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的地位

　　在二十世纪所有重要的社会主义者中，对这个时代的主要发展趋势、主要矛盾认识最清楚的，是托洛茨基；对国际劳工运动的合适的解放战略作出最清楚的、有系统的阐述的，也是托洛茨基。他对这个世纪的历史的贡献，绝大部份是以政治为出发点的，并且不是像某些人所主张的，纯粹在社会学方面的[1]。它也明显地有实际的作用，并不纯粹是分析性——理论性的。他发展出一个在全球的规模上被分化了的阶级斗争过程的观念或模式，而且以此为基础，得出了实际上、战略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必要结论。
　　然而，这些概念是扎根在一个宏大的理论成就上的。这个理论成就即是不平衡暨综合发展规律的发现。这个发展规律是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熟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十分不同的。[2]托洛茨基的理论，彻底应用了辩证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它的衰落时期，而且以此分析为基础，清楚揭示了使一个历史机制运转的各种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政治、阶级、心理、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因素）：
　　1.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进化图式，即先进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展示它们自己的将来的形象，已经变为与它完全相反的东西。帝国主义阻碍了不发达国家的彻底现代化和工业化。[3]
　　2.这在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导致一个矛盾的经济动力。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在有空间扩张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机地增长。但是，随着帝国主义控制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本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加强的这种不发达性，却变成了一种阻碍，使它不能进一步增长。这将会日益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一旦停止了，为瓜分世界市场而起的争执就势所难免了。在这同时，整个制度的生产力，不是趋向于停滞，就是趋向于后退了。
　　3.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这种倒转、停滞的开始，再加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尖锐化，都增加了这个制度进入一般性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十九世纪是例外的情况，在二十世纪就变为常规了。这不但适用于不发达国家之内及帝国主义国家之内的社会、政治关系，而且适用于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将会是战争和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的世纪。
　　4.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将会加强社会中的后退运动，增加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收获的威胁，而且日益导致‘古老的’前资本主义野蛮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衰退所创造的‘新’形式野蛮主义的熔合。巨大的灾祸威胁着整个人类。[4]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种野蛮主义的一个例子。将会有其它例子，甚至比这更坏。
　　5.近代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以下简称劳动者〕阶级，是唯一能够终止这一连串社会灾祸的社会力量。这是它在经济生活中占关键性地位、它的社会、社会心理组成的一个后果。个别的劳动者们，由于他们相对于老板们的隶属地位和在经济过程中的物质弱势，只有通过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们合作、团结，并且使这种合作成为他们的社会实践的推动力，才能够保卫他们的眼前的、日常的利益，不是靠利己主义和竞争。[5]但是，这正是重组整个社会、引导社会走出资本主义死巷、朝向唯一可能的正面出路即社会主义所绝对必要的那种诱因和推动力。
　　6.因为这个制度在帝国主义国家及在第三世界，都日渐容易陷入危机，国家，特别是在危机严重的时期中，将会变成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个强暴的镇压工具。不由工人阶级推翻这个国家、夺取政权，这个阶级就不会实现阻止向野蛮主义后退的历史任务。[6]
　　7.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夺取国家权力的主要阻碍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领导层的、伴随着工人阶级本身在意识形态上的弱点的、日益增加的保守主义。[7]（托洛茨基后来以描述劳工官僚层之演化为一个有区别的、有其特殊利益的社会层份来向这个保守主义提供一个唯物论的解释。）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需要时间和斗争中的新经验，才能够克服这些意识形态弱点。
　　8.在某些较不发达的国家[8]，工人阶级能够比在较发达国家，达到较高水平的阶级觉悟、团结和战斗精神。因此，可能的是（如果不是很可能的话），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会在西方工人们采取行动之前，夺取国家权力。
　　9.自我活动、自我组织是夺取、行使国家权力的天然工具。苏维埃或工人会议是历史本身在工业化以及较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9]托洛茨基在1906年坐了牢以后不久，写了《苏维埃历史》。在此文中，他总结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任务如下：

　　以俄罗斯的城市为斗争的一个基地是太狭小了。苏维埃试图在全国规模上发动斗争，但是它主要地还是一个彼得堡的机构……毫无疑问的是，在下一次革命暴动中，这样的工人会议，将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由全国大会所产生的全俄工人苏维埃……将会在军队、农民、中等阶级的平民部份的革命合作下……取得领导权……。[10]

