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工资理论的最终形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九章工资理论的最终形成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马克思专门致力于论述雇佣劳动问题的第一部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建立在整个地从李嘉图那里继承过来的错误的工资理论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同一时期的其它著作中，尤其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也能发现相同的工资理论。
　　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它描述了工人的供给和对工人的需求的运动，这实质上是人口统计学方法的结果。工资的增加导致工人生养更多的小孩——或者如果你愿意说得更慎重些的话，就是说导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而这导致工人供给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工资的下降。另一方面，工资的下降减少了工人家庭的人口——或者说增加了婴儿的死亡率也一样——因而减少了工人的供给。因而，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对工人的需求必然会超过工人的供给，从而导致工资的上升。这两种运动之间的摆动使工资水平倾向于均衡，但在其最低的水平上，刚够维持一个工人和一个“平常的”家庭的生存（为了确保一种与资本主义工业对工人的需求恰相一致的人口统计学的运动）。
　　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落后的理论。^[1]首先推理是薄弱的，因为当李嘉图认为工资决定于工人的供给和对工人的需求的波动时，他事实上只局限于研究供给的波动（甚至这些也只是部分地），而没有考虑需求的波动。就工人的供给而言，他只考察工人中间根据人口统计学的运动所发生的情况，而没有考虑资本主义的重要过程之一，即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原来直接控制着他们的生产或交换资料（农民、手艺人、小店主和小商人），但现在却以越来越多的数量出现在劳动市场上。
　　最后，推理中的那个似乎较为合理的部分——即，由工人阶级家庭的平均生活水平所决定的婴儿死亡率的波动——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时间因素被忽略了。事实上，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并不立即导致工人供给的增加：这种增加要到十至十五年后才发生（这一间隔的长短取决于童工的数量和年轻工人被雇佣时的平均年龄）。为了知道工人供给的这种增加是否会导致工资的下降，至少需要考虑从这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间对工人的需求的趋势。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实际上默认了对工人需求的长期停滞（十年之后的又一个十年！），而这总的说来并不符合工业革命，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下经济增长的实际现象。这一理论在其粗陋的形式上只能得到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拉萨尔著名的“铁的工资规律”的赞成。^[2]马克思和恩格斯决不赞同它，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其第一个、错误的工资理论时受到了它的影响，因此这种错误理论像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理论一样，表明工资倾向于下降至维持生理所需的最低工资水平并停留于此。
　　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个“天才的大纲”中所提出的工资理论，这两位朋友一直保持到——大体上说——马克思第二次流亡英国的时候。恩格斯在《大纲》中公开指责马尔萨斯的教义是“卑鄙的”和“臭名昭著的”，但尽管如此，还是接受了他的结论：“劳动者得到的全部……只是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和仅够维持生存的资料……”^[3]他并非是从人口统计学的运动中推论出这一点的（尽管恩格斯说：马尔萨斯表明了“人口总是压迫着就业手段”，这“构成了马尔萨斯的功绩”^[4]），而是从一个经济事实中推论出来的：在普遍存在的竞争中工人弱于资本家，并且由于机器对工人的代替，他们只会越来越弱。
　　这最后一个论点，在《大纲》中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缘性的，却在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资理论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的读书笔记中，对于他所摘录的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话，已作了如下的评论：“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中，现今工人的数量大于需求，并且未被雇佣的无产阶级日复一日地增加着这一数量，正如在这些工人方面，他们也增加着无产阶级的数量。因此，积累也有着相反的结果，那就是工人的工资被压得越来越低。”^[5]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说，资本主义将通过以机器取代工人的方式削减对工人的需求，从而抑制工资的任何增加：“由于工人被降到机器的水平，因此他会遭遇到来自机器的竞争。”^[6]在青年马克思的论述中，正是资本主义不得不以死劳动代替活劳动的内在趋势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动力和使工资趋于下降的动力。^[7]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从这个规律中得出的结论是，他认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就消费得越少；他因而断定了工资的绝对下降。在1844年的第二手稿中已明确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果利润不下降，工资就不会上升。^[8]
