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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商业


· 商业，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产物
· 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
· 剩余价值的年额和利润的年率
·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 商业资本和投入分配的劳动力
· 商业资本的集中
· 投入运输部门的资本
· 国际贸易
· 分配费用
· 第三部类

　


商业，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产物


　　在主要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里，商人用低于价值的价格购进商品，而用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这就有了利润。因此，当初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间，商业是不能有所发展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两国都很了解生产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买卖双方都不会做很不利于自己的贸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这种特殊情况下，才能在商业中获取巨额利润。

　　反之，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进行贸易，那是获取巨大利润的理想条件。在那些国家里，可以廉价收购原料和食物（金属、木材、小麦、鱼、酒），并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手工制成品（陶器、金属用具、装饰品、纺织品，等等）。商业之所以早在金属革命时期及人类文明的初期就已繁荣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不平衡。[2]
　　“各个邻近的社会或能够互相来往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多种多样的资源，这是一切贸易来往的永恒的条件……不管史前史专家们在研究和认识我们祖先追溯到多远的上古时代，这种条件在地球上也是到处存在的（1）。”

　　事实经验完全证实了这种论点。经验首先证实的一点是：在任何原始社会里，贸易出现的形式是从一个较先进的社会里来的外国商人。埃及资料中提到的第一批商人是外国人（2）。在古典时期希腊的年青城市里，首先出现的也是外国商人（3）。伊朗古圣经“阿维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经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卖给国王和贵族的外国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资料“里格 维达”（Rig-Veda）中，商人就是结成商队旅行的外国人（帕尼[Pani]）（5）。罗马的第一批商人是希腊式的外国人（6）。拜占廷的大商业最初是掌握在叙利亚人、犹太人和东方人手里的（7）。伊斯兰帝国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阴阳教徒（Zoroastriens）（8）。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也是中世纪初期西欧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一时期，朝鲜人首先把商业引进日本（10）。中国从唐朝到明朝，掌握整个对外贸易的是外国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兰教徒。德国商人在斯堪的纳维亚处于优势地位，犹太商人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于优势地位，亚美尼亚商人在亚洲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商人在东非、中国商人在东南亚也处于优势地位，这种情况使大商业的初创阶级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另一方面，经验还指出：一旦一个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会相对简单的手工业技术后，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商业的流向很快就会倒转过来。由于小商品社会没有很贵的工业设备，所以技术和技术人员的转移是相当容易的。大陆希腊的第一批商人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外国商人。但是不久希腊殖民地就垄断了小亚细亚的贸易，一直到希腊文化时期[3]，小亚细亚又超过了希腊。伊斯兰帝国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欧洲、中东和波斯的贸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纪时，印度商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贸易；几世纪后，阿拉伯商人反而控制了印度的贸易（11）;到十七世纪莫卧儿帝国时，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赶出去了，中世纪初期，拜占廷的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垄断了意大利的大商业；一到十一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优势地位。

　　整个罗马帝国史就充满了这种急剧的转变。公元前第二、第一世纪，罗马帝国征服小亚细亚，贸易跟踪而来，破坏了小亚细亚从亚历山大时期以来的经济优势。但是，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人的贸易已撤往高卢，把东方让给新兴的叙利亚商人阶层。到二世纪，高卢人也在贸易上打退了罗马人，并和叙利亚人在整个罗马帝国分享经济上的优势（12）


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


　　在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中，商业资本是资本的主要形式。商业资本体现了新兴的货币经济，这种货币经济是从主要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中诞生的。商业资本是以带有冒险性的双重形式出现的：国际间的大商业和地方上的小商贩。随着小商品生产越来越发展，生产者就自己到市场上去出售商品。只有这种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贸易为职业的可能性。

　　但是，生产和贸易相结合会产生很多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自己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的手工业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间停止生产活动。因此，在小商品社会里，集市一般总是在节日进行的。雷蒙·弗尔斯在和马来亚渔民谈话时，发现他们打渔的日子总是不管买卖的。只是他们因故不去打渔时，他们才“买进鱼来以便重新出卖（13）”。为了便于小商品生产者赶集，刹蒂印第安人“惯于对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给饮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对外国人也这样。主人并不希望人家付他钱，但是将来一旦他自己也需要时，他就可以请人家也同样接待他（14）”。只有产地和市场的距离不太远，这种习惯才有效用。如果距离远了，对生产者来说，自己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就会花费太大。中世纪时纽伦堡的手工业者把他们的商品一直拿到法兰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远一些的地方，他们就把产品交给专职商人（15）。

　　因此，专职商业是作为劳动分工的结果而出现的，生产者从而免得为了直接出售其产品中断生产而受损失（16）。十九世纪前半世纪弗朗德勒麻织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邻近的一些市场上去一点一点的买进原料，也不得不在这些市场上一匹一匹地出卖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计算过这些麻织工人的损失，他估计要占他们低微收入的五分之一（17）。

　　阿希顿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纪英国纺织工业的情况后，得出了还要更明确的结论：

　　“[纺织]工人必须自己去寻找并搬运[他所需要的产品]……北方的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织布工人，背上背着几包棉纱，或者腋下挟着沉重的布匹。要赶的路程常常相当于一个人一天所能走的路程……还有人肯定说：英格兰中部地方的制帽业里，为了取得定单和材料、为了运输成品、为了领取工资，竟至每周要花两天半时间（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观察了一个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认为生产者在计算（按照这个词的本义）直接把他们的商品出卖给可能有的雇主要损失多少劳动；如果确实能节约劳动时间（如果在为出售商品而损失的时间里进行生产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润更高），他们就宁愿卖给商人。

