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农：《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绪言—

绪言——头十年透视

一

　　共产党按其今天的情况来说无疑是美国激进运动史上最孤立无援的一个政党；而且不欢迎他们的绝不只是因为进行冷战而竭力迫害他们的反动统治集团。共产党还受到工人的轻视和唾弃，而且不仅仅限于无知的和落后的工人。比较进步的工人对于任何受到统治势力迫害的政党或团体一向是给予声援的。可是，共产党在遭受迫害时，甚至得不到比较进步的工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共产党在其后期的发展中写下了一部始终是进行无耻叛卖和说谎欺骗的历史，因此很少有人能够相信它以前是另外一个样子。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斯大林主义，起了很有力的作用，使得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其草创时期的光荣记录湮没无闻。

　　尽管如此，共产党事实上还是写下过这样一章历史的。新的一代的年青战斗者应该知道这一章历史，而且把这一章历史视为自己的历史。这一章历史是属于他们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六年，1918-1923年，是一个英雄时期，我国所有未来的革命运动都将是它的直系后裔。这是无法避免的。任何革命家如果否认它就等于否认自己的祖先。这是他出身的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就不会有他。

　　共产党并不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它的本性和颜色的。在它的纯洁的早期和腐败的后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这个一度是革命的组织蜕化成了反面的东西。这个过渡阶段开始于二十年代后半期，它正是本书要研究的时期。

　　美国共产党在这个关系重大的时期开始退化并不是偶然的事。它的退化有着深刻的原因，必须全面地来加以考虑。为复兴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而在1928年开始的斗争也是如此。

　　共产党企图影响的一系列复杂的外部因素反过来对党也发生了作用，最后决定了它的命运。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遇到了国内外形势所造成的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国内外影响占支配地位。党的领导人的行动不能不同他们的具体环境与时间有一定关系。只有从这个现点出发，我们才能了解共产党倒退的转化。否则就只是恶意的谩骂或一味的辩护，除了造成一团疑云之外，不解决任何问题。

二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的历史显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概括如下：

　　从1917 到1919年，社会党左翼——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力量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的活动主要受到国际事件和影响的支配。两个“外部”因素，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所造成的问题加深了美国社会党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歧，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对这些问题的理论上的提法使得左翼有了它的纲领。

　　这一时期的派系斗争是在明确的政治原则界线上进行的。在斗争初期，左翼是个理论上彷徨不定、成份上有些庞杂的少数派，现在有了布尔什维克的伟大思想的武装，就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整个左翼在一些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同社会党原来的领导集团发生了冲突，这些问题在大战和俄国革命中受到了考验。

　　撇开左翼领导人的一切错误和偏差、在斗争中造成的个人怨仇等等不谈，他们同社会党原来的领导集团之间的原则界线是划得很清楚的。1919年的分裂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正式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次分裂是从最广义和最明确的意义上来说的国际原则问题上的一次分裂。

三

　　从1920 到1923年这一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在同右翼社会党人分裂以后，左翼自己队伍中又产生了各种意见分歧，派系斗争所牵涉的已是另一些问题。国内问题的考虑支配了这个时期年极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

　　这个时期发生争论的一些大问题——党的美国化、合法化、工会工作、劳工党、领导工作——都是具体的美国问题。内部争论的都不是原则问题——因为各派系都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都表示忠于共产国际——而是策略问题。

　　尽管如此，那个时期的分歧的政治性质仍旧很清楚地超出于个人对立和争权夺利等等一切次要问题之上。国际因素——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是以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良师益友的姿态出现的。美国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本国的领导，进行了自己的战斗，而不是像上一个时期那样，筒单地在美国场地上反映和重演国际斗争。

四

　　1924年到1928年是美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进步和退化的重大分界线。

　　在这个时期以前，整个来说，国内条件有利于一个革命政党的巩固，即使这个党是个小党，而且这个过程也由于俄国革命的伟大鼓舞和共产国际在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的善意干预而得到很大的帮助。像所有其他的政党一样，党是在内部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斗争已成历史事实，它们所牵涉到的问题现在回顾起来是尖锐的和明确的。在早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有政治意义的，是很容易理解的。历史本身就可证明。

　　党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的发展，对于一个企图弄清楚这个时期的正式纪录的研究者来说，一定是个谜，因为这个时期的情况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受到了一部分的歪曲，而在后来的记述中又受到进一步的更曲。在这些年中，各派系在国内政策上的真正分歧实际上已经缩小，他们往往能够在共同的决议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派系斗争之激烈却有增无减。

