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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帕尔领导的倾复
（1954年5月28日）
问题3B（结束语）——佩帕尔领导的倾复。
由于1923年正式取消地下共产党并且把一切职能和权力转交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旧的派别营垒是垮了。表面看来党是统一的。从前的取消派占绝对优势的全国委员会作为一个统一体领导着党。过去组成整个取消派的各种分子的合作没有正式瓦解和垮台。然而，十分明显，领导机构的中心核心正在进行着改组，既没有人公开谈到过这个情况，也没有人说明过它的原因。
在这种全面团结的外表下边，一个新的领导正在形成中，出头露面担任运动的公开代表的是鲁登堡和福斯特，担任党的真正幕后首领的是佩帕尔，担任他的第一助手的是洛夫斯东。我赞成这个新安排的头一部分，但是对第二部分也没有在意，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个新班子中能干些什么。不过，最初，我并不感到忧虑，因为我的计划暂时并不要求在中心里进行活动。我想先到全党和全国各地去看看，然后再在一个地方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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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23年2月1日前后才回美国的，先后离开美国八个月。回来以后几个星期，我就离开纽约到全国各地去作演说旅行，这使我在路上就花去几近五个月的时间。我作公开演说的题目是“俄国革命的第五年”。我也在党员集会上作了有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工会问题的报告。
我完全被旅行吸引住了，沉迷在我一直最热爱的并且永远都能给我最大的个人满足的工作——宣传工作中。当我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旅行，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并且从新的群众和新的朋友处得到热情的鼓舞的时候，纽约从我的心上消失了。我在那次旅行中所认识的某些朋友后来成了我终身的朋友。
1923年前半年制订和执行的有关党的政策的许多关系重大的决议和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今天与其说我是以参加者的身份，倒不如说是以观察者的身份来追述这些事情的。这并非说我反对这些决定的总路线。我肯定不移地赞成劳工党政策，并且还认为，同劳工界进步人士建立实际联盟来促进运动是正确的，也是对我们有利的。我没有参加花费一星期又一星期的时间在纽约所作出的这些决定，但我并不反对这些决定，我甚至并没有想到它们会无情地导致七月间在联合农工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上的灾难性爆炸。
我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当时我正在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一带地方作巡回演讲；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当我读到同费兹帕特里克发生分裂和倒霉的联合农工党正式成立的新闻报道的时候，我正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我对这些事最初的反应就是断然不赞成，而且我的意见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不能同意我们的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乐观的论调，说什么在芝加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这种巨大的“胜利”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国，我十分清楚，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派，在劳动运动中只有一个小小的立足点。我也明白，没有实力雄厚的劳工官僚一翼的合作，由我们自己来领导一个群众性的劳工政党，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能代表别人讲话，但是我自己在党内采取的弃权和伺机等待的态度很快就开始变为积极反对佩帕尔领导的态度。至于具体和明确地反对它，是在芝加哥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之后，并且就在那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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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我迷惑不解的是福斯特为什么要支持这次冒险。别的人同劳工运动从来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对劳工运动的趋向毫无真正了解，他们沉迷在这种奇想中，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一向敬重福斯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彻底了解劳工运动的人。我无法理解，他怎么能够自欺欺人，他怎么能够一点也不明白同费兹帕特里克集团分裂一定会造成的后果呢，一点也不明白工人党决定以少数无关重要的非党人士作为装饰品全靠自己的力量创立一个劳工党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后来不久，我在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上在德芦斯停下来，准备作一次演讲，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福斯特，他正在那里参加一个工会的会议，同时也在作一次野餐旅行。我们在野餐场地一角的树荫下消磨了一个下午来讨论党的事务。这次讨论成了福斯特一坎农反对派的由来。没有许下什么正式的诺言，但是，这个派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福斯特作了开场白，他首先把党的官方路线告诉我，并且预言代表数十万会员参加芝加哥代表大会的工会代表们会把他们的基层工会组织并入这个新党。一开始我就相当率直地告诉他，我知道的更清楚；而他，对劳工运动的实际情况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是不可能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种荒唐的念头的。不久，他就承认他对前途重新考虑和反复思考以后，感到很苦恼。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向他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并且得到他的一些鼓动来抵抗官方政策的有害方针。他同意，如果没有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支持，芝加哥代表大会的工会代表就无法使他们的地方和中央组织加入新的“农工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连试一试都不会。我逼着他向我解释，别的人且不管，为什么他同意在这样一个不利的问题上同费兹帕特里克过早地分裂，我还要他解释，如果分裂无法避免，为什么他同意不顾一切地建立一个新的所谓劳工党。