　　“在帕纳哈歇耳地方，商人们到农家去买葱，讨价还价。甚至收割前就去了。农民盘算着，如果他把葱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场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获得更好的价钱。他这样做，就是在那里计算时间的价值（19）。”

　　当工业资本取代独立小生产者，当商业资本取代旧式商人的时候，就发生同样的问题。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工业资本家就已经占有了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价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还凝结在商品里，而且正如工业家垫支的资本凝结在商品里一样。只要资本和剩余价值还保持着这种存在形式，资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资本，也不能取得剩余价值。他必须把资本和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实现剩余价值，就是出售生产出来的商品。然而工业家并非为确定的顾主生产的（除非是为“最后的消费者”制造定货），他是为不确定的市场而生产的。

　　因此每当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工业家就必须停止工厂的劳动，出售商品，收回费用，至此才能恢复生产。商人收购工业家的产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费者。工业家为了把商品一直送到消费者那里而不得不中断生产，因之而引起的费用及损失，由于商人收购了商品，就都避免了。这可以说是商人向工业家垫支资本货币，使工业家得以不间断地继续生产。

　　但是，商人向工业家垫支了必要的资金，使工业家能收回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之后，他们自己也必须很快地把这样买来的商品卖出去，以便尽快再做买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展，随着商品生产日益普遍化，城镇里经营批发或零售业务的商行，也越来越密集了。中世纪时奢侈品贸易扩张的特征是行商变成坐商（20），同样，工业资本主义初期，日用必需品贸易扩张的特征也是小行贩变成村镇里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纪时，经营行销本地市场的产品的商业，是没有批发和零售之分的。批发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饰用品商人，才有了专业零售商。1292年，全法国只有七十名这类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业革命后，由于大殖民公司只做批发贸易，奢侈品的批发才和零售业分离。

　　工业资本家不仅要实现其剩余价值，还要使剩余价值资本化，还要把他未消耗掉的（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产性地消耗）那部分剩余价值变成机器，变成原料和工资。因此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业家似乎不是出卖者，而是买主了。作为买主，尽量缩短机器和原料的流通时间，尽量缩短定货和交货之间的等待时间，也是有利的。因此商业资本对工业家有双重好外：缩短工业家自产商品的流通时间，以及缩短工业家所要买的商品的流通时间。


剩余价值的年额和利润的年率


　　小手工业者如果自己去售卖劳动的产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损失。他免受这种损失，就是得到好处，即使把他这种好处的一部分让给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对于工业资本家来说，除了他的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外，就谈不上什么别的好处。缩短工业资本家买进卖出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呢？

　　工业资本，从其流通的角度来看，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资本叫做固定资本，就是厂房和机器，这些厂房和机器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经过许多生产周期后，才能更换。工业家一次垫支的这部分资本的价值是逐渐收回的——折旧。每一生产周期结束，当生产的商品售出后，只收回固定资本的一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资本所需的时间叫做固定资本周转期，它包括许多生产周期。

　　流动资本就不然。流动资本包括不变资本中原料和辅助产品这一部分，它还包括可变资本，即资本家垫支的工资。流动资本需在每一生产周期之初垫支。但是，这个周期中生产的商品一经售出，资本家就收回了这部分流动资本，又能开始另一个生产周期了。流动资本周转期因此包括商品的一个生产周期和这些商品的流通时期。大大缩短商品的流通时间就意味着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内），就能有更多的生产周期。

　　假设一家织布工厂，流动资本的每一个周转期是两个月，其中一个月用于生产一定数量的棉布，另一个月用于出售这些棉布及再买另一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动资本就周转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购买新原料的时间从一个月缩短到一星期，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就缩短到五点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动资本就不是周转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一生产周期能带来同样的剩余价值量（如果资本和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增加一年内连续不断的生产周期数，就是增加每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因此，缩短商品流通时间，不仅是更快的实现剩余价值，而且也是增加剩余价值量。

　　“企业的资本货币周转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润率）也就越高（24）。”

　　从商品价值的角度看，流动资本周转期缩短后，商品价值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只要商品生产周期不变，商品价值也不变。但是资本的利润就不是这样。利润率不是按生产周期计算，而是按财务年度计算的。假设资本家的工厂设备价值十亿法郎，每一生产周期折旧其中的1%。再假设每次生产周期他要垫支二千万资本，其中一千万买原料，另一千万付工人工资。如果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每一生产周期的产值如下：

2000万c+1000万v+1000万pl.=4000万


　　因此，经过六个月生产周期后，年产值就是二亿四千万。但是，资本家在计算年利润率时，不是把利润同营业额相比，而是同实际支出的资本相比。实际支出的资本是固定资本的6%，即六千万，加上流动资本二千万，共八千万。由于每一生产周期为他带来一千万利润，所以他的年利润率是，即75%。现在，如果每年的生产周期数从六提高到十，那么每年支出的资本是固定资本1000万×10=1亿。因此年利润率就是，即83.3%，比原来的75%有所提高了。

　　所以缩短商品流动时间能提高年利润率。不间断生产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重要形式；它有效地扼制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日本工厂制造业从1945年战败并被美国占领以来，成功的实现了这类重大的合理化，作为对丧失中国和朝鲜市场的弥补，作为对工资增涨（剩余价值率下降）的弥补。每半年，日本工业（矿业和运输业除外）整个资本的周转次数，从1936年上半年的零点六六次提高到1950年上半年的一点五四次，而1951年下半年达到一点八四次。二十五年前，所有工业资本家要收回垫支的资本，得花四十个星期，而现在却只要十四个星期了（25）。

