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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
（1925年8月18日）
驻在上海小沙渡的奉军兵士对工人说：“大帅派咱们南来时，说是到上海打洋人，早知道是叫咱们打本国人，咱们真不应该来。”这几句话把奉天军阀对于上海民众运动的态度形容尽致了。张作霖父子为什么要骗兵士说是到上海打洋人？这是不但派兵到上海占地盘和垄断私运鸦片报效不便说出，在民气激昂之初期，也不便明说来替外国人压服本国人，所以只得顺口说是到上海打洋人！
奉军进驻上海到底打了洋人没有？不用说是没有。其实上海市民并不曾主张他们来打洋人，不过张学良、邢士廉[1]对英，日人那样亲密恭顾，对本国人这样的压迫凌辱，相形之下，未免难堪。说他们对本国人压迫凌辱，奉军未必承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保护爱国运动，不过为地方治安计须制止越轨行动罢了。可是邢士廉一到上海便宣布戒严，爱国的民众集会一概禁止，连提倡国货的游行都不许，工商学联合会派人上街演讲，马上便遭封闭，海员工会及洋务工会也同时因惩治破坏罢工者而遭封闭；接着电车工会也遭压迫，小沙渡是罢工最初发动地，奉军特别驻军该处监视，连少数工人集会都不许，禁止学生会检查英、日货——这就是奉军在上海保护爱国运动的事实。京戏《逍遥津》中曹操拔剑威吓献帝，杀死伏后及二皇子，犹口口声声自称“忠良”、“忠心保国”，奉军保护爱国运动，又何以异是？
奉军这样的保护爱国运动，连他们的士兵也看穿了，所以说“叫咱们打本国人。”
奉军这样举动，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关系。上海是奉军初到之客地，和直隶、山东是他们已占据的地盘不同，所以他们在上海的举动，至少也要顾及上流社会的意见。
上海的资产阶级，还不像汉口、天津的商会那样反动向军阀告密，也还没有勾结所谓工团联合会的那班工贼来破坏工人团体；可是他们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自始总商会对于罢市即甚犹豫，罢市后，又不肯和民众集中的团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合作，随后又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十七条件外，别自提出十三条，这些举动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的民众势力发现显然的分裂。开市时，总商会也取了独断的态度，和工商学联合会不能一致，开市后，总商会是并没有履行“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的宣言。当总商会提出十三条件时，加入总商会的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登报声明一致拥护总商会所提条件，意在抑制工商学联合会之急进的主张，可是总商会的十三条件也未得结果，这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并不出来拥护，却想压迫工人总复工，好让大老板们照旧安稳发财。商联会虽然比总商会高明一点，而自从奉军戒严以后，对于急进的工学界，现出恐怖而鄙恶的态度，甚至于动辄要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这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民众势力有了第二次分裂。民众势力有了这两次分裂，敌人焉有不乘机加紧进攻的道理？
上海商界富厚，为全国之冠，而他们对于罢工工人救济费，只经收外埠捐款，而本埠总商会及商总联会自己却都一毛不拔，并且不努力设法去蓦捐，只忙着求日厂单独解决，以减少救济费，这种苟且不负责任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看轻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像是一种滑稽剧了。
五卅事变初起之时，帝国主义者着实吃了一惊，假使民众势力不分裂，全上海工、商、学界一致团结努力前进，假使军阀不摧残爱国运动，民众有集会、演讲、游行示威之自由，则影响到全国运动之发展和北京交涉之进行，必和今天沉滞的状况不同，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呵！
1925年8月18日《向导》周报第一二五期 署名；独秀
[1] 五卅运动爆发后，邢士廉率奉军约6000名，于6月13日至29日之间，先后到达上海。6月22日，江苏省长郑谦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士廉为淞沪戒严总司令。10月中旬，奉军被迫撤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