　　反正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党开始像一具无法控制的机器似的乱转起来。早期暂时结成的派系之间的内部斗争是有一定目的的，是能够予以解释的，尽管参加斗争的人有种种错误和缺点，这种斗争仍然推动党向前发展。现在这种斗争却让位给一种固定化的派系所进行的“权力斗争”了，这些派系为了压倒别人或保全自己而进行了一种政治帮会斗争形式的盲目斗争。最初是为了共产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人开始丧失了他们的目标。派系斗争那时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如今却成了目的本身。忠于共产主义和忠于党的精神逐步地、不知不党地让位于忠于派系的精神。在这种疯狂的斗争中是不可能有胜利者的，这场斗争终于以分裂成为三个方面和一个新的开始作为收场，这是当时的参加者所没有想到的。

五

　　是什么事情使得机器失去控制的呢？问题就在这里。关于这个多事之秋发生的不体面的争吵和丑闻有很多说法，这些说法不论是其是假，都没有解决根本原因问题，都只是绘声绘影，并不能证明问题，不折不扣应归入流言蜚语一类。

　　这种流言蜚语把这个时期的各项事件的个别当事人说成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这未免有点过奖——也可以说有些过责。党的领导人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造成的环境中活动的。他们的行动比起对他们发生作用的因素来说要次要得多。当然，他们是共产党人，献身于一个伟大的事业。仅仅这个事实，就使他们比他们同代中那些毫无大志的人优越。但是他们不是神仙也不是魔鬼，他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创造历史。他们甚至不能够坚持自己原来的打算。

　　共产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历史也是不同的人们的历史，即使姓名没有换，可是人已经变了。在考察早期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人物看成是当时的人物，而不是看成是由于时间的消逝和种种的压力后来发生了变化的人物。本书所涉及的这个共产党历史时期是一个多变的时代——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在领导这个党的人们之间。

　　为了要了解他们的变化，必须认识到当时整个世界的情况和这种情况对他们的影响。像他们以前的许多人物和以后的许多人物一样，他们本来是决心要改造世界的，结果却不知不觉地被世界所改造了。他们的用意是好的（当然也可能也有一些例外）。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对他们发生影响的力量，这是他们毁灭的原因。

　　这就使得当时比他们的意志更为有力的国内外形势中的客观因案更加容易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变成——起初是不自觉的——一种过程的工具，这种过程与他们原来的设想是背道而驰的，并且最后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经过不同途径堕落成为叛徒。

六

　　前共产党人一面忏悔他们年青时代理想主义的错误和激烈的行动，一面——同没有这种特殊荣誉的其他人一起，把本国左翼运动所遇到的一切罪恶和不幸都归咎于通过共产国际实行的“莫斯科控制”，这种做法很久以来就成为一种时尚了。这种指责的含意是，要是美国激进运动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摒弃外部世界的“外来影响”，它本来会是一帆风顺的。

　　同时，这一派思想——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它——的代表们却自相矛盾地向美帝国主义热烈地推荐一项“天下一家”的国际主义政策。他们终于发现了（为时未免已晚）美帝国主义的优点，其中有些人便充当非正式的倾向，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充当了它的直接的代理人。

　　在斯大林统治下，俄国共产党本身已由于腐敢而陷入保守主义，毫无疑问，共产国际中要它领导的其他共产党也受到了感染。不过这只是一部分的情况。还有其他的影响也在起作用，侵蚀着美国共产党的革命纯洁性。这种影响就存在于国内。仅仅外来的影响，不论来自俄国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足以毁灭美国共产党。

　　事实上，在现代世界中，国际主义一点也不是外来影响。整体同部分并不是无关的。美国，尤其是在1914年以后，就一直是“天下一家”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美国受到其他国家的事件的影响，也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不可能有独立存在于这个国家之外的“国际形势”。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受到国际影响而发生反应的时侯也必然免不了同时受到国内情况的影响。

　　当初产生共产党的偶然因素就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两个方面。它后来每一阶段的发展也是如此。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俄国革命和美国国内激进主义运动的结合的产物。“一切来自俄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俄国革命的思想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才能生根，需要有敏悟的人才能发展它们，就我们所知，俄国革命并没有使得在月球上创建一个共产党。

　　对于美国共产党的产生，国际事件和思想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事件和思想需要人做媒介。从美国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就已经成长的美国的革命家运动提供了这种媒介。