　　这正是1917年发生的情况。
　　10.然而，在较不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小部份。工人们如果不与劳动农民结盟，就不能够赢得或保持国家权力。这些国家的革命的历史任务，是资产阶级或者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一样，是在陈述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托洛茨基的立场中的新的东西，即他的不断革命的战略中的新的东西，是他的断言：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些历史任务，只有通过建立与劳动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11]
　　11.工人阶级只有通过自我活动、自我组织才能够夺取国家权力。正是为了这个理由，企图向工人阶级强加一个自我限制，要他们为了历史——理论的理由，将他们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实现民族民主的目标（资产阶级革命的古典任务），是不现实的。一个在政治上得到胜利、自我活动、自觉、组织完善的工人阶级决不会继续让它自己受老板们的指挥和剥削。[12]从非常实际的立场来讲，一旦这个工人阶级夺取了国家权力，它将会开始处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个革命，将会没有阶段或中断地，把实现民族——民主目标，与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13]
　　12.但是，正是这个使俄国工人阶级可能比德国工人先夺取国家权力的不平衡暨综合发展规律，却使俄国工人不可能单独、长期保持这个政权。（托洛茨基后来把这一点修改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由工人们长期地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社会主义的建设依靠物质先决条件的存在。忽视这个物质先决条件，只会招致严重的失望（今天我们还要再加一句：引起严重的过火行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坚定地遵守马克思的传统，后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这个‘异化’，用一个哲学家能够了解的术语，只在两个实际前提之下，才能被废除。要变成一个‘不可容忍的’权力，那就是人们要用革命来反对的权力，它必须已经使许多许多人成为‘无产者’，而且在这同时使这情况与现存的财富、文化世界矛盾。这个财富与文化，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加和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的。从另一方面来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这已经意味着人在世界——历史规模上、不是在地方规模上的实际、经验的存在），是一个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没有它，需要会变得更为普遍，而且随着贫困，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以及所有旧的肮脏东西必定又会产生；而且更有甚者，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商业才能建立。这些事情同时在一切国家产生了‘无产者’群众的现象（普遍的竞争），使每一个国家依靠其它国家的革命，并且最后以世界——历史、经验地普遍的个人代替地方的个人。没有这一点，（1）共产主义只能在一些地方存在；（2）相互作用的力量本身不能够发展为普遍的、因此是不可容忍的权力，但是会停留在土生土长、迷信的‘情况’之中；（3）相互作用的任何扩张会废除地方的共产主义。单凭经验来看，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主要地位的人们的‘立即’、同时的行动才有可能，这种行动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共产主义联系的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为先决条件的。此外，无产的工人群众——与资本切断了关系、或者连有限的满足都得不到的、因此不再只是暂时被剥夺了工作作为可靠的生活资源的大量劳动力——是以一个通过竞争而达到的世界市场为先决条件的。因此，正像共产主义及其活动一样，无产阶级也只能有世界——历史的存在。个人的世界——历史的存在的意思是，个人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14]

