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谈劳工党政策（1955年3月17日）

再谈谈劳工党政策

（1955年3月17日）

　　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来不容争辩地证明，对在美国组成一个劳工党采取积极态度的倡议是从莫斯科来的。至于共产国际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作出这一决定的，美国党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又是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具体步骤的，可就不容易弄清楚了。我自己的回忆就很不清楚。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关于这一问题是直到1922年底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才作出明确决定的。我想1924年11月26日《工人日报》上发表的福斯特一坎农集团的声明就是指的在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在莫斯科进行的讨论，而并不是指更早的讨论。这一声明的大意说，所以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主要是靠了我们的代表所提供的报告”。
　　很可能是1922年年初去莫斯科的美国代表团——贝达特和卡特菲尔德——曾在1922年2、3月间在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由于这次讨论曾发出过某种指示。但是我已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我也记不得美国党在1922年5月曾就组织劳工党的问题发表过声明。只记得在我于5月中旬动身去莫斯科以前，对这个主张有过一般的讨论，并且“在原则上”得到了一般的同情，但是井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来加以实施。但是你现在唤起了我的记忆，我可以说，你猜测进步政治行动会议（CPPA）在1922年2月举行的会议刺激党采取了第一步行动，很可能是正确的我还韶得曾就这个问题同洛夫斯东有过一次由他发端的谈话。照当时党的标准来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右翼分子”，都在为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打破它的孤立而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这很可能是他所以首先找我的原因。
　　洛夫斯东说党应当毅设法打进进步政治行动会议运动里去。我对这个主意是抱同情的，不过在他提出来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记不起在我动身去莫斯科以前曾做过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是把这个问题的演变过程一步步回忆起来以后，也许可以有把握地猜测，洛夫斯东在我走了以后还在积极鼓吹他的主张，而由于他的坚持，才首先有了1922年6月24日发表在《工人》上的关于劳工党问题的积极的声明，后来又有了派鲁登堡出席1922年12月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在克利夫兰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洛夫斯东是首先提出接近进步政治行动会议运动的积极建靛议者，这一建议，在一系列情况的交错影响之下，导致了1923年7月的芝加哥农工党大会，那个大会是由工人党和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费兹帕特里克领导集团联合举行的。

※　　　　　※　　　　　※

　　虽然如此，必须记住，在这个时候，佩帕尔已成了美共党内的一个有力因素了（这是怎么样一个因素啊！) ——而且他毫无疑问是以后有关劳工党问题的一切试验和一切冒险的主要动力。当他一出现以后，建议和决定就源源而来，而事情也确实动了起来。我现在记起在1922年年底或者下一年年初的时候，在他在我国还没有声名狼藉的时候，他曾写过一本关于在美国组织劳工党问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1923年曾广泛散发，来证明党的态度。
　　我在莫斯科住了很久，回国以后又作了好几个月的旅行，在这段时期内，我一直是这些事情的局外人。因此，我并没有道接参加作出任何决定，但是我还是同它们有关系的，因为我对每一步向外发展的行动都抱有总的同情。甚至冒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也在所不惜。我必须承认，我在当时对这种错误是还不太敏感的。
　　我记不起劳工党的问题曾成为取消派和过左派之间争论的一个特殊问题。但是取消派有着要扩大党的活动的更积极的主张，而且毫无疑问是一切具体行动的发起者，即使过左派并不专门反对他们的话也是如此。到1923年年中，左派的“笨伯会议”已经被打破了，剩下的几个桀骜不驯的人所形成的反对派已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就我所知，所有的取消派都是同意导致了7月3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大会的各项决定的。一直到7月3日的灾祸以后，他们自己的队伍内部的分歧才开始严重化而且明显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