七

　　上述国际的和国内的混合因素，在美国共产党后来逐步退化的过渡时期，同样也交互对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开始于二十年代中期，到二十年代结束时实际上已完成。在这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由于在战后的空前繁荣造成了美国生活的日趋僵硬的保守倾向，这种倾向与同时的俄国国内出现的反动倾向，好像一把使人无从逃脱的箝子一般从两个方面夹击了襁褓中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个时期里，反动的俄国影响通过共产国际在美国党内造成了绝大的祸害。关于这一点，有很充分的证据。但是，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俄国人身上，把他们当作一种外来的不能控制的势力，仍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反过来也受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影响。这个时期美国的繁荣把欧洲资本主义带到了战后危机和革命高涨后的新的稳定状态，这是在俄国造成退到国内实行改良主义的情绪和促成斯大林主义的兴起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惊人旺盛的精力似乎堵塞了美国国内革命运动的一切前途。随着劳工激进运动浪潮由于日益繁荣的景气而退落，党开始在各方面遇到了困难。

　　佩帕尔冒险主义的一切欺诈计划，一切虚张声势和自欺欺人的“政治手段”，都一败涂地。甚至以前踏实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开始逐步丧失。前一时期工会取得了颇为可观的胜利，这时却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实际上已到了溃败的程度，而龚柏斯之流的“反共迫害”却在工会运动中横行无阻。党在1924年总统竞选中得票之少极其有力地证明了党的孤立。

　　当初使得党的领导人雄心勃勃地要通过一系列的强行军在短期内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美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光明前景，到了党在1924年竞选运动后收拾残局时已逐渐消失。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这个时候，党应该根据根本理论来重新研究它的前景，准备坚守；党应该认识国内新的不利的形势，但是也不要把这种形势看成是永久不变的。当时，党需要进行一次认真的理论上的教育工作，需要一个历史的观点，以此为基础来满怀信心地进行耐心的工作，为将来进行准备。但是党却没有这样做。

　　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它为革命的政党所带来的无限机会已经快要出现了，但是党的领导人没有看见。他们口头上虽然谈到了这个危机，那完全不过是出于旧习惯罢了，在实际上他们却开始怀疑起来。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党的退化过程这时肯定地已经开始了，而且退化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当危机最后来临时——相当符合马克思主义预测的日期——党已不是原来的党了。

八

　　当时党需要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像原先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所得到的那种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援助。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共产国际干部的目的确确实实是为了帮助年青的美国共产党人建立一个美国革命的政党。但是现在这种帮助却没有了。因为共产国际本身也跟着俄国党而陷入在各国国内实行改良主义的境地，把所有其他政党都拉了进去。

　　由于国际革命前景的黯淡，由于对于先进国家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能力丧失信心，这就促使苏联在国内退到实行改良主义，希望同世界资本主义达成妥协、同它“共处”，并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满足，这无异表示放弃世界革命的纲领。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由于本身的厌倦和丧失历史观点而接受这一理论，也无异表示它们放弃在本国进行革命的纲领。同时，为了聊以自慰起见，它们也得到了一种代替的纲领。这个纲领使它们在转入改良主义时不失体面，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仍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个“社会主义”不过是在别的国家里而已。

　　不可能再想出更加有效的办法来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丧失革命斗志了。这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同一切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共处”的反列宁主义理论使苏联的官僚机构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保守、反革命势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从革命的机构退化成为苏联的边防军和为它的外交政策服务的压力集团。

　　在这个修正了的新纲领指导下，共产国际对美国党的干预只有加重它在国内的困难形势和增加混乱。

九

　　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受到影响，而这一次，不论国内或国际都是不利的影响。它在这个时期的衰落和退化，正如它的早期的兴起一样，首先必须归咎于国内和国际加在一起的两方面因素，而不能只归咎于国内的或国际的一方面因素。这两个混合因素现在起着有利于保守主义倾向的作用，以千钧重量压倒了仍然处在襁褓阶段的美国共产党。

　　在这些日子里，要在美国做一个积极的革命家，进行孤掌难鸣的宣传，呐喊没有回声的口号，是很困难的。党的领导人倒没有因为在普遍繁荣中分享到的个人利益而腐化，但是他们受到了四周一片冷淡的汪洋大海的间接影响。

