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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平衡委员会”和“莫斯科来的电报”
（1955年3月31日）
共产国际第五次全会
我和福斯特一同参加了1925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全会。在全会开会以前几个星期，两派人都有代表在莫斯科。在全会开会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没完没了地拜访共产国际的各位领导人，特别是俄国领导人，设法取得他们的支持。
最后的决定事前就有非常清楚的蛛丝马迹可寻。我不久就得到一个令人寒心的印象，我想福斯特也是一样，原来我们这一派的地位在莫斯科要比在国内弱得多，而且我们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可想。另一派在莫斯科有便利条件。由于有佩帕尔作活跃的代表，积极在共产国际的机构中活动，鲁登堡派似乎在内部有门路。
布哈林特别直言不讳地袒护鲁登堡派，他的举止就好像他是这一派的一个积极成员似的。当时代表德国党的过左派人士，特别是海因兹•纽曼，也是这样。季诺维也夫看来要比较友好和公平一些。
我有一个肯定的印象，他希望纠正我们在劳工党问题上的立场而不推翻我们的多数地位，使多数派决不要压制少数派，并且缓和派系斗争。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他用友好说服的口吻对福斯特说：“和为贵”。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我们没有见过斯大林，并不知道他正在变成幕后的真正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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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最初曾经提出建议，要求“在党的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美国党）新中央委员会中福斯特集团应占多数，鲁登堡集团按比例至少应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在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个建议以前，我们的谈判和讨论的详情如何，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
福斯特对着干建议非常开心，但是我并不开心。美国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要在莫斯科作武断规定，这种作法我就觉得不很合适，哪怕这个决定当时是对我们有利的也罢。福斯特在和我争辩的时候强调指出这个决定可以保证我们多数派在党内的控制权。当时他对党内控制权这个煞风景的问题的关心比我要大，我们之间的分歧——最初看来是小事——后来越变越大了。
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我在我们和俄国的商讨中确信，在对劳工党在美国的前景估计上，我们犯了一个政治错误，我所以关心的是我们要真正纠正这个错误。我的理论修养虽然不够但是我已经摸索出一个后来成了指导原则的概念：正确的政治路线比任何组织问题，包括党内控制权问题在内，都更为重要。
按照后来美国形势的发展，今天回头来看，我认为我们对劳工党在美国的前途的估计和我们关于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建议要比鲁登堡派正确得多，更接近美国实际得多。1925年共产国际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比较谨慎和比较有保留的，但是就连这个决定也不得要领。不过在当时，我被俄国人的论据说服了，也许也是被他们的权威性说服了。
在随后几年中，美国几乎看不到有一点真正的劳工党运动的踪影，党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紧张鼓动工作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到1928年就已默认了这个情况。当时，党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而把劳工党贬低到光是一个宣传口号。
1925年的“平衡委员会”
共产国际1925年决定成立一个由俄国人古塞夫任主席的平衡委员会来安排我们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显然是一个和我们作对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我们作为选举产生的多数派的权利。我不认为这个决定是季诺维也夫作出的，这个决定和他当初的建议大不相同。他接受平衡委员会方案显然是他态度上的一个改变，多半是他和其他想要公开支持鲁登堡派的人们妥协的结果。
在古塞夫到达芝加哥和平衡委员会（福斯特、毕特尔曼和坎农代表我们这一派，鲁登堡、洛夫斯东和贝达特代表另一派）成立之后，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政治委员会的作用实际上等于是没有了。党的政策、组织问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一切问题和其他各种事情都由平衡委员会来决定，在发生分歧时，古塞夫就投他那决定性的一票。
争取选派代表大会代表的斗争就在这样一个严格的框框里猛烈地进行。古塞夫宣布严守中立，但是只要他能够做得干净又像有理，他就给我们最不客气的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四十对二十一的多数，我想，这就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党员们支持我们而不要鲁登堡派的真正意向。说得更恰当些，鲁登堡派应当叫作鲁登堡—洛夫斯东派，因为洛夫斯东在这场斗争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党内生活的退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25年。从1918年开始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以前历次派系斗争的特点是界限明确的政治倾向之间的冲突，到后来才退化为结党营私的越来越无原则的倾轧。
在政治问题方面，党内情况在筹备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期可以大致描述如下：双方都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劳工党的决定，这个决定赞成鲁登堡的主张，但是附有若干重要的修正。福斯特的工会政策为鲁登堡派所接受。从政治上来看，确是没有多少理由展开斗争。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平衡委员会在政治和工会决议上都是一致通过的。政治决议，大部分是毕特尔曼起草的，工会决议大部分是福斯特起草的。
在党员面前只有一套决议，他们在党的各层机构中都是一致地接受这些决议的。照正常的情况来说，这种一致本来应该会使派系的气氛缓和，使领导机构中互相斗争的派别趋向统一，使派系归于消失。但是事情的演变并不是这样。在党的控制问题上，派系斗争的激烈比我们党的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厉害。
关于政治问题的辩论，要是有的活，也只能淡一些鸡毛蒜皮的分歧，而且是以宗派情绪的夸大词句来谈的。党员从这样一种斗争中是学不到多少东西的，对于没有忘记当初的伟大理想的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来说，这种斗争也不能给他们多大的满足。我相信我在当时已经开始感到我们大家都掉到了一种陷井里；唯一合理的出路是设法消除派别组织，在领导人员之间达成一项在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合作共事的协议。但是当时马上要做的事情是在代表大会上为我们这一派取得多数，我自己和其他住何人一样热心地为做到这一点而努力。我们在严格的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在争取选派代表的斗争中赢得了二对一的多数。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莫斯科来的电报”
