理论上的平等的热烈主张者，最初也从他自己推论的吃力的论断中退缩了；直到独立宣言发表很久之后，他才拥护成年男性选举权的危险主张。”^[9]大地主始终是民主的死敌。

　　除了海地以外，印第安人和黑人到处几乎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也被剥夺了投票权。要选举和参政，常须具有雄厚财产的资格。往往还有人头税，从而排斥着大量的工人。对于选举权许多广泛的宪法限制中，还有识字的测验。在拉丁美洲各国，劳苦大众中的文盲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九十，公民必须能读能写才有投票资格的规定，实际上是排斥大量劳动者。如果说在革命以后接连几十年中，这种选举权的限制大部分已被打破，那末，这个事实乃是由于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日益增加的数目和力量，而不是由于统治阶级中间什么民主的精神。

教会与政府的分离

　　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政府权力的增强，教会统治人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资格被取消了。这也多少不免促成了教会和政府职能的分离，促成了教会的解体。政府权力的增强以及它从教会统治下的解放，常常引起政教领袖之间的尖锐冲突，但如果资本主义要生长，这却有必要。因为在教会及其封建束缚的妨碍之下，资本主义是不能自由扩展的。这在天主教会特别来得确实，因为作为大地主，它基本上总是中世纪的和封建的。凡是天主教势力深厚的国家，从来没有能够完成充分的工业化。因此，为了资本主义最大限度的发展，削减天主教的权力，到处成了主要的事情。这种倾向是资产阶级革命重要的一面。当西半球革命的时候，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革命中特别突出的因素乃是北美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许多革命领袖都是确定地反宗教的，甚至是“不可知论者”。潘恩是这种趋向最明白的代言人。他说，“我不相信犹太教、天主教、希腊正教，回教以及新教所公开宣扬的教条，也不相信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的所公开宣扬的教条。我自己的心灵就是我自己的教会。”他斥责“政教混杂不分”^[10]。

　　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宪法，完成了教会和国家的正式分离，“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建立国教或因之而禁止自由信教的法律”。革命领袖要做到这点，并不太困难，因为在美国，资产阶级是强大的，而教会却是相对地脆弱和不团结，分裂成为许多纷争的天主教和新教宗派——这对于年轻的美国民族的前途，确是一桩很幸运的事。

　　然而，在拉丁美洲各殖民地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那里，教会是统一的，它拥有着土地的巨大财富，一般是大地主很有力的同盟者和工具；而商业资产阶级比起大地主的利益是很脆弱的。结果，拉丁美洲的革命虽然掀起了反宗教的潮流，在以后几年中大大地削弱了天主教在许多国家中作为国教的地位，却不能促成有效的政教分离。

　　许多拉丁美洲的革命领袖，像美国的那些领袖一样，都是共济会会员和不受宗教拘束的自由思想者。这包括了像玻利瓦尔、圣玛丁、米兰大、窝希琴斯和许多别的这类的人。甚至虔诚的天主教徒希达尔哥，墨西哥先进的爱国领袖，对教会也大有批评。他批评反对革命的教士说：“睁开你们的眼睛，美洲人。别让敌人欺骗你们。他们仅仅为了政治的目的才是天主教徒。他们的上帝就是金钱。他们的恫吓的惟一目的在于压迫。难道我们相信，谁不甘心臣服于西班牙暴君，谁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吗?”希达尔哥被逐出了教会，以至最后被处死。

　　在革命的拉丁美洲，教会和政府的第一个最大争执，就是我们上面讲到过的“推荐权”问题。教皇认为，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现行的一切国家对教会的管理权应归还梵蒂冈。在另一方面，新兴的各共和国则说，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以前在美洲所行使的对教会的管制权。教会的否定立场使它成革命政府的叛徒，因为所有的革命政府都依据“推荐权”属于国家的理论。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种尖锐而严重的争执，新兴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包括巴西和海地在内，在革命以后却仍正式奉天主教为国教。殷曼说，“当它们最初开始独立的时候，所有各国都把天主教定为国教。宗教裁判在以后几年中虽被废止，但它的精神却仍在各共和国中存在着。”他随后又说，“胡阿雷斯〔墨西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总统〕在拉丁美洲的统治者中，第一个指出了在存在一个拥有着大部分不动产、操纵着大部分银行以及控制大多数居民思想的国教下，要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11]殷曼所指出的这点并非绝对正确；因为在胡阿雷斯以前二十年，墨西哥的法里亚斯总统已曾草拟了一个反宗教的纲领。可是，要到革命以后很久，各国政府才开始通过法律，削除教会的权力和地位。玻利维亚是实际上使教会与政府分离的第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那是在一八五三年。从这里可以明白看出，天主教的上层领袖尽管强烈地反对革命，但天主教却还是经过革命而原封不动地存在着，而且还继续着它地主思想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统治的过程。在以后所有年代中，这是对整个拉丁美洲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发生严重损害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天，教会的优越地位仍是阻碍拉丁美洲社会进步的一个潜在因素，虽然大部分的共和国至少在形式上已认为必须使教会与政府分离，并规定了某种程度的宗教自由。

