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

二《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1]

《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
西奥多·德莱柏著
纽约维金出版社1960年出版
共计558页，售价8.05美元　

　　德莱柏在1952年着手写作美国共产党历史的时候，并不知道他要做的工作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
　　他在本文序言中说，他本来以为美国共产主义的“真正”历史是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萧条开始的，头十年可以草草地加以处理。“最初，我想把整个历史写在一本书里，只是在开场白中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从1919年到1929年的共产党的‘史前期’。”结果并不是这样。
　　事实证明，这部“史前期”历史的写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因为头十年很难加以简要叙述，头十年的资料也不容易找到。别人的历史报告，不管是斯大林主义的也好，反共的也好，都很不够，而且不可靠，都是肤浅的、别有用心的，甚至是横加伪造的。德莱柏很客气地证明了推翻他原来计划的难题：“我发现具有学者风度的探讨几乎完全没有，史料也没有搜集起来，常常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找，现有的材料大部分都充满了个人偏见和政治宣传。”
　　因此，他不能不先去做一项根本性的工作——搜罗过去从来没有汇总起来的原始材料。他很快就发现，为了作真实的报道，必须深深挖掘。在开始这一工作以后，他就为其中无穷的乐趣所吸引，年复一年地做下去，到最后他才搜罗到大量资料！并且把它整理成书。
　　现在，八年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写出两大本引证广博的著作，但是，他还没有超出他最初所设想的“开场白”的范围。这一简单事实就证明了美国共产主义头十年的意义，同时也证明了广泛、详尽、准确地报道这段历史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多么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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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莱柏的第一部著作《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于1957年出版，其中对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只能叙述到1923年。最近出版的第二部著作《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叙述到1929年。他还计划写第三部著作来叙述斯大林—白劳德时代，即他原来所设想的“真正”历史。为了写这段历史，他不能不首先去彻底研究和报道共产党发展的头十年。正是这头十年最后为白劳德式的怪现象准备了必要条件。
　　认真研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它的头十年的人，将对德莱柏这一出色的探讨和发现工作表示感谢。他的两本洋洋大观的著作第一次——同时也只有这两本著作这样做——详细地、全面地和有条理地叙述了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各种事实，从它在俄国革命鼓舞下为建立一个革命运动起，直到它在1929年向斯大林主义屈膝为止。到1929年，美国党已经逐渐屈服于国内的保守压力和苏联的深刻的反动逆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德莱柏的著作逐步说明了这个变化最后是怎样发生的。当你一章一章地阅读书中流畅的叙述时，事情似乎很简单，很清楚，很容易——可是，你要看一看浩瀚的参考注释，你要想一想作者花了八年艰苦的劳动才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你还要想一想这一研究始终是和行动中的活人有关啊。
　　共产党逐渐失去它作为自治的组织的性质，它的内部民主逐渐缩小，到1929年就被完全窒息了；在头十年建立党和领导党的大多数最有力和最富于独立性的领导人，都被用某种方式消灭了。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整整十年时间。这十年并不是平静的很容易渡过的十年。这是活的人——美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为在我国建立第一个革命工人党而长期艰苦奋斗的十年。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失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精疲力竭，在斗争中倒在路边；有些人在时间和环境的残暴压力下改变了，变弯了，在决战的时刻到来时，已经成了另外一种人；还有一些人失败了，又站起来了，不得不从头做起。
　　而且，就是在那时，在1929年斯大林全部控制美国共产党之前一年，领导机关中发生了两次爆炸。在1928年秋天，他们不能不开除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29年夏天，他们不能不开除洛夫斯东分子。
　　在没有停顿的长期混乱和冲突中，他们所以不能不这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把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党。德莱柏在第二本党史著作的末尾证明，在头十年结束时，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党了。1929年10月股票市场风潮所触发的经济危机到来时，共产党的名称和正式纲领还和头十年一样，但是党已经不是同一个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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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莱柏的观点含蓄地包含在这本著作的名称中：《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他认为，美国共产党不该在一开头就让自己服从于俄国革命和俄国领导人，它的不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种初期的错误——可以说是党的原罪^[2]——无情地引导它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最后走到失败和出丑。
　　他这种悲观的原罪论贯穿在他对有罪者的活动及他们所创造或企图创造的运动的详细叙述和简短评语中，似乎也贯穿在——或许是无意地——关于这些有罪者的全部叙述中。这些贬损性的评价暗含在他的笔调和口吻中，而不是明白讲出的。这样的笔调和口吻从头到尾，成为他的动人的叙述的重要特色。
　　如果我们把他的态度看做是他的意见的话，那就可以说，他似乎认为，整个事情是一次——用我们的英国堂兄的说法——吃人肉吃人血的大宴会，参加的人都是大坏蛋，没有丝毫圣洁的气味。这部历史肯定不是一部圣徒列传。在一大批人物当中，只有脱党人和遭到开除的人被破格开恩，博得几句好话——在我看来，这无意之中有一种喜剧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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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莱柏并没有掩饰他的偏见。但是，他用一种在反共的历史著作中极其独特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偏见。他的自信的解释和草率的断语渗透到他的著作的每一页里，从序论一直到最后一句话，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证据加以歪曲来支持这些解释和断语。他按事实的真相来叙述事实，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偏见加以挑选，或故意加以遗漏或伪造。
　　他证明，俄国的影响——在一开始是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俄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到头十年的末尾才达到最高峰。这个最高峰就是斯大林政权在一切方面都完全控制了美国共产党，甚至强行选择、撤换和调整党的领导人员，而不管以前的决定或全体党员的心意如何。
　　德莱柏根据档案材料证明了这一切，每一次都引了整章整段的文字。于是，他就认为并断定，这一俄国的影响从头到尾都是毫无好处的。但是，他却没有能够证明这一论断。