　　在这个不幸的时候，“莫斯科的控制”的确起了不利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在一种真空的状态中起作用的。二十年代后期美国生活中的一切条件包围着毫无准备的襁褓中的党，消磨了党内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的斗志，使他们经不起俄国的打击。党变得很容易接受浸透了保守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因为党内干部也不自觉地屈服于他们自己的保守的环境。一些原来的领导人成了斯大林主义者，因此他们把出卖美国工人来为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服务当做职业。也有一些人终于逐步堕落，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桥梁而直接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也有一些人在中途掉了队。这些事情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互相有关的过程。这需要时间。但是一旦这个过程开始了以后，时间就起了无情的作用，使这些人斗志涣散，使他们变成叛徒。

　　我认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草创时期干部的堕落，不论从规模来看，还是从所触发的自我否定以及背叛他们一度拥护的崇高事业这种极端行为来看，都是美国历史中最可耻和最可怕的一章。任何一种社会理想主义的运动都没有遭到过这样道德上的灾难，都没有让它的人材遭到这样的腐蚀。但是仍然必须认识到，除了其深度和规模以外，在这种时间和环境腐蚀人和理想的丑恶景象之中，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总而言之，这就是工人运动历史上一切堕落者的逐步演变的历史，从早期的英国工党改良主义领袖一直到最近变得老于世故和心广体胖起来的产联干部都是如此。前者一度还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属于第一国际的，后者会告诉你，他“过去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自我否定的语句中还有一种羞答答的引以为荣的情绪。

　　对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草创时期领导人的可耻叛变所作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分析，使他们既没有神的荣光——这种荣光他们本来是不配的——也不致于被视为魔鬼，而只是暴露了他们作为在压力之下可能犯错误的人的本色。他们比他们同时代的人表现得好一些，时间也久一些，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屈服于时代压力之下。如果可怜地宣布不再忠于少年时代的伟大理想的行为可以称得上是悲剧的话，这就是他们没落的悲剧。但是，这并无任何种秘之处。

十

　　共产党的退化并没有吞噬它的队伍中所有的人。有一小部分人反抗了斯大林主义而没有向美帝国主义屈服。这也是有其原因的。

　　有些人把多数人的堕落解释为是他们个人的特性和过失的必然结果，或者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是上述少数人却是明显的例外，这使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大惑不解。他们无法说明，为什么有少数的共产党元老既没有变成斯大林的仆从，又没有成为政府的告密者，而仍一如既往，继续在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的领导下为革命纲领而斗争。

　　使得道学派评论家感到特别不解的是，我也是这些人之间的一个，事实上还是始作俑者，而且使他们更加费解的是，我居然在二十五年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个地位。这些喜欢对别人的行为和动机妄加评论的高尚的评论家从来没有忘记指出：在党内一切幕后派系斗争中，我总参与一份，不论在当时或者事后，都从来没有假装超然清高，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提出任何的辩解或作任何的忏悔——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没有说谎。既然这样——他们不免问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托洛茨基遭到彻底失败，被开除出党，而且被放逐到遥远的阿拉木图以后，怎么可能“出来拥护托洛茨基”呢？

　　这个问题的确使这些多管闲事的人很感兴趣，因此对于我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不乏种种猜测。我在阅读政治报刊——这是我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的时候看到，对于我在1928年的反抗共产国际斯大林化一事，有的称之为一个“错误”，有的称之为一个“偶然事件”，有的称之为一个“谜”。不论说是错误也好，偶然事件也好，谜也好，他们不了解的一点是：一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派系斗争者，既然像其他的人一样，都是为了要取胜才进行斗争的，为什么竟然有意识地参与一个“失败了的事业”，而且还坚持到底。

　　关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既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个错误。在我所著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的开头几章中，我已经谈到了我在1928年的行动的事实真相，以及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我当时认为，这些原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当时是，现在也仍旧是共产主义者）的起码责任，因此，是正确的和合乎逻辑的，二十五年的反省，再加上我为了执行这个决定而进行的不断斗争，仍旧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当我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读到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的时候，我就马上——而且永远——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代表着真正的革命纲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除了支持他们以外我还能做什么？他们是一个被打败的、被开除的、被放逐的很小的少数派，这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对于市侩来说，这也许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个一旦认清了原则以后就按原则行事的共产主义者来税，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在1928年决定支持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同共产党内一切派系决裂，并不是我这一方面的突然“转变”；我在1917年决定支持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而抛弃世界产联也是如此。