土地的分割

　　发展美洲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就是打破那窒息经济和政治的、包括教会在内的持有封建思想的地主控制社会的权力。这些分子，总是反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切措施。凡是在土地掌握在大量小农手里的情况下，年轻的资本主义总是成长得很好，而在土地操在大庄园主手里的情况下就不好。真正可以摧毁地主势力的惟一可靠的途径，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割他们的大地产。土地革命，乃是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拉丁美洲，正如在西半球各处的殖民地一样，革命者都面临着这一土地问题——而且是表现于极端的形式，因为土地掠夺者在革命时期以前，已在旧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殖民地中攫取了最好的土地。但资产阶级显得太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只有在很少事例中，革命分子是确切地抓紧了土地问题的。他们拒绝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是地主。在墨西哥，革命教士希达尔哥是勇敢地处理这个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他对其印第安人和欧印混合种人的信徒们宣布说：“我的孩子们，这个日子像一个新的天命一样降临于我们。你们可曾准备接受它？……你们是否要努力从可恨的西班牙人手中恢复三年前窃自你们祖先的土地？”^[12]但墨西哥的土生白人革命分子，像其他殖民地中的革命分子一样，却还远离希达尔哥站在一旁，惟恐触及这个具有重要关键性的土地问题，这样，希达尔哥的群众运动遂告失败了。在海地，革命的奴隶摧毁了大地主，分割了他们的田地，甚至比同一时期革命法国的农民所做的还更彻底。在土地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海地黑人奴隶革命的英勇成就是无比的。直到一世纪以后，在一九一〇年的墨西哥革命中，其他各拉丁美洲国家才对土地问题取得了革命的解决。

　　一般说来，拉丁美洲的大地主，特别是天主教会，拥有着比任何人都多的土地，仍在革命中完好地存在着。他们保留着大土地所有权和保持着限嗣继承和长子继承的封建法律，因为这是保持大地产不分散的法律手段。从西班牙和葡萄牙严峻的控制解放出来以后，他们甚至扩充着他们的大地产、大种植园和种植场，杜根说，在拉丁美洲，“十九世纪时期有同样多的土地合并成为大地产，正如以前三个世纪一样”^[13]。拉丁美洲革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的失败，乃是它最根本的弱点。结果，大庄园制仍像一个重负似的套在拉丁美洲各民族的脖子上，而构成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进步最基本的障碍之一。“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生产的小农庄，在整个拉丁美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4]

　　然而在美国（加拿大发展大致相同），革命在基本的土地问题上固然达到了较好的成功，但仍有很严重的限制。这部分的成功，可以拿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原来比起拉丁美洲，美国资本家、小农、自由职业者和工人的革命势力比较的强，而地主，尤其是天主教会，却比较的弱。美国的革命加强了有关土地问题的资本家和小农的两种矛盾的趋势，两者都跟国家疆界的扩张相联系。

　　首先，随着边境迅速的向西扩展，奴隶主就用各种诈取土地的方法，随意侵占广大的公地。迈尔斯曾引证了这种盗取公地的许多例子^[15]。一万英亩到五万英亩或更多的大地产，任意被转移到奴隶主的手中。一七九五年，佐治亚的土地被诈取的总计达三千五百万英亩；一八五八年，在得克萨斯，有六千八百万英亩的土地从政府手中被偷盗了去，大部分都是离地奴隶主干的。同样的事情也在其他南方各州进行着。除了盗取土地外，奴隶主同时扩展着他们的政治势力，这样一直到整个南方的十一州，包括远抵得克萨斯西境的所有领土在内，都被囊括在这种大种植场的奴隶制度中。奴隶主的目标也在攫取整个的西部，甚至梦想而且策划着把他们的保有权扩展到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