　　今天，这段文字读起来，就像对苏联和东方集团自从1950年代以来、如果不是自从193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悲惨的预料。工人阶级在较不发达的俄罗斯的胜利，只有靠革命成功地扩展到世界上至少几个主要工业国家去，才能得以巩固。这个革命，孤立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中，是极容易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尤其是在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渐增的压力所伤害的。[15]
　　13.这决不意味着胜利的俄国革命面临这样的困境：要么向资本主义投降，要么在‘革命战争’中，以人工地‘输出革命’来寻求解救办法。[16]决不是这样。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容易陷入世界性危机，现实的可供选择的道路是：暂时将俄国革命的成就巩固在中间阶段（即后资本主义、但尚未达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支持俄国以外的共产党，以利用更有利的条件。当工人们在若干个不同的国家为夺取国家权力而进行战斗的时候，这种条件是会存在的。这就需要这些政党具有成熟、独立的干部和领导，以及在政治上成熟、能够团结并且愿意从事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工人。这样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不但会意味着彻底反对完全在单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空想的企图，而且会意味着彻底反对企图用操纵、指令和冒险行动，使国际运动臣属于这个‘被包围的堡垒’的（被信为真的、短视的）国家利益和外交花招。这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是以革命运动和每个国家的各个工人政党的自主的成熟过程为先决条件。它在苏联也以推行一条逐渐加强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总重量的经济政策为先决条件。
　　这条可供选择的战略，只不过意味着把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自我组织、自我解放的基本方针（一条与马克思、卢森堡、《国家与革命》中的列宁所共有的方针），推广到世界政治的全球的平面。
　　14.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开启的这个时代，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已经显露为一个与企图完全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一样的反动空想主义。[17]在一段连续发生严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周期地被迫推翻先前建立的改革，利用更强制的统治形式，包括恐怖主义独裁的统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自由派的支持，或者以中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传统为反对这个危险的一个方法，都是不现实的。只有一个团结的无产阶级，通过集体的动员和集体的组织来进行强有力的干涉，才能够对付这个威胁。制止这个议会外的群众动员，惟恐它会得罪资本、把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推到反动阵营去，只会招致反动势力的胜利。[18]因此，正像在较不发达的国家那样，由工人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这件事情，也将会周期性地在帝国主义国家提上议事日程。
　　15.在我们这个世纪，为工人阶级和群众运动发展一条合适的战略和策略，它的主要障碍是代替主义的理论和实施（实施来在理论之前），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变化、社会转变的动源的独立工人阶级被某些其它机构所代替：党、国家、政府、议会等等。这些代理机构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有用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比起真正的自我解放运动，它们必须一直是次要的。
　　每一次把这些工具当作目的的尝试，到最后注定要失败，但是在目前却使工人阶级解放的过程更为困难。这句话的含意是，我们必须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没有一个民族会快乐的，如果它的意愿被违背的话。如果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代替主义，意味着解放的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要比官僚们所制订的程序长很多，那末，前者所造成的祸害当比后者少很多，特别是鉴于代替主义的实施在长期中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
　　16.阻碍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超越他们已经达到的范围，决不符合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只符合它的保守领导层劳工官僚层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国家，但也特别是在苏联，这个劳工官僚层已经成为一个自主的、有它自己利益的社会层份。它的利益是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都是十分不同的。它并不构成一个新阶级，也不能够再生产它自己，但是，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之中，它能够保持、扩张它的权力和特权；换句话说，它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历史自主。最后分析起来，这种自主是工人阶级相对被动、国际革命缺乏的一个结果。
　　17.要突破这个历史性僵局，由于在这个僵局中，既非国际工人阶级，又非国际资本，能够从这个文明世界的危机中打出一条路来，光靠广大的群众斗争的再次出现是不够的，虽然它的出现是必然的。夺取政治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是只能自觉地去解决的任务。只有这些周期爆发的群众斗争，配合着政治上成熟、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战斗份子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存在，再加上广大层份的工人的高度自觉，朝向社会主义的突破才会发生。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永不忽略主观历史因素，换句话说，只有拒绝接受机械论——进化论的宿命主义和原始的志愿主义，才会成功。
　　托洛茨基充分地意识到处于这个社会政治僵局的根源的世界——历史问题。他1921年在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所发表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中，清楚地说出了这点：
　　因此，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坐落在同一土壤上，这个土壤使我们的胜利无可避免——当然不是在天文学的意义上像日落、日出那样的无可避免，而是在历史的意义上的无可避免，那就是说，除非我们获得胜利，要不然，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文化的命运就注定了。历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古罗马文化就是这样毁灭的。奴隶主阶级到最后没有能力领导社会向前发展。它被转变为一个绝对寄生和腐烂的阶级。没有其它阶级可以取代它，因此，古文化就毁灭了。……不被排除的可能性是，资产阶级，在它的国家机构的支持下，以它自己的全部积累的经验，也许可以继续抗拒革命，直至耗尽了近代文明的每一滴活力，直至在今后的长时间内把近代文类推入崩溃、衰败的状态之中。根据以上一切，我只是要说，工人阶级所面对的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一个机械的任务。要实现这样一个任务就需要：革命能量、政治智慧、经验、广阔的视野、决心、热血但是在这同时冷静的头脑。[19]
　　我们在上面所总结的、托洛茨基对这个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的全面评价，是在1903年至1923年之间所发展、1930-33年时期所完成的。他在这段时期也是一个政治实行家，企图将他从这个一般世界观点中所得出的政治结论付之实施：起初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在1917年，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在1918-20年时期，他是红军的缔造者，然后领导它在内战中获得胜利；在1923-24年，他是反对苏维埃官僚层、反对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代表这个官僚层的斯大林派的反对派发起人；在1930-33年时期，他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在1934-37年，他努力促进国际革命的新兴起。因此，他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重要性，决不能够被减低到只在1917年至1920年之间在俄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纪的大事件的实际进程光照下看待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我们也应该指出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重大的判断错误。在这些错误的判断中，最重要的是他之继续接受在帝国主义之下生产力不可能增长这个来自齐诺维也夫、年青的布哈林和卢森堡的成份多于来自列宁的成份的理论。虽然这个论点在1914-45年这段时期大致是正确的，它却被战后的长期繁荣确定地证明是不正确的。战后的长期繁荣延长到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
　　托洛茨基的这个错误的判断变得更引人注目，如果我们知道他在1921年预测一个十分不同的局面。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局势的报告中，对于资本主义发生一次新的复苏的可能性，作了如下的描述：