　　在作这两次决定的时侯，我都仍是我年青时候要做的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家。不论前一情况下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也好，后一情况下的左派反对派的英勇斗争也好，都使我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也是我自己一直所不能弄清楚的东西。这使得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更有力的战士，来为我自己的事业进行斗争，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使我成为另外一个人。它们并没有“转变”我为革命派，我本来就是个革命派。

十一

　　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在这里，在叙述了共产党退化的根本原因之后，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反抗的和新开端的创始者和组织者来自、而且不得不来自那个其大多数已屈服于外来压力的党，因此，为什么目前和将来的革命运动必须承认这个党是它们的祖先。

　　客观环境是有力的，但是并不是全能的。在正常的情况下，现状往往会强使人从俗随流，但是这一法则并不是自动生效的，也不是普遍有效的。否则就不会有反叛者和持异议者了，也不会有进行社会变革的人的因素了，世界也就不会有进步了。

　　例外的人是存在的；而这些例外的人在大多数人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之前很久就成了革命者。这种例外的人是有历史觉悟的分子，是组成先锋队党的阶级中的先锋。做革命者和参加革命政党的行动是一种反抗当时客观环境的自觉行动，是要改变这种客观环境的意志的表现。

　　但是革命者在反抗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努力改变这种环境的时候，仍旧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仍然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压力。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机的不利转折和预期中的革命的推延，加上日常单调的生活所造成的疲塌情绪和丧失远见的情况，往往会使革命政党的干部也趋于保守、为他们的退化准备了条件。

　　根据长期的历史经验，可以归纳出一种规律：反抗社会环境和组织政党来领导一场革命的革命干部，如果革命推迟太久的话，可能在同一环境的不断影响和压力下退化。

　　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原来的领导人本来是马克思直接教诲的门生。这种情况在俄国共产党中也发生了，他们的领导人本来都亲聆过列宁的教导。在俄国人的大力推动下，这种情况在美国共产党内又发生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缺乏有系统的理论修养，又不得不在世界上最富饶和最保守的国家所造成的最不利社会环境中进行活动。

十二

　　但是这个历史经验又表明，这个规律也有例外。譬如一些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仍旧忠于这个旗帜的革命者。革命的政党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的适用性是延续不断的，一百年来一直是如此。创造了革命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比它所创造的政党更加有力量，决不会因为这些政党的没落而丧失生命力。它总能够在原来的组织之间找到代表来领导重新建党的工作。

　　这些人是承先启后，继承传统的人，是正统理论的保卫者。不受腐蚀的革命者由于形势所迫必须开始组织上的重建工作，他们的任务从来不是宣布新的天启——这种救世主一直不少，但后来都被淘汰得一干二净了——而是要恢复原来的纲领，并且使这个纲领符合新的情况。

　　他们从来没有企图摧毁和抛弃原来的组织的好的经验和成就，而是要将其保存下来，并加以扩大。他们从来不是向真空发出他们最初的号召，也从来没有企图在不明身份不明来历的人之间征募一支莫名其妙的队伍。相反，他们总是在原来的组织中寻求——并且终于找到——新组织的创始干部。

　　这一点的证明是，第二国际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十分可耻地垮台了，但它还是从自己的队伍中为新党和新国际提供了力量。有些社会主义者仍忠于社会主义；并不是人人都叛变投降了。首先，在俄国党里，在德国党里，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党里，出现了不受腐蚀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仍忠心耿耿，起来反对原来组织的退化，开始建立新的组织。甚至第二国际的丑恶产物、根本谈不上是个党的美国社会党，也提供了一批在这些光荣的队伍中值得一提的干部。

　　在共产国际中，同样的事情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了，而且是根据同样的规律，有着同样的例外。俄国党以及共产国际所有其他党（包括美国党）的领导干部的退化，同第二国际的退化情况相同，所以根本原因也是一样的。俄国党和共产国际所有其他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背叛了纲领。

　　但是并不是全都如此，原来的组织再一次从自己的队伍中提供了力量，开始为恢复原来的纲领而坚决斗争。俄国党再一次提供了领导人，共产国际的所有其他党再一次提供了得力的干部。美国共产党尽管有理论欠缺和经验不足的一切不利条件，尽管有年轻幼稚而又未老先衰的一切缺点，也还是为新的斗争和新的开端提供了一些未受腐蚀的共产主义者。

十三

　　有人认为目前和未来的革命政党的这种起源是一个“谜”，是一种“偶然事件”，他们不明白高举原来旗帜的人怎么可能来自我们在这里加以无情揭露的二十年代后期的共产党，对于这样的人，应该向他们反问另外一个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来自何处？