　　同时，资本家的矿业公司、木材公司和土地的投机者也同样忙于在北方攫取土地。几千万英亩的土地都被并入大地产而到达他们的手中。革命以后，摩利斯主持下的一个公司，控制着六百万英亩的土地。这种公地的掠夺在内战后达到了顶点，当时有一亿六千万英亩的有价值的农田、牧场、森林和矿山被送给了铁路公司，作为建筑他们铁路线的补助，这块地方之大，相等于缅甸、新罕布什尔、维尔蒙、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克、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合起来的总面积^[16]。

　　跟所有这种掠夺土地相反的趋势，是人民摧毁大地产和建立小农场的要求。这是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运动，他们竭力从广大的公地替自己取得农场。很多的情形下，贫苦的农民和劳动者没有取得地权就干脆移入了并占有了土地。他们就是在美国土地史上起着巨大作用的所谓“占地者”。这种摧毁大地产的趋势，因革命所奠定的民主潮流而大大地增强。这成了美国最具决定性的区域中土地问题的强大力量。这也是革命时期促成没收托利派广大土地的一个主要因素；它避免了奴隶种植场制度在西部广大地区的传布；它阻止了资本家的公司从公地盗取更广大的土地；它最后促成了一八六二年的“宅地法”的通过，使小农有获得一块一百六十英亩农田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土地）；它促成联合北方的工业家，在内战中打败了南方的大庄园主。劳苦大众这一争取土地的斗争，因基本的事实而得到便利，原来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土地和气候的性质，使农业并不适合于拉丁美洲那种面积广大的地产。受到革命的巨大推进的小规模耕种的运动，乃是工业在美国没有受到大地主摧毁性限制的妨碍，而能够在以后几十年中获得巨大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工业的解放

　　西半球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把被欧洲“母”国加于工业和商业上的枷锁解除掉。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独占殖民地的商业和阻止殖民地工业的成长，一切为了西欧各国商业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乃是所有殖民强国的政策的一个特殊之点。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这些外来的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从此以后，新兴的独立国家，只要它们认为适当和能够，在发展它们的工业和商业上都比较的自由。资本家们，主要是商人大部分征服了他们国内的市场。在北美的前英国殖民地，情形特别是如此，在那里，自民族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比较强大，一般都能够迅速地把工业建立起来。这全部的发展，也促成了现代工人阶级成长的可能。

　　然而，民族独立并不会自动地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给资产阶级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在新国家中，仍存在着顽强的地主的阻碍势力，要加以打击。这些地主势力，天生害怕强大的资产阶级和激烈的无产阶级的崛起，一般地说，除了美国北部以外的所有殖民地中，他们一开始就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工业。他们延续的反革命势力，在拉丁美洲各国中仍是顽强的。美洲各共和国历史的许多部分，都涉及工业家和地主的斗争，不但如此，除了普遍的国内大土地所有制对工业和商业发生瘫痪作用以外，那被逐出的欧洲强国，通过经济竞争和其他的压力，也仍能压迫所有年轻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的一般经济的发展。而在十九世纪的末期，当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这些资本生义强国所加于拉丁美洲较弱各国的经济扩张的阻滞影响，发生了更大的损害作用。

奴隶制和雇农制

　　工资制度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形式。因此，在所有资本主义世界中，它几乎普遍地被应用于工业。开始于早期农业经济的、奴隶制和雇农制尽管在殖民制度中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从历史的意义看，在凡是存在着这种制度的特殊国家或区域中，它总是到处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因此，如果要达到资本主义最大的结果，整个西半球资产阶级革命所面对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摧毁殖民地中几乎到处盛行的奴隶制和雇农制，并确立对劳动者所做工作付给工资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方法。

　　然而，除了很小的程度外，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虽然革命削弱了这些制度，但奴隶制和雇农制却仍在许多国家中顽强地存在到革命之后。它们继续长期地在西半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起着钳制的作用，而成为许多长期浴血的政治斗争的原因。为什么革命并未解决奴隶制和雇农制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在于它不曾解决摧毁大地产的基本问题，而这大地产是奴隶制和雇农制两种古老的奴役和剥削方式的自然根源。大地主仍能保持着它们自己的劳动剥削的特殊类型。