　　因而，我们的这两位青年作家就发展出了这样一种工资理论，它在本质上不是源于人口的运动，而是源于资本积累的运动。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扩张时期和高涨的顶峰时期对工人是最有利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了。这两个因素促使工资上升。然而马克思补充道，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很快就会带来相反的结果。经济加速刺激资本积累及随后的资本集中，这转而导致大量的独立生产者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而这意味着工人供给的增加和工资的下降。^[9]
　　在《哲学的贫困》、“工资”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在资本主义下工资的普遍趋势是绝对地下降，直至维持最低限度的生理需求的水平。我在上面已提及他们的保留意见和限定条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克服其理论中的差错。实际工资趋于下降的两个动力是：一方面，机器取代工人（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它消灭的工作比创造的多）；另方面，永久的和日益增加的失业导致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
　　当马克思1848年在布鲁塞尔写“工资”笔记时，他仍然相信经济学家们对工会的反对（声称工会不能阻止工资的下降，原因在于他们的行为必然引发新形式的劳动分工，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引进新的机器，等等）基本上是有道理的。但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为这些工人“协会”辩护，因为他认为工人只有在工会中才能学习着使自己为推翻“旧社会”而做好准备。^[10]对于这个观点，他也将在一些年后作出修正和扩充。
　　简言之，在整个这段时期，马克思关于工资的根本观点就是，劳动（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价值）即是最低工资，这被视为一个生理概念。^[11]他是何时，又是如何修正这一观点的呢？精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英国工会活动的研究使他形成了更正确的观点。^[1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57-1858年，恰好比以上所引的那些段落晚了十年，^[13]此时马克思在工资问题上已持有一种更为辩证、更为完善和更为成熟的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直到写作《资本论》也没有变化。因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论述说唯一能将工人与奴隶区别开来的就是，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能扩展其享受范围，他能“参与高级形式的甚至精神形式的享受，鼓吹个人利益，买报纸，听讲座，教育小孩，发展爱好，”简言之，在仍然向他敞开的唯一道路上通过增加其需求“参与文明”。^[14]此时，马克思在此处所说的言外之意就是，消费的增加、需求的扩展至少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对工人来说是可能的，劳动力价值因而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上稳定的生理性的部分，另一个是被视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可变部分，它与工人获得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相一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面的部分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倾向于驱使工人以“历史形成的”需求取代其“自然的〔即生理的〕需求”。^[15]马克思先前对这个观点已有所涉及，在那里马克思强调说工人也被资本家视为消费者，因而资本家往往设法刺激消费——除了他自己的工人以外。^[16]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中也发展了这一观点，在那里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变化两个方面的矛盾性影响得到了解释。
　　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以机器取代活劳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倾向于降低名义工资（相同数量的食物，或总的说来相同数量的商品，如今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生产出来），甚至实际工资（在失业人数不断增多的压力下）。然而，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意味着创造出新的工业部门——因而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以及创造出新的需求和这些需求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的散布。^[17]它这么做时倾向于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因为现在这一价值包括了为满足这些新需求而购买的新商品的价格）和价格（当失业下降时）。因此，工资的实际运动就不再取决于机械和简单的规律，而是取决于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价值的这种双重影响的辩证的相互作用。^[18]
　　在写于1862-1863年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解释说虽然资本积累不断地以机器代替活劳动，但它能将雇佣劳动在一个扩大了的规模上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尽管工资总量相对于资本总量减少了，但挣工资者的绝对数量还是增加了。^[19]在另一处他指出，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工人“作为消费者”，作为“他们自己产品的消费者”（生活消费品）“扮演着重要角色”。^[20]
　　但是，他是在1865年6月20和27日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作的演讲中充分地阐明其工资理论的。他在下面这段话中概括了这一理论：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21]