　　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牵涉到紧跟着革命的青春时期而来但又未能勾消这一革命的反动逆流问题，长期而深刻、错综而复杂的反动逆流问题；以及这一反动逆流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包括美国党和俄国党的影响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周题，是现时代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必须从苏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孤立状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容忍我们在一国的基础上——不论是从俄国的角度，还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给予简单的草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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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实观点来看，德莱柏的叙述是无可非难的。他把美国共产党过去的真实情况以及这一情况发生的经过，告诉给我们。为什么，到何处去，以及它对未来的意义如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具有批评力的读者必须自己来回答这一问题。大体上，这一答案将取决于一个人对于世界和美国正在走向何处去的基本看法如何。美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和他们的努力，他们原来的希望和后来的失望，他们的成就和失败，都只能从其在全面情况中所占的地位来判断。
　　照我看来，这是一个“或此或彼”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或者快要解决它的基本矛盾了；如果我们进一步认为，我们伟夫的、无可指责的国家和它的盟友一道，在一个干脆的地地道道美国化男儿担任总统掌握机枢的情况下，很快就能开始扭转由1917年的俄国革命所开始——请不要笑！——的历史潮流，那么，那些妄想走俄国道路的美国共产主义先驱者的作为——不论做对了的还是做错了的——就同现在和未来毫不相干。
　　他们的历史就只能是一场事不关己的冒险的历史——只有喜欢猎奇的学者和更加喜欢猎奇的读者才感兴趣，这些读者就跟那些喜欢写作和阅读各种乌托邦国家和过去各种奇特教派的故事的人非常相像。这样一批读者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不会激动地来争论它的意义。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由俄国革命开始的历史潮流现在实际上已经无法扭转，而且有十分强大的力量足以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损害，在前进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清白、自由和民主；如果我们认为美国也无情地注定要发生它自己的俄国式的革命，那么，在我国组织一个革命党的第一次尝试就具有健全的动机，并且是一项英雄的事业，对于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深刻意义和实际关系。
　　凡是这样来看待未来并且为此展开有目的的活动的人们，都是四十年前抱有同样观点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直系后裔，并且需要了解那些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一切情况。当时的局势对我国共产主义先驱者是不利的，他们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时机，他们也犯过别的错误，甚至还有一些荒唐的行为，最后，他们大多数人都迷失了道路。但是，这一切都是次要的。
　　他们原先对未来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才是主要的东西。这就使他们的活动、失败和1928年新开端的十年历史，对新一代的青年叛逆分子具有经久不衰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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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德莱柏的历史著作的人将会注意到，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腐化并且作出新的开端的一小批美国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去寻找新的天启。他们号召回到被斯大林主来者所背叛的俄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去。
　　德莱柏以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反抗和1928年秋天的新开端，并且断定——暗含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给我们以“手段来找到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它最多只能把我们引到老路上去”。这就提出了革命的政党是什么，它从哪里开始以及它靠什么生存下去的问题。
　　一个革命党是从指明社会现实的思想开始的，没有它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而这样的思想像金钱一样，是不可能从树上长出来的。必须到可以找到的地方去寻找它们，并且必须按照它们本身的价值来评价它们，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一个人要想干革命又不承认这一点，趁早别干。
　　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原来的思想，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来的，而他们碰巧是德国人。俄国人，首先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把这些“德国思想”加以继续并且发展成为革命的行动和胜利。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国际主义者，也是那两位伟大的创始人的忠实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各国兴起的革命党，都受到原来的德国思想——也即变成俄国的思想和行动的德国思想——的鼓舞，并且，在早年依靠这些思想生存。
　　1924年列宁逝世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也是这样。对于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复杂的新问题的分析，以及一个革命反对派应有的纲领思想，也都是从俄国人那里得来的，这一次是从托洛茨基和他在苏联的战友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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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国产的新旧美国思想来组织一个崭新的“美国式”的党，那自然可以满足一个人的个人自负感和民族自豪感——如果在这个时刻，还有人抱有这种不合时代潮流的荒唐念头的话。但是，1919年在我国第一次尝试组织一个革命党的时候，并没有找到这种思想——已有的思想都不合用。1928年我们一些人作出新的开端的时候，也找不到这种思想。在此后的这三十多年中，也没有找到这种思想。
　　当然，过去也有很多人尝试建立一个纯美国式的党，但是，他们的尝试都像去年的冬雪一样融化了。事情也不能不如此，因为不存在一条离开国际道路的单独的美国道路。美国已经产生了一些伟大的工艺学家、工程师、职业篮球运动员和其他领域中的专家。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产生出任何适合于这个国际主义时代的富于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家。
　　在这个国际主义的时代，那些认真地想在我国建立一个革命党的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到别处去寻找纲领思想。德莱柏说，我们在1928年赞助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帮助延续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各分支和支脉对俄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家的依赖性。”这是不错的。但是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个记者有一次问著名的匪徒威利·苏顿为什么专偷银行。这个有头脑的窃贼威利马上回答说：“因为钱就在那里。”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垮台到现在，在整整这段历史时期中，各国的本国革命党都不能不把目光转向俄国革命和它的真正的领袖。因为思想就在那里。

^[1] 转载自1960年冬季号《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2]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的罪恶为全体人类所继承，称为“原罪”。此处是借用，犹言是先天的罪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