　　在拉丁美洲，除了少数的例外，革命领袖们都不曾勇敢地对奴隶制和雇农制的问题进攻。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就和地主有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其中例外的是一九八九年举行反抗被镇压下去的先进的巴西革命领袖“拔牙者”。他要求取消国内的奴隶制，巴西的全部经济那时都是以黑人的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在墨西哥，眼光远大的希达尔哥和摩里罗也于一八一〇年宣布了全国奴隶的解放；他们也取消了纳贡（雇农制的一种基础）、对印第安人的鞭打，以及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17]。但这个运动被西班牙人镇压了下去。当一八二六年广大的拉丁美洲革命战争结束时，在巴拿马的泛美各国会议中，曾通过取消奴隶买卖的决议，但后来批准这个决议的只有哥伦比亚一国。在大革命中认真处理奴隶制问题的唯一国家是海地。奴隶们自己在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斗争中，立即废止了奴役，而随着奴隶制的废止，大地产也自然而然地一同崩溃了。海地是西半球第一个废止奴隶制度的国家，在那里，奴隶制度是根深蒂固的（在加拿大和新英格兰，奴隶制度也差不多同时废止的，不过在这些区域中，奴隶制度不成为重大的经济因素）。海地黑奴在这方面的巨大成就，结果增强了海地革命一般的巨大重要性。

　　在美国，一如在海地除外的全部拉丁美洲，革命同样地以及为了同样普遍的原因，不能结束奴隶制，那原因就是，种植场主的经济和政治的力量，以及许多革命领袖和革命力量跟种植场主的奴隶经济的联系。但在一七七六年革命中，废止奴隶制终于成了略具重要性的问题。富兰克林久已是主张废止奴隶制者，潘恩主张废止这种可恶的制度，亚当士和其他新英格兰的领袖也鼓吹反对，华盛顿利杰斐逊，两个南部的种植场主，都把他们的奴隶解放了。但一当事情到了最后决定的关头，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南部的种植场主却又自作主张了。真的，杰斐逊提议宪法中应有一条谴责奴隶买卖的修正条文，但结果遭到拒绝，反而给加上了一条袒护奴隶制的条款^[18]。这个条款——第四条，第二节，第三段——是这样的，“凡在一州受该州法律约束为人服役或劳动者逃入他州时，不得因所逃至之州的法律或条规而即行解除此类服役或劳动，而须将之交与有权要求此项应得服役或劳动的一方。”就是因为这个条款，使好多主张废除奴隶制者成为宪法的激烈的敌人，也就是拿这个条款，谭内法宫后来在内战的前夕的斯各特案中，作为他的臭名远扬的袒护奴隶制定案的依据，反对国会有权禁止奴隶制在任何地方的扩张。

　　因此，美国的根本法，为了对奴隶主让步，在其最后形式中包含着这种本质上的矛盾：一方面，独立宣言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但宪法却允许很大部分的人应该被奴役，应该像牛马般的听任主人的虐待。这样，在一七七六年的革命中，奴隶制的重大问题被含糊了过去，造成了奴隶主的利益，造成了奴隶们的悲苦和受难，造成了全国经历三个世代之久的混乱，以至最后全国沉浸于血泊中。恩格斯论述这次革命废止奴隶制的失败说：“对于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来说，下列情形是颇为意味深长的，即最先承认人权的美国宪法，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阶级的特权被指斥了，而人种的特权，则被神圣化。”（“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〇八——一〇九页。按原著并未注明引文出自何书。——译注）

　　跟奴隶制及其经济基础的问题结合一起的，大庄园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基本的民族问题，那就是，征服的欧洲人与黑人及印第安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西半球殖民地的革命家，特别在美国，对待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不顾一切地压制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民主愿望，剥夺他们的投票权，和建立歧视制度。自然，这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但是这甚至在今天还是资本主义所坚持不放手的办法。在国内和国际问题方面，各民族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乃是历史上留待共产党和现代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民主力量来完成的任务。