　　为了尽量缩短商品流通时间，除了商业网以外，还要有密集的公路网、运河网和铁道网。资本家不但追求剩余价值，而且还念念不忘地想尽量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就能使流动资本不断地变成固定资本，能降低前者对后者的比例。缩短流动资本周转期还是产业革命的要素（26）。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极端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对于工业企业家来说，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属于分配范围的业务（运输、堆存、出售、产地、采购、广告等），委托给专业资本——商业资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范围的资本必须能获得同投入工业的总资本一样的利润率，这种资本的专业化才能实现。由于商业单位需要的开办资金比大工业企业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门资金投入或抽出等变动要比生产部门容易得多。如果商业利润率高于工业利润率，就会引起资本流向商业，从而因竞争加剧而使利润率下降。如果商业利润率低于工业利润率，就会引起资本从分配部门流向生产部门，引起工业竞争加剧及工业利润率相应下降。

　　因此，商业资本虽然参与剩余价值的总分配，它本身却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始终是全部来自商品的生产，都只是生产过程中无偿劳动在这些商品中的体现。商业资本虽然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却和工业资本平等地分配剩余价值总额，因为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帮助工业家增加剩余价值量和提高年剩余价值率。这一点适用于商业资本的每一个部门：批发商、小批发商和零售商。因此，商业利润和工业利润一样，是同投入（商业）的资本额成比例的。由于利润率均分的作用，商业利润在剩余价值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相等于带来这些利润的资本（即商业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假设一个国家的总产值是九千亿法郎，其中的八千亿是由劳动力所保存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一千亿是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又假设商业资本是二千亿，其中一千亿是批发商业的资本，四百亿是小批发商业的资本，六百亿是零售商业的资本。平均利润率是100/1000，即10%。

　　工业家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大批发商，总值八千八百亿，平均利润率是10%。大批发商又把这些商品卖给小批发商，总值八千九百亿，获利一百亿，等于他们一千亿资本的10%。小批发商再把这些商品卖给零售商，总值作八千九百四十亿，获利四十亿，等于他们四百亿资本的10%。最后，零售商把这些商品卖给消费者，总值九千亿，获利六十亿法郎，等于他们六百亿资本的10%。经过这样几次辗转出售，商品售价恰好等于商品价值：九千亿法郎。商品流通过程中没有创造任何新价值。每种资本都获得同样平均的10%利润。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商业资本插手，工业资本的利润率就会更高，恰好是12.5%。这些人忘掉了：如果没有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剩余价值的总量就到不了一千亿。不然他们就忘掉了：如果没有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那么在前一生产周期的商品还没有售出之前，随着生产的不间断进行，工业资本陆续投入生产的资本货币，就得更多。这样两种情况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归根结底，在联合经营中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谁也不吃亏。

　　商业的各个部门间及商业和工业之间，这种绝对相等的利润率，在实际生活中当然是不存在的。商业利润变化较多，而且主要决定于工业周期的具体阶段。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物价迅速上涨，存货畅销，求过于供，商人比工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在这种时候，商人人数迅速增加。由于商业需要的不变资本远远低于工业所需要的，因而会出现许多小资本家，也来在这种普遍兴旺的时期里，试试他们的运气。1945年后的西欧就出现过这种现象，西德1948年夏季货币改革后也有这种现象。但是一般的说，商业利润率不能长期脱离平均利润率。否则，工业家会更多的设立直接销售给公众的营业机构。

　　反之，在危机和萧条时期及其前夕，销路呆滞，商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储备金比大工业家少，取得银行贷款又比工业家难，因此不得不按任何价格出售其存货，就是说亏本出售。商业利润率和工业利润率的均分，最终就是这样通过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的。

　　商业紧缩和商业扩张的形势明显地反映在下列数字上：1929年，繁荣的年头，美国零售商店的营业额占消费者总支出的61.3%。1933年，危机的年头，只占49%。1939年，回升到62.9%，而1945年，繁荣的年头，则高达72.9%（27）。


商业资本和投入分配的劳动力


　　初看起来，似乎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变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创办一家企业，首先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作为固定资本（如商店、仓库、堆栈等建筑物）和流动资本（存货和职工薪金）。甚至还能谈谈他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因为同工业家的资本一样，商人的固定资本的周转期和流通资本的周转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类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事实上，商人的“可变资本”——购买从事分配的劳动力所需的资本——是根本不变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新价值，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只不过使商业资本家能够参加产业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分配而已。

　　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来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以及社会一般利益的角度来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这两种概念不应当混淆。工人在生产达姆弹、鸦片或黄色小说时，是创造新价值的，因为这些商品，既然市场上有买主，就有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使之能实现其交换价值。但是从人类社会一般利益的角度看，这些工人的劳动是绝对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从事商业的职工在大百货商店里记载商品的进出，让消费者有可能在同类商品的不同品种间进行选择，他们提供的这种劳动，从社会一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虽然他们并未创造什么新价值。

　　然而要在生产新价值的劳动和不生产新价值的劳动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是相当困难的。一般地可以这样说：凡创造、改变或保存使用价值的劳动，或为实现使用价值而在技术上不可或缺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就是说都是使其交换价值得以增涨的。可以归入这类劳动的，不但有真正的工业生产劳动，而且还有储存、调度、运输等工作，没有这些工作，使用价值就不能利用。[5]
　　由于投机、销路不畅、竞争或商人的估计错误而储存在商人仓库里的存货，那当然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商品不仅不增涨价值，甚至还损失价值，因为在储存的过程中常常有损耗的（真正的损耗或精神上的损耗）。大部分商品的商业包装也不增加什么价值。包装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开支，包括在商业资本所垫支的资金内，商业资本希望通过这些资金而获得平均利润。但是盛液体（牛奶、糖浆、罐头水果、其他各式罐头食品）的容器却不是这样。没有容器，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费者的手里。这又是实现商品使用价值所不可避免的费用，因此这些费用应当加在商品的价值上，加在商品的生产价格上。而且这些费用常常成为价格的主要因素。

