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领导的改组（1954年5月19日）

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领导的改组

（1954年5月19日）

　　问题3B——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领导的改组。
　　1922年8月间，警察袭击了在布里奇曼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件事在当时似乎证明过左派集团（“笨伯会议”）所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政治条件还不能使一个合法的共产党存在，必须保持地下共产党的一切职能。虽然我自己没有亲耳听到，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鲁登堡对警察袭击会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宣布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并且要放弃在当时争取党合法化的计划。
　　然而，事实证明，布里奇曼代表大会所遭受的袭击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或许甚至只是一桩意外事件，或者也可以说是哈定的司法部长道尔提转移人们视线的一种手段。这和美国国内要求不要对激进分子进行猛烈迫害的普遍情绪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迫害成了威尔逊第二次执政时期的特点，但是1922年秋天的大选就表明存在着一种走向开明的趋势。这种趋势进一步为形势所证实。当时，工人党被允许扩大它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当局并不加任何干涉，而且，福斯特领导下的工会教育同盟也开展了规模广泛的公开活动。
　　这两个因素——工人党和工会教育同盟两者活动的扩大——更加促进了党走向美国化和它的一切活动合法化的趋势。共产党本身（地下的“非法”组织）除了“控制”由其它组织进行的合法工作之外并没有别的事可干。它并没有自己的真正职能。
　　同时，共产国际紧接着在布里奇曼代表大会之后所作出的赞成党取得合法地位的决议拒绝了“原则上处于地下”的理论；并且击败了以这一错误理论为基础的过左派集团。这一失败事业的领导人——卡特菲尔德、华根纳赫特、米诺尔、阿姆特、吉特劳等人——从此威信扫地。由于事实证明他们对美国政治形势判断错误，由于共产国际拒绝他们的错误理论，他们作为政治领袖的权威从此一落千丈。
　　另一方面，由于“取消派”起着最突出的作用的工人党和工会教育同盟的合法工作不断发展和扩大，加上共产国际又决定支持他们，在党员眼中，取消派领导人的威信提高了。
　　我认为，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次像解决这场冲突时那样，一个派别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那样完全和彻底的胜利，而它的对手却遭受到那样屈辱的失败。
　　在通常情况下，按照逻辑来说，这场长期斗争的结果应该导向一个扩大了而又有权威的领导集团的巩固，这个领导集团包括在胜利的斗争中起过最突出的作用并且为促成胜利一起进行工作的那些人。这一新的联合领导集团的必要组成成分是：
　　（1）洛夫斯东一坎农联盟（加上伟恩斯东和毕特尔曼）。在建立工人党并且把它发展成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活动和宣传的主要媒介的内部斗争中，这个集团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整个的责任实际上都落到他们身上。
　　（2）鲁登堡。他在1922年春天才从监狱中出来，并且担任了工人党的全国书记。由于受监禁的结果，由于他大力展开共产党的合法活动，他的重要性和威信都大大提高了。
　　（3）福斯特。他在1921年参加了党，并且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党的工会活动。
　　大体上来说，从长远来说，形势是这样发展的。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在真正的自然淘汰过程中取得全国领导的决定性职位的，但是，他们命定不能作为统一的整体而长期合作。一种“人为”的因素破坏了均势，在新的联合领导集团还没有得到良好的机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因素就起了使它土崩瓦解的决定性作用。
　　这种人为的因素来自约翰·佩帕尔。他在1922年秋天才头一次来到这个国家，不久就像法院派去接管一个破产的公司的委托人那样专横独断地管理起党的事务来。他碰到的唯一麻烦就是这个公司一点也没有破产，委托人行使职权时遭到了反对和反抗，使他作威作福的任期大大缩短。可是，在他当权的时候，他的确像旋转木马一般使每个人都感到天旋地转。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说佩帕尔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情况具是这样吗？佩帕尔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其正身份是什么？如果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话，他又有什么样的权威呢？