　　马克思在此推论出，虽然工资的最低限度基本上能被精确地确定，但没有最高限度。或者更精确地说，最高工资就是那种能使利润维持在一个足够的水平上——低于这一水平资本将不再有兴趣雇佣工人——的工资。在最低界限和最高界限之间的具体的工资水平取决于“斗争者各自的力量”，即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兴衰涨落。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力图要表明的，因为他的演讲首要的目的就在于驳斥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工会的活动对工人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有害的。^[22]
　　但对于“斗争者各自的力量”而言，它们至少部分地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客观因素中，马克思首先提到的是劳动的供求的波动，由此马克思解释说，在像美国那样的人口相对较少的海外国家会发生“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23]，因此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使他们能获得比欧洲工人较高的工资。在早些年一场反对李嘉图的论战中，马克思指出美国人口的相对短缺既刺激了工资的上涨，也刺激了机器使用的显著扩展。^[24]
　　在那些已经很大程度上工业化的国家里，劳动的供求是如何变化的？是通过不断地以机器代替工人，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提高而变化的。因而，马克思认为长期的趋势是一种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的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25]
　　对于劳动力价值降低或工资购买力降低的表述，我们当从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有很多理由都使我们认为相对的意义（而非绝对的意义）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思想。的确，马克思在我刚才引述的同一篇演讲中指出，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能与实际工资水平的保持相一致：“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26]
　　如今，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无疑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正常”的情况。在刚才所引的那段话之后，马克思立即补充道：“工人反对这种相对工资的降低，不过是想要在他的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不过是想要维持他以前在社会阶梯上的相对地位。”^[27]
　　这样一种可能性甚至意味着：工人的实际工资倾向于上涨，但与此同时，他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相对份额却减少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似乎指出这是一种普遍趋势，并且，“工人肯定不能阻止工资〔在价值上〕的下降，但他们并不让自己绝对地降至最低水平，而是要在增加的总的财富中夺取一个特定的数量，使他们自己从中分一杯羹。”^[28]
　　在任何情况下，关于平均工资趋向下降的结论需要加两点评论才能成立。它只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即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它完全可以具体表现为工业化国家中平均工资上涨的趋势，因为资本积累在如此之大的规模上发生，使得就业与人口的增长相比持续地扩张——而这是因为这一运动中所必然包含的工作的取消主要不再这些国家以内发生，而是在它们以外的“第三世界”发生。这一点也会因以下这个事实而有所缓和：与机器使用的增加并存的，是服务业中工作数量的增加，以及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发展，这将阻止工业后备军的持续增长——马克思早在它们发生以前很久，就已在《剩余价值理论》的两段话中预见到了这些现象。^[29]并且，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例如十九世纪期间7000万欧洲人迁徙至美洲和海外其它地区，也彻底改变了劳动供求变化中的这些趋势。
　　与此同时，工会运动的有用效果在于，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工人之间的众所周知的竞争，而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正是工资不可避免地降至最低水平的原因所在。^[30]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对此有了更科学的表述；他说，当“劳动市场”上有着充足的供给时，尤其在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时期，劳动力实际上将低于其价值出售。工人的联合，工人间竞争的消除，集体地在工资上讨价还价，工会活动——所有这些最终都意味着可以确保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按其价值出售，而非低于其价值出售。马克思因而把这些活动形式视为绝对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工人阶级“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31]但成功的工会活动的客观可能性又转而取决于工业后备军的相对规模，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指出，它是工资的调节器。只有在一个长时期中失业倾向于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的长期增长才能实现。^[32]