　　从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垫支的全部资金，不管用于购买商品也好，用于雇佣工人或租房子也好，这些资金是资本的一部分，必须赖以取得平均利润。从工业资本家的角度看，情况就不是这样。工业资本家认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实现其商品价值的、商人所垫支的资金。其他一切，对他来说，都好像是附加的、没用的开支，都是使分配费用提高的。他埋怨这种提高分配费用的情况，因为这使参与分配“他的”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总额提高了。在工业资本影响下，政治经济学把购买商品所必需的商业“资本”同购买劳动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一般费用”加以区别。这些“一般费用”是很难节省的，而且“无益地”提高商品的价格。

　　还有一点是：商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工业的低得多，常常没有用于固定投资的资金。在美国，常常是保险公司、地产公司和金融托拉斯购置土地，建造了大百货商店，然后再出租给零售商（29）。


商业资本的集中


　　商业资本同工业资本一样，也有集中的基本趋势。大百货商店拥有雄厚的储备和大量的信贷，在危机和竞争尖锐的时期里，它们比小店主更经得起坏形势的打击，小店主事实上只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劳动。同样，在畅销的时期里，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资金，来收购更大量的存货，并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实现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大百货商店的售价可以稍便宜些，因为它们以批发商的身份进货，能够大大减低零售的利润幅度，而小店主则只能在批发价格以外赚零售利润。

　　“经纪人的报酬，批发商的拥金，商业跑街的工资，广告开支……都部分地来自工业家和货主想为他们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场的努力……[但是]如果批发商的职能和零售商的职能统一起来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关键就在这里，它虽然不能全部说明，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有许多分支机构的食品杂货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发商各自独立营业更为有利（30）。”

　　其他的好处是：能够利用更现代化更有效的设备；对高价产品有了新的需求时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适，职工可以专业化，产品可以标准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货商店还从大工业企业那里得到大量的广告费津贴。1934年这一年，美国多分支机构的百货商店——大西洋太平洋公司，尽管其广告费实际支出只有六百万美元，却收到了六百万美元“广告费”及二百万美元“广告拥金”！（32）

　　商业竞争的结果是资本集中，集中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1）多部门的百货商店，首先是在巴黎，由所谓“时式”商店发展起来的（1826年，创立“美园丁”百货公司），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扩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1852年巴黎开设了“廉价百货公司”。1860年前后，英国开设了恵罗公司和彼得·鲁宾逊百货公司，然后是赛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和哈罗德百货公司。美国同一时期，纽约开设了美西百货公司（1858年），芝加哥开设了马歇尔·费兹百货公司，费城开设了万纳梅克百货公司（1861年）。德国1881年开设了卡尔斯塔特百货公司，1882年开设了铁兹百货公司，等等。多部门百货公司主要的好处是营业额增涨的比例高于垫支资本增涨的比例（33）。

　　2）单一价格的百货商店起源于美国。美国的伍尔瓦斯公司始创于1879年。到1910年前后，在英国开设了一家分公司；到1925年左右，这些单一价格的百货商店就扩及法国和德国。在以后的十年中，又扩及欧洲的其余国家。这些商店极度缩减一般开支（包装简单，没有专职的收款人员，不送货到家，等等），使资本周转快得多（1938年每年八点四次，而法国多部门百货商店则每年只有三点四次），因此其年利润率也更高（34）。

　　3）多分支百货商店是商业资本集中最突出的形式。这些商店可以大大扩展其活动范围，而不必增加用于固定设备的资本量。由于大量进货而进价便宜，加上节省管理费用，这是这些商店提高利润率的主要来源（35）。[6]多分支百货商店，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有了发展，它们占了总贸易额的一大部分。

　　1906年，法国食品部门有这类商店二十二家，其分支机构总数是一千七百九十二个，1936年，已经有一百二十家，分支机构二万二千多个，即占全部法国食品商店的16%。

　　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起，英国多分支百货商店的家数及其分支机构的数目不断增涨：


 

有十个以上分支机构的商店数

分支机构总数

1875

29

978

1880

48

1564

1885

88

2787

1890

135

4671

1895

201

7807

1900

257

11654

1905

322

15242

1910

395

19852

1915

433

22755

1920

471

24713

1925

552

29628

1930

633

35894

1935

668

40087

1939

680

44487

1950

638

44800

（37）


　　之后这些商店本身也经过了集中的过程，家数减少了，而分支机构却增加了。[7]
　　英国多分支百货商店在零售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1900年是3－4.5%，1920年是7－10%，1935年是14－17%，而1950年则是18－20.5%。但是，从某些产品来说，尤其是衣着和鞋子，所占比重还要大得多。1900年是3.5－5.5%，1925年是11.5－14%，1950年是27－30.5%（39）。

　　美国的“联号商店”中最强大的是1859年开设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托拉斯。1929年所有“联号商店”的营业额占零售贸易总额的20.8%。1939年提高到22.7%。1954年到30.7%。分支机构总数从1914年的八千增加到1950年的十万零五千。

　　另一方面，我们还在商业部门中发现资本集中的典型现象。大商店雇员人数比小商店增加得快。在法国，职工在十人以上的商店所雇佣的人数，1906年是二十六万八千一百八十七人，1931年就增加到七十六万五千二百九十三人，而职工不超过十人的商店里的伙友人

　　数只从五十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人增加到六十三万一千七百九十六人。1906年中小商店的职工占商业职工总数的66%，到1931年就只占45%了（41）。1958年，23%的商业职工是在有一百个以上的商店里工作的（当时有一百个以上的职工的商店只占商店总数的0.33%！）。