我一向把他的回答当作一段值得一再重复的格言铭记在心中，我也常常需要重复这些话。他大体上是说：
“你知道，这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心愿相同的人们聚集到一间密室里，往往就以为事情真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谈着谈着就得意忘形起来。在代表大会的党内会议中，我们许多人被一时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一再强调我们在这里也有力量，在那里也有力量，在各处都有力量，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里也有力量，以致我自己也不禁飘飘然起来，明知不对，不肯相信，竟也相信起来了。”
接着他还说：“麻烦的是，我们自己是大醉初醒，而在纽约，其他人仍然生活在空想的天堂里。必须设法改变这种方卦，不然，我们工会工作到现在为止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很快就会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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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我回到了纽约，一点也没有隐讳我的不满。那时(1923年夏天）我给《工人》周报写了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想要在美国劳工运动的实际情况，我们力量的孱弱以及同“进步分子”肯定决裂的失策这些问题上给人一个不同的印象。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说道，我们应该朝着“重新接近进步分子”的方向进行工作。任何人都了解，这些文章是对党的现行政策的间接批评，文章鼓励了许多别的人表达同样的意见。在党的队伍里，我听到许多人表示同意和支持我的立场。
接着不久，在政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福斯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佩帕尔把我挑出来给了一顿申斥。他企图用恐吓加嘲笑来使我立刻停止批评和反对。我对他给我的待遇毫不买帐，并且还这样说了出来（我们土生土长的美国革命者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并且习惯于言论自由）。在这场冲突中，鲁登堡、洛夫斯东和其他的人都保持沉默。但是，福斯特却温和地表示，他正在对芝加哥的经验和由此产生的整个政策方针进行重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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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福斯特告诉我，他对整个形势十分担心，佩帕尔显然打算虚张声势到底，并且使恶劣局面更为恶化，这使他尤其担心。他认为我们在工会中的一切阵地都有崩溃的危险。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把事态的新转折和他在党内的地位联系起来。我讲不清他是否这样明白说过，但是，我想，福斯特是到这个时候才从根本上决定要把全部精力投人党内并且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同佩帕尔决一雌雄的。
在这个时候以前，他的工作只局限于工会教育同盟，并且还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党员；虽然他曾经清楚地表示了他同情哪一方面，但是，他并没有参加争取党的合法化的内部斗争，可是，在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中和他最接近的一些人，首先是白劳德，都已经积极地参加了党内斗争。
我想，福斯特原来的计划并不打算公开与党站在一起，而只是想做一个突出的群众领袖，在广泛的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并且在他提出的条件下取得党的全面支持。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说：“德布斯从来不肯把时间花在内部会议上。他把自己的威信建立在群众当中。而党内政治家们在内部会议上作出决定之后，却必须首先探询德布斯对这些决定的意见，然后才能把决定付诸实施。”
在1923年，我们党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福斯特已经明白，在临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党巳经控制了一切，然而，如果他真的想要控制工会工作，并且使这一工作不超出视实主义的界限的话，他就必须大大插一手来控制党本身。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经下定了决心，要把他的工作重心从工会教育同盟转向党，但是，不久以后，他正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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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新的派别营垒开始形成，于是争夺“党内控制权”的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持续了六年之久，有许多后果是原来策动这场斗争的人所没有预见到和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至于谈到我，我肯定地认为一场真正的派别斗争已经临近。我毫不迟疑地着手在党内寻求支持。当时，我认为，并且现在还认为，我的方针同我在1919年全国左翼会议上采取的、后来始终坚持不变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我认为，光是把党合法化，并且使它摆脱自找的地下孤立状态是不够的。如果要使党成为劳工运动中和美国总的生活中的一个因素的话，还必须同时使党“美国化”，和“工会化”，党必须承认现实，并且使自己适应现实的需要。党必须不仅在一般党员中，而且也在领导机关中实行无产阶级化。一个党的领导机构如果被（原书如此，根据文意应该是“对”——校者注）一些对劳工运动一无所知，并且在美国现实中毫无根基的“知识分子”操纵，那就只能把党，用美国激进运动的一句老实话来说，从一次冒险引导到另一次冒险，直到运动沦为一无所有时为止。尤其是，党需要一批在自然淘汰的严酷过程中经过考验的土生土长的本国领袖人物。