妇女的地位

　　在几世纪长久的殖民地时期中，妇女到处是被压迫者中的被压迫者。她们不但受着和所有其他劳动者相同的剥削，而且还受着基于性别的特殊的压迫。跟黑人、印第安人、欧印混合种人和黑白混合种人一样，她们全力分担着奴隶制、雇农制和工资制下的惨重的工作。她们不但在田地中，在许多情形下还在矿坑中，替剥削者生产财富。她们的待遇甚至比男工还不如，她们更彻底地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并被法律视为无足轻重。她们在经济方面的地位总是比男子为低。除此之外，作为女子，她们在智力和体力方面总被认为不及男子，因而遭到蔑视。她们甚至连应该受一些教育的机会都被剥夺。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中，妇女的地位由于以摩尔人*（*非洲北部信奉回教的一个民族，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曾在西班牙建立格拉那达王国，对于西班牙文化有相当的影响。——译者）的影响为背景，以及从来就不是女性之友的天主教势力积极支配之下，特别来得悲惨。

　　如果有人读了几卷拉丁美洲史，他可以发现，那里面一点也不提起殖民地劳动妇女特殊地位的。这些书的作家，对于妇女的地位，包括上层阶级的妇女在内，讲得很少，可是这却至少提供了殖民地时期一般妇女低微地位的暗示。例如在巴西，奴隶主的妇女实际上处在一个类乎回教的政权的统治下面的。隔离是这样的严格，以致“近至一七五七年，在里约热内卢总督为招待法国海军军官而举行的舞会中，没有一个妇女在场……跟这些军官跳舞”^[19]。克罗说：巴西的奴隶主“相信自己应有一切自由，而家庭中的女人，则不应有任何自由。……他的摩尔人的背景，使他认为教会所谴责的多妻制，乃是男性存在的自然状态。这也就使他强迫他的妇女们完全隔离，近平幽禁”^[20]。

　　专制的统治者对于西班牙殖民地中的黑人和印第安妇女是随心所欲的。“亚松森（巴拉圭首都）的生活可以比之回教徒的乐园，因为每一个西班牙人，总是随便拥有五个十个到一百个的女人。”^[21]他们使妇女一无所知，正如古老的回教俗语所说，“去教育一个女人，好像将一把刀放在猴子的手中。”^[22]在美国的南部，妇女奴隶也都是主子个人的财产，不但要听命工作，而且还得满足他们的性欲。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所有殖民地中，妇女，尤其是印第安和黑人的妇女，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的西半球大革命，很少改善妇女的地位。这是它另一个重大的未完成的民主任务。然而妇女在整个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尔德夫妇讲到美国革命时说，“几乎每一个革命的男子领袖，总有一个妻子、姊妹或女儿，积极参加第二防线的工作。”^[23]拉丁美洲革命也可说是同样的情形。还得再提一提的是妇女们到处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战斗着。但革命并不曾解决或甚至重视她们特殊的痛苦。所有这一切还得等待许多年，事实上是几世纪，直到如女们自己在发展中的工人运动的帮助下，能够开始为她们自己的权利和为女性的最后解放而战斗。

群众教育的问题

　　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有效地服务，工人必须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初等教育。奴隶和雇农即便完全是文盲，他们依然可以从事于殖民地时代的原始农业和开矿的经济；但当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一发展，它的经济过程比较复杂了，于是，为了增进效率，开始给工人受一些教育便成为迫切需要了。

　　然而，整个美洲殖民世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领袖们，却很少注意或不注意这种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一般地利于人民，特殊地利于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因为领袖们本身大部分出身于旧的统治阶级，深恐工人一受教育就将增加他们的认识和力量。同样的原则使得奴隶主们用尽一切方法保持着奴隶的无知。正如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一样，争取劳动人民大众的教育，也得等待他们自己的民主组织和斗争的成熟。

　　因为革命并不曾使政府和教会分离，拉丁美洲殖民地中的教育，实际仍为教会所垄断。这等于宣判广大的人民大众永远是文盲，这种情况，在不断的宗教的“教育”之下，或多或少地仍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存在着。这种群众教育方面的弱点，不但构成了有关人民智力发展的巨大损害，而且对于拉丁美洲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成长也是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在美国（多少也在加拿大），由于政府和教会的分离，从而解脱了教会对教育致命的掌握，在革命中奠定了最后消灭文盲和展开民众教育的基石。但这种可能，直到许多年以后才肯实现，那时候，在强有力而年轻的工人运动中，工人们有了足够的力量，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坚持教育的权利了。就宗教控制上来说，拉丁美洲和美国的教育制度的基本不同，成为后者为什么在经济发展方面这样广泛地超过前者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资本家阶级的增强