　　这里我们着手探讨社会平衡的问题。……如果我们假定——让我们暂时假定——工人阶级不能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只容许资产阶级有机会长期支配世界的命运，例如二十或三十年，那末可以确定的是，某种新的平衡将会建立起来。欧洲将会狂暴地开倒车。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将会因失业和营养不良而死去。美国将会被迫在世界市场上改变它的方针，再度转换它的工业，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历削减。以后，在一次新的世界分工因而被在痛苦中建立了十五或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后，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向上摆动的时代也许会发生。[20]

　　1921年的25年之后，1948/49年的战后繁荣时期开始了。托洛茨基的预测是超人地正确。
　　与这个错误判断关系密切的，是第二个错误判断。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的时期，在那时，托洛茨基相信，一次新的、有决定意义的、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试验，将会在极短时间之内，决定苏联的、其实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命运。托洛茨基在（1939年9月的）《战争中的苏联》一文中写道：

　　如果这次战争，如我们坚定相信的，激起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话，它必定在苏联导致官僚层被推翻、苏维埃民主在一个比在1918年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上的再生。在那个情况下，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是否是一个‘阶级’或是工人国家中的一个赘瘤的问题，将会自动地解决了。每一个人将会清楚地看出，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苏维埃官僚层不过是一次插话似的复发。
　　可是，如果大家承认，目前的战争不会引起革命，只会引起无产阶级的一次衰落，那末，留下来的是另一条道路：独占资本主义的更加腐朽、更加与国家融合以及民主被独立政权所替代，不管这个民主尚在那里遣留。……根据各种指标，这种政权将会是一个衰落的政权，标志着文明的消逝。这个历史性的抉择，归根究底，就是如下：要么斯大林政权是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一次可恶的故态复萌，要么斯大林政权是一个新剥削阶级的第一阶段。如果第二个预测证明是正确的话，那末，官僚层当然会变成一个新剥削阶级。不管第二个远景会是怎样沉重的负担，如果世界无产阶级真正证明它自己不能够实现事件发展的过程所给予它的任务，那末，除了只有承认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纲领会以一个空想而告终之外，没有什么其它的道路还遗留下了。[21]

　　这个估计是从以下的假设逻辑地推衍出来的：生产力的新增长将会是不可能的，因此阻挡了向社会主义成功地突破的先决条件。
　　六个月以后，托洛茨基在他的真正的政治遗言《第四国际会议的宣言》中，改正了他先前所作的关于时标的估计：

　　它不是一次暴动的问题。它是整个革命时代的问题。……需要为许多年的、如果不是几十年的战争、暴动、短暂的休战、新的战争和新的暴动作出准备。……速度和时间间隔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既改变不了一般历史前景，又改变不了我们的政策的方向。结论是简单的：需要以十倍的能量继续进行教育、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22]