　　在德国，雇佣五十个以上职工的商业企业的职工人数，于1882年占商业职工总数的2.5%，1895年占3.2%，1907年占8.9%，到1925年占14.5%。

　　少量大商店的营业额相等于大量小商店的营业额。1950年英国进行的关于分配的普查指出：在食品部门，二百五十五家最大的商店的总营业额达到每年四千万镑，二万七千家小商店的总营业额也是这个数字。75%的企业营业额只占总营业额的35%（42）。

　　西德整个零售贸易中，76.7%的小商店（每年的营业额低于十万马克），1956年的营业额只占零售贸易总营业额的22%，四千四百四十七家大中型商店，只占零售商总数的0.85%，其营业额却占总额的35%（43）。1950年以来，集中的趋势发展很快。有人估计，汉诺威食品商业中，大商店所占的份额，1951年是16.2%，1952年是19.4%，1953年是23.6%，1954年是27.1%，1955年是28.6%（44）。

　　1954年，美国65%的零售商店的营业额只占总额的17.5%，百分之一的零售商（每年营业额高于一百万美元）的营业额占总额的26%。6%的食品商店，那些“超级商场”，1955年的营业额占总额60%，而80%的小商品却只占总营业额的13.9%（45）。

　　最后，英国小零售商在整个零售商业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降低。从1900年的86.5－90%降到1910年的81.5－85.5%，1920年的77－82.5%，1925年的76－80%，1930年的71－76%，1939年的63.5－67.5%，1950年的61.5－67.5%（46）。

　　但是，虽然商业集中有了很大的进展，尤其在二十世纪的过程中，其阻力却比生产部门的阻力大得多，特别是大商店要想实现完全的控制，其阻力更大。我们已经指出：创设一家小的商业企业所需资金不多，这就使过去的农民、手工业者、甚至熟练工人所开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现，尤其是在市场情况良好时期。有时候这种小商店只要有一点点极微薄的利润就能维持下来，利润微薄到还不及一个人的工资。劳动者的妻子或领津贴的家属从这种小商店里挣到一点细小的补充收入。

　　面对这种极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竞争就会失去效率，因为不能像在工业部门那样广泛地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所存在的那种高度的竞争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笔款项就可以开设商店的这种情况，其结果是新商店开得快，倒闭得也一样快。但是这些商店在开设期间的经营是亏本的，买卖无利可图，因而就整个商业部门来说，降低了平均生产水平。根据零售商店倒闭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来看，某些从事这类商业的人可以认为是变相的失业者（47）。”

　　参加这一“资本主义”行列之所以相对容易，显然这是和这类商店的惊人的倒闭率有联系的。1944－1945年间，美国21.7%的零售商店，28.9%的电影院及其他娱乐场所，37.2%的咖啡馆、酒吧和饭馆，39.2%的加油站不是倒闭了，就是换了老板（48）。单是这两年，这类倒闭或换老板的商店约有三十二万家。

　　商业部门的资本集中同工业部门一样，使固定投资增加，从而利润率趋向下降。但是工业部门中因出现了垄断利润，[8]这种下降的趋势部分地有所缓和，而分配部门中想实现那样的垄断利润是要困难得多的，因为在分配部门中垄断是极少有的，或者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正常”时期，商业的净利要比垄断工业的净利低得多。据哈佛商业学校估计：1955年大百货商店的净利是2.6%，药房的净利是5.1%，时装品商店是4.6%，五金店是2.25%，等等（49）。商业企业的扩大受到收益率的限制，超过了限度，资本集中会引起利润幅度缩小。大百货商店的固定投资和零星开支增加了，这两项支出在售价中所占的份额从十九世纪末叶的25－30%，提高到了1939年前后的35－40%（50）。在美国，这种份额从1944年的27.1%提高到1948年的31.2%、1954年的35.2%（51）。因此，大百货商店成了物价相对上涨的因素，而不是物价下跌的因素，它们对小商店的竞争能力也因此而蒙受影响。[9]
　　另一方面，工业越来越集中，生产部门出现了垄断性的托拉斯，其结果是这些托拉斯大规模地插手分配部门。插手的方式倒很少是开设什么大商店，而设立许许多多附属于托拉斯的小企业（由托拉斯补贴葡萄酒、啤酒和开胃酒的咖啡馆，托拉斯补贴汽车加油站，附属于汽车托拉斯的汽车商行、汽车房和汽车修理工场，等）这些“企业主”实际上是托拉斯雇佣的经理人。但是这些企业的利润幅度相当小，无法进行资本集中。美国汽车工业的例子是最突出的，三家托拉斯集中了生产的85%以上，而汽车商业则由四万家商行分散经营，这些商行97%的利润来自出售零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平均每年有25%的商行倒闭（53）。阿尔德尔和米契尔说得很对：“汽车的分配工作是这样组织起来的：竞争的压力一般落在商人头上，而不是落在制造者头上（54）。”

　　零售商越来越受制于大托拉斯，这还表现为规定售价的办法日益扩大。有人估计：英国1938年31%的零售贸易是按规定价格进行的。估计1955年这一比重达到50%（55）！

　　在西德，某些托拉斯规定商业利润低到10－15%（56）。


投入运输部门的资本


　　改善运输手段，就能大大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同时也就减少了商品的价值，因为不可避免的运输费用是体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在中世纪初期，把奢侈品从东方运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运费费极昂贵。只有经营那些重量很轻、价值很高的产品才有利可图（57）。到十六、十七世纪，海上和陆上旅行仍然需时久而且有危险。要发展笨重而价廉的产品的贸易，这是主要障碍之一。