　　说起来也许令人感到奇怪，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完全弄清楚。至少，我个人就从来都没有确实了解清楚；直到如今，没有一个人对我解释过。我想，在美国党里，任何人都没有真正明白这件事。共产国际在1922年夏天和秋天正式派驻美国党的代表是波兰人瓦列茨基。佩帕尔大约是在同一个时间来到这里的。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当时匈牙利共产党失败了。在流亡到美国的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着猖狂的派系斗争。为击破这种派系斗争曾采取了若干措施。派佩帕尔到美国就是这种措施之一。他的任务是在美国党的匈牙利分部的执行局中工作。
　　据我所知，他所有的正式任命就是如此。可是，佩帕尔，一个耍阴谋权术的高级专家，从来就不受束缚凡人的形式规章的限制。他工作效能高。他是一个地道的欧洲人，浑身浸透了欧洲大陆政治新闻记者的世故和技能。但是，一旦需要迅速处理工作并且设法避开自然障碍的时侯，他比任何一个我所认识和听说过的手腕高妙和善于抄近路的人都更具有美国人的特色，而且在很多领域中都是如此。
　　在佩帕尔在美国党内活动的头六七个月中，我担任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在国内。他开始的时候是在共产党匈牙利分部的执行局和编辑委员会工作，不久就接管了那里的全盘工作。有人告诉我，他和博里斯·莱恩斯坦一道，给瓦列茨基做助手一类的工作，并没有要求别人承认他自己的任何权威。在这两个职位上，他很快就熟悉了派系斗争和从事这一斗争的领导人物。就从这样一个小小的立足点开始，他迅速地打进了漩涡的中心；使自己被选或补选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面去；当我大约在1923年2月l日回国的时候，他似乎已经什么事都在管，一切事都得由他决定，包括那些讨他喜欢和不讨他喜欢的人的地位和命运在内。
　　他办事像闪电一样地快。他第一手惊人的奇技是抓住共产国际的决定，成为这一决定的最活跃和叫得最凶的解释人——而当时，那些在共产国际中为这个决定斗争的代表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国内作报告呢。他接着领导了取消地下党的斗争，并且马上就把一切都办完了。他成了中央委员会派去向无数党员大会和地下党代表团体作报告的人，听说，他先讲德语，由鲁登堡当翻译。（不久以后他就学会用英语演讲，可是在讲这种新学会的语言的时候，他讲得比那些除了英语就不会讲其他语言的人还要快，还要吵嚷得厉害。）
　　据我所知，在那些手足无措而情绪低落的过左派分子得到坏消息的会议上，他从来没有自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但是，我毫不怀疑，他总是设法让人们得到这种印象。他毫不隐瞒他是“从莫斯科来的”，这就足以给他披上一件伪造权威的外衣。
　　他是一个能够说得天花乱坠的演说家，他把他在这方面的出众的天才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他的方法和计划是把过左派顺导人中比较顽强和比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挑选出来，毁掉他们的政治生命，而对那些软弱的投降分子则予以恢复名誉和给予恩宠。比如，卡特菲尔德，虽然有宗派主义思想，然而，他却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性格和无法腐蚀的正直感，对运动有过不少贡献，可是事实上却被佩帕尔毁掉了。在他的突袭中还有其他的受害者。以前的派系斗争虽然已经够凶了，可是，“杀害”反对者，“杀害”似乎碍手碍脚的人的勾当却是到佩帕尔手上才真正开始的。
　　大多数取消派的领袖都参与了佩帕尔的这场野蛮把戏，好像是要消灭异己，为他们的垄断领导扫清道路似的。而佩帕尔在战略上却另有打算。最出名的取消派分子都被安置到了徒有虚名的领导职位上，不过要捆上一根线，牵线的就是具有独立的个人影响和一群狂热的党羽的佩帕尔。这根线说得更恰当些，应该叫做绞索。
　　佩帕尔给所有投降的失败了的地下派分子以及回到党内来的分裂派过左派分子恢复了名誉，并且把他们纠合成为一个唯命是从的集团，因为这班人的政治生存全要靠他推持。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佩帕尔曾经拥有一个未经公开宣布的他自己的派别。这个派别使他拥有了一切人都必须承认的力量。他就利用这个由个人追随者和依附者组成的派别，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来同鲁登堡、福斯特和洛夫斯东等比较强的独立领导人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