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8年派系斗争中的占压倒地位的问题（1955年6月27日）

1925—1928年派系斗争中的占压倒地位的问题

（1955年6月27日）

　　吉特劳的书（《我坦白》）是非常不可信的，如果不和其他的来源核对就轻信他所说的任何一件事，都会是有危险的。他显然是写了一些赫斯特愿意收买的材料——我记得这本书没有出版以前就在赫斯特系的出版物上连载过——他显然觉得需要在书里添油加酱，把他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也写进去。他在把他个人知道的某些事情别有用心地写出来的时候，把许许多多风闻传说、臆测捏造，都冒充事实塞在里面。
　　一般来说，吉特劳对于党内真正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并不像他自己以为或者装做知道的那样多。决定党内斗争的事态发展的是别的人，而不是他。吉特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物的作用到1923年“笨伯会议”的惨败就完了。后来他先是充当佩帕尔的工具，然后是充当洛夫斯东的工具。他确是当局者，但是他对自己所看到的事情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他甚至对自己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如实地加以叙述。
　　我在1954年秋季号《第四国际》上发表的《共产党的退化和新的开端》*这篇文章以及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书中的所写的材料，已经阐明，在我看来，党在1925—1928年这段时期中的事态发展，其实质意义何在。我本来想，我对这时期情况的叙述就以此为限，不再带其他更多的话了。但是你的几次来信推动了我，使我想更详细地来陈述那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我现在就来做这件事。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你所提到的1927年8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你对于表明洛夫斯东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露出“美国例外”论的少数材料表示很感兴趣。很凑巧，我们现在还有材料可以把洛夫斯东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思想的起源追溯到更远以前。
　　洛夫斯东在他写的《党史片断》一书第十九页上引用反对派同志的话说：“鲁登堡是左派，但是现在鲁登堡不在了，党走到右边去了。”碰巧，洛夫斯东在这里讲得很正确，他不但把“反对派同志”所说的话转述得很正确，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言，也讲得很正确。
　　1927年3月鲁登堡去世后，洛夫斯东和沃尔夫很快就开始越来越随便地发挥他们自己的那种理论，这种理论肯定地比鲁登堡的理论要右。这方面的证据俯拾即是。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福斯特—坎农联盟的代表提出了一份长篇控诉书，谴责洛夫斯东当权时期的所作所为，这份文件的标题是：“美国党内的右倾危险”。我认为即使今天也很值得一读。
　　反对派的这项声明一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目前的经济萧条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成为深刻危机的先声，即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可能依靠它仍然具有的后备力量推迟它的到来。这次萧条不能看作仅仅是‘正常的’周期性萧条，只有轻微的很短暂的影响。相反地——每一次这样的周期性萧条都要在最大的程度上强化资本主义的矛盾，更深地破坏着整个结构，最后导向深刻的危机。”（这段活是加了着重点的。）
　　这个预测是在1928年7月作出的，离1929年的股票市场暴跌只有十五个月，由此可见它说得差不多正中要害。
　　福斯特—坎农联盟关于“右倾危险”的文件接着控拆洛夫斯东派在十一个问题上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前景有着不同的看法。文件指责他们“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头把目前的萧条估计为只是‘衰退’”以及其他等等。文件接着指出这一论断是根据什么文件得出的：“洛夫斯东派的这种倾向在（1928年）2月提纲的草案原稿、在1927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以及在洛夫斯东、佩帕尔、沃尔夫、尼尔林等等同志的文章和演说中都有其表现。”（这段话是用着重体写的。）
　　《美国党内的右倾危险》发表在《战斗者》1928年11月15日第一卷第一期以及后来的几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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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夫斯东—沃尔夫的保守视点——这和1928年以前布哈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向右转是合拍的——使我们反对派在1928年的斗争更形尖锐。上面所引的文件就表明了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要把当时党的历史的真相说出来的话，我就必须说，洛夫斯东派的右倾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如果共产国际路线的改变要求他们这样做的话，洛夫斯东派是完全愿意成为左派的。说明他们这种意愿的证据可以在洛夫斯东的《党史片断》和他们在1929年代表大会上的决议中找到。这项决议谴责了布哈林，要求撤销他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
　　1925—1928年派系斗争中占压倒地位的一个大问题是党的控制权问题，以及在促成派系产生的争执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仍然在党内保持壁垒森严的派系问题。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采纳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六个月以后，洛夫斯东分子被开除出党，因而也可以自由行动了。到那时，各派系所固有的倾向才有了明确清晰的政治形式。在这以前的三年期间，盲目派系斗争只不过是后来有原则的斗争的前奏而已。

　　* 这篇文章已作为这本册子的绪言加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