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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晚年著作》（节选）
杜纳耶夫斯卡娅
（1982）
〔说明〕本文编译自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与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一书的第12章，全称实为《马克思的晚年著作——不绝如缕的发展道路（直至20世纪80年 代）》。译文来自《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研究读本》附录，第251-258页。
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1949年的中国革命，发生的这一系列革命都是建立在研究马克思早期丰富（理论）遗产基础上的（现在著名的文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关于马克思总体哲学的新观点。后来,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Economics Notebooks,这是《资本论》的第一手稿，马克思死后出版时命名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显示出，经济学和哲学的有机融合，让人们不可能再认为只有青年马克思才是一位“哲学家”。《大纲》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让如下事实变得非常清楚，即认为马克思只关注西方是多么错误，同时，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与他曾打算完成的“六册计划”相比优势多么的“不完整”。最后，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全新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人类学笔记》这部手稿出版了。
……
最让人吃惊的是像德国的梅林和俄国的梁赞诺夫这种水准的革命者和学者们的态度，他们不是深入到马克思晚年未出版的笔记中，而且在研究它们之前就纵心所欲地对其进行批判。
大卫·梁赞诺夫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最著名的学者。他计划出版两组相互平行独立的文献集：其一是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其二是片段性的手稿。但是，梁赞诺夫在整理出版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做了很多工作，塑造出了一个作为完整的人出现的马克思，而不仅仅是以经济学家身份出现的马克思，然而，他却没有对马克思最后十年的著作表现出多少兴趣。毫无疑问，梁赞诺夫受到了梅林的影响，后者在他写的《马克思传》中将马克思的最后十年称为“慢性死亡”（a slow death）。[1]当梁赞诺夫向社会主义研究院说拥有丰富的遗产（尤其是马克思的 《人类学笔记》）时，他还适合进行这样的评论吗？
这种方法论的和系统的处理方式，马克思一直保留到了他生命 即将结束的时候。如果在1881-1883年他没有能力再进行高强度的、独立的学术创造，但即使如此，他仍未失去研究的能力。有时候在重新思考这些笔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浪费这么多时间来做这种系统性的、基础性的摘要，或者到了1881年，他花这么多精力研究地理学情况，并一章一章地进行摘抄。在他63岁时，这是十足的迂腐。这里另外一个例子是他在 1878年收到了摩尔根的著作复印件。98页密密麻麻的小字（你应该知道，这一页相当于印刷体的2.2页之多），是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著作所作的摘要。马克思老年著作就是这样一种的态度。
[2]
梁赞诺夫对这些让马克思一生的著作丰满起来的划时代笔记所表现出来的肤浅态度，不但与他对待其他大量未出版手稿的态度形成了对比，而且与他对待马克思发现的革命和思想形成了对比。
当恩格斯发现马克思对摩尔根所做的笔记并意识到马克思早在几年前曾想让他读一读《古代社会》时，这两本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资本论》）都没有被认为是恩格斯所谓的马克思的“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表达的观点。[3]
毫无疑问，马克思要做的一切就是解释出摩尔根著作的“全部意义”。但与此同时，到现在为止非常不幸的是，他认为恩格斯再现了马克思的“抽象”（Abstract）。恩格斯所做的一切体现出来的思想，在 1883年8月30日写给倍倍尔的信中能够看到，它与马克思的著作是多么的贴近：“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 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这一点他跟杜西也谈过。”[4]
马克思的“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在恩格斯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所反映，他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遗愿”？ 现在我们有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纂写本，我们可以自己来寻找。这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尽管马克思关于摩尔根的摘录和评论不止98页，而恩格斯从这组抽象的数字中只不过引用了几段文字而已。 这样不是恩格斯是否忽略了其他人类学家——比如梅恩、菲尔和拉伯克——的著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之间是否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是不是论述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男女关系以及对待达尔文的态度问题。
1．不为人知的《人类学笔记》
马克思显示出，正是在转型时期，你能够看到这种对立一开始就呈现出来的二重性，而恩格斯总是将对立看做是结果，似乎阶级社会的出现源自于共同体形式的破坏和私有制的建立。而且对于马克思来说，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辩证发展过程与新的革命爆发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恩格斯却将之视为一种单线的发展。
……
马克思是否研究过共同体形式或财产的专制主义形式，对于他来说，个人与社会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尽管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原始共产主义时忽略了对东方共同体问题的分析，恩格斯当然同意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相反，马克思表明，一般性的压迫因素，特别是女性要素，在原始共产主义中就产生了，这种原始共产主义不仅与“母权制”的变化有关，而且始于等级制的建立和经济利益的出现。……马克思不但不把摩尔根视为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他给查苏利奇复信的第一草稿中强调说：摩尔根“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
马克思承认摩尔根在氏族理论和它早期平等社会方面的伟大贡献, 但它并没有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第四版序言——“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5]——中那样，把这种理论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联系起来。马克思拒绝了摩尔根生物学主义。