简而言之，这一切只不过是说：佩帕尔的独裁统治必须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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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遵循这些路线进行斗争，并没有在提纲和决议中把我们的纲领写成成文的形式。提纲和决议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很多，甚至是太多了，但是它们合在一起，也抵不上我们开头的非正式纲领的一半。这个纲领就是我们长期斗争所真正争取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求把党的总部从本身就是一个孤岛的纽约迁移到美国无产阶级中心芝加哥。这一要求并不只是住所爱好方面的一种怪癖。它象征着美国无产阶级工会的方向，在党内也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佩帕尔的多数派不久就对我们的要求让步，同意把党的总部迁到芝加哥去——可是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同意，我却始终不知道——在1923年初秋，我们就开始动身了。党的全国中心设在芝加哥前后有四年之久。在离开组织之前，我曾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在那里筑起了一些政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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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农工党七月代表大会上的得不偿失的胜利所引起的失望情绪，以及在各方面进行独裁活动的佩帕尔领导所引起的不满情绪，比党内多数派所知道的要广泛得多。他们不但对劳动运动的现实判断错误，而且还错误地自鸣得意地以为他们在党内已极稳如泰山了。
从一开始，在同党内各个不同方面的许多著名人物的广泛交谈中，我就已经明白，如果斗争公开了，我们就会得到有力可靠的支持。我必须承认，我帮助了事物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我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宣传家，始终反对党的政策的自流倾向，特别是反对党内的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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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这条战线上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我首先希望获致的成就，就是和犹太分部的领导人结成同盟。党内这一部门的领导本身就分裂成两个派别。一派以毕特尔曼为首，他代表了创始时期的共产党人；另一派以欧尔金为首，他代表了1921年12月工人党建立时由于和工人理事会一派合并而吸收进党的一股相当大的力量。这两派人为了控制一家犹太日报《自由报》几乎天天斗争不已，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
为了形成党内的新营垒，我曾经争取这两派人的支持，并且没有遇到任何困准就获得了成功。在我同毕特尔曼首次进行广泛的谈话时，他对我们的目的表示完全赞同，从此以后，在后来斗争的整个发展中，他一直是重要的参加者。
欧尔金和他的同伴们因为我在建立工人党时竭力主张吸收他们参加，后来又竭力主张取消地下党，因此对我特别感激。他么从来没有参加过地下党，对地下党的秘密“控制”深感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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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犹太领袖们的同盟有稳妥的基础。我们这场新的斗争要争取“美国化”，争取直言无讳的无产阶级的、工会的、中西部的方向，争取由在美国本国出生的人担任领导。而犹太领袖却全都是纽约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这样一场新斗争却要从同犹太领袖的同盟来开始，似乎是不协调的。但是，这在生活中却不像在铅印文章中看来那样矛盾。
犹太共产党人受美国生活同化的程度，比起其他任何外国语言分部派的人要深得多，他们对于由真正的美国人担任领导的决定性意义有着一种更为现实的认识。他们希望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美国运动的一部分，而不希望仅仅做纽约人和外国出生的共产党人所组成的无价值的集团的领袖。我想，这是他们和我们结成同盟的主要动机，就他们而论，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确的动机。
而且，他们之所以迅速同意结盟，主观上可能是由于他们自己对佩帕尔领导有一些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自己内部的猛烈的狗打架式的派别斗争曾经多次提到政治委员会去。希望征服更多新世界的佩帕尔给派别斗争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却只使双方都更加恼怒。佩帕尔企图“接管”犹太分部和《自由报》 。他指派了一个政治委员会的“政委”去监督那家报纸。政委的任务是创建第三派——佩帕尔派，把另外两个互相厮杀的派别中的少数投降者收容进来，而把其余的人一脚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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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去从事这项艰巨任务的是吉特劳，而这项任务是任何一个有现实感的党内政治家即使手拿一根十呎长的竿子也不敢去碰一碰的。他的运气也不好，他过去进行过反对取消地下党的倒霉的斗争，因此，两边的主要领袖都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除此之外，吉特劳对意第绪语一窍不通，而且根本没有资格在这个领域内当一个作家。后一情况特别引起《自由报》工作人员的恼怒。他们都是第一流的作家，有理由为他们在这方面的特殊资格感到得意。