　　一旦这个在帝国主义之下生产力不可能增长的假设被看出来是错的，那末，明显的是，在我们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所需的物质、人力的先决条件就不在衰退之中了；刚好相反，特别是人的生产力——工资劳动者的数目、他们的技术、文化水平——是正在快速地扩大。因此，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可能性。
　　最后，托洛茨基直至1917年才把他的拒绝接受代替主义与他的清楚了解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必要性综合起来，以保证在那些重复出现的革命危机中所爆发的斗争，得到成功的结果。在1907年至1916年的这段时期，他为这样的空想辩护：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压力就足以迫使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不同派系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是1905年俄国革命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至少从1916年开始，在德国、奥地利及俄国等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在意大利及其它地方，这个半自发、半调和主义的假设，很明显地没有现实的根据了。[23]
　　但是，即使把这些错误判断考虑在内，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政治的成就，在这个世纪中，仍是无可比拟的。他将会以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战略家加载史册。而现在更会是如此，因为，当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被人清楚认识到的破产再度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提上历史的议事日程的时候，托洛茨基的遗产将会取得更大的重要性，成为有别于近代劳工运动中这两个思潮〔即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有历史意义、可供选择的道路。

注释：

[1] 例如Nicolas Krasso。

[2] 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提到了这个不平衡暨综合发展规律，正像马克思在其出名的1850年对共产主义同盟的演说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规律。可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相当不同的。

[3] 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是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绝对的障碍物。这是1960年代替所谓依赖论（dependencia）辩护的人们的不正确观点。半工业化国家已在第三世界兴起。但是，它是不折不扣的半工业化，没有更多点。德国、美国、日本能够赶上、并且超过英国、法国、比利时的工业化水平。但是巴西、南韩、墨西哥却不能够赶上德国、美国、日本。

[4] 在1914年以前，罗莎．卢森堡和Jean Jaures都有同样的直觉。这个直觉表达在他们的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的立场上。

[5] 列宁、卢森堡和Roland-Holst，特别是格拉比希和Karl Korsch，将这个分析系统化。

[6] 从恩格斯到卢森堡、托洛茨基和列宁等革命社会主义者们与像伯恩斯坦、后期的考茨基、希尔费丁及其它人那样的渐进主义者们的基本分歧，在于对资产阶级国家——以后被称为社会国家——的态度。对国家的这些基本上不同的态度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发展倾向的不同估计。伯恩斯坦等人假定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的长期弱化，而恩格斯、卢森堡等革命社会主义者们则预测冲突的尖锐化和渐增地易于陷入危机。这个世纪的实际发展已经证明这两个倾向中那一个是正确的。我们的世纪并不是如伯恩斯坦所认为的一个逐渐和平进展的世纪。它比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更是一个战争、危机、革命和反革命的世纪。

[7] 托洛茨基在好几篇文章中讨论群体无产阶级意识的守旧方面这个现象。一个好的例子是他的《俄国革命史》（1965年伦敦版）第一卷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那一章。

[8] 不是在所有不发达国家，当然不是在最穷国家。

[9] 恩格斯认为，经过直接民主产生的公社/会议制度与人民在多党制中对候选人有真正选择的普选制是没有矛盾的。后者是巴黎公社的制度。恩格斯认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型。

[10] 引自伊萨克．多依彻的《武装的先知》，牛津1964年，第149页。

[11]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布宾党人，是这个做法的历史先例。他们正是为了要完全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才不得不从资产阶级领导层那里夺取政治权力。

[12] 斯大林在1936年8月到1937年7月之间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向西班牙无产阶级强加这样一个自我限制、违背它的意愿的企图，就需要血腥的镇压。

[13] 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帕尔武斯——赫尔普汉德的不断革命论不同的地方。对帕尔武斯而言，预想中的俄国‘工人政府’就应该完全停留在资产阶级议会政制的范围之内，像当时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那样。

[14]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份，伦敦1970年，第56页。

[15] 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中期对于世界市场对苏联经济的压力的预测，已经完全被1970年代以来的事件所证实。

[16] 布哈林、乔治．路卡克斯以及某些孟什维克和奥托．鲍尔都错误地责备托洛茨基持有这个观点。

[17] 对托洛茨基而言，着重点当然是在‘完全’这个词上。托洛茨基，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怀疑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国家权力的国家立即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18] 这就是坚持不懈的渐进主义者，特别是伯恩斯坦，在1848年的革命时，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所用的一个指控。

[19] 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一卷，纽约1972年，第299页。

[20] 同上，第211页。

[21] 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73年，第8至9页。

[22] 《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纽约1969年，第218页。

[23] 与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社会主义者一样，托洛茨基也对生态问题缺乏合适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