马克思并没有对摩尔根关于易洛魁人社会的发现提出异议，而且特别指出了其中妇女的地位。但他并没有在这里止步。他还关注到了其他社会以及其他人的分析，而且通过自己在《人类学笔记》中的新评论提出了对普卢塔克的新解释：“普卢塔克所说的'卑微贫穷的人欣然响应提修斯的号召'，以及他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提修斯'倾向于人民'这些话，和摩尔根相反，显然表明氏族酋长等人由于财富等等已经和氏族的群众处于内部冲突之中，这种情况，在存在着与专偶制家庭相联系的房屋、土地、畜群的私有制的条件下，乃是不可避免的。”[6]
马克思论证到，在原始共同体解体很久之前，就在平等的共同体中出现了等级制问题。这是向其对立面变化的开始，是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过渡的开始。也就是说，在平等的共同体形式内出现了它的对立因素——等级制、贵族制和不同的物质利益。而且，这些并不是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而是与共同体形式中共存的。马克思发现了这样一个时期，他们通过改变孩子的名称来保证父权而不是母权：“借更改名称以 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实际的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 ”[7]
总之，尽管马克思确实把专偶制家庭与私有财产联系了起来，但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首领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当马克思指出易洛魁妇女享有的自由要比“文明” 社会中的妇女多得多时，他还指出其中的局限：“妇女可以通过她们自己所选出的演说人陈述自己的愿望和意见。决议则由会议作出。在易洛魁人中，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这是一个根本法则。军事行动通常都是采取志愿的原则。”[8]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1941年，当他们根据摩尔根翻译马克思的文本时，俄国人太过随意了。自然，恩格斯不可能谴责这种误译。俄国人也不可能找这样的借口——为了鼓励人们使用“私有”和 “神圣”这种来自恩格斯的词。下面是恩格斯摘录的摩尔根著作的一部分内容：
当田野耕作的发展已证明
整个地球表面都能成为单个人的财产对象，并且
家长成了
财产积累的自然中心的时候，
人类财产发展的新历程便于此发端，——到
野蛮时代末期结束以前就已充分完成。财产对
人类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唤醒人的性格中的新的因素
[9]。
下面是摘自摩尔根的原始稿：
土地耕种证明整个地球表面均可产生归个人所有的财产，家长已成为财产积累的自然中心，到了这时，人类财产就开始了
新的历程。这种情况在低级野蛮社会之末就已经充分完成了。稍事回顾便会使任何人相信，到了这时财产已开始给人类的头脑产生强烈的影响，财产必然导致的人类性格上新因素的大觉醒。
[10]
下面是俄国人的解读：
土地耕种证明整个地球表面均可产生归独立的个人所有的财产，家长已成为财产积累的自然中心，这时，人类就走向了
新的神圣的私有财产之路。这种情况在低级野蛮社会之末就已经充分完成了。
私有财产对人类的头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唤醒了人类性格中的新的因素。
[11]
我们看到，俄国人已经有了具体的阶级（国家资本主义阶级）利益，它促使他们把“财产……历程”翻译成了“私有财产”，而且重复了两次。
2．马克思生命最后十年发现的革命的哲学-历史概念的新节点
马克思的最后十年并不是一种“慢性死亡”，事实是，马克思尽管忍受着缠身的疾病和家庭悲剧，但他还是写出了复杂的著作并开始了新的征程。……就像希望把马克思狭隘化为一个“单一原则”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摆脱这种难以否认的事实，马克思是一个革命者；马克 思主义者也不能摆脱马克思与革命本身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这种革命就是辩证法，就是马克思把黑格尔在哲学中的革命转化为革命的哲学。
让我们从三个时间段来考察马克思生命最后十年的著作：
首先是巴黎公社的影响……
其次，另外一部重要的著作是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
第三，马克思的最后著作《人类学笔记》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随着他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就像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样, 马克思专注于研究人的发展，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最基本的男女关系等角度进行了研究。……这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从哲学的角度转移到了经验的、科学的和人类学的视角。毋宁说，作为一个革命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敌视情绪越来越强了。问题是如何彻底根除现存社会以及如何处理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让马克思（是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看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不是通过简单地改进就像在易洛魁人中原始共产主义的性别平等，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源自于一种新的革命类型。
《人类学笔记》只是一本笔记，而不是一本为了出版而经过加工润色的书。要把握马克思讲述的内容，需要克服大量的困难。对我们来说，没有办法知道马克思将会如何完善所有内容，但毫无疑问会涉及很多有意义的、革命的和前后一致的视野。
注释
[1] 梅林：《马克思传》。
[2] In Bulletin of Socialist Academy, book 6, October-December 1923 （Moscow and Petrograd: State Pub. House, 1923） , pp. 368 - 36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
[7] 上书，第46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9] 同上书，第392-393页。
[10] 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0页。
[11] 原文为："When field agriculture had demonstrated that whole surface of the earth could be made the object of property of separate individuals and the head of the family became the natural center of accumulation of wealth, mankind entered the new hallowed path of private property. It was already fully done before the later period of barbarism came to an end. Private property exercised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e human mind, awakening new elements of character…"
感谢 黄胜利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