毕特尔曼和欧尔金两派继续着他们自己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但是，在和我们结盟之后，他们就使自己的斗争服从于争取改变党内领导机构的更为广泛的斗争了。
在福斯特和我这方面，这个联盟没有什么真正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并不需要在我们的基本目标方面作什么让步，因为这些目标都得到犹太领袖的全力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反对知识分子把持党的领导的态度并没有发展成为“反知识分子主义”，也没有发展成为想要在领导成员中排斥知识分子的神经病。
当时，福斯特只认识一些工会方面的人物，很少认识党内的其他许多重要人物。他在斗争的最初阶段，把同这些人打交道的事情都交给我。他对我的工作成绩感到十分满意，由于确信在党的干部中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他的勇气也更大了，在总部迁到芝加哥以后，他就在政治委员会中采取了更为坚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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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并没有马上公开。正像在派别斗争的最初阶段中所常见的情形一样，政治委员会中的摩擦和冲突先是酝酿了几个月，然后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爆发起来，接着又平息下去。也有人试图把裂痕弥缝起来，也有过双方互让的妥协，可是，每一次，只要“联合农工党”的老问题提到会议上来，我们之间就会发生猛烈的冲突。而后，在下一次会议上，又会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协议方式迅速处理另外一些事务。我记得，佩帕尔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只要‘联合’问题不出现在议程上，我们就可以和和平平地开会，这难道不奇怪吗？”
在预定的代表大会以前一个月左右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政治委员会中的两派分别提出了提案。但是，在全体会议上经过了有时极为热烈的讨论以后，大家商定了一个折衷方案，决定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共同提案。究竟两个提案有什么不同，我们最后商定的共同提案的内容又是怎样，现在我都记不清了。我也没有兴趣查对旧的档案和证实它的细节。反正，这也没有什么真正重要之处。
真正的冲突是两派在党的控制问题上的冲突，它们在对待党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不仅仅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也不仅仅在这一时候或另一时候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整个路线，整个方向，以及在一个长时期内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双方就当时的某些单独的政治问题分别提出的提案，不能充分证明这个基本冲突，双方一致通过的折衷性决议也消除不了这个基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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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3年的代表大会的逼近，在纽约和芝加哥的党员大会上爆发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这个斗争甚至还蔓延到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区代表大会中去。在代表大会以前的时期里，我看见佩帕尔在最艰难的逆境里表现了他个人的魄力和胆量，这件事一道令我异常钦佩——虽然可以说，我们在党内是处在敌对的营垒中。
他在美国是非法的，对他来说，在任何公开场合出现，或者让太多的人认识和认出，都是危险的。而且他的英语大约才学了一年。尽管这样，在芝加哥一次紧张的全体党员大会上——在这次大会上，斗争真正爆发了，我们集中猛烈火力攻击他的统治——他事前未经宣布就出现在会上，并且对我们进行了还击。在一群激动得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满怀敌意的群众面前，他起来发言，并且同我们进行辩论——用英语——而他的发言还成为会上他的一方的主要发言。这真是一次精彩表演，不过还是失败了。
在查明福斯特一坎农反对派已经拥有超过二比一的多数以后，他又参加了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这次秘密会议是应他的请求而特地安排的。他参加这次会议是为了拼命扭转局面。他的讲话有力而又动听。我记得当时福斯特又钦佩又愤恨地——福斯特真的憎恨佩帕尔——对我说：“这个人讲话的时候房子都在摇晃。”
但是，佩帕尔这次英雄般的努力丝毫也没有起作用。在代表大会的斗争过程中，一个新的多数派队伍得到了巩固。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人员，让福斯特一坎农联盟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了压倒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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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和佩帕尔的纠纷还没有了结。佩帕尔分子不甘心失败。他们似乎觉得，别人靠了一时的侥幸，用欺骗的办法夺去了他们理应享有的党内控制权。另一方面，多数派则深信，公道实现了，并且决心把它保持到底。领导机构中的两个派别，以前是靠了双方关键性人物的非正式谅解团结在一起的，现在巩固了起来，开始发展成为团结一致的，有明确的组织和纪律的小组织。这些小组织渐渐扩展到党的队伍中去，最后几乎包括了每个支部的每一个党员。他俩每个人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我们双方的营垒注定要展开为时六年的斗争——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料想到斗争会拖这样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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