　　马克思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即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工资增长了，它们也比资本的财富增长得少得多。由此我们发现，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时，就有那个关于房子的隐喻，它“可能或大或小”，但在它旁边一座宫殿矗立起来了。二十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日趋恶化。”构成这两个表述的基础的，是对相对贫困的同样的谴责。^[33]我们所呈示的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在马克思成熟的著作中，他并没有阐述任何工人绝对贫困的“规律”，他只是认为他们的相对贫困是必不可免的。
　　埃利亚·莫斯（Eliane Mossé）^[34]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马克思所说的一段著名的话：“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5]但是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如果把语境考虑在内——即导致这段话的那些话——那么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这一阐述并不是想适用于雇佣工人的，而只是想适用于“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即组成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失业者。在之前的一段话中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马克思在其中解释了“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36]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37]因而就工资的变化而言，并不能从这段话中推论出什么，尤其是后面几乎立即出现了那个已经提到的评论：“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
　　许多研究都证实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的存在。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由美国提供的，这个国家有着最高的工资水平，但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却以戏剧性的方式得到了证明。由于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这本书的出版，在美国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是，这个民族的四分之一即5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乏中，深受穷困之苦。^[38]如果说这个数字没有更高，那也是部分地由于在1940至1957年间已婚妇女参加工作或得到工资的比例从百分之十五上升到了百分之三十，而这意味着，在一个众所周知缺乏社会服务的国家，“家庭生活的恶化，小孩得到更少的照顾、关爱和监管。”^[39]
　　从埃米尔·杰姆斯（Emile James）为埃利亚·莫斯的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前者比后者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结论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一致，在法国的扩张时期，确实同时存在着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关于‘相对’贫困——就马克思使用该词所表达的意义而言，莫斯小姐的论证看来是令人信服的。但重要的是证明‘绝对’贫困的存在。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在这一点上莫斯小姐的著作并没有令我信服。”^[40]实际上，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观点中并不包括“绝对”贫困。
　　还存在着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持有任何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假说。在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埃尔福特纲领》的批判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数量和穷困不断增长”这句话，恩格斯以如下的方式评论道：“无条件地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和他们不断增加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会抑制穷困的增长。然而，确实在增加的是生活的缺乏保障。我应当插入这点。”^[41]
　　不过，我们要这样来考虑：对马克思来说，相对贫困不仅指社会总收入与工人得到的份额之间的比例，而且也指相对于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激发出来的新需求而言，工资的匮乏。
　　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把工资与由劳动创造的总财富相比的问题，以及“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42]如今，工业生产倾向于使那些过去被视为奢侈的需求成为普通的和必要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是以一种对立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规定一定的社会标准来作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43]换言之，只有一部分新需求被算入工资内而使工人得到满足，而其余的对工人来说仍是不可获得的奢侈品，尽管大工业的发展也能满足这些需求——只要它不再建立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
　　当马克思完成对工资问题的详细分析时，他实际上已完成了写作《资本论》所需的分析性工作。“我现在象匹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须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时间，痈现在依然存在……”，他在1865年5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44]正如他在另一个场合所说，资产阶级是会长久地记得这些痈的。