　　西半球的革命，是受着工业家和地主联合的领导，并得到了革命的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支持与推进。这两个主要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常因总革命中民族发展阶段而不同，在有的情形下工业家是主导的力量，在另一种情形下则是地主。无论如何，革命的后果总是大大增强了工业家的控制和发展，对抗着地主和所有其他社会的阶级。

　　革命常增强了各国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助于农业本身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加深和扩大。特别在拉丁美洲，大地主开始为了输出而扩展和增加出产，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地产变得更像资本主义的大农场而不大像典型的封建大庄园了。这是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拉丁美洲，在那领导民族解放革命的统治阶级的联合中，商人和其他资本主义分子都已有足够力量使整个运动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标记。但他们却还不能充分有力地来摧毁封建地主的控制。特别是他们还不能也不敢来分配大地产。革命以后，地主仍保持着他们决定性的地位。“地主、教士和军官的联盟”构成了地主的力量，不但在革命中原封未动而且继续一直统治着拉丁美洲。在这西半球的大部分地方，资产阶级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政权。正如马里亚台基论及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在拉丁美洲的成长说：“贵族政治的地主，如果说已经不能维持他们的原则，但在事实上仍保持着他们的地位。”

　　不过，在美国（有许多方面，加拿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自始就是革命阶级联合中主导的力量。他们有充分的力量打开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门，这是革命势力在拉丁美洲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但美国工业家可不是完全顺利的。地主们，实质上即南方的蓄奴派，仍能对革命发生有力的阻碍的影响（例如，阻止奴隶制的废除），而在以后几十年中，他们还大胆地向工业家挑战，以争夺全国的控制权。直到在另一次革命中，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内战中推翻了这些大庄园主之后，美国的资产阶级才完全成了统治阶级、才能在全国积极地进行工业制度的建立。除了海地于一七九〇——一八〇三年完成之外，除了墨西哥于一九一〇年开始部分完成之外，拉丁美洲始终未能完成这第二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推翻大地主。这就是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政治落后性的关键所在。

^[1] 马里亚台基著：“关于秘鲁现状解释的七篇论文”，秘鲁利马版，第四一页。

^[2] 里贝著：“美英在拉丁美洲的争锋（一八〇八——一八三〇年）”，第一一五页。

^[3] 派林顿著：“美国思想的主流”，第一卷，第三〇一页。

^[4] 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发展”，第二七八页。

^[5] 见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诗”，第四四五页上的引文。

^[6] 马克思著：“西班牙的革命”，纽约一九三九年版，第一八五页。

^[7] 马里亚台基著：“关于秘鲁现状解释的七篇论文”，第一〇页。

^[8] 西蒙斯著：“美洲史上的社会力量”，第九七页。

^[9]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五四二页。

^[10] 艾伦：“潘恩选集”，纽约一九三七年版，第九五及九六页。

^[11] 殷曼著：“拉丁美洲——它在世界生活中的地位”，纽约一九三七年版，第一一三——一四八页。

^[12] 见格伦宁著：“墨西哥及其遗产”，纽约一九二八年版，第三〇页上的引文。

^[13] 杜根著：“南北美洲”，纽约一九四九年版，第一三页。

^[14] 卡尔逊著：“拉丁美洲的地理”，纽约一九四三年版，第六九页。

^[15] 迈尔斯著：“最高法院史”，芝加哥一九一二年版，第七三——一三四页。

^[16] 见罗塞尔著：“大铁路的故事”，芝加哥一九一四年版。

^[17] 韦尔著：“关于拉丁美洲文化”，第一三五页。

^[18] 威尔斯著：“世界史纲”，纽约一九三一年版，第一卷，第二九三页。

^[19]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诗”，第三八八页。

^[20] 同上书，第三八六页。

^[21] 同上书，第三五一页。

^[22] 见密勒著：“在南方十字架下的妇女”一书中的引文，波士顿一九三五年版。

^[23]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二六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