1925年夏季拖拖沓沓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行将结束的时候，古塞夫召集我们举行平衡委员会会议，把有名的“莫斯科来的电报”交给我们。这份电报说：“鲁登堡派比较更忠于共产国际，更接近于共产国际的观点”，电报还规定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鲁登堡派代表所占的比例应当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是一个突然的打击，我们对它毫无精神准备，这是有意要使我们对共产国际的信任经受一次很严重的考验的打击。
我立即的反应是等待，在平衡委员会的会议上什么话也不说。我记得，毕特尔曼也保持着沉默。但是福斯特按捺不住讲了话，他能他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多数，叫鲁登堡派接替新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好了，他个人不能担任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我当即决定反对他这种态度，但是在那个场合下没有说出来。我想当时会议大概根据我的建议宣布休会，以便向聚集在一起等我们的代表大会多数派内部会议来报告这份电报的内容。
福斯特、毕特尔曼和我三个人事先没有经过磋商并且没有在我们之间就我们要提出的建议取得一致意见就径自去举行内部会议，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跳过了这个习惯的程序，但是事情当时就是这样。福斯特似乎决意直接把他反抗这个电报的态度带到内部会议上去，我反对这种态度的决心也不在他之下。
他在内部会议上报告了这份电报，并且宣布他决定让鲁登堡派在他将不担任委员的中央委员会里握有多数，我马上就发言提出一个反建议，主张我们把新中央委员会固定在一半对一半的基础上，两派在领导工作中分担同等的责任。
邓恩和斯沃贝克支持我的态度。毕特尔曼和白劳德支持福斯特。阿勃恩和沙赫特曼发言赞成我的建议。约翰斯顿和克隆本发言赞成福斯特。发言一个接一不地进行下去，随着这场不祥的辩论展开，全国各地来的负责人都表示了他们的态度，我们这一派就这样开始分裂为两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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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要平静地叙述这场暴风雨般的冲突而不加事后聪明的粉饰，如实地报导这件事，如实地报导我们依据我们当时知道和不知道的事情并且本着当时驱使着我们的那种情绪做了些什么，这仍然是一件煞费力气的事。
我前面说过，我当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国际派”。我对俄国领袖们的智慧和公正是有信心的。我认为他们是因为了解情况不确而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以后是可以纠正的。我甚至没有想过，这样一件破坏我们党的民主权利的怕人的事情竟然是莫斯科棋局中的一着，在这盘棋局中，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其他各党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供人服使的工具。
我认为福斯特的态度是不忠诚的，他外表上情愿把多数交给鲁登堡派，自己退出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意图是想挑起我们这一派反抗共产国际。福斯特把我们之间的争执变成了一个对他个人作为这一派的领袖的信任问题。这对他是害多利少，因为那时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不是后来那种久经管训的奴才。福斯特企图乞灵于“跟着领袖走”的原则，这种做法只能使大家对他公开表示不满。
我觉得我是为争取党忠于共产国际而努力的，我认为支持我的动议的大多数代表也是从这种感情出发的。在经过了整整一宵和一天的辩论之后，最后的表决赞成了我的动议，这不仅仅结束了福斯特对共产国际的反抗——我再说一遍，我确信这就是他的“站到旁边去”的建议的真实用意。这也结束了他想有朝一日实现他的野心的全部希望。这个野心就是依靠一批忠于他个人、支持他个人的部属来就治美国党。这批人充当他的顾问，差不多像总统制的“内阁”那徉，但是最后决定权操在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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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以为，在通过了我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名额对半平分的动议之后，派系斗争可以停顿下来，使两派负同等的领导责任，并且迫使他们一同工作，一直等到以后同共产国际找到解决这种局面的办法为止。我这个天真的幻想没有能推持很久。
我们去出席一半对一半的新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权术家古塞夫可以说是对“年轻人必修课”作出了又一贡献。（年轻人从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的那一套作风里是可以学到许多东西的。）古塞夫温和地宣布，虽然双方的协议是成立一个平衡的中央委员会，但是他作为主席却感到有义务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精神办事，支持鲁登堡派。
他说：这也就是说，鲁登堡派应该在政治委员会和党的其他机关里占有多数。因此，事情的结果是福斯特在内部会议上提出的把多数交给鲁登堡派的建议实际上是实现了，而我提出的在对等基础上冻结委员会的建议却被古塞夫圆滑地破坏了。如果说，我承认我随和了这种不讲信义的两面做法而依然拒绝参与任何反抗共产国际的行动，我也并不是想为自己取得什么好名声。我今天把这段不愉快的回忆写下来只是为了说明，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心本来是早期的共产党人最好的品德之一，但这时却被弄成一种需要根治的疾病。
这种疾病在我身上继续又缠了三年，影响了我在党内做的每一件事情。一直到1928年，我才得到医治。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我总算是永远地完全地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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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l日
要写1925年以后的黑暗时期的事情是困难的，但是要在这个时期生活过来而又不像其他许许多多在先前的工作中本来是很好的伙伴的人那样渐渐变成犬儒主义者，那就更加困难了。尽管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无可挽回地把我们分开了，最后还在我们之间画上了一道血淋淋的界线，我还是不能不带着某些同情的感情来照着当时的真实情况来写这些事情。我想这大概是一种爱尔兰式的伤感。但是良心也在驱使着我，我要对得起后来的青年反叛者，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和迫切不会下于当年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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