　　* 即“Arbeitslohn”手稿。

^[1] 然而，除此之外还得为李嘉图说句话，就是说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虽然一开始他认为机器使用的增加倾向于提高工资，但他后来修正了这一观点并且认识到机器的普及可能会对工资产生有害的影响。（见Piero Sraffa为《大卫·李嘉图的著作和通信》（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所写的导言，第I卷，第lvii页。）但李嘉图太着迷于他自己的地租理论，以及食物价格普遍和永久上涨的假说，以至于不能够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果断地决裂。

^[2] “在如今的条件下，以劳动供求的名义决定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如下：平均工资通常不会超过在一个民族既定的习惯和风俗下维持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水平。”（斐迪南·拉萨尔：“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Zentralkomitee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kongresses zu Leipzig”，1863年4月24日，见于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第 III卷，第58页。）

^[3]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23页。

^[4] 同上，第220页。

^[5]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青年马克思此处使用的“无产阶级”一词并非指整个无产阶级，而是通过与古罗马的无产者相类比专指未被雇佣的无产阶级。

^[6]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9页。

^[7] 两年后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自1825年以来，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人与雇主之间斗争的直接结果。”（见于《选集》，第I卷，第521页。）

^[8]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

^[9] 同上，第68页。

^[10] 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46-247页。

^[11] 参阅《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著名的话：“一个工人的生产成本几乎被完全地限制于他维持生存和繁衍种族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一个商品的价格，因而劳动的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见于《选集》第I卷，第114-115页。）

^[12]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早在1847年，在“工资”笔记中，马克思就认为所谓的最低限度不是一个绝对的生理概念；能把不同的因素加入其中，也能把它们从其中扣除；资产阶级将“一些朗姆酒、茶、糖和肉”包括于其中，工人们则将他们的工会会员费包括于其中。（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第247页。）

^[13] 见恩格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尚未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才发生。”（《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版导言，见于《选集》第I卷，第142页。）

^[14]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97-198页。

^[15] 同上，第231页。

^[16] 同上，第194，198页。

^[17] 同上，第312页。

^[18] 当李嘉图强调说许多商品价格的下降使工人有可能购买它们时，他已经预感到了这些复杂的影响。然而他补充说这要以以下两点为条件：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与制成品的价格之间存在差别，工人为购买食物而牺牲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通过取消这种“差别”，自由贸易将同时取消扩大工人需求的来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附录，第817-818页。）

^[19] 《剩余价值理论》，第 II部分，第572页。

^[20] 同上，第 III卷，第221页。

^[21] 《工资、价格和利润》（亦称《价值、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 II卷，第71-7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4页。——译者注〕

^[22] 见马克思1865年5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见于《通信选集》，第202页。

^[23] 《工资、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 II卷，第7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译者注〕

^[24] 《剩余价值理论》，第 II部分，第574页。参阅1846年12月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所作的一段相似的评论：“最后，北美机器的引进既是由于与其它国家的竞争，也是由于工人的缺乏，即北美的人口与其工业需求之间的不成比例。”（见于《选集》，第 II卷，第521页。）

^[25] 《工资、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 II卷，第74页。

^[26] 同上，第6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译者注〕马克思非常重视“相对工资”这个观点，认为李嘉图的“科学成就”之一就是确立了相对（或从比例来看的）工资的范畴。（见《剩余价值理论》，第 II卷，第417页。）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早在1847年就强调过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见《雇佣劳动与资本》，见于《选集》第I卷，第150-174页。）

^[27] 《工资、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I卷，第6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译者注〕

^[28] 《剩余价值理论》，第 III卷，第309页。

^[29] 同上，第 II卷，第571-572，573页。

^[30] 尤其见《雇佣劳动与资本》，见于《选集》第I卷，第171-173页。

^[31] 《工资、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 II卷，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译者注〕

^[32] 参阅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I卷，第145页及以下。

^[33] 《雇佣劳动与资本》，见于《选集》第I卷，第163页；《资本论》第I卷，第645页。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一项著名研究的主题就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全部问题，“Der esoterische und der exoterische Marx”，见于Arbeit und Wirtschaft（奥地利工会期刊），1957年11月和1958年1月。

^[34] 埃利亚·莫斯：Marx et le problème de la croissance dans une économie capitaliste，第60页。

^[35] 《资本论》，第I卷，第645页。〔《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744页。——译者注〕

^[36]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使用了“工人……成为贫民”（“der Arbeiter wird zum Pauper）这一著名的措辞，然而是以一种不清晰和不确切的方式，因为这一措辞既可以用来指被逐出生产过程的工人，也可以用来指仍然在职的工人的工资的下降（《手稿》中称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论》中，“贫民”这个措词只用于工人阶级中的“贫困阶层”。

^[37] 《资本论》，第I卷，第644页。

^[38] 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第177-178页。

^[39] 同上，第174页。

^[40] 埃米尔·杰姆斯：为埃利亚·莫斯的书Marx et le problème de la croissance dans une économie capitaliste所写的序言。

^[41] 《埃尔福特纲领批判》，见于《选集》第 III卷，第4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0页。——译者注〕

^[4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译者注〕

^[43] 同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译者注〕

^[44] 《通信选集》，第2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