　　筑铁路，造轮船，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此后，世界各处都和大工业中心联结在一起了，联结得比过去一个国家里各城市间的联系还要更紧密。没有十九世纪交通运输手段的大发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场。

　　在商队贸易时期，商业利润和“运输费”是混在一起的。运输费只占商业利润的一小部分，而且还包括商人自己及其伙计的生活费在内，也包括牲口的饲料在内。船只、马车、口袋都很便宜。经过一次贩运，这些东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现代运输手段大规模发展以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铁路、远洋轮船、运输飞机，造价都很高。要相当长一个时期才能收回这些东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业生产周期的哪一个阶段，运输费总是成了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固定开支。这就迫使商业资本为那些不容易霉烂的产品寻找较便宜的运输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长这些商品的运输时间，也在所不惜。1933年，每吨/公里谷物运输费，海运是五点五法郎，而陆运则是一百二十六法郎。煤的运输则是海运三点五法郎 ，陆运一百零七法郎，石油海运四法郎，陆运二百一十法郎（58）。因此商业竞争使资本不是缩短，而是延长笨重商品的流通时间。

　　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投入运输部门，使运输部门在资本主义工业史中起着特殊的双重作用。首先，制造运输手段在决定重工业的兴衰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起先是铁路，稍晚一些是汽车和飞机，都曾经是重工业的最好的顾客。其次，运输部门的资本集中，比其他工业部门彻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业部门的资本反对高运费斗争的结果，往往不是运输部门被工业或金融业垄断托拉斯吞并了，就是运输部门国有化了。归根结底，只有国家才能筹集足够的资本，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而降低运输费。直到最近有了大规模的公路运输以后，运输部门才又出现了中小私人资本。


国际贸易


　　资本主义前期的大商业纯粹是对外贸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国际贸易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但是这种贸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质也随着逐渐变了。过去主要是奢侈品贸易，现在成了日用消费品、原料和生产手段的贸易。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骗当作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实际的生产价格在世界各处出售。于是商业利润就来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不是额外利润的源泉了，已经不是财富从一个国家往另外一个国家转移的源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使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加剧了，尖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早的几个工业强国出口工业品，确实统一了世界市场。但是却远没有统一世界的生产，也没有统一世界生产的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和平均劳动生产率。

　　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引起的世界市场的统一，是矛盾对抗因素的统一。印度农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和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最大的奴隶劳动作坊里的劳动生产率和帝国周围最穷苦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这种发展不平衡状态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超额利润的特殊来源。

　　商品的价值，就是生产这一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量。至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多少，则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许多国家的生产率平均水平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些国家的商品价值（生产价格）间也会有很大差别。

　　然而建立世界市场就意味着规定世界价格。由于现代纺织工业开始时不能满足——事实上至今仍不能满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着需要，因此一部分人力用手工机械或其他过时的手段制造衣着用品，这部分劳动仍然是世界市场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所以落后国家里的棉布价值就高于货源国家里的价值。

　　但只是一部分而已，而且是用过时的手段制造衣着用品的总人力中的不断减少的一部分，这部分劳动，就其社会意义来说，也不是浪费的，就是说事实上其产品是有买主的。因此落后国家棉布的价值远远低于当地的生产价格（在还没有使用最新生产方法以前）。

　　工业先进的国家把商品运往落后国家，又在落后国家收购原料、食物等，实际上是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按低于商品价值的价格收购。一个经济先进的国家——在生产率上或则领先，或则垄断——和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表面上是“按世界价格的”平等交换，实际上是较少的劳动和较多的劳动相交换，或者是价值从落后国家往先进国家转移（其实一样）。[10]
　　“有人常常说：欧洲各国人民是靠剥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发财致富的，这种责备是有道理的（60）。”

　　对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仅是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所不可少的安全阀。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要比其国内市场扩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实上，生产无限制发展的趋势同人民消费经常受限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之一。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英国工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只是因为在国内市场以外，还有一个似乎无限的国际市场可以夺取。英国棉布出口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发展的，从1781年的三十万镑提高到1825年的三千万镑（61）。1820年印度贸易额是二亿五千万法郎，1880年是三十多亿法郎。而世界贸易总额，从1830年到1850年间，由一百亿法郎增加到三百亿法郎（62）。


分配费用


　　全部分配费用——商业、广告、电讯等，——都是由参与剩余价值总分配的商业资本承担的。只要商业资本还能通过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和流动资本周转时间，首先提高利润量和年利润率，那么，就整个来说，它对于一般的降低物价，还是有所贡献的。降低物价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事实上，这样增加的年剩余价值量变成了越来越新式的工业设备。

　　但是，就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作用起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急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饱和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变成不是增加剩余价值量，而是保证实现剩余价值。

　　对于全部资本主义商品来说，实现剩余价值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实现所需的时间越来越久。实现的过程中竞争非常剧烈。从制造商直至小零售商，一切环节经常地都有存货堆积。不是堆积几星期，而是几个月，而某些产品甚至几年。[11]
　　因此，除了技术上必需的分配费用之外，还得加上销售费用，这是由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销售费用还在不断增涨，以至卖给消费者的商品价格日益受其重累。[12]
　　分配费用的增加首先表现为分配部门所雇佣的人数大量增加。美国商业部门的职工占工资收入者的比例如下：

1880年：10.7%             1930年：23.9%

1900年：16.4%             1939年：24.4%

1910年：18.9%             1950年：24.7%

1920年：21.2%             1960年：27.6%    (64)