　　要进行复兴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的人，必须能够了解这项任务的责任和风险，必须有过去的经历足以承当这样的责任和风险。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结束的时候，在它的队伍之外，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这种人呢？

　　在社会党或世界产盟中当然找不到，更不用提社会劳工党和目空一切的空谈家组成的无产者党了。到1928年的时候，这些组织已是不能发芽的空壳，一点革命的胚胎都没有了。

　　1928年，当伟大的斗争开始的时候，所有有组织的革命者——那就是说，所有表示忠于社会主义和愿意为社会主义努力的人——都组织在共产党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在1928年的时候．在美国的所有政党之外，可能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理论修养，以及在智力和性格方面的条件，比那些从共产党内激烈派系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导这场新斗争的人，还要好一些。我不能否认这种可能，因为我无法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如果具有这样人的话，他们就是一直在隐居中，而且直到今天还没有线索可以找到他们的下落。他们没有出来进行斗争，正如他们当初没有出来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工作和斗争一样，而以前的工作和斗争却为新的使命挑选和考验了人材。

　　这些假没的优秀力量没有投身于斗争，正如法国人所说，他们没有“委身”于斗争。因此不能把他们计算在内、在牵涉到责任和风险的时候，回避者是不能计算在内的。斗争必须由在场的、准备参加的人来开始。要是由一些以前不明来历和没有投身于斗争的人——不知来自何处的一些陌生人——来完成这个任务，那才是一个“谜”和一种“偶然情况”。

　　美国的托派创始者，未来胜利的革命政党的创始核心，来自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拥有由于过去的经验能够担当重建工作的人材。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自告奋勇的人，能够承当这个重负和危险，没有其他的人堪当这个荣誉——这绝非什么过赞之词。

十四

　　革命运动首先产生于经济条件，而且其发展成长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经济条件。长期经验证明，经济条件在客观环境改变后也可能制止革命运动的进展，并且把革命运动推回去。阶级斗争双方中的个人所能起的作用是有个最高限度的，因为个人必须在这一总的条件下进行活动。如果你要弄清楚早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如果除了个人的缺点、争吵、偶然情况之外，你还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些东西的话，最好记住这一点。

　　目前美国的政治迫害，虽然产生于这样的一种看法：革命运动是由阴谋家的意志所制造的，因此能够用警察措施来消灭。这种假设在我国共产党头十年的历史中是得不到什么证明的。

　　美国激进主义运动不论是什么派别，在战时和战后时期（1917－1920年）都受到了疯狂的迫害。警备团员袭击激进分子的集会是屡见不鲜的事。几乎所有的著名领导人都被起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逮捕。整船整船的外国出生的激进分子被放逐。成百上千的人遭到监禁。

　　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无畏地面对这一切，但是创始的共产党人是相当勇敢的，历史就是明证。迫害只能减少参加运动的人数，但并不能摧毁运动的基本干部。党在1921年年底从地下转为公开时，斗志昂扬，它的领导在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受到过考验，包括迫害的考验。

　　随着美国经济在1921年危机后的迅速恢复和长期繁荣的开始，政治局势也和缓下来，警察对激进分子的行动实际上也停止下来。但是这并没有帮助革命的政党，一点也没有。相反，它却是这个革命的政党遇到真正困难的开始。

　　繁荣似乎把革命的前景推到遥远的将来了，这较之以前的迫害使党受到更重的打击。迫害虽然使党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是党的干部仍完整无损，充满自信。而繁荣却使干部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迫害使党的躯体受到损害，而二十年代的长期繁荣却扼杀了它的灵魂。

　　在大洋彼岸，同样的根本客观因素——美国繁荣所带来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新稳定——对俄国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派起了同样的影响，并且通过他们，对共产国际起了同样的影响。而保守的共产国际又对美国党产生了严重的退步影响，美国党还没有渡过自己的青春时代就已经开始得了保守主义的衰老病了。

　　党在二十年代后期的历史，必须参照这个背景情况来研究。在这里，对于我们目前的时代，也有一个有益的教训。从全部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美国激进主义运动的衰落主要是由于长期繁荣而不是由于政治迫害，不论有无政治迫害，新的经济危机将为运动的复兴准备条件。

　　我们也可以期望，新的复兴将会得到更多当之无愧的领导人，他们从上代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知道要勇敢地面对不利的时刻而保持清晰的历史观点。这个历史观点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稳定只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现象，美国工人的革命才是真正的现实。