　　哈罗德·巴格尔估计：1870年，美国全部积极人口的6.1%从事分配工作，1920年是9.9%，而1950年是16.4%（65）。

　　德国从事商业的：

1861年：83年德国人当中有1个

1875年：65个德国人当中有1个

1882年：54个德国人当中有1个

1895年：39个德国人当中有1个

1907年：30个德国人当中有1个

1925年：19个德国人当中有1个

1939年：17.5个德国人当中有1个（66）

　　其次，分配费用的增加还表现为最后售价中商业份额的真正增加。工业中固定资本比起流动资本来增加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合理化运动；而商业却不是这样，一般费用和固定开支增加了，却没有同时出现合理化运动。因此有人一般地估计：在资本主义大国里，零售商品的平均价格中，分配费用约占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13]同时资本总额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在各个分配部门呆滞起来了，也以存货堆积的形式在工业自己手里呆滞起来了。

　　在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里，真正生产者的地位越来越小，再没有比这一点更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它发展到接近顶点时，越来越带有寄生性。

　　1948年7月1日那天，美国石油工业共有职工二百万人；其中只有四十万人（20%！）从事勘探、生产、提炼及其他生产活动。行政管理和科学研究占了十二万五千人；运输二十二万五千人。供应和服务十二万人。即生产和商业之间的中间部门总共占了24%。各种形式的分配和销售部门中，雇佣了一百一十万人以上，即占这一工业部门职工总数的55%（68）。汽车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1948年，生产部门雇佣的职工总数是九十七万八千人，而汽车销售及分配部门的职工则有一百五十多万人（69）。

　　当资本主义已经达到成熟时期，并进入衰落阶段的时候，真正萦绕脑际的不是把资本用于生产，而是如何实现剩余价值。《幸福》（Fortune）杂志写道：

　　“美国公民从黎明到睡觉，一直是在被围攻的状态中生活的。他所见、所闻、所触、所尝、所感的一切，实际上都代表了一种向他兜售货品的努力……为了透入他的保护壳内去，必须用细水长流的办法，让广告去经常地碰他、逗他、刺激他或激怒他或粉碎他的抵抗（70）。”

　　比国“提高生产率办事处”一个纯由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人员组成的代表团，于1953年去美国，杰出地概括了现代资本主义陷入其间的死胡同：

　　“生产变得越来越容易，也许正因为容易而令人担忧（！）；生产有超过实际消费能力的倾向（！）。只有消费不断扩大才能防止技术人员失业，而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这种越来越快的变化的，正是分配。也是分配使生产成为有益的，如果消费者购买的话，要是你卖不出去，那为什么要生产呢？生产—消费整个周期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产品流向消费者路上的最后一米（最后三英尺）。

　　“目前威胁（！）许多经济部门的最大危险是生产过剩。农产品也好，工业品也好，生产能力都远远超过需要……”

　　“目前生产进行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只要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略一犹豫，就能动摇整个经济大厦（71）。”

　　各种新技术的专家，从研究市场的专家到群众关系的专家，其间还有广告专家、销售专家、动机研究专家，这些专家都力求避免或防止这种“犹豫”。1955年，有九十多亿美元用于广告费。[14]这种对消费者的影响，使任何替资本主义辩解的说法——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保障消费者自由的制度——成为可笑的说法。这种影响的结果，也使人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大量使用说服方法让人无意识地、情不自禁地去购买，去“选择”，去“行动”，不管他们原来的本意如何！文斯·帕卡尔在《隐藏的说服者》一文中描绘了这种影响群众的可怕印象。他引用的一个专家的话，这个专家在《群众关系杂志》（The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上坦率地承认说：“（这种技术）所要求的基本考虑之一，就是摆布人类个性的权利（72）。”

　　这样，我们又能看到资本主义的矛盾已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资本主义非但不把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财富进行自由分配，非但不以之作为人类自由发展的基础，反而为了想在半丰裕的情况下维护利润和市场经济，不得不越来越对人实行强制和残害，而人类自由式发展的可能性却在那里日益增加！在物资丰富的时候人为地制造恐慌（匮乏）；人为地放纵欲壑，而本来理性已到了可以取胜的程度；虚伪的制造不足之感，而本来是可以满足一切要求的；人类越来越明显地受物质的奴役（而且这些物质质量低劣，价值可疑），而人类本来可以成为物质的绝对主宰；这些就是最和善、最繁荣、最理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


第三部类


　　经济学家科林·克拉根据产业革命前威廉·配第爵士的意见，发展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第三部类”（包括商业、运输、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保险公司、银行、自由职业等等）似乎比“第二部类”，即工业生产部门，还要更有“生产性”。根据这种理论，在这“第三”部类中工作的积极人口的比例越大，国民收入也就越高（73）。“第三”部类的发展，似乎不单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似乎不是实现剩余价值日益困难的表现，而是标志人类重大的经济进展。

　　首先必须指出：关于这一部类的定义是极含混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富腊斯捷在讨论“服务”部门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希望》（la Grand Espoir xxe siècle）这一著作中，采取了、扩大了、改变了这一定义。科林·克拉克则把生产性活动（运输、公用事业如自来水、煤气、电）和非生产性活动混在一起了，把有益的活动（教育、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国家会计工作）和效益小得多或效益可疑的活动（广告、军队、警察）混在一起了。纳粹德国的军国主义化使“第三”部类的人员增加，而使“第二部”类的人减少，肯定这不是经济进展的标志。

　　“生产性”这个概念被科林·克拉克用在最庸俗的意义上，即“有收益的”。在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动机研究专家、海军上将或芭蕾舞女主角的收入，比工程师、比矿工、比钢铁工人多。这一事实不能得出下列荒唐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程师、矿工和钢铁工人都由动机研究专家、海军上将或芭蕾舞女主角去代替，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得更富。

　　最后，科林·克拉克自己的统计也驳斥了他的理论。统计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第三部类的职工占积极人口的34%，瑞典是30.4%，瑞士是33.2%。但是谁也不否认瑞典和瑞士曾经（现在仍然）比日本繁荣。中国有20%的积极人口在第三部类工作，而保加利亚是16.8%，南斯拉夫是15%；但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尽管落后，无论如何比中国略为好一些。埃及和意大利在第三部类工作的人口比例是一样的，但两国之间却隔着一条贫困程度不同的鸿沟（74）。

　　科林·克拉克的错误实际上正在于“第三”部类的定义含混不清。至少必须区分五种不同的现象。而且就其对一国的经济进展和生产率平均水平来说，这些现象是矛盾的。

　　1．残存着一批小“零售商”和小“中间商”。这种现象不过是就业不充分、不过是变相失业的表现而已。要是能够把这批人吸收到制造工业中去，那将是很大的经济发展。这种现象说明了为什么像旧中国和埃及那样的落后国家里，“第三”部类人员臃肿。

　　2．某些国家专业做运输工作（主要是海上运输）。事实上运输是生产性活动，应归入第二部类。像挪威，部分地像日本之类的国家里，“第三”部类人员臃肿的原因就在于此。

　　3．某些分配工作和个人服务工作（主要是：零售商业、保险业、银行、修鞋、补衣服、理发、美容等等）在机械化和合理化方面落后于工业生产的机械化。[15]这种落后现象使“第三”部类人员臃肿，而这是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这种人员臃肿的现象远非表示这些“单位”生产率水平较高，而是表示这些“单位”落后。当然这是暂时的落后。办公室工作的机械化、超级商场的出现、“只能用一次的”衬衣裤和餐具的使用，及其他同类的现象，让人可以想见将来会有完全不同的变化。而且在这一点上必须指出：科林·克拉克颠倒了因果关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越富裕，剩余价值中用于支付个人服务的那部分也就越大；收入最多的工作人员的需要变得越多种多样，他们工资中用于支付个人服务的部分也就越大。这是不错的，但是服务部门的发展不是社会富裕的原因，社会富裕才是服务部门发展的原因。

　　4．与分配有关的“单位”极端臃肿，这是资本主义衰落时期实现剩余价值日益困难的缘故。这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的，但这只发生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而不是在现代技术的范围内。

　　5．最后是同直接生产商品没有联系的创造性职业的发展：应用科学和纯学术研究、艺术、医药卫生、教育、体育、以及一切与闲暇和假期有关的“非生产性”活动。五种现象中，唯有这一种好像是肯定地、无法挽回地、同经济进展及劳动生产率提高联系着的。它意味着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解脱了进行非创造性劳动的义务。这再也不是平庸的过去的残余，而是光辉未来的预兆。一旦自动化机器承担了生产日常用品的全部劳动，所有人都将成为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教授或医生。在这个意义上，但是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未来才确实属于“第三部类”……。[16]



[1]参阅本书第二、第三章。

[2]同上。

[3]希腊文化时期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译者

[4]直至二十世纪初，东欧、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还有这类行贩，而且还有自己出售其劳动产品的流动的手工业者。在不发达国家，至今还有这类人。即使在先进国家，也没有完全消失。比国经济事务部白皮书（1953）指出：农民居住得分散的弗郎德勒地区，挨门挨户卖东西的行贩的人数还是相当大的（22）。

[5]有趣的是：比马克思早六百年，圣托马斯·阿奎那就已基本上区分了这两种“商业”劳动的形式：一种是生产劳动，另一种不是生产劳动（28）。

[6]加耳布雷思、霍尔顿和其他一些人曾指出：波多黎各月营业额低于五百美元的商店，每个职工的平均营业额是二百五十四元，每月营业额五百到一千元是四百六十六元，一千到二千元的是七百二十四元，二千到四千元的是一千零六十一元，四千到一万元的是一千四百八十五元，一万到四万元的是一千九百零一元（36）

[7]  1880年只有一家商店有二百多个分支机构。1900年就已经有了十一家，1920年二十一家，1950年四十家。第一家有五百个以上分支机构的商店早在1890年前就出现了。1910年有一千多个分支机构的商店有二家，到1950年就有了五家（总共九千六百九十五个分支机构）（38）。

[8]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9]这种发展情况引起了一个反响：“超级商场”的出现。“超级商场”严格压缩职工，力求减少这种份额。但是这种份额仍然在18－20%左右，而且还有提高的趋势（52）。

[10]这就说明了英国资本家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初期能获取巨额利润。这是有赖于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在西非出售棉布，买进奴隶，然后原船运往安的列斯出售，再从安的列斯贩运糖和罗姆酒到英国去出售。

[11]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存货部分地起着必要的社会储备物资作用。依靠这种储备物资，社会才能应付突然增加的需求，或者应付天灾人祸。

[12]张伯伦和斯坦德尔确立了真正的分配费用和社会销售费用之间的差别（63）。

[13]《贸易杂志》估计：1939年，分配和运输队的增值约占全国生产总增值的50%以上。最近在西德进行的一次研究，确定一切非食用产品的价格中，分配费用占44%（包括股票过户税）或37%（不包括这种税）。有人估计：美国的香蕉售价中，75%（！）是分配和运输费用，单是分配费用就占了55%（67）

[14]总的来说，这笔帐还是消费者自己付的，因为许多产品都把广告费计算在成本内的。

[15]有些工作，使用机器得不到很多支持（75），另有些工作，发明创造的进步对节约人力没有多大帮助，因而没有日益增涨的对新发明的需求，当阿尔弗利德•马歇尔谈到这些工作时，也注意到了分配工作和个人服务工作机械化和合理化方面落后于工业生产这一现象；这是很有趣的（76）。

[16]参阅本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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